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斯·约纳斯基于对现代技术社会的反思，提出了一种超越于传统伦理学的责任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强调，人们不仅要对当下的自己和他人负责，更要对遥远的未来人类后代负责；不仅要对人类负责，还必须为大自然负责。这是一种“远距离伦理学”。对遥远后代和大自然的责任的落实，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对未来的预测尤其是对恶的后果的预测，让“恐惧”启迪我们的良知；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放弃“暴饮暴食”的生活方式，过一种“简朴的生活”。

关键词：约纳斯 责任伦理 恐惧启迪学简朴生活学

美籍德裔哲学家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是20世纪后期著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他将现象学存在主义用于考察技术时代人作为“类”所遭遇的生存挑战，提出了一整套被称为“远距离伦理学”的责任伦理学。1979年他以德文出版了代表作《责任原理：技术文明时代的伦理学探索》（简称《责任原理》），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迅速地成为当代社会的经典之作，售出将近20万册，1984年出了英文版，1987年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1985年又出版了《责任原理》的姊妹篇《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将其责任伦理的基本原理用于解决现代技术尤其是医学和生物技术带来的诸多人类新问题。大卫·列维（David Levy）做了一个惊人的断言，说约纳斯的著作比维特根斯坦的更伟大，比海德格尔的更有用，因为前者具有学院式的局限性，后者具有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性质。[1]p80-81

约纳斯认为，传统伦理理论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近距离的伦理”，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主体上或主体间自律或他律的伦理学，是对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提出的规范和约束，实质都是对人（而且只是当下的人）的善与权利的关注。概而言之，“整个传统的伦理学就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伦理”[2]。基于对现代技术和现代技术社会的考察，約纳斯认为，新的伦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扩展人类责任的责任伦理学，它要求拓宽伦理规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两个维度。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传统伦理学只要求人们对同时代人负责，至多对与自己有一定联系的几代人负责，约纳斯则要我们对与我们无关的遥远后代负责；从空间的维度上来看，传统伦理学的责任只限于人类社会，约纳斯还要求人们对自然负责。这两个维度的责任都远远超出了传统伦理学给予我们现实人类的责任，因此，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也被称为“远距离的伦理学”。

在《生命现象》《有机体与整体》《责任原理》等著作中，约纳斯对人所具有的这种“远距离责任”做了细致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证明。国内研究者对此亦有相应的介绍[3][4]。本文将以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为中心，讨论约纳斯提出的责任伦理的实践途径。

一、恐惧启迪学：对遥远后代和大自然负责的消极责任命令

约纳斯说：“今天，我们发现我们正处在通往明天的门槛上，我们比过去的年代更有理由这样做。现在，在我们眼前，我们活动其中的世界性力量，当我们正在为它提供营养的时候，它们正开始描绘未来的面貌。”[5]p33对未来的人和对自然的责任，都是我们为未来世界所承担的责任。责任伦理学作为一种“远距离伦理学”，必须是从时间和空间的远距离来审视我们当下的行为和选择。因为，“明天的世界会是怎样一幅模样”“只要我们把我们正在看到的变化的线向前延长一下，我们就有了答案。”[5]p33为了将这种面向未来的责任从我们的人心中启发出来，约纳斯提出了一套可以称之为“消极责任命令”的“恐惧启迪学”。

由于人的根本的伦理“责任”是指向未来的，因此，为了确立人的具体责任到底是什么内容，就必须有一种对未来的预测。因为对未来人类负责的律令不是凭空得出的，而是通过预测知识获得的。由此，约纳斯将预测科学或者说“未来学”引入了伦理学中。关于对未来的预测，约纳斯反对历史决定论式的预测，而主张一种“以非宿命论的态度对结果感兴趣的”“假设的、有牢固科学基础的、尽可能全球化的对未来的预测”。[5]p35具体地说，就是“最大限度地通报我们集体行动的后果”。约纳斯将这一点看作是我们可以为未来奠定的“第一个价值”。[5]p35

