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镇江，王雪晴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这一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先后产生和形成了毛泽东国家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观、江泽民国家安全观、胡锦涛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重要理论成果，由此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基本内核。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及其产生的几大理论成果彰显了继承与发展相统一、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鲜明特征，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发展做到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不仅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往学术界对国家安全观探讨个案研究多，系统研究较少。文章拟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结合的宏观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历史脉络作系统梳理，以期呈现出这一伟大过程的全貌。

一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经列宁、斯大林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获得了系统完备的形式，具有非常深厚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苏俄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实践的思想武器，对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

(一)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撰写国家安全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是其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特别是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世界安全等方面的思想。这些安全思想散见于他们不同的著作和文章当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理论源头。

1.政治安全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安全思想集中体现在1871年马克思撰写的《法兰西内战》以及1891年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再版所写的导言当中。这两篇光辉文献在高度肯定巴黎公社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加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内部团结、反对内部纷争，铲除资产阶级私有制、巩固革命政权物质基础等方面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安全思想。

其一，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实现政治安全的基本前提。“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1]。无产阶级专政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同旧政权根本对立的新型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要保卫政权安全，就不能简单地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而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特别是要加强无产阶级军队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建立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取代旧政权的常备军和警察的做法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2]372并且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2]443

其二，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加强内部团结，这是夯实政治安全的关键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缺乏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内部团结是导致巴黎公社最终失败、丧失革命政权的重要原因。巴黎公社领导成员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给反对公社的敌人有可乘之机，从而危及了公社的政治安全。马克思指出：“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3]

其三，没收反动阶级的经济资源归无产阶级所有，夯实革命阶级的经济力量，这是实现政治安全的物质基础。任何战争的发动和持续都需要经济的支撑，革命战争是如此，反革命战争同样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安全是政治安全的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地强大革命阶级的经济基础，千方百计地削弱、摧毁反动势力进攻革命的物质力量，这是巩固革命政权、维护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巴黎公社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归自己所有，没有斩断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绞杀革命的经济支柱。基于此，恩格斯在《导言》中深刻指出：“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4]

2.文化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安全，是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

其一，文化安全的根本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刻阐明了经济基础对于文化安全所具有的根源性、决定性意义，“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5]同时，由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以及各种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其二，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重视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领域，而且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性质，“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6]；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维护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安全就必须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建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话语权，抵御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工人的侵蚀，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要方面，“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7]

3.世界安全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安全思想主要体现为世界和平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从战争与和平相互关系的视角，深刻分析了消灭战争根源、获得世界和平、求得世界安全的条件和途径。

其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是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到处充斥战争、世界缺乏和平和安全的时代。资本的逐利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内要镇压劳动人民，对外要侵略扩张，把战争强加在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头上，从而给人民带来严重的战争创伤，导致世界普遍的不安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压迫和侵略本性、非和平的本质及其危害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深刻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265

其二，消灭战争，建立世界和平的根本条件是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了阶级，才能消灭战争，赢得永久和平和世界安全。也就是说，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是消除战争根源、求得和平安全的前提和条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8]

其三，新社会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和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作为与资本主义旧社会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其本质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因而必须坚持以和平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2]341。

(二)列宁、斯大林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列宁、斯大林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俄国国家安全的特点及要求，领导人民开展了巩固新生政权、捍卫领土主权、增强国家实力、建设强大军队、进行卫国战争等伟大斗争，形成了内涵丰富、特征明显、意义重大的国家安全观。列宁、斯大林的国家安全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既具有理论上的全面性、深刻性、创新性，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时代特征，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来源，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1.加强政权建设，打牢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严峻形势。面对严重的政治安全局面，列宁清醒地认识到，要保住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得加强政权建设，通过政权安全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为此，列宁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一是要求全党对政权安全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二是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列宁反复强调加强红军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极端重要性，深刻指出：“我们军队是使帝国主义列强丝毫不敢轻举妄动、不敢侵犯我国的切实保障。”[9]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接班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国家安全思想，在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重视无产阶级政权建设，重视军队和国防建设，带领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2.加强经济建设，夯实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针对俄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列宁认为，要巩固苏维埃政权、维护国家安全，除了需要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外，还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积累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那末我们就落在而且将来还要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后面，我们就会挨打。”[10]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遵循列宁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思想，领导苏联人民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赢得卫国战争胜利、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强文化建设，筑牢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列宁看到了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强调要通过加速文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来维护国家安全。

