林钟高 唐洁玉

(安徽工业大学，安徽 马鞍山 243002)

一、引言

战略差异度是企业在战略安排和执行上偏离行业标准的程度(Tang et al.，2011)。学术界关注战略差异度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从经营业绩(陈收 等，2014)、融资活动(王化成 等，2017)、分析师行为(刘会芹 等，2018)、审计师决策(Bentley et al.，2012；王百强 等，2017)、盈余管理(叶康涛 等，2015)、税收规避(袁蓉丽 等，2019)以及会计信息质量(Dichev et al.，2013；罗忠莲 等，2018)等方面展开，鲜有学者研究战略差异度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非财务信息(也即非结构化数据)之间的关系。目前来看，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于融资成本效应，充分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企业融资成本，故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Darrough et al.，1990)；另一种观点认为，基于竞争劣势成本效应，竞争对手可能从企业披露的信息中获取有价值的部分并做出对企业不利的行为，因而竞争不激烈的企业缺乏提供高质量信息的动机(Verrecchia，1990)。产品市场竞争如何调节战略差异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研究结论。本文以企业战略差异度为切入点，引入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研究在外部竞争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战略差异度与风险信息披露的相关关系。

本文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从非结构化数据的视角研究企业战略差异与风险信息披露的关系，这既丰富了关于企业战略差异经济后果的研究，为企业战略选择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也为研究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考，有助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改进，为风险会计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本文通过构建内部战略与外部竞争环境的互动机制，将企业战略差异、产品市场竞争与风险提示信息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探究风险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在企业战略差异影响风险提示信息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为产品市场竞争的外部治理效应和非财务性信息披露的改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战略差异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

为了揭示企业战略差异影响风险信息披露的机理与路径，本文从风险承担和信息不对称两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

1.风险承担理论视角

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在战略执行时可供使用的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具有异质性，能够利用有价值的、稀缺的且流动性较弱的资源使其难以被同行业竞争对手模仿，在企业创新中获得较高的预期收益，从而激发其抵御风险的潜力，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潘何哲 等，2020)。一般而言，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会评估方案的适宜性、可接受性和可行性，权衡由战略差异带来的风险与收益。因此风险承担能力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过度的风险承担可能会使企业陷入困境，但企业的成功之路几乎都伴随着风险(Nakano et al.，2012)。

相比数字化的财务信息，文本信息对于一般投资者更具有可理解性和可判断性(姚颐 等，2016)，部分非财务因素比财务因素更早地释放出预警信号(李心丹 等，2008)，风险提示信息的战略选择决策价值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于风险提示信息的披露也是一场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博弈。充分的风险信息披露既符合监管要求，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合规风险和法律风险，也向市场参与者传递出企业的风险状态以及企业应对风险的战略态度，增加了投资者对企业战略决策和战略实现的信心(王雄元 等，2018)。因此，战略差异度大和风险承担水平高的企业会更积极主动地披露风险提示信息。

2.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

第一，从风险信息缓解融资约束的角度看。战略差异度的增加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获取障碍使得企业活动中的潜在风险可能不易被察觉，为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进行私有信息套利提供了条件，不利于维护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利益。风险信息披露可以增加公共信息的供给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程度。充分的风险信息披露可以提升信息的透明度，降低银行风险感知水平，也向投资者传递出企业面临的风险以及对企业发展的乐观态度，从而有利于企业融资(王雄元 等，2019)。

第二，从信息披露带来竞争劣势成本的角度看。过量的信息提供可能会透露出企业的内部私有信息，使企业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增加了因提供信息而产生的成本(马文超 等，2020)。当企业战略差异较小时，行业中有较多的竞争对手和参照对象，此时，风险提示信息如果传递出较强的风险信号，会引起投资者及分析师的注意并与行业参照对象进行对比。而当企业进行研发活动或采取新的发展策略以期获得竞争优势时，上市公司为了保护其私有信息安全，将充分披露已有风险来降低外界对研发前景的预期，从而减少行业中潜在竞争者的追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私有信息及商业秘密的作用。

第三，从管理层职位固守动机的角度看。由于具有控制权收益及潜在的工作转换成本，经理人往往具备较强的职位固守动机(李秉祥 等，2015)，管理层在较强的市场约束下，会尽可能地向资本市场传递出高质量的信息，以降低因企业经营绩效不佳而丧失工作职位的概率和风险。因此，当企业存在较大的战略差异时，为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管理层的防御动机使其在信息披露时更倾向于充分披露出企业风险，以降低其承担的受托责任中的风险，提高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

综上分析，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披露的风险提示信息更多。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1：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年报风险提示信息越多。