在前技术时代，“在绝大多数典型情况下，我们可以基于过去的经验，但在其余情况下，可以满足于对结果的大致猜测、对当下东西的充分实施、对不确定运气的无奈接受。这曾经与人的活动的微小量级相适应，这些活动在一个稳定的物的总体秩序中能够听任未来的人以相似的方式完成其时代任务。”但是，在技术时代，“恰恰这一点现在完全变了”。[5]p43人类行动的因果量级在技术符号中无法估量地增长了，无过程的东西成了规则，过去经验的类比成了非职权之内的事。长远后果是更加可以预计的，却更加充满了矛盾，为我们的行动所累的总体之革新力量不再能够信赖，未来的人不能再被想象为处于相似的结局状况中。凭借重大技术，我们已经献身于这样的格言：明天的世界将和昨天的世界不相似。换言之，基于“习惯性联想”的未来预测，在技术时代已经无法行得通了。

约纳斯强调，为了不使这种未来与过去的“不相似性”成为灾难性的，基础知识必须尝试跟上我们的力量转瞬即逝的影响范围，而且，必须使其近期目标经受长远后果的批评。于是，“让我们看到长远后果”的未来学这一新的科学（或艺术）成为明天世界新的价值的一种形式和功能。这种科学不像它奠基其上的自然科学那样用来增加我们的力量，而是监督我们的力量并保护自身。归根结底，是为了赢得战胜来自自然科学技能的力量。只有当它所知的、或者可能偶然所揭示的东西在直观中被经历时，它才能这样做，结果就是，这种东西在我们心中产生与其相应的感觉，相应的感觉引起相应的行动。由于和回应一种未来人类状况的感觉相联结，这种展望有助于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性化进程，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肯定会使人性化进程在推向未来时和人的一种知识融合起来。

我们究竟如何可以获得这种关于未来的“预测”呢？约纳斯提出要“最大限度地通报我们集体行动的后果”。所谓“最大限度”的意思，他强调包含着“科学推论”与“生动想象”的结合，因为只有在抽象的量和具体的质达到饱和状态时，这种客观的知识才能赢得力量。在约纳斯这里特别将“生动想象”纳入预测所要求的“最大限度”之中，而不是将预测主要建立在“科学推论”之上，这与通常所说的“科学预测”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通常所说“科学预测”是建立在以科学知识为基础，以因果规律为指引，以“科学推论”的方式“合乎逻辑地”预测未来可发生的情况。可是在现代技术的强大控制力下，技术所带来的“未来后果”很难是单一的因果规律决定的，甚至都不是人的主观意图所决定的。依据一般的“科学推论”，人们很难准确地预测出一种技术的运用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尤其是对自然和未来的人的存在和生活。因此，为了避免“灾难性的后果”，我们的预测就必须发挥“生动想象”，将这种技术运用可能的最坏的结果都想象出来，并用这一“生动想象”来审视当下这一技术的运用是否值得和应该，并启发出我们使用这一技术“应该”有的“责任”。约纳斯将这样一种融“生动想象”与“科学推论”于一体的、用于启迪人类终极“责任”的未来预测称为“恐惧启迪学”。“在《责任原理》中，我在尝试一种‘恐惧启迪学’时已提出一个处理不确定性的简便法则：正在为邪恶而怀疑，一旦怀疑，你就要在更好的听觉面前做出更坏的预后诊断，因为赌注太大了。”[5]p45约纳斯明确宣称，预测知识需要凶兆，需要对人不利的信息。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事物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危险的事物。”[6]p37也只有让人知道人类正处于危险境地，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因此，我们需要关于人的形象的凶兆——尤其是各种具体的凶兆——通过对这些凶兆的畏怯来使我们自己确保人的真正形象。

