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美琴 杨美红

1936年2月，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整个东征期间，军事斗争始终与政治斗争特别是建立地方党组织紧密配合，大大改变了山西的政治形势，推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而为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年5月，红军东征结束，回师陕北。

红军东征，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为实现“发展中求巩固”、争取直接对日作战目的而采取的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战略行动;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首次为在山西建立对日直接作战的战略支点作出的关系全党、全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军事行动。

红军东征，是山西党组织发展的转折点、里程碑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日本侵略者不仅占据了中国东北三省，还唆使亲日派组织华北伪自治政府，亡我中华之心昭然若揭。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193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全力加强华北的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为了在运动中发展革命力量，取得斗争主动权，把抗日主张扩展到华北，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创造直接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条件。同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讨伐阎锡山、打通抗日前进道路的作战命令，决定即刻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

陕西、山西虽仅一河之隔，但东渡入晋并不容易。山西“土皇帝”阎锡山闻知红军到达陕北后，惊恐万状，惧怕红军入晋。他一方面积极推行亲日、防共、反共政策，防止人民群众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另一方面，则在黄河沿岸增加兵力，加筑防御工事，构筑“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

1936年2月20日，由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开始东征，一举突破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封锁线，进入山西境内。3月4日，红军抗日先锋军第十五军团一部进入灵石县双池镇（今属交口县）。双池镇是汾河西岸的重镇，同隰县、汾西接壤，是这一带经济贸易、物资交流中心。红军进入双池镇后，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宣传全民抗日主张，迅速惩办了10多个土豪劣绅，给群众分了粮食、衣物。随后，双池镇召开了有近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成立了晋中第一个红色政权——灵石双池镇苏维埃政府。双池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 随后又成立了中共灵石县支部。在红军配合下，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分浮财， 组织地方武装力量，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如烈火般在双池一带迅速燃烧起来。3月17日，时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率领后勤总部及保卫部队，跋山涉水来到双池镇，驻扎在距双池镇不远的西庄村。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同志得知毛泽东来到西庄村，立即赶到他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热情接待他们，听取汇报后叮嘱说：“我们要扩大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让抗日的种子在山西扎根，要配合搞好组织建设和扩红工作……” 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双池镇一带广为流傳，激起青壮年心向共产党、踊跃当红军的强烈愿望。一时间，亲朋拉亲朋，好友叫好友，双池镇一带的青壮年纷纷走出家门，到双池镇报名参军，仅灵石河西地区便有1000多人加入红军。在这里，还组建起4支地方武装游击队，队员发展到500多人。当时，在灵石一带还流传着一首民谣：“红军是我军，红军爱人民，地主老财怕，穷人最欢迎，要保胜利果，赶快当红军。”

红军东征从1936年2月20日东渡黄河，到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挥师西返，虽然只有75天，却转战山西50余县，击溃阎军5个师的围追堵截，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多人，红军补充新兵8000余人，筹集银元50余万。其间，东征红军大力协助和支持当地创建中共地方组织、苏维埃政权和游击武装，召唤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凝聚了民心，鼓舞了士气。

红军东征，为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红军东征，打破了阎锡山的反共宣传，在人民群众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和政治威望，为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纵横中国政坛几十年，一向以诡谲多变、看风使舵而著称。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阎锡山步其后尘，易帜拥蒋，对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坚决镇压、大肆屠杀的恐怖政策。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阎锡山深感：“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为了防备共产党，除在军事上占据黄河天险构筑军事设施外，他还特别注意政治和思想的反共宣传，炮制了一整套反共防共理论，专门成立以贾景德为首的9人防共委员会，在全省各地建立12个防共保卫团。特别是红军东征期间，更动用所有政治和文化力量，进行空前的反共大宣传，造谣、诬蔑、诽谤，无所不用其极。阎锡山亲自编写《防共应先知共》《共产主义的错误》《防共歌》等，强迫所有学校、训练班和广大农村作为政治课和必修课学习、讲解。

