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

【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家庭结构的变化，本文以费孝通《生育制度》中关于家庭、父母权力、世代隔阂为着眼点，以一个家庭的发展过程为时间轴，尝试分析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的转移。在家庭建立的初期，亲代权力在家庭中占主导，支配着社会资源;当家庭发展到中期时，亲代权力开始让渡给子代，家庭权力分布在不同的家庭成员手中;而当家庭发展到后期时，子代权力在家庭中占主导，并支配着社会资源。

【关键词】 家庭权力;亲代;子代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46-0043-02

一、初期家庭权力的代表——亲代权力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提出，家庭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但组建家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不仅需要一对男女得到社会认可的婚姻，还需要这对男女拥有“子代”，即“父母子所形成的团体，我们称作家庭”。而一个家庭要想稳定有序地运行下去，就必须得依靠某种力量的支撑，即家庭权力。家庭权力的出现，更主要的是社会的给予。这是因为：首先，婚姻的不是件“私事”，它不仅是男女成家的体现，还是社会对两性结合的认可和保护，婚姻的确立是家庭建立的基础之一;其次，权力是社会控制个人的力量，但这种权力是无形的，所以必须依靠人来表现。

家庭权力是社会控制个人的一种体现，在一个家庭刚建立时，具体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抚育，在费孝通的《生育制度》中，抚育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给孩子生理上的需要;二是给孩子社会性的需要。在抚育基础下建立的家庭权力，初期代表就是父母的权力，即亲代权力。而父母抚育子女这两个部分其实就是子女的生物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即让子女成为“生物性”的个体和“社会性”的个体。就第一部分来说，是最为基础的，家庭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以具体的物质形式来表现，亲代掌控着子代的衣食住行。但第二部分，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亲代用权力让子代接受社会对人的制约，其过程往往是不可见的，潜移默化的，这也是家庭权力初期的主要体现。

在家庭成立初期，主要由父母掌握着家庭中的各种资源，抚育子女，那这也就使得家庭权力由亲代掌握。这种家庭权力的分布，在子女社会化过程中尤为突出。根据郑航生对社会化的分类和定义可知，初级社会化是亲代权力最集中体现，因为父母已经是“社会人”，懂得社会的规则和秩序，在社会的影响下，父母会将子女看成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与社会发生冲突时，就会转化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对立。这时，亲代权力就会作用于子代，让子代强行接受社会给予的规范。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一个人在16岁左右时入社，已经具有了足够的知识，可以从事独立的社会事务，20岁时已经可以做父亲了，60岁时达到退伍年龄。基于此，子代的初级社会化过程于16岁左右结束，那么往往从这时开始，家庭权力的分布也就会发生变化。

二、中期家庭权力的转变——亲代权力的转移

当子代开始入社时，就说明子代已经完成了初级社会化，是独立人格的拥有者，是与父母一样的“社会人”，并希望可以从家庭中掌握一定的权力，支配一定的资源。而亲代也会考虑到子代的成长，给予子代部分资源，让其更进一步适应社会，即亲代让渡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权力会在传递资源的基础上发生改变，即亲代权力会慢慢地移交部分权力给子代，形成子代权力。亲代权力在家庭中所占的比重也会逐渐减小，子代权力所占的比重则会越来越大。

当子代从亲代那里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资源，在家庭中有了较多的家庭权力，并可以以独立的身份在社会上生活时，子代便可以成立自己的家庭。但在我国乡土社会，虽然青年20岁左右往往成家立业并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但并不意味着会远离原始家庭。费孝通以家庭结构为准则，将我国家庭分为大家庭、扩大的家庭、小家庭以及不完整的家庭。在乡土社会里，亲代通常会和已组成新家庭的子代共同生活，共同组成扩大的家庭，而在扩大的家庭中，家庭的权力分布则要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即使亲代不与子代家庭共同生活，亲代权力依旧会影响到子代的家庭。这不仅是因为子代源于亲代家庭，有着不可斩断的情感联系，更重要的是子代在部分情况下依旧需要亲代，这种需求包括许多方面，包括各种资源，还有情感的慰藉，也就是依旧存在亲代让渡资源给子代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子代就会自然倾向于亲代，并将子代的家庭权力让渡一部分给亲代，这也意味着，无论子代家庭是否与原始家庭合并，依旧会有亲代权力的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亲代拥有着决定权。而且子代让渡权力通常是自愿的，原因就在于亲代地位一直比较稳定，子代会处于依附地位。