约纳斯强调通过“恐惧”来启迪“责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在于，认识恶比认识善容易。因为恶更加生动具体，更有紧迫性，而且无需我们去寻找，它自己就会跳出来。邪恶仅仅通过它的存在就能使我们觉察到，而善良总是默默地存在着，并不为人知，除非我们对其有所省视。邪恶的到来我们不会不知道，而对善良，我们却要通过对它反面的经验才有察觉。所以，道德哲学应该先于我们的希望考虑我们的恐惧，以了解我们真正渴望什么。

很显然，所谓“恐惧启迪学”，简单地说，就是要在预测科学中预测未来让人恐惧的各种可能性，从而启发人的忧患意识，由此激发人自己修正自己的行为，把可能性的灾难降到最低程度。这是约纳斯给予人面向未来的一种“消极责任命令”。

在约纳斯看来，“恐惧启迪学”所启示的“消极责任命令”首先就是“要想象我们使用的技术行为的长远后果”。威胁人类的恶已经存在，我们要把它找出来，以便在内心植入忧患，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由于这恶是以前我们没有经历过和分析过的，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理性和想象。我们不可盲目自动地去想象，而要有目的地引导它。“今天，我们这些强者和有权力意识的人必须蓄意地并且以自我教育的方式使自己置身于‘开始学习恐惧’的处境中，不过，这是一种新式的恐惧。因为，对于核战争灾难的现实的恐惧，在我们自己看来，这是以后要出现的事。对于还未出生的人而言，这是可怕的，它使我们置身于现今的惊恐之中。而只有当我们认同那些未来的人——这不再是一个幻想的行动，而是道德和源于道德的责任感觉的行动的时候，这本身才能说是最生动的幻想恐惧。”[5]p44

同时，“恐惧启迪学”所启示的“消极责任命令”还在于“激发一种适合于这种想象的图景的情感”。由于这种想象中的恶与我们自己很遥远，所以不像直接威胁我们和我们的亲友的危险那样，能够激发我们的恐惧。而且，遥远的恐怖画面和对它的恐惧感都很少自动出现。为此，我们要培养“对这类刺激的先在的敏感”。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恐惧在我们的力量的符号中接近了一切价值的顶峰。恐惧的对象成为最大的、完全可想象的对象，是的，成为以前从没有被当做实践的对象来思考的对象：人类的未来。第一次和我们碰面的责任使我们的恰当的恐惧成为义务，并且使我们的恐惧成为日常练习。对过去价值的另外一些重估产生于此。”[5]p44

“恐惧启迪学”有助于人们在技术时代里去测度技术的力量及其威胁，去思索自然和生命的本体论地位和意义。对于约纳斯来说，施韦泽提出的“敬畏生命”是一种最值得尊敬的思想。“恐惧技术，敬畏生命，这种技术悲观主义和自然生命神圣论就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的基本精神。”[2]责任伦理首要针对的就是技术文明本身的危险，那些技术至上论和技术乌托邦的危险，那些使人成为“技术的人”的危险，那些疯狂地生产一切、制造一切、消费一切、享受一切的危险。责任伦理要对技术本身尤其是“自以为是”的技术坚决地说“不”。这种“说不”的意识、勇气和决心就是由“恐惧”启迪出来的。我们需要激发一种精神性的恐惧。这是一种我们对待未来的态度，“我们应培养这种态度，应教化灵魂，使之一想到子孙后代的可能命运和灾难就颤栗”“一种对我们自己的权力的恐惧伦理学，要远胜于一种幸福伦理学、某种谦虚伦理学。”[5]p246

二、简朴生活学：对遥远后代和大自然负责的积极责任命令

尽管“恐惧启迪学”可以激发我们面向未来人类和自然的“责任”意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消极的责任命令”，不能直接解决我们已经面临的问题。因为，“在许多方面，我们已经处于根本不再是不确定的危险地带中间，在这里，新的谦虚不再只是正在远眺的小心谨慎的事，而是已经迫在眉睫。”因此，约纳斯强调，“为了阻止包含在整個过程中的抢劫、物种退化和星球污染，为了预防星球资源的枯竭，甚至人为造成的世界气候不可救药的变化，一种新的简朴在我们的消费习惯中就非常必要了。”[5]p45这便是约纳斯“远距离伦理学”给我们提出来的“积极责任命令”：“如果简朴是在保持地球的整体平衡这一长远视角上被要求的，那么，它就是未来责任伦理学的一个缩影”。[5]p46

