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楠

【提 要】“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点，自其确立之后，便使人们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天翻地覆。阿尔都塞敏锐地捕捉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隐喻”，在“多元决定”的意义上阐释了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立足于再生产的观点，揭示了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阿尔都塞认为，上层建筑中的法和国家的存在都有赖于国家机器的存在，国家机器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所理解的“国家机器”，既包括通常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还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补充。

马克思主义最引人关注的是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和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马克思在这一生产方式初露端倪之际就研究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所宰制。时至今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与思考依然是不可绕过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具体是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物化的概念、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其中，“基础与上层建筑”是马克思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性概念，也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框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释了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根基”或“基础”，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包括社会生活等方面在内的“上层建筑”。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人们提出了诸多不同的见解，形成了不同的解释模式。阿尔都塞认为，人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表述注意得不够，觉得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什么，实际上“基础与上层建筑”却让整个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统治概念天翻地覆。[3]阿尔都塞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且认为这一学说极其重要。他在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的同时，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或修正，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论断。在这一问题上，阿尔都塞的认识对我们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以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颇具启发性。

一、超越“决定论”“人道主义”的解释模式

在马克思提出“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之后，第二国际、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形成了以经济法则为中心的客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解读模式，即庸俗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模式。具体来说，第二国际、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考茨基等人，认为不可抗拒的经济发展将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产，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解带有决定论、宿命论的色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痕与冲突。在庸俗的经济决定论的视野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简单的、一对一的相应关系，被看作是一种机械的因果关系、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关系。按照这种机械决定论的理解，经济似乎是人类活动的独一无二的决定因素，上层建筑仅仅是对经济基础及其变化的被动反映，人们必须从经济基础、物质环境来理解和把握上层建筑。如此一来，文化等上层建筑只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具有“派生、从属和‘副现象’的性质”[4]，“文化充其量起了对那些在无情的社会生活规律下受难的人们掩盖社会生活过程真相的作用”[5]。

若在经济决定论的视域中把握“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就容易被人们庸俗地理解为人的物质利益，以及追求物质福利和生活富足的愿望。弗洛姆指出：“马克思和所有其他哲学家所使用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个词和较高的精神水平的心理动机没有任何关系，与较低的、较卑鄙的心理动机也没有任何关系。”[6]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在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谈论文化问题、上层建筑问题。“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7]通过这一段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并不认为文化和经济之间存在某种直观的对应关系。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曾对马克思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做出解释，强调不能把经济因素看作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8]。“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虽然恩格斯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做了这样的澄清，但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了决定论式、还原论式的理解。实际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或明显的相似，没有形成一种对称的关系。“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艺术、法律、政治、宗教——都有它们自己的发展速度，自己的内在演化，并不能归纳为仅仅是阶级斗争或经济状况的表现。”[10]将上层建筑简化为经济基础的产物，诉诸经济基础以解释上层建筑，这种理解模式并不能把握住两者的真实关系，也不能清晰地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面对这种决定论的、还原论的解读模式，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解读模式，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视为人道主义或新人道主义，拒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在决定论的意义上辨析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而关注上层建筑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解释模式，也是基于当时一战之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利，以及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的反思。卢卡奇认为，革命的关键在于阶级意识。他所谓的“阶级意识”不是指工人的经验意识、个人意识的汇总。“‘无产阶级意识’既不能理解成以经验为根据的工人阶级意识，也不能理解成个人意识的总和或平均值。”[11]卢卡奇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2]在他看来，欧洲革命运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尚未生成。同时，他指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认为物化意识和物化结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西方文化使无产阶级对事物的本质缺乏判断力，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破坏西方文化。卢卡奇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他对阶级意识的理解已经蕴含了对上层建筑的重视。20世纪2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地不再从理论上关注重大的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了，而是倾全力关注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上层建筑。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层建筑的分析与思考，并没有充分揭示意识形态自身的运作机制及其特征。阿尔都塞在反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作了重新清理和疏解，明确地反思和批判了既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提出了自己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些认识。

二、对“地形学”隐喻的再阐释

不同于以上解释模式，阿尔都塞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认识提出了颇有新意和创见的理解，蕴涵着一种新的解释模式。具体来说，阿尔都塞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肯定和夸大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把基础与上层建筑视为简单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也不能单纯否定基础之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用“大厦”的隐喻来呈现社会之结构：社会包含“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层面；“上层建筑”是建立在“基础”或“下层建筑”之上。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表述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地形学的隐喻”，它以一种简单的形象呈现了现实，把这些非常重要的现实区别开来。作为隐喻，它肯定暗示、指示着某种东西。这一隐喻从表面来看蕴涵着这样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基础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在上层建筑的各‘层’中所发生的事情，归根到底是由在经济基础中所发生的事情决定的。”[13]二是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在阿尔都塞看来，基础或下层建筑制约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不是经济的单纯现象，它有自己的特殊效能。[14]阿尔都塞的上述认识继承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观点，并着重强调“决定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阐释“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一论点的意义。