其一，要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境内外反动势力对革命的进攻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而且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后者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不亚于军事进攻。因此，“我们应当在这个时期内坚持革命建设，用军事的方法，尤其是用思想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11]

其二，要加强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启发和培养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觉悟。在列宁看来，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教育，建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要义。

其三，要加强对文化事业的安全管理。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指出：“如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干部的工作松懈了……那么我们国家和党的整个工作一定会削弱”[12]，因而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筑牢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

4.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赢得世界和平。列宁、斯大林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和平思想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以及国际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其一，对现代战争本质的深刻揭示。列宁认为，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根源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的本性，“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3]6

其二，对帝国主义假和平真备战本性的揭露。列宁认为，帝国主义者口头上高谈和平，实际上却在准备和进行侵略战争。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坚决地揭穿帝国主义和平的虚伪性，避免受骗上当，败坏革命。

其三，对消灭战争、赢得和平的阐释。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给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因而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要消灭战争，建立持久和平，“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得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13]55。斯大林则清晰阐述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对外政策：“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维护和平并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的政策。苏联不想威胁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我们主张和平并捍卫和平事业。”[13]137

二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与进步，其所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奠定了最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这一过程，并且产生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包括毛泽东国家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观、江泽民国家安全观、胡锦涛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丰富内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伟大斗争，同时又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产生

毛泽东国家安全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目的出发,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道路，形成了内涵丰富深刻、意义深远重大的国家安全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对维护新中国的安全和捍卫世界和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为当代中国的安全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安全观中国化道路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不仅在战争年代高度重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把两者相结合的原则成功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运用于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事业，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进程。

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指导新中国的安全建设。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的成功既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那么新中国安全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基于此，在捍卫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安全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自觉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国家安全的基本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安全实践。譬如，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加强人民军队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加强经济建设以夯实政治安全物质基础的思想、重视文化安全特别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等等。

其二，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引领新中国安全发展道路。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始终坚持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又与列宁、斯大林生活的年代有很大区别。因此，在探索中国国家安全道路上，毛泽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又依据世界国情的变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大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有力捍卫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安全。例如，在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民战争思想、国家安全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群众安全利益至高无上的人民立场、坚持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的担当精神、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的道德情怀，体现了浓郁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力量。

2.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始终对国家安全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面临的内忧外患的险恶形势，毛泽东未雨绸缪，从战略的高度对事关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形成了以政治安全为核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国防安全为保障、以外交安全为支撑的国家安全观，对新中国的安全建设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其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政治安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政权巩固，事关国家道路和制度的选择，因而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所在。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建立的政权是人民性质的政权，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权。一切反动势力之所以敌视新中国，千方百计想破坏新中国建设、颠覆人民政权，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个政权的人民性以及这个政权所捍卫的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基于此，毛泽东认为，保卫新中国的人民政权是政治安全的基本方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要求。一是要加强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民主专政是保卫国家安全的柱石，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加强而不能被削弱，要坚决防范和粉碎一切有可能危害国家政权的图谋，包括外敌入侵和内部反动派残余势力的颠覆活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进行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壮举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是毛泽东政治安全思想的生动实践。二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征程中，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指导新中国建设包括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没有党的领导，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被别的什么制度所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就从根本上成了问题。虑于此，毛泽东一方面同任何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行作斗争，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国家安全提供最可靠的政治保障。三是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巩固政治安全的思想根基。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安全的基本构成。从革命战争年代起，毛泽东就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注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意识形态领域错综复杂的情况，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对新中国安全带来的危险，从维护新中国的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毛泽东作出了“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论断，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决防止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对人民群众的侵蚀、对社会主义的破坏、对国家政权的危害。毛泽东指出：“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受到严重阻碍。”[14]毛泽东关于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力地维护了新中国的政治安全。

