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廣雲

[關鍵詞]政治和歷史經濟學 不平等 全球化承襲制資本主義 參與式社會主義 社會聯邦主義

2013—2014年，隨着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法文、英文、中文版的相繼推出，國際學術界迅即興起了一股“皮凱蒂熱”；五年之後，作爲《21世紀資本論》“續篇”的《資本與意識形態》①由於該書的中文版尚未問世，故文中的譯文，是根據英文版翻譯的。又有法文、英文版問世，使得趨冷的“皮凱蒂熱”再度升溫。對此，有西方學者套用《共産黨宣言》的第一句話說道：“一個幽靈——富豪統治的幽靈——在歐洲和美國遊蕩。”②[法]德爾文·霍利：“富豪的噩夢——評托馬斯·皮凱蒂新著《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决策與信息》10(2014）：45—48，龔威 譯。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之所以對皮凱蒂作出回應，主要基於兩點：一是其涉及了馬克思(K.Marx，1818—1883)的理論。一些學者將《21世紀資本論》比附馬克思的《資本論》，又將《資本與意識形態》比附馬克思、恩格斯(F.Engels，1820—1895)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就體現了這樣一種“前見”。二是其與中國經驗有關。作爲當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大國，中國經驗無疑格外受到關注；儘管皮凱蒂對中國的經驗有“誤讀”之處，但也給人們提供了研究參照。本文的評論，也同樣圍繞這兩個基點展開，試圖定位皮凱蒂思想的旨趣和學術工作，考量其理論前提和實踐後果。

一 皮凱蒂的經濟學和歷史學

通過大數據分析法，皮凱蒂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揭示出一個不同以往的社會—政治現象，那就是，在歐美民主政治遊戲中，左右政黨博弈出現了一種非比尋常的態勢：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傾向於投票支持左翼政黨，收入與財産較多的選民傾向於投票支持右翼政黨。例如，分析歐美選舉中投票行爲變化的軌迹可以發現，1950—1980年代，是一種階級投票模式：受教育程度低、收入與財産少的選民(當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與財産基本一致）傾向於投給左翼政黨。但是，1990年代以來，這種模式發生了變化，左翼政黨變成了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此時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與財産並非完全一致）的投票對象。皮凱蒂分別以“婆羅門左派”(Brahmin left）和“工商右派”(merchant right）來命名西方左右兩翼。婆羅門在印度四種姓中處於最高等級，這裏衹是用於受教育程度。皮凱蒂說：歐美多元精英體系“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政黨(婆羅門左派）和高薪富有的政黨(工商右派）”③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20),1040.。由於左右兩黨交替執政，使得收入與財産少而受教育程度又低的50%民衆“代表空位”，社會—政治訴求無法滿足。皮凱蒂所揭示的這一現象，無疑爲人們觀察近年來歐美多元社會—民主政治種種亂象提供了新視角。就像當年列寧(Лeнин，1870—1924)揭露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階級基礎是工人貴族，馬爾庫塞(H.Marcuse，1898—1979)揭露歐美工人階級被資本主義所同化一樣，“婆羅門左派”現象爲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西方左翼社會—政治運動提供了新的思考坐標。這一現象，可能是歐美教育普及、收入與財産與教育脫節、教育不公平的産物與表現。但是，根據皮凱蒂的定義，“婆羅門左派”並非在現代科技産業中所涌現的所謂“知本家階級”(這一群體屬於“工商右派”）。

皮凱蒂的生平表明，他本人屬於西方意義上的左派。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他一貫倡導平等核心價值，主張政府干預政策——這都屬於西方意義上的典型左翼立場。但是，皮凱蒂對“婆羅門左派”政黨的批評態度，也表達了一種深切的憂患——左翼政黨遺棄50%底層或者被50%底層所遺棄，要麽放任他們被右翼政黨所蠱惑(如特朗普主義），要麽留下了西方民主政治之中左右政黨無法掌控的“中間地帶”。於是，皮凱蒂發明了一套滿足底層民衆的烏托邦，這就是他的政治和歷史經濟學研究。

