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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

2021-12-20张立群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2021年6期

摘要: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诗坛的关注,并在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不同形式呈现。“诗歌地理”是考察诗歌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新角度,既与相关理论启示有关,同时也是观念和研究转变的结果。命名与批评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就现状而言,还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细化与提升,这需要研究者对其具体理论建构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在落实相关问题时丰富其研究视野、拓展研究之可能。

关键词:当代语境;诗歌地理;理论建构

就一般情况而言,当代诗歌批评要以发现新话题、命名新事物来维持自身的活力、完成相应的使命,进而为日后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份具有时代性的文献资料。是以,当新的命名或命题产生之后,如何从学理上落实往往并不是批评本身所关心的,或者说很难在批评的领域中解决。以这里所言的“诗歌地理”为例:自2005年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诞生,十余年间虽不时有研究者提及,且在以各类区域为“界限”或“标准”的多种选本,和各种诗歌刊物(包括民刊)陆续推出的“某某地区诗歌专辑”“某某地区诗人小辑”“某某地区诗歌高地”中此起彼伏。但究其实质来看,仍处于就现象谈现象的阶段,并未得到深入、系统的阐述,呈现理论建构的态势。不仅如此,“诗歌地理”时常“原地踏步”、反复出现,已使其日益局限在狭窄的视野之中。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一种学案式的读法,通过梳理“诗歌地理”及其相关话题的发展史,总结经验、反思过往,进而在丰富这一话题认知的同时,促进其深化与发展。

当时为责任编辑的诗人安琪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在2006年8月推出“诗歌地理特大号”时,她肯定没有想到这期刊物会在日后成为“诗歌地理”话题的重要发端:经过3个月的策划与网络征稿,安琪等从“下半月论坛”的跟帖投稿中选出近200首以地域为题材的诗设立“诗歌地理”专栏。随着编辑工作的展开,安琪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相关理论支撑的话,本期地理号就是为地理而地理,为诗而诗了”,于是她又临时特约赵思运、北塔、林童、杨四平和张立群,分别撰写关于“诗歌地理”的评论文章,另辟“诗歌地理五人谈”专栏[1]。这样,本期出刊时创作与理论并存。与之相应地,是中国诗歌学会于同一年主办以“诗与人”为共同理论主题的“2006中国诗歌学术论坛”,此次论坛设定自2006年9月开始相继在长春、兰州、成都举办关于东北、西北、西南三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其内容由于举办地的地域性以及对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关注,而必然涉及诗歌与地理的命题,因此可作为“诗歌地理”话题诞生的另一背景资源[2]。

出于对上述两次诗歌活动的“回应”以及对以往相关经验的“总结”,笔者于2006年年底除了撰写《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一文外,还曾邀约东北诗人桑克和安琪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了“关于‘诗歌与地理”的“诗对话”(后發表于笔者兼任责编的《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其中,前者在2007年第1期《星星诗刊》(下半月刊·理论版)刊出后,曾引起南方某位学者的“共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课题并期待有机会合作、共同完成。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提出所谓“构想”的我却迟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学术进路。尽管在2015年2月,在主客观多方原因的促动下,我曾匆促之间编辑了一本《新诗地理学》专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然而回想起来,《新诗地理学》虽标题新颖、颇富新意,但实际上却是一次煞有介事的行为:将以往写的有关诗歌与地理的文章辑录在一起分为“五编和附论”以至于拼凑痕迹明显;仍然处于就现象谈现象而缺乏理论化的思考,都使其仅停留在“量”的增长阶段,而在十年之后,我在思索再三之后仍将《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在“诗歌地理”研究上仍处于踟蹰不前的状态。

如果说上述自我经历是受限于个体思维方式和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诗歌地理”作为一个全新的话题,在当时还是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发表于2008年第6期《文艺争鸣》上的《经验转移·诗歌地理·底层问题——观察当前诗歌的三个角度》文章中,张清华就将“诗歌中的文化地理”作为观察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角度。2009年秋,张清华完成了《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初稿的编校工作后,将该书的“序言”稍加修改后以“当代诗歌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考察”为题发表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上。此后数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可列举梁笑梅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和《当代诗歌有效传播范式中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暨南学报》,2015年第3期),两篇文章分别以空间拓展和传播的角度为“诗歌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角度。较有代表性的编辑实践则主要包括王桂林、赵遁主编的《中国诗歌地理·东营卷》(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张清华主编《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下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李永才、陶春、易杉主编的《四川诗歌地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钟世华主编的《广西诗歌地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北魏主编的《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分北卷、南卷,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2017年1月14日至16日,由《文艺争鸣》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张清华和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西川、安琪以及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会后,《文艺争鸣》于2017年第9期刊发“新诗地理研究专辑”,刊发了欧阳江河的《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西川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诗歌地理”问题》、张清华的《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关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所引发的话题》、何言宏的《当代中国民间诗刊的文学文化意义》、何平的《重建诗江湖》、张定浩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读后》、傅元峰的《新诗地理学:一种诗学启示》共7篇文章,以及张涛撰写的《诗歌文化地理与当代诗歌线性历史的终结——“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综述》,此后还有罗小凤的文章《“诗歌地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地理》在《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上刊载。此次会议及其成果拓展了“诗歌地理”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一些具体问题,可视为多年“诗歌地理”研究上的一次集中展示。