其二，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总结近代后中国屡遭外敌入侵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结论。譬如，他在抗战时期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他欺侮我们的落后。”[15]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刚刚经历的战争创伤，面对一穷二白的国民经济状况，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加强经济建设、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困难问题以使新政权获得最大的民心支持还是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以捍卫国家安全，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经济实力是国防实力的物质基础，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物质条件。由此出发，毛泽东高度重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高度重视工农业生产，并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建设对于国防建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16]95“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16]223

其三，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威胁甚至是核威胁核恐吓。面对这种严峻的安全形势，毛泽东认为，唯有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才能有效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一是要加强人民军队建设，锻造保卫国家的钢铁长城。国家是靠军队保卫的，因此毛泽东始终重视人民军队建设，多次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7]二是要加强国防尖端武器研制，推进军事技术装备现代化。毛泽东认为，国防现代化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国防现代化首先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同时也离不开装备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先进与否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先进武器装备的作用，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与国内外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技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18]337针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的重大战略决策，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8]365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的“两弹一星”和核潜艇先后研制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国防现代化，有力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三是坚决击退任何外敌入侵，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所在，国家主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受到损害，国家领土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遭到侵犯。为此，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18]4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领导和指挥了一系列反对外国侵略者、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反击战，坚决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例如，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了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宁；1958年的炮击金门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维护了我国西部边陲的安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保卫了我国北疆地区的神圣领土；1974年的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捍卫了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其四，外交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撑。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拓展，外交要为内政服务。一个国家的安全是否有保证，不仅取决于对内治理的好坏，而且取决于对外政策和对外工作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为本国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基于此，毛泽东高度重视外交工作，在外交领域和国际社会面前始终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把外交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的重要依托。一是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二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指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19]186同时，和平共处对各国包括西方国家也是有利的，“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的结果的。”[19]210三是打造国际统一战线，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针对美苏争霸形成的两极世界格局以及对我国安全造成的威胁，毛泽东把革命年代统一战线成功经验运用于外交工作，建设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一切可以团结和联合的积极力量反对美苏霸权主义行径，维护中国安全和世界和平。这是毛泽东外交安全战略思想的一大创举，同时在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二)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形成

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发展战略，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就维护国家安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新论断，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的国家安全观，大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进程。邓小平国家安全观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诚如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样，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产生同样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对成功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作用。

1.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重要推进者。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进程由毛泽东开启，经邓小平推进和发展得到了极大的跃升。邓小平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一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国家观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另一方面又从变化了的形势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普遍原理同改革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目标、新任务、新战略相结合，有力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国家安全观与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是一脉相承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同质性决定了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国家安全观对毛泽东国家安全观进行了多方面的继承：在政治安全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在经济安全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强国家安全物质基础的思想；在军事安全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的思想；在外交安全方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等等。与此同时，邓小平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时代主题变换、新科技革命兴起、经济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新情况以及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对国家安全战略适时进行调整，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毛泽东国家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观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深刻回答了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捍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2.邓小平国家安全观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原则，同时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确立我国安全战略的基本依据。邓小平正是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背景大框架下，对国家安全问题展开了战略思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不断深入。

其一，政治安全观上的新贡献。一是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明确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具有至高无上性，“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0]348二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最高准则。“文革”十年后，社会上一度出现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影响和冲击了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根基。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邓小平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第一次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问题、国体问题、领导核心问题、指导思想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论述，精辟地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概括为我们党和人民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21]173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警惕西方国家搞和平演变。三是把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政治安全的重要方面。邓小平从“文革”十年动乱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对国家建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为社会一旦动乱，不仅破坏国家建设，而且容易给国外反对势力以可乘之机，从而给国家安全带来危险。鉴于此，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针对1989年发生的动乱，邓小平指出：“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20]348-349

其二，经济安全观上的新贡献。第一，发展经济是维护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来保障政治安全，用发展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安全问题，这是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显著特征。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能不能立得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社会稳定能不能长期保持下去，最关键的是看我们国家能不能发展，首先是经济能不能发展上去。邓小平把经济建设的成败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反复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21]195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改变颜色、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及其教训，邓小平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20]354所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第二，科技进步是维护经济安全的有力支撑。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壮大。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规模小、增长速度慢，那它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就很难占有优势和主动地位，就容易被外国强势经济击垮。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下，这种情况尤为明显。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科学技术对发展经济和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意义，多次强调用科技成果支撑经济建设。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21]86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进一步突出了科学技术在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和安全运行中的重大作用。第三，和平环境是维护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安全，不仅需要国内社会稳定，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和平安宁，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外部条件。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论断，强调要利用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加快经济建设，为国家安全提供实力保障。另一方面，邓小平认为，国际局势虽然总体缓和，但局部战争和热点地区冲突仍然存在，世界并不太平。这种情形不仅干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构成了威胁。所以，邓小平主张，中国不仅要利用已有的和平环境加速发展，而且还要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主动营造有利于经济安全发展的国际和平环境。