雖然皮凱蒂通過大數據分析法從事其研究，但卻對當前主流經濟學持批評態度。“坦率地說，目前的經濟科學不惜犧牲歷史研究，犧牲與其他社會科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數學模型，追求純理論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測。這種幼稚的做法應該被擯棄了。”“事實上，經濟學並不應該試圖與其他社會科學割裂開來，衹有與它們結合起來纔能獲得進步。”①[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巴曙松 等譯，第33、34、592、34、16頁。他坦承自己不喜歡“經濟科學”(economic science）這一表述，而更喜歡“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這一表述，認爲其中“傳遞了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唯一區別：其政治、規範和道德目的”。②[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巴曙松 等譯，第33、34、592、34、16頁。這對那些因經濟科學的“極端傲慢”而對政治經濟學充滿了極端偏見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記“益人神智”的棒喝。在皮凱蒂看來，當前主流經濟科學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經濟學的自主化，二是經濟學的貧困化。③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807,1039,ix.而自主化則是引發貧困化的癥結所在。

在皮凱蒂眼裏，他的《21世紀資本論》“是部經濟學作品，同時也是一部歷史學作品”④⑦[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巴曙松 等譯，第33、34、592、34、16頁。。這也適用於《資本與意識形態》一書。皮凱蒂經濟學既是政治經濟學，也是歷史經濟學。這種歷史研究方法既不是尋找必然性規律性的宏大歷史敍事，也不是“細節決定一切”的微觀歷史敍事，而是通過大數據分析法，尋找長時段大尺度具有統計性和概率性意義的變化軌迹。

皮凱蒂還撰有《不平等經濟學》，該書被人們稱之爲“《21世紀資本論》前傳”。他在其中開宗明義地說道：“不平等與再分配問題，歷來是政治衝突的中心。”⑤[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趙永升 譯，第1、1—2、9—10、35頁。“傳統政壇的中心衝突”包括“兩種立場”：一是“右派的自由主義立場”，一是“左派的傳統立場”。“左右衝突”圍繞“純粹再分配”與“有效再分配”(並不等於適度幅度再分配與更大幅度再分配）的問題展開。⑥[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趙永升 譯，第1、1—2、9—10、35頁。而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皮凱蒂更明確要求：“把分配問題重新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⑦[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巴曙松 等譯，第33、34、592、34、16頁。

這些觀念表明，皮凱蒂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是有着本質性區別的：馬克思是把生産問題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在生産、分配、交換(流通）、消費的循環中，以生産和再生産爲核心。《資本論》首先分析了商品、貨幣、資本亦即從簡單商品生産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産尤其是剩餘價值生産和再生産的歷史—邏輯進程，然後分析了剩餘價值轉化爲工資、利潤、地租等等的分配和再分配過程。在馬克思那裏，物質資料生産方式是原生的和自主的，分配、交換、消費方式是派生的和從屬的，生産方式支配分配方式。而在皮凱蒂這裏，則是把分配問題置於經濟分析的核心。《21世紀資本論》研究不平等和再分配的歷史，核心主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脆弱性和資本及其積累的歷史”⑧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807,1039,ix.；分配方式是自生的，起碼與生産方式相並行。

以分配中心論取代生産中心論，表明皮凱蒂繼承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遺産，即放棄對資本主義的革命性變革，轉向對資本主義的改良性修補。這從皮凱蒂對馬克思的批評中窺見一斑。他忽略馬克思的生産和再生産理論，抓住其分配和再分配理論，批評“將不平等視爲純粹勞資不平等的觀點”⑨[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趙永升 譯，第1、1—2、9—10、35頁。，仿佛馬克思衹知道資本家與勞動者兩個群體：內部“均質”，兩者之間“完全對立”。這就把馬克思簡單化了。誠然，理論思維需要簡化歷史開端以爲邏輯起點，但《資本論》卻屬於複雜性科學，它從分析到綜合，又從抽象到具體，最終將整個資本主義生産關係和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在思維中“複製”出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及産業後備軍、租地農場主、工業資本家等等，怎麽可能衹有兩個“均質”且“完全對立”的群體呢？皮凱蒂的時代的確比馬克思的時代更複雜，勞資不平等絕不能夠窮盡教育、收入與財産不平等；但是，馬克思的根本觀點卻是將分配問題置於生産問題的基礎之上，強調資本在生産領域中對勞動的支配力量，而非像皮凱蒂那樣地在分配領域中僅僅將人們的收入劃分爲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等等。