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意义上的“诗歌地理”仍处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或是为了介绍一个地区诗歌选本的特色,或是评述一个地区诗歌发展的规模与实绩,许多评述性文字只是借助了“诗歌地理”的概念,将其局限于孤立的、狭窄的视域之中,进而简化理解了“诗歌地理”的丰富性、结构性和立体感。是以,在回顾历史之余,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诗歌地理”作为一个全新的称谓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它已受到诗歌研究界的关注并初步形成了“诗歌地理学”和“新诗地理学”的理论构想。但其存在的问題是至今尚未出现一本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整理和一部系统化、整体化的理论著述。因此,“诗歌地理”以及“诗歌地理学”“新诗地理学”研究就存在着较大的探索空间,亟待有识之士在充分把握现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整合与完善。

“诗歌地理”显然不是一个新话题。正如安琪在回答“为什么想到做‘地理号?”时曾指出:“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名山大川、人文景致与诗人关系之密切无需多言,几乎可以说,每个诗人都写过或多或少的地理诗。”[3]“地理”是任何一位诗人成长和生存的环境,是诗人创作的重要经验之源,同时也堪称诗人个体生命与自然交融的重要中介。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南北朝民歌、盛唐的“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还是现代诗歌史上的“歌谣化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的“行吟诗”以及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人瞩目的“新边塞诗派”和后来所谓的“西部诗”“乡土诗”“城市诗”等等,从诗歌与地理(地域)关系的角度分析上述现象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诗歌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个常识、一个客观的存在,无需在逻辑上做过多的证明。正因为如此,当这种关系在21世纪初中国诗歌界以“诗歌地理”的面貌出现时,才会让人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诗歌地理”适时而发肯定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才使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升至一个话题——明确这样的前提条件,显然对认知“诗歌地理”话题的源流沿革、具体问题研究以及确定其未来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诗歌地理”首先是当代诗歌研究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寻找新范式和新领域之内在需要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诗歌”与“地理”的特定结合,则反映了“地理”及其相关话题可以为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进而满足后者持续发展的需要。遵循这样的逻辑,“诗歌地理”的出现可从“盘峰论争”谈起。有标志着世纪之交中国先锋诗坛裂变之称的“盘峰论争”(具体包括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和1999年11月的“龙脉诗会”两个主要阶段),不仅让人们看到诗歌意义上的“民间”及所谓写作资源和权利上分野,更为重要的是让很多人深刻体味到当代诗歌创作群体有着“中心”和“外省”的区分并由此营造了某种心理预设。“盘峰论争”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是诗歌研究者和爱好者们越来越习惯以非整体化的方式考察、谈论当代诗歌的格局与发展,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以局部的、结构单元化的思路考察某一省份或某一地区的创作实绩,而谈论该省份或该地区的诗歌创作时常常以该地有哪些代表诗人特别是仍处于创作状态的诗人为言说起点,正是这一思路的外化。其二,是网络诗歌的影响。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诗歌开始出现并为当代诗歌写作开辟出一片广阔无垠的天地。中国本土的网络诗歌与广义的网络文学一样,最初是通过诗歌网站的建立而逐渐形成规模并流布开来。“界限”“灵石岛”“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诗歌论坛”“诗歌报”“女子诗报”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均成立于1999年至2002年。诗歌网站作为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不仅可以集中发表、交流诗歌,而且还逐渐团聚出一批较为稳定的诗歌写手和读者群。考虑到当时的网络诗歌写手绝大多数兼有纸媒时期知名诗人的身份、网络诗歌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从未纯粹、绝对,所以,网络诗歌才更易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影响当代诗歌的发展并对“盘峰论争”营造的“心理预设”给予一种技术上呼应和思维上的强化。其三,“民刊”的意义。“民刊”作为非官方正式出版的“同仁刊物”,就其生成过程来看,最易体现一种地方性并聚焦于特定区域的诗歌。无独有偶,诗歌“民刊”在“盘峰论争”之后和网络诗歌一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常有合作之势。“民刊”的地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诗歌地理”并对官方刊物产生了某种“压力”,从新世纪之后《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潮》等刊物以及各种年度选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民刊上选发作品,恰恰是实现了“诗歌地理”的有效传播。其四,若干诗歌命名与现象的资源提供。21世纪初诗坛曾相继流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以及诸如“70后”“80后”等命名,这些借助社会学而得出的命名及现象,是从写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代际、年龄的角度对当代诗歌进行了新一轮的“描述”。相对于“诗歌地理”,其虽是以形象的表达和近乎修辞的手法展现了写作的结构层次、类似的主题以及可能的序列分布,但其强调诗坛构造的特质显然是以结构形态的方式推动了“诗歌地理”并最终成为其研究领域的某个方面。最后,是理论的启示与介入。至少有空间理论、都市文化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共四种密切相关的西方现代理论或直接或间接地为“诗歌地理”的发生提供了启示并成为其重要的文论支撑。这四种理论以“空间转向”为共同点,深刻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或曰后现代社会阶段“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即“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4]在此之后,本土学者杨义、梅新林、邹建军、曾大兴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也为“诗歌地理”研究给予了或隐或显的助力,而从线性时间到多维度的空间、由平面走向立体,也正是“诗歌地理”努力追求的重要方向。