(二)产品市场竞争对企业战略差异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调节作用

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可以从治理效应和放任效应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

1.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效应

首先，产品市场竞争促使企业选择适度差异化的战略。第一，根据Porter竞争观提出的“五力分析模型”，企业可通过差异化战略带来竞争优势获取收益。但过度差异化存在内部资源耗散、差异化后期用户需求的提升以及竞争对手模仿的风险。这些潜在风险会使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考虑最佳的战略差异化程度，以在保持现有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达到预期发展目标和获取超额收益。第二，当企业面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时，投资方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往往会减少投资，使得企业的融资受到约束(顾群 等，2014)，这使得企业的投资活动也受到资金约束，因此在战略选择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更加保守与稳健的战略。第三，产品市场竞争可通过破产威胁对高管行为产生影响，约束企业的投资决策，由竞争产生的淘汰效应会使企业主动规避过度投资与无效投资，管理层出于防御动机，会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选择更加稳健且风险较小的战略以降低自身面临的风险。其次，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产品市场竞争通过信息比较、破产威胁与管理层声誉维护提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Giroud et al.(2011)研究发现，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可以产生大量的信息，使得经营者的寻租行为受到限制，并且由于存在着破产风险与雇佣风险等潜在威胁，管理层为维护自身职业发展和声誉会自觉减少代理动机，致力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另外，通过竞争压力的传导，管理层也会提供高质量信息披露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获取外部融资(伊志宏 等，2010)。此时充分的风险信息披露可以提升信息的透明度，降低投资者对未知风险的恐惧，从而增强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能力。

2.产品市场竞争的放任效应

首先，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增加企业战略实施的风险。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会激化企业的战略变革(刘海潮 等，2008)，促使企业进行战略性的创新，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张楠 等，2019)并设置更高的行业壁垒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Dixit，1980)。然而，差异化战略增加了企业的业绩波动性，降低了企业盈利的持续性和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的稳定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其次，产品市场竞争可能会加剧代理问题。Schmidt(1997)研究发现，激烈的竞争会降低盈利水平，使得管理层的积极性降低，并且由于在产品市场份额、产品定价以及行业进入壁垒等方面存在掠夺风险，激烈的竞争环境会激化管理层的短视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姚宏 等，2018)。同时，由于私有成本的存在，企业可能缺乏提供高质量信息披露的动机，信息披露的治理效应相应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因此，由于管理层的效用函数具有复杂性，产品市场竞争可能并未对管理层起到监督和激励作用，反而会引发管理者的偷懒和掠夺行为，使得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情况恶化。

综上分析，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假设2a：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战略差异度对年报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的增强作用越弱，表现为明显的治理效应；

假设2b：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战略差异度对年报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的增强作用越强，表现为明显的放任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1)选取2010年作为样本研究期间起始年份的依据是：由于中国证监会对于风险提示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是从2007年开始选择性实施，在2012年之后多次修订。考虑到管理层任期与制度落实效果滞后等问题，我们选择2010年作为研究样本的起始年份，使得样本数据的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以及研究期间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共计得到10349个样本观察对象。样本的财务数据取自CSMAR数据库，非财务性风险信息数据来自手工搜集的上市公司年报。为避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调整(Winsorize)。

(二)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1.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Risk为风险提示信息。参考罗彪等(2014)的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度量年报中非财务性风险信息的强度。具体做法如下：(1)选取年度报告中“董事会报告”部分(根据年报披露内容和格式的变化，“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也作为选取对象)作为分析对象；(2)在所选取的部分中提取与风险相关的关键词(2)依据《2009中国金融发展报告》《迪博境内上市公司风险库》和2016年国资委颁布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报告》中对风险进行的划分来筛选关键词。所提取的关键词主要包括：风险、危险、危害、损害、困难、危机、困境、短缺、压力、缺陷、萎缩、现金短缺、财务困境、市场萎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利息负担、成本压力、政策调整、流动性风险、生产技术风险、原材料成本风险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出，资料备索。；(3)使用文本分析软件ROSTCM6对整理的年报文本进行分析，量化风险；(4)将每份年报中提取的风险词频字节数除以(1)中所选取的分析对象的字节数，最终得到风险提示信息的标准化度量。

核心解释变量DS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参考叶康涛等(2015)的研究，用企业广告费用、研发支出、期间费用、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更新度和企业财务杠杆六个指标为基础计算战略差异度指标(3)具体指标选取情况为：(1)企业财务杠杆=(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净资产；(2)管理费用投入占比=管理费用/营业收入；(3)固定资产更新度=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原值；(4)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雇员人数；(5)研发投入占比=研发支出/营业收入；(6)广告投入占比=广告费用/营业收入。。计算过程如下：(1)标准化处理上述六个指标，即各个指标与其年度行业均值相减，得到的差与其年度行业标准差相除，再取绝对值；(2)把上一步骤中处理后的指标相加，再计算平均值，最后得到战略差异度指标。此指标值越大，表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越大。