其三，军事安全观上的新贡献。一是明确了新时期军事斗争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二是明确了新时期人民军队的重要地位和职责。邓小平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21]395三是明确了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具体路径。总目标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具体做法是：首先，狠抓军队现代化建设。大力加强军队教育训练，提高官兵军事素质，使军队“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推进军队装备现代化建设。走质量建军、精兵强军之路，提高军队工作效率和战斗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了百万大裁军，加速了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其次，狠抓军队正规化建设，包括建立和完善军队建设的各种章程和条例，以达到规范和统一军队思想及行动的目的。再次，狠抓军队革命化建设，包括党要领导军队、军队要听党指挥，要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等等。

其四，外交安全观上的新贡献。一是克服了过去国家交往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局限性，确立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并把它作为同其他国家正常交往的基本原则。二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对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资源争端等问题，邓小平倡导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反对诉诸武力，“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22]按照这一思路，在解决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等争端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解决方式，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此外，为解决国家统一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香港、澳门先后和平回归祖国。三是注重处理好同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对国家安全往往具有重要影响。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同大国的关系，对于顺利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于1979年同美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于1989年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从而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和平建设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继续深化：江泽民、胡锦涛国家安全观的缘起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深刻改变着世界安全的格局和发展态势。在国内，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党面临着苏东剧变后长期执政的重大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对中国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战略思考和谋划，形成了内容丰富、创新特征突出的国家安全观，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推向21世纪，为中国和世界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高度重视政治安全，着力解决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安全问题。苏东剧变后，我国面临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压力骤然加大。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人们思想观念复杂化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变数。面对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如何继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成为江泽民、胡锦涛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由此推动了党的政治安全理论继续发展。一是要强化执政意识。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23]92二是要清醒认识党执政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充分认识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胡锦涛指出：“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4]528三是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安全，必须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大力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

2.高度重视经济安全，尤其注重经济风险的防范。一是强调要加快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江泽民指出：“我国近代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都清楚表明，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就会受制于人……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23]224因而要加速经济发展，为国家安全创造深厚的物质基础。二是明确提出,要切实做好经济风险的预测和防范工作。首先，要充分认识对经济风险进行预测和对策研究的重要性，指出经济风险防范问题是为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其次，要扎实做好经济风险防范工作。要做到加强经济风险的监测和预测，抓紧制定化解和抗御经济风险的对策，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三是深刻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江泽民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风险，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如何维护自己安全的新课题。”[25]514-515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低，防范风险能力弱，其金融和经济面临的风险和冲击也就更大。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例证。鉴于此，江泽民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一定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注重提高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经济安全。胡锦涛进一步阐述了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障金融安全是保障经济安全的核心，要认真排除金融领域的风险因素和安全隐患，切实保障金融安全。