亲代在将资源让渡给子代的同时，子代作为“回馈”，将部分家庭权力让渡给亲代。这说明亲代对子代的权力管辖不仅仅是在子代入世之前，即使子代成年，甚至是成家立业之后，亲代权力依旧会对子代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相对于子代入世之前来说，会小很多。这是因为子代的独立也就意味着有能力获取并管制资源，那么子代在家庭中的权力占比也就会不断提升，到了后期时，就会超过亲代在家庭中的权力占比。

三、后期家庭权力的代表——子代权力

当亲代60岁时，其劳动能力会逐渐下降，独立性降低，可支配的社会资源也已大部分转移给子代。同时，亲代对子代的依赖性会逐渐增强，需要子代的照顾。而子代则会成为家庭的中心，成为家庭权力的主要掌握者，支配着家庭中大部分的社会资源。此时，家庭成员的维持会由亲代抚育子代变成子代赡养亲代，但不同的是，子代赡养亲代主要是给予生理上的需要，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比如让父母吃饱穿暖，让父母开心等，这些是子代赡养功能最主要的体现。

但并不意味着赡养功能不会存在给予亲代社会性的需要。这种社会性的需要，不是让亲代像子代一样經历初级社会化，而是进行逆向社会化，根据郑航生的观点，逆向社会化是指：晚辈向长辈传授文化规范和知识的社会化。运用在本文中，就是子代将现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知识传授给亲代，让亲代可以更好适应这个变化的社会。因为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几乎不会发生变化，所以逆向社会化较少发生。虽然亲代的权力会逐渐让渡给子代，但是亲代的权威性却很强，这与中国几千年的长辈文化有很大关系，亲代并不会因为权力的让渡而失去权威，子代也不愿或不敢与亲代发生没有必要的冲突，这是费孝通所处时代的一种较普遍现象。

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不断影响着我国家庭结构，家庭发展目标早已不是简单的家庭延续，而是在延续中寻求家庭的阶层跃升。同时，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据统计，在2019年时，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0%左右。城市化进程的进行必然会影响到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新思想必然会传入进来，而这对于乡土社会家庭中的亲代来说是一种“挑战”，不仅是对其权威的一种挑战，也是对其社会适应能力的一种挑战。对于新事物，子代的适应性往往比亲代强，那么这时就会出现子代与亲代思想上的碰撞。而对于这种“碰撞”，亲代会有两种对待方式，一是进行逆向社会化，接受子代所教授的知识和规则;二是固执己见，与子代相对立，形成“世代间的隔膜”。这层隔膜表面上看是子代与亲代的对立，其实质是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矛盾，子代代表的是新的社会知识和规则，而亲代代表的则是以往的社会知识和规则。“世代间的隔膜”的本质是不同时代之间的对立，只是通过不同时代的人的碰撞得以显现。对此，最为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彼此互相的妥协与理解，亲代与子代之间在保持自己观念的原则下相处，并尽可能地消除这层“隔膜”，实现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和解。

四、结语

在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的两方——亲代与子代，是家庭权力转移最具代表性的对象，但在这两方，亲代更倾向于父亲，子代更倾向于儿子。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独生子女问题的凸显以及社会对女性权力的重视，对家庭权力的掌控已不再局限在男性手中，也不只受到直系家庭的影响。在以往的乡土社会中，子代的家庭权力很大一部分是源于亲代的让渡，并且让渡的权利由亲代掌控。但现在，子代不必通过亲代来获取社会资源，逐渐获得在家庭中的权力，而是通过自己获得社会资源并以此来占据家庭中的权力。这也是现在家庭权力分配的一个新特点，即家庭权力的分配也越来越与社会资源的占有度相匹配，占有的社會资源越多，在家庭中的占比的权力就越重。但不论如何，在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还是会在亲代与子代之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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