借鉴伊志宏等(2010)的研究，调节变量选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衡量产品市场竞争程度。HHI指数是行业内每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行业总营业收入比值的平方进行累加的结果，从CSMAR数据库中获得。HHI指数越小，表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为方便后续分析，定义DHHI=1-HHI，作为产品市场竞争的替代变量，DHHI值越大，表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

参考其他相关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若干控制变量。

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说明

(续表1)

2.模型设定

为检验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之间的关系及加入产品市场竞争对其产生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2可知，风险提示信息(Risk)的均值为1.071，说明风险提示信息在年报董事会报告部分中占比为1.071%；最小值为0.347，最大值为2.3，标准差为0.387，说明企业间的风险提示信息披露存在一定差距，也说明在年报的董事会报告部分，与风险相关的文字内容已经占有一定比例，且企业和外部信息使用者对年报中的非财务性风险信息投入了一定的关注。其次，战略差异度(DS)的均值为0.641，中位数为0.568，在0.193和1.977之间变动，表明行业内企业间的战略存在显著差异，且企业的战略差异度较大。最后，产品市场竞争(DHHI)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893和0.924，数值整体偏大，说明中国市场上企业面临的竞争较为激烈。此外，VIF检验后得到VIF值均小于4，说明各个变量间基本无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3列(1)和列(2)报告了战略差异度(DS)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的回归结果。

表3 产品市场竞争、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的回归结果

表3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在1%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上市公司战略差异度越大，风险提示信息越多，企业战略偏离行业常规的程度可以体现在年报的非财务信息中，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设1。列(3)和列(4)报告了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产品市场竞争和战略差异度的交乘项(DS×DHHI)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减弱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可以通过发挥其外部治理效应促使企业选择适度差异化的战略以获取竞争优势，并完善内部治理，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得风险信息披露的数量减少，支持了本文假设2a。假设2b不成立的原因可能是：尽管激烈的竞争环境可能会使企业战略过度差异化并产生代理问题，但由于企业的战略与风险管理较好，选择了更加稳健和适度的战略，且竞争对管理层发挥了激励和监督作用，内部治理得到改善，缓解了信息不对称，企业风险降低，应对风险的能力增强。

(三)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在战略差异度影响风险提示信息过程中，可能存在未考虑到的遗漏变量、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互为因果以及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为提高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分别使用两阶段回归(2SLS)、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本文选用战略差异度行业-年度均值作为工具变量，表4列(1)和列(2)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列(3)是使用滞后一期战略差异度(LDS)回归的结果。列(2)中，战略差异度(Instrumented DS)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表2的结论一致。且进行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显示，F值为860.315，P值为0.000，说明基本不存在弱工具变量，这表示在统计上，本文对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列(3)中，滞后一期战略差异度(LDS)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了本文的假设。此外，为了稳健起见，本文使用了对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以及考虑存在异方差情况下更具优势的GMM估计和IGMM估计，如列(4)～(6)的检验结果，与2SLS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续表4)

表5报告了PSM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参考已有研究(仇云杰 等，2016)，为满足倾向得分匹配的检验需要，本文按照战略差异度(DS)的年度行业均值(DSmean)，将战略差异度划分为战略差异度较大组(当DS≥DSmean，FZDS=1)和战略差异度较小组(当DS

表5 PSM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四)稳健性检验

1.固定效应检验

为了排除个体差异的影响，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显著正相关，且交乘项(DS×DHHI)与风险提示信息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2.替代解释变量检验(四维度测量法)

参考叶康涛等(2014)以及王化成等(2017)的做法，去除研发投入占比和广告投入占比以减少度量上可能产生的误差，利用企业财务杠杆、管理费用投入占比、资本密集度、固定资产更新度四个维度重新度量战略差异度指标并记作DS4。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DS4)与风险提示信息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交乘项DS4×DHHI与Risk在10%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3.替代被解释变量检验(TF-IDF算法)

考虑常用词与非常用词可能会对年报中风险信息实际含量的度量造成偏差，在对文本分词后，采用TF-IDF算法进行加权处理，过滤掉一些常用词，重新筛选出所抓取的关键词，计算每份年报中的风险提示信息指标并记作Risk2。结果显示，战略差异度(DS)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2)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交乘项DS×DHHI与Risk2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以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与上文研究结论一致。限于篇幅，上述过程不再报告。