3.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深化和拓展了安全的内涵。江泽民、胡锦涛在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的同时，前瞻性地发现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强调要应对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一是要高度重视科技安全。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科学技术成了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据此，江泽民指出，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和自主研究开发能力，维护科技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尖端技术不可能从国外直接拿来……惟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才能将祖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25]248胡锦涛强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过程中，要把科技创新、科技安全放到突出位置，要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术。二是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江泽民认为，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给国家安全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因而要高度重视信息网络安全，“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障和管理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在大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信息网络的安全问题。”[26]301三是要高度重视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江泽民认为，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因而多次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为要义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胡锦涛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保护环境，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进一步阐发了维护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的重要意义。四是要高度重视核安全。核安全事关人的生命健康和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的重要方面。核战争、核扩散、核事故、核恐怖是影响核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核安全问题上，江泽民主张坚决制止核战争、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并最终全面彻底消除核武器，“消除核武器，从根本上免除核战争的危险，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27]316为了保证核安全，国际上先后于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召开了四次核安全峰会。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前两次核安全峰会并发表了主旨讲话，阐述了高度重视核安全的态度和立场。胡锦涛指出：“核安全问题事关核能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宁。”[28]因此，要正视核安全风险，吸取核事故教训，采取核安保措施，深化核安全领域合作，推动核能的安全发展，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安宁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4.首次提出新安全观，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世界各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与联系愈来愈紧密，追求共同安全、普遍安全、持久安全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另一方面，冷战虽然结束，但是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搞零和博弈，追求本国绝对安全而不顾甚至牺牲他国安全的做法仍大行其道。如何摒弃冷战思维、打破旧安全观的藩篱，走出一条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道路，成为江泽民关于安全问题思考的一个重点。江泽民于1999年3月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首次提出了新安全观并阐述其内涵，把人们对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推动了国际安全进程，优化了中国安全环境。一是明确了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二是明确了新安全观的政治基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准则。三是明确了新安全观的目标是追求各国的普遍安全和世界的共同安全，反对只考虑本国绝对安全的旧安全观。“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27]313四是明确了追求普遍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途径是互利合作、对话协商，反对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解决争端。“各国在安全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共同点在增多，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实现其安全目标。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安全挑战，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各国应该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从根本上减少不安全因素，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26]475江泽民提出的新安全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响应，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和国际安全形势的稳定。在新安全观的基础上，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主张，强调“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4]651

(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包括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处在了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目标新要求进行了深邃的战略思考和战略谋划，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理论。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发展到新高度，进入到新境界。

1.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时而生。21世纪初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时空领域日益宽广，内外因素日益交织，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复杂。在国内，改革进入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深水区，推进的难度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包括安全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越来越高。打击“三股势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内部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就国外而言，全球安全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全球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进一步增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深度交织，给世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同时给我国安全造成的外部压力增大。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对我们党创新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新要求，需要我们党提出推进国家安全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安全保障。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9]200并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宗旨要义、实施方略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时而生。

2.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境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拓展深化，是对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贡献。

其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认为，国家安全事关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而具有极端重要性，要从战略上给予高度重视。他深刻指出：“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9]200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受历史条件限制，以往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阐述比较分散，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影响因素的认识不够系统。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相统一、国内国外相结合的宏大视角，从系统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国家安全的11个构成要素，明确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及时提出要把生物安全列入国家安全体系，使国家安全体系更加完善。三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五对基本关系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国家安全领域的五对矛盾或者说是五对关系，认为要用辩证的思维把握好这五对矛盾、处理好这五对关系，做到“10个重视”：既要重视外部安全，又要重视内部安全；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又要重视非传统安全；既要重视发展问题，又要重视安全问题；既要重视自身安全，又要重视共同安全。并对“10个重视”的科学内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形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全新认识。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富有中国特色、系统完备的“大安全观”，是时代特征鲜明、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是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升华。“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之丰富、体系之完备、思想之深邃、立意之高远，都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思想的重大创新。”[30]

其二，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拓展深化。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题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都对国家安全有过大量的论述，并亲自领导和谋划国家安全工作，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继承前面几代领导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价值旨归、领导力量、体制机制、基本路径、方法策略、法治保障、依靠力量等进行全方位的理论阐述和有力的实践推动，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的全面认知和准确把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提升，从而推进了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一是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二是强化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习近平认为，安全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必须建立高效权威的领导体制，实施更加有力的统筹和协同。据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从国家体制层面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设计。三是明确了国家安全道路的基本路径。习近平指出：“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据，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9]200-201。四是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统筹方法。辩证思维、统筹兼顾是习近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方面。这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安全领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体现。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重视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同时兼顾他国安全利益，注意维护共同安全；要统筹好国家安全领域不同要素、不同方面的关系，注重整体把握、协同配合，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要坚持防范安全风险和化解安全风险的统一，立足于防，同时又能有效处置、化解安全风险；要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统一，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五是重视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提出，要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法治思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特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安全领域立法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审议通过和颁布施行了《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等一批安全领域的专门法律，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六是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安全问题上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群众路线，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根本性质和显著优势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指出：“既要重视国土安全，又要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29]201