由于阎锡山长期的欺骗宣传，偏远闭塞的农村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红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当红军刚刚入晋时，不明真相的老百姓吓得东躲西藏，有的甚至弃家而去。毛泽东对此早有预料，指示总部工作人员：“我们已入山西石楼地界，这里是阎锡山统治几十年的‘白地’，群众长期受敌人的反动宣传，可能对我们不了解，你们要想办法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开工作局面。”据此，东征红军入晋后一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教育群众。萧华回忆说：“红军每个连队都组织了工作队，人人是宣传员，挨门挨户去宣传，张贴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召开群众大会，主动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老百姓看到红军不用说杀人，连一个人也没有打。村里的老百姓无不称赞红军是一支好军队，再也不相信阎锡山的鬼话了。”红军以其严明的纪律、和蔼的态度、坚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实际行动，彻底打破了阎锡山反共宣传所制造的恐怖气氛，使山西人民对红军有了正确认识。“红军爱民世无双，阎王欺骗尽扫光。工人农民见天日，地主豪绅心发慌。”一首《红军爱民诗》，充分表达了晋西北农民拥戴红军的真情实感。

红军东征赢得的良好的政治声誉和积极的政治影响，为山西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追求进步和光明前途，自觉主动地寻找党组织，加入为人民谋利的先锋队，已不仅仅是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行动。在红军东征中入党的刘子聪回忆说，红军的举动“使我很受感动，认识到红军确实是穷苦人的队伍……我没有同父母妻子商量，从枣林村跑到双池镇，找到马佩勋同志报名参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征期间，红军所经之地均掀起参军热潮，父送子，妻送夫，仅两月有余，就有7000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红军东征，在山西大力发展党组织，实现了东征的战略目标

在山西发展党组织，是红军东征的战略目标之一。作为一次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战略行动，红军东征的目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为了在山西发展党、扩大党、巩固党，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在加速东征军事准备的同时，专门成立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并从中央党校挑选60余名县团级干部组成地方工作组，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进而建党建政。红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配合地方工作委员会全力开展地方工作。先后在石楼、灵石等县发展党员，仅灵石一县便发展党员17名，同时建立了党支部。还在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中阳等县组建了中共临时组织。在石楼、永和、隰县、灵石、蒲县、汾阳等县的区、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汾河以东地区组建了河东独立团和20多支地方游击队。

红军东征期间所建党组织与红军东征之前所建党组织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活动区域由城市转向农村。红军东征之前，山西党组织长期受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影响，党的工作一直以城市为中心，以搞学生运动为重点，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工农运动方面，没有在广大农村扎根。这使得党的活动和抗日救亡工作长期局限在狭小范围内，难以扩展。据统计，1935年秋以前，山西共建立县委9个，其中活动于城镇、以学校和工厂为重点的共7个，占70%以上;建立支部、区委共24个，其中活动于城镇、以学校工厂为重点的有20个，占80%以上。由于活动区域所限，党员成分也是知识分子为最多，而红军东征把建党工作深入到最基层的县、区、乡、村，使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在农村扎根，所建党组织几乎全在农村，党员成分多为农民。

第二，斗争策略由单纯建党，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东征前，山西党组织在“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影响下，忽视团结中间力量，总认为中间势力比左派还坏，把他们排斥在朋友之外。而红军东征是在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彻底清除“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影响，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公开宣布“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这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树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吹响了团结和联合全国各阶级、各阶层进步力量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起进攻的号角，为山西党组织在东征红军回师后的斗争策略指明了方向。