五、进一步分析：作用路径与异质性检验

(一)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的路径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战略差异度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和信息不对称影响风险提示信息。基于此，本文尝试检验企业风险承担和信息不对称是否为战略差异度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路径。

1.风险承担的路径检验

RiskT表示企业风险承担，本文借鉴John et al.(2008)的做法，用企业盈利(ROA)的波动性来度量企业风险承担。具体步骤如下：(1)ROA是企业年度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与当年末资产总额(ASSETS)的比率；(2)对每一企业年度的ROA采用行业均值调整；(3)计算企业在每一观测时段内经行业调整的ROA的标准差。其中，由于管理层的任期一般为三年，所以用三年作为观测年段(即n=3)。

(2)

(3)

2.信息不对称的路径检验

借鉴方军雄(2007)的做法，本文用分析师对企业每股收益预测值的偏差和离散程度对预测偏差(FERR)和预测分歧度(FDISP)进行度量，值越大，表示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其中，AEPS为企业当年的实际每股收益，FEPS是分析师对企业当年每股收益的预测。公式如下：

(4)

(5)

借鉴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建立模型(6)～(8)。通过对以下三个模型进行依次检验，验证企业风险承担和信息不对称是否为战略差异度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中介渠道，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Risk=α0+α1DS+α2Control+ε1

(6)

RiskT(FERR、FDISP)=α0+α1DS+α2Control+ε2

(7)

Risk=α0+α1DS+α2RiskT(FERR、FDISP)+α3Control+ε3

(8)

表6结果显示：首先，模型(6)中战略差异度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可以进入第二步。其次，模型(7)中战略差异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模型(8)中企业风险承担的估计系数也显著，表明战略差异度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实现的，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入第三步。最后，模型(8)中战略差异度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相比模型(6)，战略差异度的估计系数变小，说明企业风险承担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战略差异度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企业风险承担实现的，说明了企业风险承担是战略差异度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一条路径。

表6 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企业风险承担路径

表7结果显示：首先，模型(6)中战略差异度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可以进入第二步。其次，模型(7)中战略差异度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模型(8)中信息不对称的估计系数也显著，表明战略差异度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信息不对称实现的，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入第三步。最后，模型(8)中战略差异度与信息不对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相比于模型(6)，战略差异度的估计系数变小，说明信息不对称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战略差异度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中介变量信息不对称实现的，说明信息不对称是战略差异度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又一条路径。

表7 战略差异度和风险提示信息：信息不对称路径

(二)基于异质性的进一步检验

1.区分风险类型的检验

考虑到不同类型的风险在企业总体风险中所占比重以及对风险信息披露的影响程度不同，参考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和《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中划分的风险类型，将风险提示信息进一步分为内部风险信息(Internalrisk)和外部风险信息(Externalrisk)(4)为了提高对内、外部风险提示信息分类的准确度，在划分内、外部风险提示信息时，本文在抓词处理上与总风险提示信息存在一定的差异，总风险提示信息是按照抓取的关键词字节数占语料对象字节数的比例来衡量，但总风险信息并不是外部信息和内部信息简单的相加。分类信息时，在抓取到的风险关键词前后十个词范围内，如果出现与战略、运营、财务相关的词，就把这一风险词划分为对应的内部风险信息；如果出现与政治及法律与合规、技术和市场相关的词，就把这一风险词划分为对应的外部风险信息。因此，会出现一个风险关键词既是内部风险信息、又是外部风险信息的情况，所以内部风险信息字节率加上外部风险信息字节率会大于总风险字节率。，其中内部风险信息包括战略风险、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外部风险信息包括政治及法律风险、合规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不同类型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程度对于企业的战略制定与风险信息披露至关重要，因此，在将风险提示信息分为内部风险信息和外部风险信息后，进一步检验企业战略差异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

表8报告了产品市场竞争、战略差异度与分类风险提示信息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显示，战略差异度(DS)与内部风险提示信息(Internalrisk)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和战略差异度的交乘项(DS×DHHI)与内部风险提示信息(Internalrisk)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列(3)和列(4)显示，DS和DS×DHHI与外部风险提示信息(Externalrisk)的相关性均不显著。说明企业战略差异在影响风险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主要对内部风险信息的披露起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根据前文分析，战略差异度与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均呈正相关关系，但战略差异度大的企业内部风险可能较大。根据已有研究，上市公司的战略差异度能显著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融资活动、经营活动等产生影响，因此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面临的内部风险(战略风险、运营风险和财务风险)越大，从而披露出的内部风险信息相应较多；又因产品市场竞争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促使企业改善内部治理从而降低内部风险，故DS×DHHI与Internalrisk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从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年报中非财务风险信息的信息含量，验证了风险提示信息的增量信息价值。