上层建筑既然有其特殊效能，那么如何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性中把握“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说：“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15]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上层建筑各因素相互作用产生“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基础则通过这些“偶然事件”必然地向前发展。恩格斯的这一回答似乎没有向我们提供真正的解答，因为这些偶然事件与这一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既没有被确定又没有被阐明。经济决定因素或基础似乎是在偶然事件中向前发展的外在力量，阿尔都塞认为它恰恰是偶然事件的内在本质。[16]如何理解这一“内在本质”？在阿尔都塞看来，“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是“终审”。既然是“终审”，那么意味着还有其他的审判，即“那些在法权、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里以比喻表示的审判”[17]。相比于其他“审判”，“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种提法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它截然把马克思从所有的机械论的解释里划分开来，在决定性因素里头揭开了各级审判的作用（即刻画着辩证法的现实差异的那种作用）。表示位置因此表明，只能够在一种有差异的、因此是复杂的接合的整体（the‘Giledrung’）里头，来掌握经济基础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在这种整体里头，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限定了其他动因的现实差异、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和它们自己对基础本身的反作用方式。”[18]通过“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使自己同所有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区别开来，使自己同每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观念区别开来。在阿尔都塞看来，“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根本性区别，这一论点使得当时整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与历史观天翻地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通过把社会结构表述为两层的“大厦”，使自己同一切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任何机械决定论观念区别开来，确立了一个唯物主义的立场、辩证立场。马克思以“大厦”隐喻社会结构，把社会看成是一种有主导结构的复杂整体；黑格尔则是以“圆圈”“循环”来隐喻社会。“就黑格尔来说，社会像历史一样，是由循环中的循环、范围中的范围组成的。宰制它整个概念的是表现总体性的观念，在这种总体性里头，所有的要素都是整体的部分，每一种要素都要表现这个总体性的内在统一体，这个总体性在全部它的复杂性里头，却永远只是一种简单原则的对象化、异化。”[19]在黑格尔那，总体性观念具有决定性，可归结为某种内在本质，其他的各种成分都是总体的内在本质之表现。不同于黑格尔的这一认识，阿尔都塞是在“结构因果论”的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柯林尼可斯认为：“对马克思说来，历史不是精神本质的表现，而是这样一个过程，它的发展是构成它的不同层次的关系的结果；因为，只是在整体各部份不可归结的差异这个基础上，决定关系、因果关系，而不是‘绝对’的内在本质才能建立起来。”[20]马克思通过“大厦的隐喻”“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揭穿了“循环或领域和平的谎言”，呈现出一个基础和一个或两个上层建筑。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划分是现实的、不可归约的；在决定性因素的秩序排列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量不是相同的；这种主导的不平等或不平衡是整体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整体因此不再能够是一种简单的原则的表现统一体，整体的所有要素不再会是现象。”[21]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是复合的、复杂的和不平衡的。正如卢克·费雷特所指出的，阿尔都塞所阐明的社会是由“不平衡发展的法则”所支配的。[22]在社会结构之中，每一个层面都对其他层面产生影响，但也总有一个层面——主导层面比其他层面更有影响力，每一层面以及层面之间存在一种不平衡性。换言之，阿尔都塞是在“多元决定”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关系。社会中各层面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平衡性，使我们理解到某种真实的东西在社会形态里头可以产生，通过政治的阶级斗争是有可能掌握到真实的历史的。[23]

三、从“描述性”走向理论本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出

按照阿尔都塞自己的说法，他只是用相应的理论形式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政治实践领域中的经验和作法加以系统化、清晰化。不过，阿尔都塞仍强调要超越这一描述性的说法。“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隐喻，传达了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不能停留于此，而是要通过隐喻把握其背后的东西。阿尔都塞说：“我们要超越它，并不是要把它当作无效的东西扔掉。我们只是想尝试着去思考它通过这一描述的形式给我们所提供的东西。”[24]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概念的“显而易见性”来看，它表明了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之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充分揭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运行的秘密。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有待于清晰的说明。阿尔都塞超越“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描述性隐喻的地方在于，他立足于再生产的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转的秘密，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其简称为“AIE”）这一概念。毫无疑问，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存续，都有赖于再生产。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以及它的客观限度之内，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头号、决定性问题”。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上层建筑”来保障的。具体来说，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中的运用来保障的。

按照通常的理解，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法和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指出：“整个上层建筑都集中在国家那里。国家为掌握政权的那个阶级（或几个阶级）的代表服务，它包括各种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诸意识形态国家机器。”[25]法和国家的存在都有赖于国家机器的存在，国家机器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国家当作一个比“镇压性机器”这类定义更为复杂的现实来对待的。阿尔都塞所强调的“国家机器”，不只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镇压性国家机器”，还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是“大量地并首要地”通过暴力发挥作用的；后者则是“大量地并首要地”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基础与上层建筑”补充的东西，不同于镇压性的、单数的国家机器。