而今，皮凱蒂也承認《21世紀資本論》的局限性：一是“過於專注於世界富裕國家(西歐、北美、日本）的歷史經驗”；二是“傾向於把與不平等和再分配相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變化視爲一種黑匣子”。⑩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807,1039,ix.續寫的《資本與意識形態》是他超越這兩種局限性的嘗試：一是關注其他國家和地區，如巴西、印度、南非、韓國、中國臺灣等新興國家和地區，當然還有中國和俄羅斯，儘管抱怨兩國信息“不透明”，但也承認中國“資本管制”比較成功；二是解密“與不平等和再分配相關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變化”的“黑匣子”，描述了從奴隸制、農奴制、殖民主義、共産主義到超級資本主義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變化的軌迹。

《資本與意識形態》的“主題是不平等制度的歷史和演變”①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根據皮凱蒂的定義，“不平等制度”是指“一套旨在證明和構建給定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不平等的話語和制度安排”②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換句話說，它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制度”層面，其中“‘政治體制’是指一套描述社區及其領土邊界的規則，集體決策的機制，以及成員的政治權利”；“財産制度”“指的是描述不同可能的所有權形式的一套規則，以及調節不同社會群體之間財産關係的法律和實際程序”。③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二是“話語”(“意識形態”）層面，“‘意識形態’是一種積極和建設性的意思，指的是一套先驗的似是而非的想法和論述，描述社會應該如何構建。……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④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皮凱蒂在該書“採用的歷史研究方法中得出一個最驚人的結論”：“不平等既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這是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着它可以用魔杖一揮就能消除。謙虛地說，這意味着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多樣性。……這還意味着，我們必須仔細細緻地研究其他國家的制度安排以及法律、財政和教育制度”⑤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

皮凱蒂也比較了自己與馬克思歷史觀念的差異：“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力量和生産關係的狀態幾乎以機械的方式決定了社會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相反，皮凱蒂“堅持認爲，思想領域，即政治—意識形態領域，是真正自主的”。⑥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馬克思承認經濟必然性，主張歷史決定論，但卻不是“幾乎以機械的方式”，而是完全以辯證的方式；而皮凱蒂則否認經濟必然性，反對歷史決定論。所謂“思想領域”(“政治—意識形態領域”）“真正自主”就是一種唯心史觀或者歷史唯心主義。唯物史觀或者歷史唯物主義認爲，這一領域是奠定在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

以政治—意識形態自主論去取代經濟基礎論，表明皮凱蒂也同樣受到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影響，就是忽視社會經濟基礎，強調政治—意識形態“自主”“構建”歷史。確實，任何一種不平等制度都可以得到意識形態的論證和辯護，但這並不表明人們是通過意識形態“構建”社會的。所有“先驗的似是而非的想法和論述”都有它們經驗的真實存在的根據和本源。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如恩格斯所說的，作爲歷史動因的主觀動機(包括意識形態）與客觀動力的關係。

總之，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提出的分配中心論，在《資本與意識形態》中提出的政治—意識形態自主論，構成了皮凱蒂經濟學和歷史學的核心。皮凱蒂要求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提出的“迄今爲止所有現存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轉換爲“迄今爲止所有現存社會的歷史都是意識形態鬥爭和尋求正義的歷史”⑦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2,4,3,7,12,7,1035.，這完全袒露了他的經濟學和歷史學奧秘。

二 不平等和全球化承襲制資本主義

平等是皮凱蒂的核心價值觀，也是他的意識形態核心。但是，他的平等觀念有其自身特色：一是逆向思維，從不平等現實來考慮實現平等理想；二是量化思維，將縮小不平等視爲有利於平等的實現，將擴大不平等視爲有害於平等的實現。這樣，平等理想與不平等現實之間的抽象對立，就變成了不平等現實之間的具體差距。

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皮凱蒂在平等問題上力圖超越“悲觀論”與“樂觀論”的分歧。所謂悲觀論，是指馬克思在19世紀指出的“無限積累原則”亦即所謂“末日預言”：“私有資本的不斷積累”“將導致財富被少數人掌握”；所謂樂觀論，指庫茲涅茨(S.S.Kuznets，1901—1985)在20世紀的設想：“增長、競爭與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博弈，將會逐漸降低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程度，促進社會更加和諧地發展。”⑧[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頁。這一“理想主義”集中表達在“經濟增長的大潮會使所有船隻揚帆遠航”①[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這樣一句格言上。按照他於1958年創立的倒U形曲綫(亦稱“庫茲涅茨曲綫”)，“傳統農業社會在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際，爲不平等加劇的第一階段，接着是不平等穩定的第二階段，然後是不平等實質性縮小的階段”②[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21—22、23頁。。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發展最終可以解決平等問題”之類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但是，皮凱蒂在《不平等經濟學》中證僞了它：“庫茲涅茨曲綫遠非歷史的終結，它是特定歷史的産物，且可逆轉。”③[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21—22、23頁。