其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贡献。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仍是时代主题，但世界并不安宁，并且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出，人类在安全领域存在比较严重的治理赤字。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当今全球安全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所致。另一方面，也同西方传统安全治理观念陈旧、治理模式落后、治理能力不强密切相关。由西方主导的传统安全治理模式,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一些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自身存在的治理目标的自私性、治理领域的狭隘性、治理手段的不合理性、治理过程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全球安全治理效果。世界需要一种新的安全治理理念，一种新的安全治理模式，一种新的安全观。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注重本国安全的同时兼顾他国安全，倡导建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宽广胸怀和对人类安全负责的崇高情怀，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治理模式的超越。总体国家安全观既具备内在性、又具有世界性，既适用于中国的安全治理，又对全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引领意义，是对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贡献和中国担当。一是针对西方传统安全观只重视本国安全、不顾别国安全的自私性，习近平认为安全是共同的，要尊重和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在习近平看来，世界各国共同生活在地球村，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必须提倡共同安全、普遍安全，共同构建人类普遍安全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29]354各国应当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之路。二是针对西方传统安全观重视传统安全而忽视非传统安全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习近平指出，当今的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克服只重视传统安全的思维狭隘性，做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尤其是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要有高度的敏感性、警觉性和应对措施。为解决网络安全、海洋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习近平先后提出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为解决核安全问题，习近平在世界上首次提出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和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核安全治理理论。习近平的核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安全观认为：核能利用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安全大于天”的思想意识；要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建设，建立以公平、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核安全体系；要努力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实现核能的持久安全和发展。要通过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核安全观为推动国际核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创新提供了科学方法和价值引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习近平又适时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呼吁全球加强抗疫合作，为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三是针对西方传统安全观在治理路径上重视自身力量、排斥他国参与甚至搞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不合理性，习近平强调安全是平等的、包容的，各国要以合作求安全。因为面对全球性的安全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唯有对话合作才是人间正道。习近平指出：“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垄断地区安全事务，侵害其他国家正当权益。”[29]355要“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29]355-356四是针对西方传统安全观脱离发展求安全而导致安全不可持久的弊端，习近平提出安全应该是可持久、可持续的，而不应当是短暂的。要实现持久安全，最根本的是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习近平深刻阐明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指出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为此，各国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综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及其成果既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基本原理，又从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基本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内涵更加丰富深刻、体系更加系统完备、特征更加鲜明突出：一是明确提出了国家安全至上、人民安全至上和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绝对领导等重要观点，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安全思想；二是阐释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用科技成果支撑经济建设、注重防范经济风险等重要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安全思想。三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安全思想；四是提出了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等重要观点，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安全思想；五是倡导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设和谐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安全思想；六是首次提出了包含12个构成要素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用系统观念和方法深刻分析了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更加完善，成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大安全观”。

三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进程由毛泽东开启，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后继者大力推进，已经薪火相传、蓬勃发展了70多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所产生的重大成果，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实践和创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蕴含的深刻启示，对于我们更好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维护国家安全是丝毫不能放松的头等大事

自人类社会有国家以来，安全便是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和延续的重要条件和基本前提。国家安全涵盖社会生活全部领域，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根本保证。没有国家安全或国家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则国家难以生存，民族难以发展，人民难以幸福。从东到西，从古到今，历朝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重视国家安全问题，都有相关重要论述，由此形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安全传统和安全文化。

1.重视国家安全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国家安全，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问题有过许多精辟的阐述。古语说：“国无防不立，民无军不安”，指的是没有国防便没有国家生存的基础，没有军队的保护就没有百姓和平安宁的生活。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战争、军队、国防等问题是国家的大事，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认真对待，丝毫马虎不得。《周易》有言：“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突出了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华民族历来是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

