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国强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寒食散较早出现在张仲景《金匮要略》卷二十三《杂疗方》中，题为《治伤寒令愈不复紫石寒食散方》，然流传未广，故皇甫谧云：“寒食药者，世莫知焉。或言华佗，或曰仲景，考之于实，佗之精微，方类单省；而仲景经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数种相出入，节度略同。然则寒食紫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众人喜于近利，未睹后患。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余亦豫焉”[1]119-120。《世说新语·言语》亦载何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寒食散论》：“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2]40徐震堮认为秦丞相当为秦承祖[2]40，为刘宋时人，则知南朝士人对寒食散的流行，也和皇甫谧一样，归因于何晏的提倡，直到苏轼仍把服散之始及其危害归因于何晏。他在《东坡志林》里言：“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所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无足怪者。彼其所为，足以杀身灭族者日相继也，得死于寒食散，岂不幸哉！而吾独何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呕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破国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终不悟者，乐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祸之惨烈也。”[3]108皇甫谧只是说何晏好色，首服寒食散，而苏轼则直言何晏服散是为了纵欲长生。其实这段话的重点是在谴责商鞅、桑弘羊，何晏只是个比拟陪衬，其言何晏服散纵欲长生之说未必可信。然《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晏尚主，又好色，……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4]292《世说新语·容止》载：“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2]333《宋书》卷三十《五行志一》：“魏尚书何晏，好妇人之服。”[5]886好色、爱美、女性化使何晏的服散成了享乐腐朽的表现形式，而何晏的地位及影响力无疑促进了服散的流行，于是人们又将服散流行的原因也归结于养生、美容与助性，并造成现当代人探究服散流行的原因时也不外乎这三种解释[注]如《服食、医疗与魏晋士人身体观——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探究》认为寒食散有养生、房中、美容等功效(《文化研究》第35辑)；《论寒食散的缘起及其利弊》认为寒食散可以养生，能够壮阳、美容等(《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11期)。。其实个人的长相、爱好与其服散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应从寒食散的实际效果及何晏的真实动机来谈，否则就会陷入望文生义的臆测。结合寒食散的实际功效，可以发现寒食散具有很强的毒副作用，不可能用于养生、美容与助性。

一、服散不利于养生长生

服散有较多且危害较大的毒副作用，常常导致严重的疾病。《诸病源候论》卷六《解散病诸候》详细列举了各种病状，大概有50多种。这些病状既有精神上的病变，也有生理上的病变，可谓身心备受摧残。轻者让人昏昏欲睡，重者让人痛苦而亡。所以皇甫谧称之为“寒食之疗者，御之至难，将之甚苦。……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1]120，并详细列举了其族弟长互、东海王良夫、陇西辛长绪等人服散之后，或舌缩入喉、或痈疮陷背、或脊肉烂溃等惨状。而皇甫谧自己服用寒食散后也是痛苦不堪，《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载其自言：“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6]1415。可见寒食散不但毒性酷烈，而且持续时间长，所谓“远者数十岁，近者五六岁”，而皇甫谧自己被寒食散之毒已有七年之久，所以皇甫谧称之为“竞服至难之药，以招甚苦之患，其夭死者，焉可胜计哉！”[1]120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亦认为服用寒食散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7]519。五石即五石散，亦即寒食散，其药性之酷烈，危害之大，可以说已经得到了从皇甫谧到孙思邈这样的医学家的确认。

现实中，人们对寒食散之毒也是深感畏惧，常常闻之色变，避之不及，因此，不可能将之用之养生，实际上人们常常借助这种令人畏惧的毒副作用来作为借口，逃避灾祸。如《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载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谋诛齐王冏，王戎怕卷入其中，“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6]1234。皇甫谧论寒食散：“或药发辄尸卧，不以语人”[1]141，则知此“药发”，当为寒食散药力发作。《晋书》卷六十八《贺循传》载陈敏作乱，逼迫州内豪杰出仕伪职，即使老疾者也得就任，而贺循因“服寒食散，露发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6]1825，逃过了一劫。《晋书》卷九十《邓攸传》载邓攸被胡人诬告失火烧车，按律当斩，“攸度不可与争，遂对以弟妇散发温酒为辞”[6]2339，竟以此被赦免。在这些危急的状况下，一般的借口是很难逃脱的，而以寒食散毒性发作为借口，则皆获免，可见人们深知寒食散的毒性，对其皆感畏惧，因此能网开一面，免于追责。