皮凱蒂研究了“財富和收入從18世紀演變至今”的過程，以便“真正瞭解”而汲取“經驗”。④[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他的歷史敍事從簡·奧斯汀(J.Austen，1775—1817)、巴爾扎克(H.d.Balzac，1799—1850)的小說開始，因爲這兩部小說“生動描繪出1790—1830年英國、法國社會財富的分配情況”⑤[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他特別提到對巴爾扎克《高老頭》中兩個人物的印象：“伏脫冷的教導”“拉斯蒂涅的困境”。所謂“伏脫冷的教導”，指財富積累途徑上，“遺産勝過學業”⑥[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它反映了歐美社會某個歷史階段的特徵，最典型的就是“美好時代”(1900—1914）的“世襲資本主義”。然而，每個時代各有各的幸與不幸。例如，“美國夢”就是一種“人人皆可富裕”的幻象，最典型的就是“鍍金時代”(1865—1900）。所謂“拉斯蒂涅困境”，是指在“靠工作還是吃遺産”⑦[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中作出選擇。這一選擇在不同時代有異，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也有別。

按照皮凱蒂的歷史敍事，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其間的“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後，歐美社會的不平等似乎被最小化了，乃至出現“輝煌三十年”(1945—1975），尤其法國戰後時期出現所謂“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⑧[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但是，1980年代至今，在經歷了里根—撒切爾“新政”(“保守主義革命”）後，不平等重新加劇。雖然隨着現代科技産業興起，創業起家成爲主流，但“贏者通吃”卻加劇了不平等。皮凱蒂還分析了1900—2010年《福布斯》排行榜，除了創業者的代表人物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蘋果公司創始人喬布斯(S.P.Jobs，1955—2011）之外，也有繼承者的代表人物歐萊雅集團繼承人貝當古(L.Bettencourt，1922—2017）。後者所擁有的財富雖然比不上蓋茨，但卻遠遠超過了比蓋茨更具創新力的喬布斯。⑨[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也就是說，而今又回到了“繼承社會”(“拼爹資本主義”），衹不過資本集中程度不如當初。關鍵在於，一個“世襲中産階層”(收入層級中的中間40%）崛起。這不是某個國家和地區的特殊現象，而是全球的普遍現象。

爲了理解和把握皮凱蒂描繪的不平等變化軌迹(即“皮凱蒂曲綫”），首先需要瞭解他的統計測量方法。他沒有採用通行的如“基尼係數”等算法，而是按照收入將社會成員分爲：“下層階層(最底層的50%）”“中産階層(中間的40%）”“上層階層(最上層的10%）”，其中“上層階層”又分層爲“統治階層(最上層的1%）”“富裕階層/小康階層(餘下的9%）”。⑩[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這種收入階層分析法既不同於階級分析法，也有異於職業階層分析法。它省略了定性分析的步驟，而專注於定量分析，但卻忽略了社會結構的分析，從而以量化的差異掩蓋了矛盾的實質。