“简朴生活学”作为一种“积极责任命令”，不是相对于“节制”或者“适度”这样的个人修养，而是相对于“暴饮暴食”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约纳斯指出，在现代技术时代和商业社会的双重推动下，“暴饮暴食”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生活学”：在消费癖的最广泛意义上，“暴饮暴食”不只是受到最丰富的、普遍可使用的财富的庇护，作为为消费而生产的社会产品，那勤奋的兼收并蓄的消费完全成了对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必要的、值得赞扬的参与。现代工业社会同时为其成员取得了消费收入。一切都是为生产循环和消费循环而准备的，在广告中每个人都不停地被劝告、刺激、诱惑着去消费。“暴饮暴食”作为社会经济的德行，甚至义务——这在现今西方世界的确是一种历史的创举。[5]p46约纳斯认为，“简朴”作为一种“生活学”，恰恰应该是在上述“暴饮暴食”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德行”和“生活学”的情况下被提倡：“针对这种强制和挑逗、这种普遍纵容及其物质实现的气氛，这种对简朴、复兴简朴还比较新的呼唤因此就应该提倡。它的意义，本身不是向古老理想的回归，而是要建立一个在现象中与之仿佛的新理想。”[5]p46

约纳斯认为，“简朴生活学”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积极责任命令”，可以通过两条道路实现：一是自愿一致的道路，一是法律强制的道路。

就“自愿一致”这条道路而言，这是一条可以将人类带向美好光明前途的道路，人类可以被向前拉得很远。但是，约纳斯强调，这条“自愿一致”的道路的实现，“不能再仰仗宗教的力量”，而应该主要依靠道德力量激发人们的“羞耻感”。“只有当所期望的放弃行为通过风俗（伦理）的力量提升为社会规范时，才是可行的，个人也不用了解这种社会规范的意义并且习惯性地从总体上遵循它，因为他肯定已经为自己明显地侵犯了规范在同类面前感到羞愧。”“事实上，现代的消费狂本身确实有点厚颜无耻。”[5]p46这样一条道路十分契合中国儒家通过羞耻感而激发道德心的路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但是，约纳斯认为，这样一条激发道德自觉性的“自愿一致”的道路并不乐观。因为面对“暴饮暴食”已经成为一种“经济德行”和普遍的“生活学”，这样一种倡导“简朴”的生活学无疑是一场“道德革新”。这种革新是从下面开始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使一种相称的“简朴”成为不由自主地起作用的社会价值。只是，面对这个世界的巨变，“这样做是太迟了”。而且，这种革新似乎也是与“穷困的消费者”不相配的抉择，因为他们并没有“暴饮暴食”的机会和生活经历。

另一条道路是“预防的道路”，“是从上面开始对简朴的及时制止，完全是公共的法律及其制裁。”[5]p47就这条道路的实现机制而言，约纳斯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民主投票程序”的前景是不好的。因为这种程序肯定毫无例外地受制于当前利益和当前情况，并且可以受未来的预言驱使（只要那里不贫困）。因此，约纳斯主张，“必需的立法必须以权威的方式完成”。[5]p47可是，通过权威立法自上而下来推行“简朴生活学”，这在自由的名义上又必然受到控告，因为它明显地干涉了个人自由。而且，一旦把私人行为的规定和监管归于公共权力，这种立法的效果也保准好不了。所以约纳斯说：“我宁愿不考虑那种随之轻易出现的侦察和告密的勾当，不考虑包庇和规避的事、黑市想法等等。”[5]p47换言之，他是不主张通过“权威立法”方式来推行“简朴生活学”的。

