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 普

将文学、艺术作为创作原始素材和基本构成元素，在保留原来艺术形式的基础上，运用电视视听语言进行二度创作，满足观众文化、艺术、娱乐等精神需求的一类电视节目，便是电视文艺节目的定义，也道出了其作为电视节目中的主要类型，真正受观众欢迎的奥秘所在。随着时代的变迂，电视文艺节目的内容与形式也在跟随着变化。

从1983年2月12日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1990年3月14日《综艺大观》的播出，到《幸运52》《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爸爸去哪儿》等为代表的央视、地方台现象级综艺的“雨后春笋”，再到当今互联网、融媒体时代的精细化、流量化和开放化等趋势，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的发展，不仅在潜移默化的娱乐、教化中改变了受众，更是呈现了一代又一代电视人行动、迷失、反思和创新的历程。

近年来，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关于“文化+”模式的创新与实践，诸如央视的《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河南卫视的《唐宫夜宴》《七夕奇妙游》等，不仅成为收视率、点击率双丰收的“流量爆款”，甚至引发了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

本文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分析这一创新实践的背景、内容，以及接下来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创新发展的意义与启示。

一、从传统文化与电视的关系看当下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发展、创新实践

1.传统文化与电视的关系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礼仪之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精神的灵魂以及大众共同的信仰寄托，也是任何类型的文艺节目必须依照、遵循的生命基础、行动原则。即使当下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但节目不仅依然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传统文化的比重，决定着其发展的生命力。

传统文化与电视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电视文艺节目上，也体现在受众上。首先，电视文艺节目通过传统文化内容的选择、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塑造受众的思想、价值观；其次，受众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电视文艺节目的熏陶中，选择在何种程度上投身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传统文化被视为电视文艺节目和受众之间连接的纽带，为受众进一步作出针对电视文艺节目的反馈与选择、电视文艺节目的再生产提供无限可能。

综艺《典籍里的中国》海报

除了我们熟知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传统文化在其他类电视文艺节目中亦有充分的展现。2014年，央视一套连推《喜乐街》《客从故乡来》《嗨！2014》《等着我》4档新节目，都不是以文化为节目类型，但分别从喜剧、旅行、脱口秀和公益的角度，传递邻里和睦、家国情怀、乐观人生、阖家团圆的传统文化价值，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回归荧屏的热潮。

然而，传统文化“回归”电视，如果不改变“泛娱乐化”的思维，也很难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文艺节目发展、创新之路。正如鲍德里亚所言，电视等大众媒体不仅不需要模仿现实，更可以生产出现实，尤其是它们可以塑造我们的生活习惯乃至整个生活方式。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艺节目形式相融合，在电视文艺节目中继续发挥应有的效用，有利于营造节目与受众的友好关系，彰显电视台营造社会和谐、向上和正能量氛围的责任使命。

2.当下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发展、创新实践的现状与问题

文化类节目兴起与低潮。作为具有中国自身文化特色的电视文艺节目类型，文化类节目经历了三次兴起与沉浮的发展阶段：以《百家讲坛》《探索·发现》《国宝档案》等为代表的“历史公开课”阶段；以《远方的家》《记住乡愁》《舌尖上的中国》等为代表的“文化纪录片”阶段；以《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等为代表的“全民文化秀”阶段。

然而，这三个阶段，虽然都有鼎盛时期，但由于形式、风格单一，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低潮时刻。以兴盛于互联网高速发展时代的第三个阶段为例，《朗读者》第一季获得豆瓣评分高达9.2分，全网播放量接近六亿，受到政府、业界、学界、观众的集体褒奖，但《朗读者》第二季的网络总播放量不及第一季的五成，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也面临同样的境遇。

“真人秀”与“假”剧本。如今，真人秀节目类型不仅成为电视节目中的主流形式，甚至超越了各类文艺晚会，荣登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的长期霸主地位。当我们打开电视，明星竞技、情境体验、跨界时尚、亲子纪实、明星整蛊……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电视文艺节目繁荣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重塑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然而，由于电视艺术本身存在的“导演决策”、“剧情设置”等因素，使得“真人秀”本身往往呈现没有“真”、只有“秀”的“假”剧本的盲目追求综艺效果等倾向。根据传播学“拟态环境”理论，由于电视文艺节目的娱乐属性和真人秀节目的剧情属性，观众容易沉浸其中而无法判定节目内容、嘉宾的“真实表现”是否为真，从而对自身的真伪辨别、审美能力造成曲解。

