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洁 陈亦佳 孙雯君 左一旸

（嘉兴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引言

新常态的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正呈现出新特点与新趋势，而作为城乡一体化重要举措之一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建设也迈入了适应新常态的新阶段。从发挥社区功能、助力社会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三个基本要求出发，面对农民拆迁安置小区中居民“物质上楼”与“精神上楼”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文化建设在农民拆迁安置小区中显得尤为重要。结合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新常态，文章依据“人的城镇化”找准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的重点问题，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的作用，全面激发居民参与小区文化建设的内在驱动力与创新活力，有效促进城乡要素顺畅流动、自然过渡、均衡配置，构建适应新常态的城乡一体化的长效机制，提升社区治理新水平，达成共建共享共治新局面，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帮助居民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达到精神上的富有。

1.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现状和问题

1.1 环境问题

居民原有生活观念与现有生活空间的错位引发了一系列小区环境问题。拆迁安置转变了农民身份，使其成为居民，而他们观念中的身份意识难以有效转变。在这一大跨度的飞跃中，居民自身认知尚不完善，受先前生活习惯与生活理念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适应居民身份，很难从依山傍水、走街串巷、迷信保守、随性洒脱的生活状态转变为井然有序、文明科学、高效快捷的生活状态，导致自身对于所在小区归属感与认同感低下，主要表现在公共设施维护与报修的意识薄弱，公共秩序维护的意念缺乏，公共绿化带护理的态度淡漠，小区治理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从浙江省内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走访结果得出，高空抛物、损坏公物、侵占公用用地、随意挪用住宅、小区环境脏乱差等情况频发。特别是有不少居民拒绝配合绿化带建设，视其为闲置土地。尽管居民有条件购买农产品，在原有生活观念的影响下，看到土地被闲置，居民仍会挪用土地去种蔬果、养鸡鸭。当此类情况在侵犯到居民权益以及破坏到小区安定时，许多居民因平时与居委会、物业沟通较少，彼此不熟悉，尚未形成较好的维权意识，所以并不愿意耗时耗力参与其中，面对居委会和物业的改进意见与要求，居民置之不理，使两者陷入僵局。

1.2 社会问题

居民原有空间记忆的断裂与现实消费主义的刺激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居民原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田地、养牲口的空间记忆在拆迁安置中被抹去，原有的以农业为核心的农民身份与现有的居民身份产生空间断层，居民无地可施，无业可作，原习惯属性所体现的习俗与传统得不到顺延，使其产生落空感与迷茫感。究其根源，是构成农民生存原动力的本体性价值受到冲击。农民“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与现代社会奋斗向上、自我实现的价值观产生冲突，其难以短时转变观念，在丰盛的商品景观与宽裕的闲暇时间所呈现的消费主义价值引导下，转向“物质性”消费行为，甚至演变出“笑贫不笑娼”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的扭曲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居民因缺乏创新业的激情与技能，在得到拆迁款后，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与升值。再者，社区文化场所少，设施不足，使得居民无法得到相应的文化滋养与熏陶。受到享乐主义的影响，不少人或是陷于搓麻将、打扑克等赌博风气，或是沉迷于歌舞升平的骄奢淫逸；受到封建礼教的洗脑，不少人好排面、爱显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辗转于人情世故的金钱来往中，大肆挥霍浪费，坐吃山空，将钱输光败光。

1.3 人际关系问题

居民原有亲密互动的散居村落与现有陌生疏离的聚居高楼之间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人际关系问题。农民拆迁安置小区与原有村落空间格局的不同，在农业转移人口的内部群体之间形成了日渐疏远的生活常态。我国传统农村村落的建筑一般由农民按照各自的需求自主开发设计和建造，往往形态各异、空间上错落有致，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特征，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农民们饭后纳凉集会、串门拉家常等频繁密切的互动提供了条件。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转变散居的村落格局，将农民们安置于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中，原先聊天、话家常的空间优势被高墙隔断，现代化的防盗门，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标志性符号，抑制了人与人之间自由往来的欲望，从浙江省内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访谈结果中得出，农民拆迁安置小区中的居民与原村落中一起搬迁过来的居民之间最频繁的人际交往互动是拆迁款和场地分配之间非感情性的利益纠纷，邻里之间情感性的沟通却在逐渐淡化，表现出居民与内部群体之间陌生疏离的生活状态。

接受拆迁安置的农民对外部的新居环境又表现出难以融入且缺乏认同的陌生感。当地政府为控制拆迁补偿成本，往往会将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建设在城市边缘地段。这一地段租金低廉，成为不少外来流动人口以及低收入人群的聚居地，他们与安置小区内原有的居民形成空间上的租赁关系，户主与租客因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等差异，在公共环境中难以形成文化认同与情感枢纽，生活状态相对独立，缺少日常的亲切问候与沟通，表现出居民与外部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分离，产生了归属感的缺失。

2.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基本原则

2.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迈入适应新常态的新阶段以后，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进行文化建设时的首要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是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进行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不仅包括改善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条件，更要坚守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开拓社区居民文化生活新阵地的理念，为达到以上需求，在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中不可忽视居民的主体作用。因此，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必须坚持以“以人为本”为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充分尊重社区居民意愿的前提下，社区应该以维护广大居民的根本利益为准则，结合安置小区的现实情况与社区居民的真实需求进行全面考虑，从而使社区居民真正获得便捷、实惠的文化生活体验。坚持“以人为本”更应体现在及时反馈民众诉求上，如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应积极开通居民意见建议反馈渠道，搭建居民与社区、居民与居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从而建设更加文明和谐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