在大數據分析法基礎上，皮凱蒂主要研究“關於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經濟決定機制”。他說：“財富分配的動態變化表明，有一個強大的機制在交替性地推動着收入與財富的趨同與分化。此外，那些長期存在的促進不穩定和不平等的力量並不會自動減弱或消失。”⑪[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所謂趨同，就是不平等的縮小；所謂分化，就是不平等的擴大。兩種力量的消長，決定了財富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按照皮凱蒂的觀點，趨同的力量首先是“知識和技能的擴散”，其次是“供需法則”“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再次是涉及“兩種樂觀的觀點”——“人力資本(上升）假說”“代際鬥爭替代階級鬥爭假說”。⑫[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2、1、2、244、244、136、453—454、254—255、256—257、21—22、22—23頁。趨同包括國家層面和全球層面。什麽力量更有利於全球趨同？“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基於全球自由流動和資本邊際産出均等化的機制，最終通過市場力量和競爭縮小不平等。”①[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而皮凱蒂則從總結“歷史交給我們的關於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不平等的主要經驗教訓”中得出結論：“其主要機制是知識的傳播和擴散。換言之，落後國家是通過提高科技水平、專業知識與技能和教育水平來追趕發達國家的，而不是通過成爲富國的資産。知識的擴散並不是上天賜予的甘露：是對外開放和貿易加速了知識的擴散(閉關鎖國阻礙了科技的傳播）。……知識的擴散取決於一個國家調動資金的能力以及鼓勵大規模教育和培訓投入的體制，這個體制同時還要確保司法系統的穩定，使得各類經濟主體能夠據此從事經濟活動。因此，這和實現一個合法而高效的政府息息相關。”②[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

同時，按照皮凱蒂的觀點，分化的根本力量是“r＞g。這裏r代表資本收益率，包括利潤、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資本收入，以總值的百分比表示；g代表經濟增長率，即年收入或産出的增長”③[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這個公式，囊括了皮凱蒂所有結論的整體邏輯。因爲，《21世紀資本論》的“核心觀點是，資本收益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明顯而細小的差距，將在長期內對社會不平等的結構和演變産生強大而不穩定的影響”④[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在某種意義上，《21世紀資本論》“所有結論都依據累積增長定律和累積收益定律得來”；“資本收益率是由以下兩種力量決定的：一是技術(資本有什麽用處），二是資本存量的充足度(資本過多會扼殺資本收益）”。⑤[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産函數”，無論如何，“利潤和工資佔比都應該是恒定的”；“資本收入比重總是等於一個固定係數，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參數”。⑥[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67頁；[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222頁。而皮凱蒂則根據大數據分析，超越“柯布—道格拉斯生産函數”，證明“資本主義的核心矛盾”是“r＞g”，“私人資本的收益率r”大於“收入和産出增長率g”。⑦[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這意味着，資本的收益超過勞動的收入和財富的增長。這也證實，“恩格斯的停頓”亦即“工資的長期停滯”⑧[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是存在的。

皮凱蒂認爲：“在所有社會中，收入不平等可以分解爲三個方面：勞動收入不平等、資本所有權及其收益的不平等以及這兩個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⑨[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同樣屬於不平等，資本收益的不平等和勞動收入的不平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完全不同的後果：一極形成“超級世襲社會”“食利者社會”，另一極則形成“超級精英社會”“超級明星社會”“超級經理社會”“經理人社會”。⑩[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70、71、27、77、216、589、228、242、268、282頁。對此，有學者注意到：20世紀的前幾十年出現了一種新的發展趨勢：“資本主義進入管理資本主義時期，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新階級即管理者階層的興起。”“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最根本的特徵是資本主義與管理主義雙重制度結構下的掌控的集中。超高收入者的增多與管理者成爲上層階級衹是這些國家的次要特徵。但是，這樣一種制度框架從來沒有在歐洲大陸真正形成。”⑪[法]熱拉爾·杜梅尼爾、多米尼克·萊維：“對資本主義歷史的另一種解讀——評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的資本》”，《國外理論動態》7(2015)：124—132，張春穎 譯。換句話說，20世紀的前幾十年主要是在英美而非歐陸國家形成了“經理人社會”，崇尚“能力主義”；但20世紀的後十幾年至今，無論英美還是歐陸國家卻形成了“食利者社會”。

總之，正像蒲魯東(P-J.Proudhon，1809—1865)喜歡將經濟範疇區分爲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要求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一樣，皮凱蒂也是這樣一種形而上學。他從趨同和分化兩種力量的矛盾中揭示當今社會不平等的性質和程度，指出當今社會陷入了全球化“承襲制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不僅是資本主義，而且是壞的資本主義。它加劇了不平等，妨礙了發展和創新，威脅了社會正義及民主社會。其壟斷性、腐朽性、寄生性、垂死性相比帝國主義有過之無不及。正像壟斷是從自由競爭中發展起來的一樣，壞的資本主義也是從好的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富二代”之所以是繼承者和食利者，是因爲“富一代”曾經是創業者和經理人。