寒食散有如此剧毒，为什么会产生养生的观念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把服食与服散混为一谈，一是把服石与服五石散混为一谈，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服散能养生的错觉。服食本指服食药物，后多指服药求仙，这一词义的转变从汉代就已出现。王充《论衡·无形篇》：“非天所欲寿长之故，变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药食之而变化也。人恒服药固寿，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8]62显然“服药”即“神草珍药食之”，认为服用神草珍药可以延年益寿。《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9]332将服食与求仙长生联系起来，其后服食成为道教求仙长生的一种重要修炼方式。《全三国文》卷三《魏武与皇甫隆令》：“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10]1068“服食施行导引”成为重要的养生方法。《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11]3051明确将“服食闭炼”作为道教的重要修道方式。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对俗》托言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术既备，服食之要又该”[12]52云云，则可知在一般民众的认知里，服食就是得道的一种重要方式。服食的物品主要是草木及单方金石、复方丹药之类，而非寒食散这种以五种矿物为主，直接配伍组成的复方药。如《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仙药》：“天门冬，……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气香者善。其生水侧下地者，叶细似蕴而微黄，根长而味多苦，气臭者下，亦可服食。”[12]196-197李白《嵩山采菖蒲者》：“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13]1877韦应物《饵黄精》：“灵药出西山，服食采其根。”[13]1990鲍溶《与峨眉山道士期尽日不至》：“往闻清修箓，未究服食方。瑶田有灵芝，眼见不得尝。”[13]5510则知直到唐代，“服食”还是和道教求仙长生紧密相连的，而服食的对象主要是“菖蒲”“黄精”之类的草木药物。

同是唐代诗人，陆龟蒙《奉和袭美怀华阳润卿博士三首》其二：“谈玄麈尾抛云底，服散龙胎在酒中。……奇编早晚教传授，免以神仙问葛洪”[13]7183。提到“神仙”却不言“服食”，而以“谈玄”与“服散”相对，显然认为二者都是魏晋特有的现象，也说明唐人对于服散与服食的区别是有清醒认识的。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魏晋间尚服寒食散，通谓之服散。”[14]14可见，服散为服用寒食散之专称，与道教求仙长生之服食并不相同。但二者在护卫生命健康方面是一致的，而且服食与服散并不矛盾，有人既服食又服散，在名士风流的氛围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起来。如《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载其“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导养得理”[6]1369云云，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遂认为嵇康服散，显然是把服食与服散相混了。

误认为服散可以养生延年的第二个原因是把服石与服五石散混为一谈。五石散以五种矿石为主要医疗成分，其药力表现症状与服石的症状有相似之处，导致人们以为服五石散与服石的功效一致，而服石能养生，遂误以为服五石散也能养生。其实服石与服五石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服石渊源久远，而五石散要晚得多。屈原《涉江》言“登昆仑兮食玉英”[15]98，认为食玉石可以长生成仙，可知早在先秦就有服石养生的观念，当是服食养生之一种。《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仙药》里详细列举了各种服石之物，有所谓“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馀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云母，次则明珠，次则雄黄，次则太乙禹馀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次则石英，次则石脑，次则石硫黄，次则石米台”[12]196等，仅石芝就有百二十种，认为皆是长生之药。《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又言“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礜、曾青、慈石也”[12]78。显然也是把它们当作仙药来看待的，所服用方法皆为“单服之”，与五石散这种配方药是不同的。到唐代开始把二者混在一起了，孙思邈、王焘都在各自的医书中将二者放在一起论述，让人产生了二者功效一致的错觉，以为服石可以养生，服五石散也可以养生。其实孙思邈说得很清楚，五石散不可服，但因其对服石大加称赞，遂致误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解毒杂治·解五石毒》言：“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石药为益，善不可加”[7]518。这里的“服石”即传统的养生方法，而“五石”即其后所说“寒石五石更生散方”，亦即五石散、寒食散之谓。此论前部分述服石，尾部述五石散，层次清楚，但所述服石功效、毒副作用、调养节度等与寒食散颇为相似，所服之石有些就是五石散的配方，又在一起论述，故致错觉，误以二为一。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三十七《饵寒食五石诸杂石等解散论并法四十九条》以服散与服石“将摄相似”[16]752，直接混杂在一起论述，彼此不分，遂起后世迷雾。

二、服散不利于美容、助性

汉末六朝注重人物品藻，讲究仪容仪表，而何晏“美姿仪，面至白”，又服寒食散，于是有人以为寒食散可以美容，其实何晏之美乃天生如此，而非服散所致。《世说新语·容止》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2]333可见何晏之美白非傅粉所致，亦非如论者所言服散之后，“面色红润、皮肤白嫩细腻”[17]107之相，因为这种药物不良反应都是有一定期限的，不可能长期如此。事实上，服散的毒副作用让人痛苦不堪，根本无暇顾及仪容仪表。《诸病源候论》卷六《解散病诸候》载服散之后，失节度者身体发生病变，外貌仪表往往邋遢，有碍观瞻。如“或腹胀欲决，甚者断衣带”“或百节酸疼”，穿单衣“当薄且垢故，勿着新衣，多着故也。虽冬寒常当被头受风，以冷石熨，衣带不得系也”“或咽中痛，鼻塞清涕出”“或寒栗头掉，不自支任”“或关节强直，不可屈伸”“或遗粪不自觉”“或口伤舌强烂燥”“或手足偏痛，诸节解、身体发痈疮结”“或齿龈肿唇烂，齿牙摇痛，颊车噤”“或周体患肿，不能自转徙”“或阴囊臭烂”“或脚趾间生疮”“或两腋下烂作疮”“或偏臂脚急痛”“或肌皮如木石枯”“或四肢面目皆浮肿”等[1]129-145，这些病变直接导致躯体四肢面目及各种器官产生畸形，外观扭曲变形，连穿衣也要穿得污垢破旧，不仅不能美姿容，反而损害了自身的健康和形象。