以上几方面在具体展开时是以历时性和共时性共同作用的方式促进“诗歌地理”的产生,决定其面貌与走向的。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完全属于诗歌层面的内容并未占有很高的比重。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诗歌地理”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性话题,它至少包含了诗歌与地理的双向演进、簇新和历史的“遇合”。同样地,也正因为如此,“诗歌地理”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难以掩饰的“当代性”(实则是流动的现代性)倾向,除了言说者本身具有的当代视野和必然从诗歌现状出发特点之外,唯有现代语境中的诗歌即新诗,才能从理论到实践上成为其典型例证,并由此顺势产生更为具体详细的“新诗地理学”之类的命名。

与“诗歌地理”的诞生是多重合力共构的结果相比,其诞生之后如何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纵观“诗歌地理”发展历程,新话题的诞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代诗歌批评并由此拓展出一块新的领地,但如何有效掘进、持续开采却始终是限制其向纵深发展的“瓶颈”。结合已有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到在发现“诗歌地理”之后,诗歌界一直存有不求甚解、只是简单制造话题直至望文生义的现象。当然,相对于一些编选者和多家刊物纷纷以“诗歌地理”为标题,或博取眼球,或人云亦云,诗歌理论界应负的责任显然更大些。事实上,“诗歌地理”在登场之际,就呈现了概念先行、界定模糊的态势。除了如上文所述的“诗歌地理”出现的原因至今很少有人进行系统地梳理、总结之外,缺乏积淀和渴望言说的主体心态和批评的诉求,也使其很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经过合理性、可行性和准确性的辩证思考,而“诗歌地理”层次不清、所指混乱,不断泛化及至沦为空洞的符号也正是这些问题累积后的必然结果。

综合已有“诗歌地理”研究中涉及的对象,不难看到已有的所谓“诗歌地理”在具体展开时无外乎以下三种主要形态:(一)地理诗,即以地理题材为主题的诗歌;(二)空间上可以划分出来的地域分布,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地理空间、方位如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等,表达诗歌具有地理意义上的自然属性和人文意识;(三)地域诗歌群落(含民刊和网刊),指某一地域(空间)的诗人群及创作。其中,“地理诗”是最直观切合“诗歌地理”应有之义的表现形态,其从主题、题材、意象甚至形式等方面着眼也最容易将诗歌中的地理落于實处。与之相比,“空间上可以划分出来的地域分布”和“地域诗歌群落”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诗歌具有地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只不过前者常常作为一种可感知的观念和理路体现于相关的文论批评中;而后者则更侧重于某一地域有哪些诗歌创作人员与队伍,其以城市或省份为单位展示不同地区诗人创作概况与实绩的初衷,最终呈现的往往不是地理诗而只是诗人的代表作以及人为制造出来的“地理印象”。鉴于人文学科术语在使用上历来无法完全精确,以上所述三方面(尤其是后两方面)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常常呈现互换、借用甚至是似是而非的现象。除此之外,就“诗歌地理”现有的研究情况,还包括或因书写城乡差别、都市漂泊以及生活迁徙,或因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景观”及“地质构造”而得到的某种“诗歌地理”,以上文提到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代际划分”为例,由于其本身已有明确的命名和指向,只是利用了写作本身与地理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而实现了一次形象的表达和意义的引申,故此可视为“诗歌地理”的边缘形态,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做进一步的甄别与选择后举证。

明确“诗歌地理”的表现形态,有助于我们找到合理阐释这一话题的路径。显而易见地,呈现于写作中的地理诗应当是“诗歌地理”研究中的基础同时也是占有比重最高的部分。然而,或许是考虑到新诗史上的相关现象都已被多次言说而略显陈旧,地理诗在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是一笔带过,并未大力开掘。比较而言,倒是“某某地域”中或“某某空间视域”下的“诗歌地理”成为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现象,这种平面滑动、各自为营的讲述方式最终造就了“诗歌地理”在不断“分散”的状态中停滞不前、流于表面。