那么，到底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落实这一“积极责任命令”呢？约纳斯认为，“在今天，某人仅仅是个人已经很少了。在许多行为中，起码在投票的时刻，但也在很多别的和更连贯的生活关系中，人们是制度化了的集体中的一员，而且因此绝没有一个绝对的二分法。利维坦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现有的庞然大物，而我们就待在一边并且看着它如何行为。相反，我们自身肯定是其中的组成要素。”[5]p245由此，在以集体方式“自上而下”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就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正确见解的可能性影响的最大化，它往往首先是在个人那里存在的对这种构成权力行为出发点的庞大有机体的反映。”另一个问题则是“要了解个人意愿和愿望在权力的关键位置的实施权恰恰应归于正直的人而非弄虚作假的人。”由此就出现了“权力精英”的问题，而且，这些权力精英应该如何得到教育，以便他们正确地领导这种暴力或者利维坦，或者简单中立地领导这个集体，因此，他们本身首先为正确见解和善良意愿所鼓舞。约纳斯认为，事实上，“这就是说，我们回到了柏拉图的老问题上，谁在国家中运用权力。”“人们必须再次非常严肃地，甚至不惧纯粹平均主义的民主议会方法带来的可能性危害开始治理国家。”[5]p245换言之，约纳斯认为，唯一的制度方法，还是只有民主制，即使这种民主决策方法可能是十分短视的。

约纳斯认为，要实现“远距离伦理学”的积极责任命令，就要推行节制、紧缩与审慎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减缓技术的过度发展，减轻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寻求控制技术过度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通过社会才能获得，在目前人类存在的两种主流社会中，约纳斯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更胜任这个重任，但它又受乌托邦的诱惑，一旦它与乌托邦联姻，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无论如何，乌托邦都应放弃，不仅因为它无法持久，更因为它将导致灾难。最后，约纳斯通过“恐惧启迪学”还是回到个人“自愿一致”的责任自觉的路上。

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作为一种“远距离伦理学”，看似考虑的似乎是“遥远的未来的人”和“大自然”的利益，实则是对当下人的生命的严肃而真正的爱。约纳斯把缓慢增长然而又顯得是必然的威胁放在忧患的前面，他认为时间炸弹的毁灭性力量抵得上任何数量的氢弹，这种威胁绝不小于原子弹大屠杀的突然威胁，其结果同样是不可逆的，而且对于它的到来，我们每个人都难辞其咎。对审慎的也即节制的目的的呼唤成为首要责任，恰恰是因为人类能力从未有过的强大。原子战争的突然灾难的威胁被渐进的灾难的威胁超越，在那里和平利用所带来的福祉淹没了遥远的审慎的声音。因此在约纳斯看来，不是面对“恐惧”的怯懦，而是面对生命本身的责任律令产生了对“节制”的新的呼唤。“懂得在我们有理由为之最感自豪的东西中划界并停下来，本身就可能是未来世界的一个全新价值。也许，我们必须从克制使用力量（这种克制曾经总是有益的）走向克制掌握力量。因为处处都到了这样的地步：拥有力量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诱惑，诱惑人去使用力量，但使用就其后果而言可能是危险的，有损道德的，至少是完全无法预计的。因此，根本不拥有所涉及的力量，也许更好些。”[5]p48正因为约纳斯的这份对人类自身生存的责任意识，才使得其伦理学可以“比维特根斯坦的更伟大，比海德格尔的更有用”。

参考文献

贺祝群（1963.10），女，贵阳市委党校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管理教学与研究）

[1] David Levy. Hans Jonas： the integrity of thinking， [M].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2.

[2]张旭.后现代的伦理学：约纳斯[OL].http：//lw.gdjyw.com/7/19690.html.

[3]方秋明.为什么要对大自然和遥远的后代负责_汉斯_约纳斯的价值论解释[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3）：p71-76.

[4]方秋明.为什么要对大自然和遥远的后代负责_汉斯_约纳斯的目的论解释[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6）：p14-18

[5] [德]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方秋明.汉斯·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研究[D/DB].2004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中国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