三 參與式社會主義和社會聯邦主義

皮凱蒂生於1971年，經歷了20世紀80—90年代的蘇東劇變，對蘇聯廢除私人産權和市場經濟的傳統社會主義實踐具有深刻負面印象，認爲“20世紀勞資再分配的結果是災難性的”①[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91、182、92、151—152、152、153頁。。但是，他同樣反對里根—撒切爾“新政”，認爲國家不干預主義導致社會不平等擴大。因此，他讚成“羅斯福新政”，認爲“需求的‘凱恩斯式’再分配，是有效再分配的一個機制，在當代國家干預主義的設想與實踐中佔有關鍵之席。……漲工資可以使經濟中産品與服務的需求得以重啓，進而重啓營業活動與就業水平”②[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91、182、92、151—152、152、153頁。。當然，皮凱蒂的思想資源主要還是來自歐陸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這包括兩方面：一是運用稅收杠杆相對實現社會平等；二是擴大公共資本相對實現社會所有。

其一，皮凱蒂讚賞資本累進稅，主張以此遏制不平等的趨勢。他在分析“財産分配的最新演變”時指出：“衹有對資本徵收累進稅纔能調節這個不平等的動態，同時纔能針對這些演變形成民主與統計上更大的透明度。”③[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91、182、92、151—152、152、153頁。他分析說：“純粹再分配的優先工具是稅收再分配。稅收再分配使得可以通過徵稅與轉移的方式，來糾正由初始財富的不平等以及市場力量所引起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又完全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價格體系的分配角色。”④[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91、182、92、151—152、152、153頁。現代稅收包括徵稅、轉移以及直接由國家負擔的支出三項。⑤[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91、182、92、151—152、152、153頁。皮凱蒂說：“正確衡量稅收再分配的唯一方式需要藉助徵稅與轉移的有效平均率(即‘所有徵稅與轉移之總額在毛收入中所佔百分比’）與有效邊際率(即‘所有附加徵稅與轉移的總額在毛收入差額中所佔百分比’）的概念。”⑥[法]托馬斯·皮凱蒂：《不平等經濟學》，第91、182、92、151—152、152、153頁。

其二，皮凱蒂區分兩種資本主義：一是“萊茵資本主義”(Rhenish capitalism），即“利益相關者模式”(stakeholder modal）；二是盎格魯-撒克遜式市場資本主義(Anglo—Saxon market capitalism），即“股東模式”(shareholder model）。⑦[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47、492、508、508—509頁。簡單地說，後者就是“有錢就有權，無錢就無權”以及“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模式，而前者則是具有經濟透明度和民主控制力的模式。皮凱蒂讚賞“萊茵資本主義”“利益相關者模式”亦即分享式社會所有制模式，主張“董事會權力分享”，劃定“大股東權力上限”。⑧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5.

爲了理解和把握皮凱蒂的參與式社會主義和社會聯邦主義主張，首先需要瞭解他的“社會國家”“公共資本”概念。皮凱蒂認爲，當今政府“王權”職能(警察、法庭、軍隊、外交以及一般管理）已經擴展成爲社會國家職能。這裏，“社會國家”(social state）是個關鍵概念，它改變了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與馬克思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對立的局面，爲恩格斯之“國家回歸社會”的預言的實現提供了歷史條件。皮凱蒂說：“教育、醫療和養老正是20世紀的財政革命所釀就的三大社會變革。”⑨[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47、492、508、508—509頁。其意義是保障公民的“教育權、健康權和退休權”，這就需要稅收。但現代國家稅收與傳統國家稅收卻不一樣。簡單地說，傳統國家稅收主要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現代國家稅收主要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它不僅是“無代表，不納稅”之類個人自由的成本或代價，而且是私人資本職能擴展成爲公共資本職能。資本就其起源而言，不是私人的，而是公共的。因此，私人所有制“回歸”社會所有制，是資本本質的複歸。

