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时期，李维汉将解决干部“道理”不通的问题视为重要使命，在参与干部教育的过程中正确定位干部教育，积极实施一系列有助于推进干部教育的实践活动，进而形成了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实践旨归的干部教育观。

[关键词]延安时期;学以致用;干部教育;实践

[作者简介]孔晓（1990-），男，汉族，山东曲阜人，中共固原市委党校（六盘山干部学院）对外联络部副主任，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中共党史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21）11-0010-03

干部是执行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力量，培养和教育干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延安时期，李维汉作为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和执行人，在陕甘宁边区（下文简称边区）参与干部教育工作，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干部教育观。

一、解决干部“道理”不通的问题：李维汉从事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要使命

“道理”不通是困扰近代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由于受多方因素的综合影响，当时党内许多干部在理论素养方面普遍存在“跟不上”的问题。“干部们的背景差异很大……各自的思想信仰则千差万别。除了最上层的干部之外，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读过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①

“道理”的不通致使或“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在党内时有发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经过系列的反思与总结，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干部的能力与品德、理论水平与理想信念的高低会比一般的民众更能直接地影响抗战救国目标的实现。如果党的干部不通“道理”、不用“道理”，那么党的革命事业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如果干部不通“道理”、不用“道理”，党就势必无法有效组织和领导人民进行抗战救国的伟大实践。

在这种大背景下，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积极担负起实施干部教育工作的重任。面对复杂的抗战局势，他认识到，这一时期干部教育的使命就是要解决干部们“道理”不通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教育使广大干部在文化道德、理想信念层面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对自身进行“潜移默化”的塑造。因此，致力于解决干部“道理”不通的问题是李维汉进行干部教育实践的重要使命。

二、正确定位干部教育：李维汉干部教育观的基础问题

在厘清了干部教育的必要性后，对干部教育进行正确的定位便成为李维汉从事干部教育实践进而促使其生成干部教育观的基础性问题。正确定位干部教育主要包括厘清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区别、用什么方式开展干部教育两方面的问题。

从教育的适用对象方面而言，国民教育具有全方位性和普适性，其“适用于知识分子阶层与非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杰出人物与追随他们的群众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先锋队与主力之间”。②但与之不同的是，干部教育的适用对象是国民中的部分群体，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党、政、军、民、学的干部及先进骨干，其具有明显的独特性。所以李维汉认为，干部教育必须要体现干部群体的特性。

就教育的目的而言，国民教育是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基础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使其摆脱文化上的无知、自卑与自弃的心理，成功实现民众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与国民教育不同的是，干部教育除了要普及基本的知识文化，更重要的是传授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共产党鲜明的政治方向。因为无论是对在职干部的教育，“还是其他的干部学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的研究”③，都是紧紧围绕中国问题与干部实际工作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另外，只有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和主张，广大干部才能在文化与价值观念上与中国共产党所弘扬的指导思想保持高度的一致，进而在统一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指导下，在挽救民族危亡、领导全民族共同抗战的过程中顺利实现聚同化异与凝神聚气。

在厘清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区别后，以什么方式进行干部教育成为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思考的另一重要问题。

干部学校是推进干部教育的首要形式。在边区，中央创办了中央党校、创设了陕北公学等干部学校，李维汉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代理校长、陕北公学副校长和党组书记、陕北公学分校校长等职务。在干部学校任职期间，李维汉积极促使“学员在这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研究抗战时期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④

除了干部学校外，中央还意识到，在职干部教育理应是推进干部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是重要形式。“我们今天之特别强调在职干部学习，不仅因为我们决无可能把所有在职干部从工作抽调出来进入学校学习，而且因为学校的教育，无论如何，也只是訓练和培植人才的第一步，实际工作中的锻炼和学习才是锻炼人才的最好学校。”⑤为此，1938年末至1940年初，边区进一步明确了在职干部教育第一，干部学校教育第二的基本原则。自此，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得以明晰和确立，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部教育的问题得到厘清。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将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交由李维汉担任，主管干部教育工作尤其是在职干部教育工作。

三、实施干部教育：李维汉干部教育观的实践生成

合理的制度设计是确保干部教育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李维汉认识到，在职干部因文化程度和学习能力的不同，势必不能推行统一的学习标准。为此，李维汉实事求是，紧紧围绕党的基本思想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积极构建在职干部分类指导制度。在他的努力下，1939年2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推出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计划》将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规定甲类主要为老干部，对他们应以普及“联共党史”为重点，使他们明晰苏联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史;乙类干部的文化素质和政治意识相对较低，对他们主要以知识文化的普及为主，辅之以党建相关的理论;丙类为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新干部，对他们进行教育应以熟练掌握党建理论及马列主义为重点。

在中央党校时，李维汉对编班制度进行了重新设计，按“学员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⑥这种制度有利于教员因材施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学员学习的效果。例如，当时的七班主要是少数民族班，李维汉要求他们先学汉语，在此基础上再学马列主义系列理论，从而保障了学员学习的效果。