表8 区分风险类型的回归结果

2.区分战略类型的检验

企业战略关乎企业发展方向与具体决策执行，企业会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因此，本文在研究企业战略差异与风险提示信息之间的关系时，考虑了企业战略与行业标准的偏离程度这一常见的衡量企业总体战略差异的指标(用战略差异度指标来衡量企业战略差异)，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全面。

参照Bentley et al.(2013)的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以下六个变量：(1)研发支出/销售收入；(2)员工人数/销售收入；(3)销售收入的历史增长率；(4)(销售费用+管理费用)/销售收入；(5)员工总数的标准差；(6)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将上述六个变量向前五年移动平均。根据年度/行业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把前五个变量平均分为五组，依次赋值1～5分；对于第六个变量，按照从大到小顺序分组，依次赋值1～5分。将以上六个变量的得分相加，得到企业战略得分指标(STRA)，范围在6～30分。按照STRA得分将战略类型划分为防御型战略(DEFE)和进攻型战略(PROS)，STRA的值越大，表明企业战略越激进，越倾向于进攻性战略；反之，则越倾向于防御性战略。当6≤STRA≤12时，DEFE=1，否则为0；当24≤STRA≤30时，PROS=1，否则为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当企业战略的激进程度不同时，年报中披露出的风险提示信息是否有显著差异，从不同角度来分析战略差异与风险提示信息披露间的关系，并考察产品市场竞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表9报告了产品市场竞争、战略激进度及战略类型与风险提示信息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显示，战略激进度(STRA)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产品市场竞争和战略激进度的交乘项(STRA×DHHI)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企业战略越激进，年报中披露的风险提示信息越少，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使战略激进度与风险提示信息的负相关关系增强。在进一步划分战略类型进行回归后，列(3)和列(4)显示：防御型战略与风险提示信息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交乘项(DEFE×DHHI)与风险提示信息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示防御型战略企业的风险提示信息较多，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防御型战略与风险提示信息间的正向关系有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相比进攻型战略，防御型战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承担力较弱，而在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中，产品的更新速度增长较快，市场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程度提高(陈志斌 等，2015)，此时产品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对风险信息披露的影响可能要远大于其外部治理效应。列(5)和列(6)显示：进攻型战略与风险提示信息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交乘项(PROS×DHHI)与风险提示信息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示进攻型战略企业的风险提示信息较少，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增强了进攻型战略与风险提示信息间的负相关关系，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表9 区分战略类型的回归结果

3.区分行业市场地位的检验

考虑到同行业中企业的不同市场地位，战略差异度可能会对风险提示信息披露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本文参照贾军等(2019)的研究，选取勒纳指数，即PCM=(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的行业市场地位。PCM值越大，说明企业在行业中的定价能力越强，市场地位越高，越接近行业领头羊；值越小，说明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越低，越可能为行业追随者。

表10报告了战略差异度、企业行业市场地位与风险提示信息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企业的战略差异度与行业市场地位的交乘项(DS×PCM)与风险提示信息(Risk)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的行业市场地位促进了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间的正相关关系。结合相关研究，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从企业战略选择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发现，高市场地位的企业会利用自身在议价能力方面的优势，要求供应商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Fisman et al.，2002)，且高市场地位的企业由于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因此企业在战略资源获取与战略探索开发上更具优势，更有可能通过差异化战略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稳固以及拓展市场份额。

表10 区分行业市场地位的回归结果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企业战略差异度为切入点，并引入产品市场竞争这一外部治理机制，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显著正相关，且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风险承担和信息不对称是战略差异度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两条路径。第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减弱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间的正相关关系，即产品市场竞争可以发挥其外部治理效应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及完善内部治理，从而使得风险信息披露的数量减少。第三，产品市场竞争在企业战略差异影响风险信息披露的过程中主要对内部风险信息的披露起作用。第四，战略激进度与风险提示信息显著负相关，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会使战略激进度与风险提示信息的负相关关系增强。第五，企业的行业市场地位会促进战略差异度与风险提示信息间的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启示有：第一，对于企业管理层而言，由企业战略差异产生的风险可以在年报非财务性风险信息的披露中得到反映，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应充分考虑内外部环境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企业发展做出最适合的战略定位。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更应理智地衡量企业进行差异化战略可以产生的收益与所承担风险之间的关系，不盲目地进行战略变革。同时，应完善非财务性信息的披露，这将有利于企业发展以及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第二，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年报非财务性风险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已有以及潜在的风险，投资者应该重视非财务性风险提示信息的增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