皮凱蒂說：“稅收不是一個技術問題。它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政治和哲學問題，也許是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沒有稅收，社會就沒有共同命運，集體行動也就無從談起，這是常理。每個重要政治巨變的核心都包含着財政革命。”⑩[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47、492、508、508—509頁。稅收包括所得稅、資本稅、消費稅(“間接稅”）三類，徵稅包括“比例稅”(“單一稅”）、累進稅、累退稅三種。⑪[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147、492、508、508—509頁。他通過分析得出結論：“累進稅是社會國家的關鍵要素：它在社會國家的發展和20世紀不平等結構的轉型中佔據核心地位，爲確保未來社會國家的活力，它仍然至關重要。”①[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512、531、531、541、543、558頁。並且，進一步從累進稅推論出全球累進資本稅：“社會國家和累進所得稅，是20世紀非常重要的創新，並且一定會在未來繼續扮演核心的角色。然而，如果民主政治想要重獲21世紀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的支配權，它就必須創造出新的工具來應對目前的挑戰。理想的工具是全球累進資本稅，配合非常高度的國家金融透明度。”②[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512、531、531、541、543、558頁。“全球資本稅：一個有用的烏托邦。”③[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512、531、531、541、543、558頁。這正是皮凱蒂的格言。他說：“資本稅有兩個明顯的正當理由：價值貢獻和動機激勵。”④[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512、531、531、541、543、558頁。“三種主要的累進稅：財産稅的累進年稅、遺産稅的累進稅和所得稅的累進稅”⑤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1,971,967,967-968,972,989,1018,1019.分別“針對遺産、收入和資本”⑥[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512、531、531、541、543、558頁。。相比通貨膨脹和財政緊縮，資本稅在“削減公共債務”上更好，更加有益。⑦[法]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第512、531、531、541、543、558頁。

資本稅被人們稱爲“皮凱蒂稅”。美國作家查爾斯·蘭恩(Charles Lane）認爲，相較馬克思，皮凱蒂與亨利·喬治(H.George，1839—1897)更加相似。喬治在1873年美國經濟恐慌後六年出版《進步與貧窮》，皮凱蒂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後六年出版《21世紀資本論》。二者同樣尊重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效率，但都認爲財富過度集中會破壞社會的公平、經濟的活力和民主。不過，喬治駁斥的是當時特權階層的腐敗，皮凱蒂關注的則是資本的回報；喬治的藥方是徵收土地稅，皮凱蒂的醫案則是徵收資本稅。二人的政策建議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對非生産性的或具有租金性質的要素徵稅。⑧Charles Lane,“Before there was Piketty”,The Washington Post，2014-05-15.其實，類似說法早已出現，就是認爲正像當年土地爲資本所租借一樣，現在資本也將爲“知本”所租借。當年土地所有者享有地租，現在資本所有者享有利息，道理是一樣的。資本家的地位和作用爲“知本家”所替代，成爲純粹“食利者”或寄生蟲。當然，皮凱蒂沒有“知本階級”概念，衹有階層“平等”概念。

在《資本與意識形態》中，皮凱蒂將“獨佔主義”(proprietarianism）當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謂“獨佔主義”，就是私有財産權在人們的一切權利和利益中佔有優先權地位。皮凱蒂“把獨佔主義定義爲一種基於絕對保護私有財産的政治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是獨佔主義到大規模工業、國際金融時代的延伸，以及最近到數字經濟時代的延伸”⑨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1,971,967,967-968,972,989,1018,1019.；與之相反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新的普遍主義平等主義視角，以社會所有制、教育、共享知識和權力爲基礎”⑩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1,971,967,967-968,972,989,1018,1019.。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構建”一個新的社會：“一個公正的社會是一個允許其所有成員獲得盡可能廣泛的基本商品的社會。基本商品包括教育、衛生、投票權，以及盡可能充分參與各種形式的社會、文化、經濟、公民和政治生活。”⑪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1,971,967,967-968,972,989,1018,1019.這正是皮凱蒂的參與式社會主義。

爲了超越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産，實現參與式社會主義，皮凱蒂建議：“第一，我們可以通過企業內部更廣泛的權力分享，建立真正的資本社會所有權；第二，我們可以通過對巨額財富設立累進稅，並用所得來資助普遍的資本捐贈，從而促進財産的永久流通。”對此，他自信滿滿地描繪道：“這裏提出的參與式社會主義模式基於兩個關鍵支柱：第一，企業的社會所有權和共享投票權，第二，資本的臨時所有權和流通。這些都是超越目前私有制的基本工具。通過將它們結合起來，我們可以實現一種所有制，與今天的私人資本主義幾乎沒有共同之處；事實上，這相當於對資本主義的一種真正超越。”⑫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1,971,967,967-968,972,989,1018,1019.