从粗放盲目到细分多样化。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中国的电视文艺节目长期以粗放盲目为特征，主要体现在什么节目形式爆红，大家就一股脑儿地弄什么。2009年，刘谦首登央视春晚，让魔术这样一个之前颇为小众的表演领域，瞬间成为电视文艺的“蓝海”。一时间，《金牌魔术团》《星光魔范生》等一系列魔术主题综艺相继出现，将全民魔术的热潮推向顶峰。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热度逐渐消退、受众审美疲劳，魔术类节目似乎一夜之间退出了电视文艺的舞台。

如今的电视文艺节目，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盲从的影子，但在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冲击下，开始出现了细分多样化，各个主题、类型“百花齐放”的趋势。比如湖南卫视的《声临其境》，将视角投向语言艺术的魅力和配音演员的群体；江苏卫视《赢在中国·蓝天绿水间》聚焦商战与公益；浙江卫视《这！就是灌篮》则成为当下体育类文艺节目的代表。

“星素结合”的大趋势，倒逼创新与转型。其实，《开心辞典》《幸运52》《正大综艺》等早期电视文艺节目，都是普通人为嘉宾主体。然而，以《快乐大本营》《我是歌手》《极限挑战》《奔跑吧兄弟》等为代表的“明星综艺”涌现，使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电视文艺节目，呈现出完全“围着明星转”的倾向。

2018年5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不仅明确限制全明星参与类综艺节目的播放数量和播放时段，并提出鼓励“星素结合”型的创作。官方的定调，意味着陷入迷失中的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必须面对创新与转型课题，展开思考与探索。

然而，不少电视台、节目组还是难以摆脱对明星的依赖，令“星素结合”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素人的设置，不仅距明星相比处于附属的地位，最后呈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尴尬、不接地气。甚至有的标榜招募素人、自称定位生活化的文艺节目，对于素人嘉宾的要求必须是“履历非常丰富”，如果没有履历也要“假造履历”，从而营造所谓的看点噱头、综艺效果。

二、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探讨中国电视文艺节目“文化+”式创新实践

1.“文化+”的概念与以往文化类电视文艺节目的联系与区别。

所谓“文化+”，就是将以文化为主题和内容，并与具有生命力、张力和传播力的艺术形式、资源渠道相结合，令节目更具吸引力，同时令节目价值观传播效用最大化。这一类节目与以往的文化类电视文艺节目的联系与区别，在于虽然它们将文化作为节目输出内容，但在表达、传播上采用了更丰富、更生动和更具表现力的方式，便于节目为受众接受，并在互联网背景下予以传播、推广，最终形成一条清晰、有效的电视文艺节目产出与经营链条。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重大决策，令《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一大批传统文化类电视节目脱颖而出、迅速出圈。然而，当年这一批节目也在不断追求传统文化与现代节目形式的结合，却没有完全摆脱以往文化类节目的影子，出现整体“四平八稳”的形式与风格，以及缺少配套的节目、传播渠道的运作等问题、现象。在思考如何让节目本身更有经久的吸引力、趣味性和国民知名度的过程中，“文化+”应运而生。

2020年至2021年，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达成，又恰逢“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乘着互联网电视、5G、4K/8K、AR/VR、人工智能、融媒体等新技术、新趋势的东风，“文化+”日益成为中国电视文艺节目必须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典籍里的中国》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2.《典籍里的中国》：“文化+戏剧”，呈现传统元素与当代视角相结合的电视美学。

2021年2月12日，由央视综合频道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首播。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1年度重点推出的创新项目，《典籍里的中国》将昔日潜藏于历史尘埃之下的《尚书》《论语》《史记》《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等千古典籍精华，赋予最生动、鲜活的可视化呈现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向观众传递典籍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典籍里的中国》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它将“文化+戏剧”这一新兴电视节目模式发挥到极致，即通过戏剧艺术设置“历史空间”和“现实空间”两大叙事空间进行“时空对话”，将对应典籍的文字、故事和哲理以及对于当代人的影响赋予生动的剧情演绎，以当代视角与话语彰显典籍背后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经久不衰的品格传统、价值追求。

比如《典籍里的中国》2021年6月13日播出的第五期节目《论语》，通过王绘春、王仁君、保剑锋、高晓攀等实力派演员荡气回肠的演绎，再现了孔子带着一众弟子历经磨难的周游传道之路，带领观众对《论语》当中贯穿始终的“仁”的思想和孔子恪守理想、历久弥坚的优秀品质产生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感悟。特别是“一碗薄粥，众人分食，追寻大道，虽苦犹甜”的故事场景，相信令观众对撒贝宁“追寻大道的苦、患难真情的甜，都在这一碗薄粥里了”的话语，产生心灵的震撼、由衷的敬佩和高度的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戏剧”的模式并非《典籍里的中国》的首创。央视大型服饰文化节目《衣尚中国》、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都是“文化+戏剧”取得显著成果的优秀范例。但与上述节目相比，《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组选择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合作，进一步将戏剧化表演手段与严谨的历史考究过程完美契合，进而将“文化+戏剧”的节目模式趋向成熟、更具感染力、经得起考验。