第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作为复数存在的。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它总是存在于一种机器之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某种实践或多种实践当中。“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各种机构、组织和实践中得以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或一部分（通常是某些要素的典型组合）。”[26]从给这些现实所列的经验性清单来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比如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传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

第二，在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占据前台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活动的背后，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头号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27]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出现之前，教会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此后，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统治地位。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学校似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中立环境。但阿尔都塞认为，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一些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被再生产出来。”[28]

第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机制。统一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完全属于公共领域，而绝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隶属于私人领域。“教会、党派、工会、家庭、某些学校、大多数报纸、各种文化企业等等，都是私人性的。”[29]为什么把这些机构、组织及其相应的实践视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人们的通常印象中，这些机构、组织及其相应实践大多属于私人部分，是自由的。阿尔都塞自己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凭什么把大部分不具有公共地位而完全只是私人性质的那些机构看成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30]在阿尔都塞看来：“公私之分本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内部的区分，在资产阶级法权行使‘权力’的（从属）领域是有效的。而国家领域避开了这种区分，因为国家‘高于法权’：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相反，国家是公共与私人之间一切区分的前提。”[31]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组织、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发挥功能的。不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它们都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何能够通过意识形态发挥作用？这与意识形态自身的功能有关。在阿尔都塞看来，人是意识形态动物，意识形态就存在于把“个人”构成为“主体”的过程中。换言之，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把“个人”呼唤为“主体”而起作用，使人们相信自己就是主体。“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称之为唤问的那种非常明确的活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我们可以通过平时最常见的警察（或其他人）的呼唤——‘嗨！您，叫您呢！’——来想象那种活动。”[32]把个人建构为主体，是以独一无二的、中心的、“大他者主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结构呈现为双重镜像。“通过双重镜像的关系把无数个人唤问为小主体，以使那些小主体臣服于大主体，同时通过每个小主体能籍以凝思自身（现在和将来）形象的那个大主体向他们作出保证。”[33]通过小主体对大主体的臣服或服从，小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以及小主体们承认事情确实如此，意识形态使“总是—已经是主体的个人”自动运转起来。每个人都生活在或臣服于多种意识形态之中，但这些意识形态都统一于“国家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区分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存在的那些组织、机构由实践生产出来的“初级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对多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与统一，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在阿尔都塞看来，只有从阶级的观点，即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何以能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并构成各种意识形态的来源。

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机器之所以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创造了各种意识形态及其机器，而在于它整合了各种意识形态及其机器。如上所述，这种整合源于意识形态结构的“唤问”，使个人作为主体顺服于国家意识形态，接受各种意识形态及其机器对自己的塑造。这种塑造不仅通过国家机构、公共机构，而且还通过各种私人性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具体来说，家庭、教会、学校、工会等社会机构与组织通过各种说教、规范以及培训不断地提醒个体所承担的主体身份，赋予其以一定的社会角色，并使其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使用方法。因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想象的、观念的存在，而是真实地存在于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统治的秘密就在于它对各种意识形态及其机器的统一与整合。资产阶级要想维持自身的统治，不能仅仅依靠暴力的统治，必须借助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在阿尔都塞看来，革命的希望与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四、结语

针对马克思主义所遭遇的经济决定论误读，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问题的轻视，阿尔都塞确立了自己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重新阐释。阿尔都塞在“多元决定”的意义上强调经济基础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他认为，马克思仅仅在描述性的意义上阐释了这一思想，还没有通达理论本身。在阿尔都塞看来，仅凭马克思对“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并不足以理解资本主义统治的秘密。基于这一考虑，阿尔都塞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认为资产阶级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地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阿尔都塞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做出了有创见的补充，对于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示。但他的这一解读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并不完全契合马克思哲学的思想特质，而是割裂了“基础与上层建筑”和马克思思想总体的关系，有着不可回避的误读，并使自身陷入意识形态纠缠的怪圈。“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只有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意义上，方能澄明其真实内涵。确切地说，不能把“基础与上层建筑”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更不能在实体本体论思维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而应该以实践的观点把握“基础与上层建筑”，将其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充分阐释这一论断的社会历史意蕴。

注释

[1]【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3][17][18][19][21][23]【法】阿图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206页；第207页；第207~208页；第213页；第214页；第215页。

[4]郁建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5]【美】罗伯特·达密柯：《马克思与文化哲学》，庄锡昌主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6]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8][9][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第591页；第591~592页。

[10]【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页。

[11]【波】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侯一麟、张玲霞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

[1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132页。

[13][24][25][26][27][28][29][30][31][32][33]【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第135页；第308页；第177页；第465页；第467~468页；第455页；第455页；第456页；第368~369页；第379页。

[14][16]【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7页；第112页。

[20]【法】柯林尼可斯：《阿图塞的马克思主义》，杜章智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53页。

[22]【澳】卢克·费雷特：《导读阿尔都塞》，田延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