第三，工作重点由发动各阶层为各自局部利益而斗争转向为全民族整体利益而斗争。红军东征前，山西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和各项活动受政治环境和严峻形势影响，多属零星分散且小规模的斗争。如学生运动，只是开展反会考、反校长的斗争;农民运动，只是开展抗租抗债反村长的斗争;工人运动，只是开展反对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等斗争。同时，少数党组织以组织暴动和建立苏维埃为目的，但很少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实际行动，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的宣传则停留于一般号召，未能广泛发动群众。李启华（曾为山西工委领导成员）回忆说：“1933年到1935年我在太原从事地下工作时，党的组织还没有在山西大部分地区生根，只在个别地区有党组织和一些零散的党员。”因此，群众不了解党，对党的认识比较模糊，党组织发展党员受到人员条件的限制。东征开始后，红军一方面在广大农村发展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入党，打击剥削农民的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的主张，把自己的活动同群众斗争特别是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团结了廣大人民群众，党的活动也成为全社会且为全民族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赢得了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同情、拥护与支持。这种活动在群众中的影响，绝非此前各地处于秘密状态的党组织的活动所能相比。

红军东征，使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山西逐步实现

红军东征使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山西逐步实现，使山西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具备了相对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取得了公开、合法发动群众、建立组织的渠道。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前，山西是在省域范围内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一省。它的形成，对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了具有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外，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创造的牺盟会、决死队以及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抗战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一，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红军东征的重要政治战果之一。红军东征把阎锡山推向了在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三者之间选择其何去何从的境地。首先，红军东征抗日讨逆，救国救民，顺应民心民义，赢得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支持，促使阎锡山醒悟：“今后中国人民的选择，看谁抗战有功。”这一醒悟成为其最终选择“联共抗日”政策的思想基础。其次，红军东征激化了阎锡山与蒋介石、日本人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借援助阎锡山阻拦红军之机，派10万大军入晋，红军回师陕北后仍赖着不走，大有占阎地盘之势，使阎锡山不得不发出“我不亡于共，亦将亡于蒋”的哀叹。同时，日本人也以“共同防共”为由频繁入晋，“大有侵夺我晋绥之图谋”。阎锡山在蒋日内外夹攻的形势下，必须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这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变化，适时改变策略，向阎锡山伸出“合作”之手。毛泽东亲笔致函阎锡山，明确表示：“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中共中央北方局也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终于促成合作关系。1936年8月，阎锡山改“防共”“剿匪”第一的政策为“守土抗战”，于9月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请薄一波回晋，“共策保晋大业”。10月，薄一波到山西后，提议并经阎锡山同意，改组了牺盟会领导机构。这样，牺盟会作为一个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存在并发挥了其独特作用。

第二，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山西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山西党组织一直处于阎锡山残酷镇压、血腥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虽然顽强地进行秘密工作，但屡遭破坏，发展曲折。据统计，大革命时期，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机关数次被破坏，多次改组易名、更换主要领导人，王瀛、邓国栋、汪铭、刘天章、阴凯卿、王伯唐等相继被捕，壮烈牺牲。特别是1928年霍州会议后，山西省委全力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导致全省五分之四的党组织被破坏。红军东征期间，阎锡山一面调兵遣将抵抗红军北上抗日，一面派出大批军警宪特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使山西党组织再度遭到严重破坏，省委负责人和大部分党员或被捕入狱，或被迫撤离，省委机关几乎处于瓦解状态。红军东征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后，山西党组织充分利用牺盟会这个公开、合法的统战组织，采取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培养进步力量，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使山西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抗日热潮，山西党组织也在斗争中得以发展。

牺盟会派往各县的牺盟特派员中，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特派员身兼两重任务，公开的活动是建立县牺盟分会和区、村分支机构，宣传发动群众抗日，同时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中共县委组织。此外，中共山西地方党组织还通过牺盟会，狠抓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的工作。据统计，此时全省105个县中，有70多位县长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山西党组织也得到蓬勃发展。至1938年，山西境内共建起18个地委（含中心县委），131个县委（含半边县、联合县），党员发展到3万余人。

综上所述，红军东征，不仅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群众基础，更为山西党组织由弱到强，由屡遭破坏到健康发展，最终成为群众性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大的政治力量奠定了坚实基础。红军东征给山西带来了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转折，是山西党组织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责编 张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