2.2 实事求是

在城镇化、城市化进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列宁在《论共产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同志曾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迈入新时代，城市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不断加快，但是农村发展仍相对滞后。近年来，有些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进行文化建设时忽视当地的生产状况、经济条件等实际情况，致使实践过程中战略部署错位，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在当前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能够具体且辩证地看待所面临的新变化新形势尤为重要。我国各地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历史文化条件各有特色，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各地的传统文化、民风民俗尤其值得注意，社区要及时发现并利用历史内涵浓厚和历史价值丰富的民俗元素，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不拿传统的治理经验随意迁移应用，就能避免因“一刀切”导致“赶农民上楼”现象的出现。

2.3 与时俱进

要想检验农村拆迁安置小区是否成功将“村”转变为“社区”，顺利将“村民”转变为“居民”，其中一条评判标准就是小区的文化设施更新速度是否能够跟上居民的生活节奏。小区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是赋予社区城市一站式多元功能的关键手段。

与时俱进的农民拆迁安置小区能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文化生活服务，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尽管多数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文化生活服务已经迈入正轨，但是其综合文化服务水平仍难以跟上城市社区的脚步。农民拆迁安置小区不应忽视和漠视这一城乡差距，而要正视并缩短这一落差，缩短落差的关键就在于全面发展物质、制度、精神、行为这四大文化建设，尤其要及时更新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软环境建设，促进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的稳健发展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

3.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的对策

3.1 优化空间布局，唤醒原有记忆

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文化建设应该寻找现有条件中与居民原有生活空间中的契合点，通过唤醒居民原有记忆以缓冲在新环境下产生的陌生感和疏离感。居民在较短的时间内搬离了原先的生活空间，他们对眼前的新生活必须给予意义性的建构和解释，而这种建构需要记忆性资源，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只有提供这类“记忆性资源”才能使他们在全新的生活空间内找到与原先生活相适应的自我价值认同。

优化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空间布局是唤醒居民原有记忆的一个关键发力点，一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小区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从“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原则出发，增加基础性硬件设施的供给，将居民的行为规范引领考虑到空间布局的功能划分上，例如规划健身区、种植园、茶话室、棋牌苑、跑步带等，营造舒适、便民、宜人的人居环境，发挥“村改居”户籍改革的效用价值。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居民在原先传统村落中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和风土人情等等，例如在绿化带的设计上应该区别于城市的商业化景观而选择更富有吉祥寓意的种植品种，在整体空间划分上可以预留一部分空间作为“城市农场”，在保证统一规范的前提下，给予居民更多的自主权和参与感。

3.2 完善规章制度，做好治安管理

规范的社区管理制度是顺利进行农民拆迁安置小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制度文化作为社区活动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的重要纽带，能够凝聚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社区居民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对居民的生活观念和意识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社区管理制度应在多方协同作用下真正得到居民的价值认同与情感遵循。在进一步规范规章制度的前提下，社区要创新管理思路和运行机制，抓准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特点，着力解决居民管理中的社会问题。社区要做好居民家庭情况的调研与跟踪，了解居民实际需求。针对居民身份转变与职业分离所产生的心理落差，社区可以为居民提供就业指导，帮助其缓解失业困惑与焦虑；针对拆迁款粗放使用所造成的奢靡风气，社区应积极开设理财类课程，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农民拆迁安置小区内频发的治安问题也在警醒社区要严格规范社区管理制度，严厉打击腐败风气与违法犯罪行为，采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法，对综治中表现优异的单位，政府在购买社会服务时应予以优先考虑。

社区要将小区的个性与城镇社区的共性相结合，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做好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治安管理工作，完善居民考核制度，可以凭借“星级家庭评比”等方式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社区还要调动居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采取“居民参与型”的管理模式，杜绝一切“假大空”、“形式主义”以及行政化倾向。

3.3 依托文化活动，构建关系网络

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文化建设需要依托更为丰富和灵活的文化活动来促进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可以依靠文化活动来积淀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文化底蕴，引导居民从参与文化底蕴的积淀走向文化层次上的认同，推动和维系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例如通过传承优秀文化来建立文化空间内的关系纽带，编排具有当地特色的舞狮表演、方言三句半、手工糖画展等传统文化节目和非遗民俗活动。另一方面，可以依靠文化活动来唤起居民在旧时农村的共同记忆。例如在共同感触和回忆中拉近居民之间共通的亲近感，开展亲子秋游、文化老街寻访等“故地重游”类活动，勾起他们对原有生活中相似场景的记忆。

此外，还可以依托文化活动提高居民协同参与文化建设的主人翁意识，为居民牵引一条“踊跃参与-衷心认同-主动带领”的递进线，构建起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地缘关系。例如组建代表社区形象的民歌队、舞蹈队、门球队、篮球队等文体队伍，引导居民在相互合作中产生默契与情愫。还可以组织不同社区的文体队伍，进行同台比拼，引导居民通过支持自己社区的队伍来获得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进而增进居民同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之间的交流，构建起在新生活空间下的社会关系网络。

结语

综上所述，想要做好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文化建设，必须围绕“人”的发展，切实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跨越重重阻碍，追根溯源，解决实际问题。为此，相关部门以及每一位居民都要及时沟通与配合，深入分析、启发思路，寻求短期解决方案与长期规划目标，并将举措落实到位，着力提高农民拆迁安置小区的文化建设水平，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社区归属感与认同感，加快其在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实现精神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