2.重视国家安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国家安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重视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一点在他们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点关注以政权安全为核心的政治安全问题，而且广泛探讨了文化安全和世界安全等问题，由此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中，亲身体会到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巩固革命政权、捍卫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事业中。斯大林继承了列宁重视国家安全的思想，从各个方面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把苏联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开拓者、发展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重视国家安全的基本立场，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光大。从建立新中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党的历代领导人自始至终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把维护国家安全、促进国家发展作为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不断深化我们党对国家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强调：要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进入新世纪，江泽民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26]562胡锦涛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与国家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24]37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全局出发，明确指出：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3.重视国家安全是实现中国梦的迫切需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我们党带领人民通过近百年的奋斗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然而民族复兴的伟业也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进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刻，确保国家安全稳定尤其重要。国家不安全、社会不稳定势必严重影响和干扰中国梦的实现，实现中国梦需要坚强的安全保障，因为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环境和谐稳定，国际环境和平安宁，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当前，我国国内外安全环境总体上平稳。然而，由于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抬头，“零和”逻辑、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西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离主义对我国的分裂、颠覆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再加上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因而我国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仍然面临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防范、化解各种安全风险，消除各种安全隐患，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胡锦涛指出：“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应对挑战，着力化解风险，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种不稳定不安全因素的干扰和破坏，积极营造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国内安全和发展环境。”[24]37习近平强调，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伟大斗争自然包括安全领域的斗争，通过争取斗争胜利，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2020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31]

(二)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32]16同时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2]16。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领导作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概括完全适用于国家安全工作。无论是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需要上看，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

1.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事业的最本质特征。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从理论上明确了党对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权问题，并在后来把党的领导精辟地表述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邓小平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明确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21]267-268习近平从新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出发，多次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毫无疑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然包含了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因为国家安全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一切领域、一切事业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国家安全工作、国家安全事业当然不能例外，当然也必须遵循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恰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事业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国家安全工作不同于其他国家安全工作的显著标志。由此出发，《国家安全法》突出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33]

2.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安全事业的最大优势。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安全工作的发展历程表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国家安全工作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而且是国家安全工作不断取得进步的根本原因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国家全部生活和事业中居于领导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大作用。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安全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安全形势极其严峻。正是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成功粉碎了敌人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的图谋，有力地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成功应对了来自各方面的安全风险和挑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为防范和化解各种形式的安全风险提供了最可靠的政治保证。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共同抗疫，取得了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深刻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暴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34]抗疫斗争的伟大胜利同样说明，党的领导是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最大优势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永远在路上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后来者发展，迄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仍然具有强大的活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由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创立，经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继承与创新，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依然生机勃勃。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170多年的发展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70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任何一种理论要历经沧桑而不衰，永葆生机与活力，就应当而且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坚持在守正中不断创新。循此逻辑，可以得到的启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进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永远在路上。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应当而且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1.在坚持守正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任何理论都有其源头，历史继承性是理论的重要特点，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是保证理论源远流长的重要方面。“源”是母体，对理论的发展起着提供基础和引领方向的作用。“流”是派生，对理论的发展起着提供“新鲜血液”和动力的作用。理论发展的重要前提是“顺源”，理论不管发展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都应当遵循而不是违背其母体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南辕北辙。“顺源”是“畅流”的先决条件，不“顺源”而“逆源”必然导致“流”不“畅”。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是“流”与“源”的关系。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起码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也就是要“顺源”。因为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世界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所阐释的基本原理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正确的，是不能违背和放弃的。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原理和立场，那就意味着离经叛道，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偏离正确方向、遭受严重挫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而是搞别的什么国家安全观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观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来看，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基本原理、基本立场的守正原则，没有丝毫的动摇。毛泽东一贯要求国家的全部事业包括安全事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出问题。习近平深刻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32]75因此，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坚持守正原则是基本前提。

2.在坚持创新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宋代理学家朱熹赋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意思是说池塘里边的水之所以清澈明净、富有生机，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活水补充。自然现象是如此，理论的发展同样如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之所以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推进到今天，根本的秘诀就在于与时俱进，在于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大胆创新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源头活水的重要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就需要从变化了的形势和条件出发，在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用僵化的思维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深刻告诫后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5]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不断开辟通往真理的道路。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走的就是一条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国家安全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国家安全观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的国家安全观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观是中国共产党国家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世界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中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极其丰富、时空领域极其宽广、内外因素极其复杂的当前，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去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封闭的理论，而是一个开放的战略思想体系，必然而且需要随着国家安全实践的深入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习近平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创新、不断超越自己……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32]76在当前和未来的国家安全工作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认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国家安全实践的变化和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观中国化进程，不断开辟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新境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安宁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