除了用制度的设计保障马列主义理论在干部中的学习，李维汉还积极探索怎样学习马列主义，如何将所学的理论学以致用等问题。

在如何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上，李维汉明确指出，在职干部在研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时候，首先要精当选材，不能贪求其多。其次，在研读著作时要抱着客观的态度，认真厘清理论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以知其所以然。再次，李维汉强调，在职干部学习要有“挤”和“钻”的毅力与恒心。“只要有恒心，每天学一点，日积月累，就会有可观的成绩。”⑦

在解决了如何学马列理论后，李维汉还十分注重理论诉诸实践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单靠干部去背诵马列主义理论和照搬外国经验，是不可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为了不使理论流于空谈，李维汉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做法。他强调，学马列主义首先要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掌握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能做马克思字句的俘虏。其次，“正确理论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并不是随意的，要从不同的历史条件、从历史条件的变化出发”。⑧要做到这一点，干部就应“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⑨，而不是从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和条文出发。

对在职干部，李维汉认为，如果把在职干部教育看作是一个学校，那么这所学校势必是目标最为明确、是最能把理论联系实际、最能学以致用的学校。为此，对在职干部教育必须要给予其业务教育，也就是“做什么学什么”。

此外，李维汉还通过编审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党建实际、中国革命大局、中国实际问题的教材，积极解决干部偏畸狭隘、不懂中国抗战大局的弊病。同时，李维汉还通过加强对在职干部学习的指导、加强对在职干部学习的检查、成绩考核等方式使干部摒弃了过去“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或仅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⑩从而有力促进了在职干部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实际运用的水平和能力。

在中央党校时，李维汉一方面对学校课程进行了变革，促进所学与所用的结合。另一方面，他还设立了与课程相应的教研室，让各教研室紧贴国内形势的变化，系统展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学习。

为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李维汉积极鼓励教员通过多种形式使学员把所学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例如，陕北公学分校所在的看花宫物价低而稳，李维汉就要求教员在带领学员调查和劳动时“结合到教材中去对比分析根据地和国统区两种制度，说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⑪

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李维汉干部教育观的实践旨归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也是李维汉干部教育观的实践旨归。所谓中心和大局，就延安时期而言，就是解决广大干部“道理”不通的问题以清除当时党内盛行的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促使符合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被广大干部掌握并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为此，李维汉首先厘清了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区别、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部教育等基本性问题。其后，他通过在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中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使广大干部的理论学习有了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李维汉积极探索并科学解答了如何学习马列主义，如何将理论学以致用等问题，成功促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马列主义内化于干部的心中，外化于干部的行动。据此不难看出，李维汉的教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教育领域的现实映证，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并不断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服务的教育观。

五、赓续发扬：李维汉干部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李维汉正确的干部教育观在干部教育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功培养和塑造出数以万计的革命干部。他们从延安出发，把所学的真理和革命精神散播到全国各地，为实现全民族的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尽管党的干部教育在很多方面相对于延安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干部教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践旨归与原则始终没有变。为此，积极吸收李维汉干部教育观的有益因子，守正创新，对今天干部教育工作仍具有积极意义。

一方面，干部教育要时刻注重讲大局、顾大局。只有能观大局、能明大势者方可谋大事。步入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讲大局、顾大局是党凝神聚气的重要基础，也是涉险滩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干部教育应以增强党员干部的大局意识为基本要求，使党员干部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的基础上能在涉及全局与局部、个人与整体、当前与长远利益时可以作出正确的选择，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⑫

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意识，时刻将时代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广泛需要作为学习教育的中心内容。例如，针对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和缺位等问题，干部教育应以加强理想信念的学习为重点，通过理论的学习把干部的理想信念引导到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服务群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来。再者，针对党员干部本领恐慌和领导水平不足的问题，在干部教育的过程中，应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作创新为基本的教育原则，鼓励干部将现实性和前瞻性有机结合。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列主义学说以适应社会发展，建设创新型政党、创新型干部进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最后，明确目标、学以致用是李维汉干部教育观中宝贵的思想财富，也是新时代干部教育必须坚持的圭臬。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都告诉人们，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习近平曾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素质的核心和灵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⑬而学马列主义理论，最终要落实到解决问题上来。因此，党员干部的一切学习都应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展开，并做到有的放矢。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学习只是手段，其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党的干部不能很好的掌握和理解马列主义，不能用马列宁主义理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那学习就是徒劳的。因此，干部教育要坚持“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⑭如此才能增强广大干部报国为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为走好新的长征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注释]

①[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83-184.

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

③⑥⑦⑨李維汉.回忆与研究（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339，298，332，332.

④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328.

⑤社论.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N].解放日报，1942-3-16.

⑧李新泰.马克思主义学风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9.

⑩赵耀宏.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启示[J].党的文献，2005（6）：64-67.

⑪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7.

⑫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新时代 新思想 新征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112.

⑬⑭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课题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14，103.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