服散也无助于纵欲，相反还应禁欲。《千金翼方》言服散后“不得房室”，“服药后二十日复饮热食及房室，可渐随意，惟服药时不得耳”[18]341。《金匮要略》载寒食散方治疗伤寒，而《伤寒总病论》卷三《伤寒劳复证》载伤寒“新差后，精髓枯燥，切不可为房事，犯房事劳复必死”[19]95。可见，服散之后及伤寒病初愈，纵欲房事乃生死大忌，即使调养得当，身体健壮起来，也需二十余日才可逐渐恢复，因此服散助性之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的人们也有这样的认识，如江总《姬人怨服散篇》：“妾家邯郸好轻薄，特忿仙童一丸药”[9]2597。这首诗将服散与求仙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但它表明服散不能近女色，却是当时一般人的共识。

三、服散是为了治病

寒食散养生延年美容助性之说，皆为不实之说，服散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治病，从现存资料来看，也只有病人才服用寒食散。当时的医家皇甫谧看到服散者多被其害，“而世人之患病者，由不能以斯为戒”[1]120，明言是“患病者”不能从受害者身上吸取教训，继续服用寒食散来治病。孙思邈亦言：“更生散, 治男子女人宿寒虚羸，胸胁逆满，手足烦热，四肢不仁，饮食损少，身体疾病，乍寒乍热, 极者著床四五十年, 服众药不瘥, 此治万病, 无不愈者。”[11]340“治万病”当然是夸大其词，但却表明在孙思邈看来，寒食散也是用来治病的，而非他用。从服散的实际应用来看，凡是能考其服用缘由者，亦皆用于治病。如何晏认为服散不但能治生理病患，还能使人“神明开朗”，而所谓的“神明开朗”应是病愈之后的轻松愉悦之感。至于何晏所患之病，《三国志》卷二十九《魏书·管辂传》裴松之注引《辂别传》曰：“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4]821。可见何晏瘦弱到了没有血色、精神涣散的地步，所以何晏服散最初最根本的动机应是为了治病，而非其他目的。

服散主要治疗羸冷，同时也用于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多在危重、紧急、无药可治时服用。《宋书》卷八十三《吴喜传》言“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5]2121。“资散石”，即服散，可见寒食散是在患病之后才服用，而不是平时用来养生。《南史》卷三十二《徐嗣伯传》载：“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无益，更患冷，夏日常复衣。”[20]839“更患冷”则知房伯玉服散原本就是因为患冷。《北史》卷四十九《乙弗朗传》载“朗患积冷，周文赐三石东生散”[21]1810，“三石东生散”余嘉锡认为是三石更生散，当由五石散去掉两味而来[22]204。羸冷是症状，导致这种症状的疾病则多种多样，因此服散并不局限于羸冷，而常常作为应急药物使用。如《晋书》卷五十《皇甫谧传》载其自言：“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6]1415可知皇甫谧是在半身不遂12年之后才服用的寒食散，服散的目的显然也是为了治疗已长达12年之久的沉疴。嵇含《寒食散赋》(并序)言其子“既生十朔，得吐下积日，羸困危殆”“既正方之备陈，亦旁求于众术。穷万道以弗损，渐丁宁而积日”[10]1830。亦是在“求众术”“穷万道”而无效的情况下才服用的寒食散。《北史》卷八十六《梁彦光传》载其“父遇笃疾，医云‘饵五石可愈’”[21]2880。可见，寒食散在医家及一般民众心目中具有一定的神奇性，往往将其当作最后的医疗手段，无论有没有效果都要试一试。《周书》卷四十七《姚僧垣传》载“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加以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问僧垣。僧垣曰：‘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若欲自服，不烦赐问 ’”[23]841。《诸病源候论》卷六“大散由来是难将之药”[1]117，则知大散即寒食散。而姚僧垣在其子殷勤拜请下，为之处方，诸患悉愈。可知寒食散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病症的专用药，其效果也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从历史上看，五石并服就是为了治病，《史记》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有“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24]2810的记载，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记载有张仲景用五石汤为王粲治病之事，直到唐代五石仍被用来治病。《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五《突厥上》载：“(处罗)有疾，公主饵以五石，俄疽发死。”[25]6029“自练五石”“五石汤”或许与五石散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处罗所服五石很可能就是五石散，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五石作为一种药物能够治病的观念早已产生，五石散或许正是由此演变而来，其目的当然也是为了治病，且适宜人群相当广泛，凡重患者无论僧道男女老少皆可服之。《诸病源候论》卷六《解散病诸候》：“少小气盛及产妇卧不起，头不去巾帽，厚衣对火者，服散之后，便去衣巾，将冷如法，勿疑也。虚人亦治，又与此药相宜。实人勿服也。……唯病着床，虚所不能言，厌病者，精意能尽药意者，乃可服耳。小病不能自劳者，必废失节度，慎勿服也。”[1]125明确提出“实人勿服”“小病不能自劳者”勿服，则服散者必为重病患者无疑。所以王羲之杂帖言“袁妹极得石散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忧之”[10]1592，当为“疾久”而服散。《高僧传 》卷六《慧远传》载慧远“先婴重疾，年衰益甚”[26]221，服散治病，动散而亡。外生死的高僧、幼稚少儿、产妇弱女都可服散，显然不可能为了养生、美容，更不可为了助性，因此服散就是为了治病。