知名话剧导演、编剧、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担任《典籍里的中国》艺术总监，“国话”编导班底为节目内容戏剧化、合理化和生动化，呈现传统元素与当代视角相结合的电视美学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典籍里的中国》充分发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原创制作、科技创新能力，结合环幕投屏、AR、实时跟踪等舞台技术，展现千年历史中经典书籍的诞生缘起和流转传承。

2021年6月10日，《典籍里的中国》凭借“文化+戏剧”的深入、优秀实践，获得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综艺节目的殊荣。

3.《典籍里的中国》背后的融媒体内容生产、传播的生态体系。

截至2021年6月19日，《典籍里的中国》只播出了5期节目，但传播力和影响力均已达到了“封神”“出圈”的级别。前四期节目，就获得了《新闻联播》播报9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国家级媒体刊文报道60次，收获全网90条热搜，视频播放量超5亿，节目相关话题阅读量超20亿，豆瓣评分8.9……

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不仅在于节目品质的优势，更得益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质量发展的启动和“5G+4K/8K+AI”战略布局的铺开，从而融媒体产品形态上创新发力，依托优质内容资源进行多样态开发，探索和完善融媒体内容生产、传播的生态体系。首先，《典籍里的中国》依托IPTV、移动传媒、超高清视频等渠道，坚守大屏品质不动摇。

综艺《典籍里的中国》

紧接着，《典籍里的中国》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自主融媒体应用“央视频”“云听”为主体，联合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小红书、喜马拉雅等新媒体平台进行深度开发，设计网络衍生综艺、短视频、新媒体互动产品等多种内容产品，实现大小屏联动的“叠加刷屏”。这样一来，不但满足了受众对内容的需求，也为节目客户提供了更多露出、合作的经营模式选择。

三、《典籍里的中国》对中国电视文艺节目“文化+”式创新实践的启示

1.“文化+综艺”，提升电视文艺节目的感染力。

如果说文化赋予了电视文艺节目的生命力，那么综艺的要素则让电视文艺节目更有看点、更具感染力，更有利于节目的巩固与发展。过往的文化类节目之所以盛极一时，却难以长久，根本原因在于只能靠某个人、某个事件的突然走红，缺乏深植综艺感而“曲高和寡”的土壤，无法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当然，“文化+综艺”的组合，也要求我们不可一味追求综艺效果、明星阵容，而是严肃话语与生动表达、主流价值与娱乐精神并重。

而《典籍里的中国》，则以“文化+戏剧”的创新形式，深挖古籍精髓、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流行话语、全年龄（尤其是年轻群体）覆盖的契合点，进而精准激发古代人和当代人内心贴近的共情点、共振点，进一步打通了“文化+综艺”的关键赛道。正如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所言，《典籍里的中国》让观众在将典籍“活”起来的友好氛围中，成功入心、产生共鸣。

2.“文化+文旅”，打通电视文艺节目的无限触角。

《典籍里的中国》通过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合作，把古代典籍变成了可视化、故事化的作品，意味着当今的中国电视文艺节目，早已不是闭门造车、孤军奋战，而是无限发挥对于节目创意、配套支持、各方联合的想象与思考，令电视文艺节目携“文化+”的力量，全面开启与各类资源、技术、专业人士、商户对接的无限触角。

由此兴起的中国电视文艺节目“文化+”式创新实践的，“文化+文旅”正是一股不容小觑的热潮。我们将不再局限于在演播室里的舞台，而是真正将舞台搬到世界文化遗产地、手工艺人的工坊和特色产品的发源地，将源自历史文化、民间匠心和人文艺术的魅力风采置于大众视野中展示，带动节目话题热度的提升与当地及相关从业群体的文博、文旅产业复兴。

3.“文化+文创”，打造电视文艺节目的流量IP。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正如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总编辑慎海雄所言，《典籍里的中国》是传统典籍当代化传播的一次有益尝试，但“绝不是唯一的一次”。想让“文化+”促使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焕发更长久的生命力、创造力，借助“文化+文创”的力量，让更多的电视文艺节目在泛娱乐的语境下成为流量IP。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和《国家宝藏》引发的“故宫文创热”，到河南卫视《唐宫夜宴》《端午奇妙游》的绮丽亮相，都体现了在当下强大的话语先导、平台赋能和流量扶持的背景下，电视文艺节目不再是孤立、单向的社会价值呈现，而是以优质节目IP为驱动内核，联合各界力量、各方资源打造有效、完整和可持续的电视文化产业链，让电视文艺节目真正成为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有力展现中国文化自信风采的文创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