參與式社會主義除了建立資本社會所有權和設立資本累進稅，實現資本臨時所有權和促進資本永久流通這一經濟主張以外，還有政治主張。爲了克服政治獻金，避免資本操縱，實行“民主平等憑證”：“爲每個公民提供一張價值5歐元的年度代金券，可以捐贈給他或她選擇的政黨或運動。”“民主平等憑證的中心目標是促進參與式民主和平等主義民主。”⑬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981,971,967,967-968,972,989,1018,1019.參與式社會主義除了經濟和政治主張以外，歸根結底還有教育主張：“使經濟發展和人類進步成爲可能的是對平等和教育的鬥爭，而不是對財産、穩定或不平等的神聖化。”“通過教育和知識傳播實現解放必須成爲任何建設公正社會和參與式社會主義計劃的核心。歷史表明，經濟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取決於教育，而不是神聖化不平等和財産。”①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1007,892,1025,1032,1034,41,1036,990.

皮凱蒂也意識到了商品、服務、資本的跨境流動與財政、社會、法律制度方面政治選擇的國家主權之間的矛盾，認爲歐洲聯盟不能滿足其參與式社會主義。“歐洲聯盟是一個新穎而複雜的嘗試，旨在組織一個‘歐洲人民之間更緊密的聯盟’。然而，實際上，歐洲機構是分階段建立的，從組成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的《羅馬條約》(1957），到建立歐盟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1992）和設定目前歐盟規則的《里斯本條約》(2007），主要是尋求組織一個巨大的市場和保證商品、資本和工人的自由流通，但不是達成一個共同的社會或財政政策。”但是，“歐洲聯盟的定義是，在其境內實現了自由流通，同時對來自非洲或中東的個人，包括那些逃離貧窮和戰爭的人，維持更爲嚴格的政策”。②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1007,892,1025,1032,1034,41,1036,990.這就要求國際主義社會聯邦主義：“鑒於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的嚴重崩潰，克服這些矛盾的唯一辦法是在社會聯邦主義政治結構和新的世界經濟合作組織的基礎上，走向真正的參與式和國際主義社會主義。”③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1007,892,1025,1032,1034,41,1036,990.皮凱蒂爲此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計劃，如歐盟“預算議會”、與歐盟(EU）相區別的歐洲議會聯盟(EPU）、“共同發展條約”等。皮凱蒂相信，“資本主義和私有財産可以被取代，一個公正的社會可以建立在參與式社會主義和社會聯邦主義的基礎上”④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1007,892,1025,1032,1034,41,1036,990.。

皮凱蒂根據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和歐洲聯盟的經驗提出的參與式社會主義和社會聯邦主義主張，連他自己都承認具有烏托邦性質。之所以具有烏托邦性質，是因爲他既沒有真正找到實現這一主張的客觀社會歷史條件，也沒有真正找到實現這一主張的主體階級力量。他衹是通過新的意識形態來“構建”新的社會形態，而不是從社會生産方式—經濟基礎變動中理解未來，不是從各個社會集團利益博弈及其實力對比中把握未來。換句話說，不是以“實然”—“必然”的邏輯去推理，而是以“應然”的邏輯去推測。這正是空想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翻版。

皮凱蒂說，他的設想符合羅爾斯(J.B.Rawls，1921—2002)的“差異原則”：資源和機會應該平等配置，不平等衹有在有利於社會弱勢群體時纔是正義的，否則應該削減不平等。但是，皮凱蒂的定量研究卻證明，一個世紀以來，處於財産分佈底層的50%人群的財産佔比沒有變化。這說明，當前財産分配狀況不符合羅爾斯的差異原則。⑤崔之元：“‘大象曲綫’‘婆羅門左派’和‘參與式社會主義’——讀托馬斯·皮凱蒂新書《資本與意識形態》”，《經濟導刊》7(2020）：56—62。然而，皮凱蒂還是超越了羅爾斯“應該滿足針對工資性收入的不平等，並忘掉勞動與資本之間的不平等”的見解。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皮凱蒂是當代西方學者中率先突破新自由主義核心教條的一位，主要貢獻是重新打開了資本這一“潘多拉的盒子”。⑥Thomas Piketty,Capital and ideology,3,1007,892,1025,1032,1034,41,1036,990.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