四、服散产生广泛历史影响的原因

寒食散是为了治病，它的流行也主要在患者之间，但其影响却较为深远广泛，从魏晋至唐，历时数百年，绵延不绝，且超越了医学范畴，成为一种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其中的原因既有药物自身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及误解讹传等因素。

首先，寒食散作为药物确实有一定的疗效，治好了一些病症，受到了何晏、嵇含等人的称赞。然其毒副作用相较于疗效来说，危害更大，为什么还会被人一直服用呢？这和当时的医疗条件、医药认知水平及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无可否认古代也有高明的医生与医术，但总体而言还属于经验疗法，没有可靠的药物分析、病理分析，更没有现代科技医疗设备及医疗方法。而魏晋以来战乱频仍，民众流离失所，生活得不到保障，身心备受摧残，容易滋生各种疾病。在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时，寒食散作为新发现的药物，具有新奇、神秘感，出于尝试的态度，自然会不断被人服用。可以说，寒食散是人们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与医药水平，所做出的无奈选择，也是最后、最大的寄托。在这种殷切厚望之下，寒食散的任何一点疗效都有可能被夸大，以致被更多的人所传诵、所服用，遂致流行数百年而不衰。

其次，借助魏晋风度扩大了影响。服散与魏晋风度的关系，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认为服散对魏晋风度的影响有两个：一是散发使得皮肤易破，由此形成了穿破旧宽衣木屐等看似飘逸的形象；二是散发时不能饿肚，要多吃冷食，形成了居丧无礼的放浪形骸。据《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载陈庆之学习中原礼仪，才致“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27]114。褒衣博带为中原旧俗，或非服散所致，但寒食散散发必须饮酒，且调理节度“要当逆常理，反正性”“违人理，反常性”[1]146，导致一些违背礼教不合情理的情形，与体现玄学旨趣的魏晋风度颇有相似之处，或有误解而被谬加推崇者。《抱朴子外篇·讥惑篇》：“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宣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帷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财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28]17鲁迅所谓服散导致居丧无礼之说，即本于此。服散者因毒副作用不得已违背礼教，一般人不明就里，盲目效法，遂使散发时的调节护理行为成了魏晋风度的表现，而魏晋风度丰富的玄学、社会内涵也被误解为服散的文化意义，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更广泛的历史影响。

再次，借助道教养生扩大了影响。前文分析了服食与服散的区别，在实践中二者有时却常常混在一起。如《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载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6]2098，“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6]2101，又言“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6]2103。同时王羲之一家又都服散，王羲之一再言“患散乃委顿”[10]1590“以大近不复服散”[10]1595“小妹亦故进退不孤，得散力”[10]1585云云，所以余嘉锡认为王羲之“妻女诸姑姊妹，亦无不服散者”[22]198。服散夹杂于服食求仙与道教信仰中，显然也会有意无意地被渲染上道教的色彩，唐代僧人法护即是一例。《续高僧传》卷十三《唐东都天宫寺释法护传》载“护善外书，好道术，……先服石散”[29]467中毒，自言被骗。法护作为僧人却喜欢道教之术，以为服散是道教的养生方法，可见服散曾被赋予道教内涵，长时间作为道教的方术流传。

总之，魏晋南北朝服散的流行，主要是为了治病而不是为了养生、美容与助性。服散与养生、美容、助性联系起来在于对服散的目的、功效及适用人群等产生了误解，夸大了它的使用范围，过多地将其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相联系，人为地赋予了较多的额外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