任何一个命名的产生都离不开相应的年代,因为它的产生凝结着特定年代对于命名本身的全新解读。“诗歌地理”作为一个拥有深远历史背景的概念,在21世纪初中国诗坛出现同样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它是当代诗歌进入网络时代和“空间转向”之后一次资源重组和理论重建。之所以强调这些是想说明“诗歌地理”的阐释要始终保持着一种“当代的眼光”,进而完成一种从思维到理论实践的真正转换。惟其如此,“诗歌地理”才不会成为他者眼中的空穴来风和“伪命题”。以“地理诗”为例,依据主题和题材而得出的地理诗至少可以有“城市诗”“乡土诗”“西部诗”“行吟诗”等多个类型;依据形式而得的地理诗则包括各类“民歌体”……上述“地理诗”就命名来看虽然并无新意、都属于过去式的,但这并不影响研究者以新的视点去重释其内涵。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由于强调“个体化”、重视“生存倾向”,日益走向独立的空间结构和生活结构,人们在分析其“诗歌地理”时拥有不同以往的资源和信息。不仅如此,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诗歌在展现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时肯定也有多方面的新质,由此联系诗歌终究要表达个体情感与生命体验,通过“地理景观→人与诗”与“人与诗→地理景观”的有效、辩证融合,肯定会为“诗歌地理”赋予新的生活意识和情感意识。

“地理诗”还可以包括那些以某一地理名词或地理意象为标题的诗,但作为文学创作,这类作品不宜作绝对化、静止化的理解。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空间研究的产生,而21世纪之后的“流动性研究”又为“空间转向”带来了新的机遇——“从空间转向中孕育、萌芽、成长起来的流动性转向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以及流动性在空间生产中的重要作用。”[5]从“空间”和“流动”的角度看待珠海诗人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站在48楼看一棵大树》《抛弃城市》《挂念一座城市》;深圳诗人谢湘南的《零点的搬运工》《久病成医的人,心里藏着自己的一幅深圳地图》《写给“边缘客栈”和它的主人》;还有如安琪从福建迁移到北京发现自己前后两种“地理诗”的变化……“流动”不是简单的行吟,而应当是穿越不同空间地理之后心灵体验和经验变迁。同样地,只有充分意识到“空间”的“流动”,才可能在当代诗歌及其地理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之间实现一种“视点的重合”,这种认知的建构显然也有利于从“某某地区诗歌地理”的封闭视野中突围出来,改变已经僵化的“诗歌地理”理解方式,走向更为广阔的诗意空间。

“诗歌地理”研究就发展方向来看,可以指向“诗歌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而实际上,在上述相关文章中,确实已有人提到“诗歌地理学”以及“新诗地理学”的话题。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学说的年代,但并不妨碍人们产生建立学说的渴望。也许,以一种客观、舒缓的姿态,使用“诗歌地理问题研究”会减弱一些压力,但鉴于在以往的“诗歌地理”研究过程中,一些论者已提及“诗歌地理学”或“新诗地理学”的概念,所以与其强调如何命名,不如更好地言说,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

既然是系统的问题研究且隐含着建构某种学说的渴望,那么,仅停留在若干现象的“对应”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在结合本人相关研究经验的前提下,“诗歌地理学”(此处借用这个名字)首先应当知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理论限度。“诗歌地理学”是当代诗歌研究一次探索性的尝试,同时也是适应当代诗歌发展趋势的一次理论尝试。“诗歌地理学”取自“诗歌”与“地理”,但不是诗歌与地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作为“诗歌地理”一个词语出现的,汲取诸如“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诗歌地理学”是以“诗歌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诗歌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和地域差异”“诗歌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对象的“集合式研究”[6]。它出现的前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观念的持续更新,同时也基于诗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其意义和价值则在于丰富诗歌的研究领域、重构诗歌的研究图景。

从具体研究上说,“诗歌地理学”首先亟须落实自身的内涵界定。针对以往研究的实际情况,“诗歌地理学”的概念可以采用复合形态即“整体—局部”的形式加以描述。整体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学”是有机融合诗歌与地理学研究,以新诗为主、以文学阐释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点的新兴交叉领域,其发展方向是成为一个新的综合性课题。具体的“诗歌地理学”可包括“题材和意象研究”“地域性研究”“空间研究”和“边缘形态”至少四个“亚概念”,四者各自独立又彼此交叉,在时间上跨越诗歌的历史与现实,在目的上是呈现“人/诗与时代和生存语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其次,“诗歌地理学”研究需要以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夯实基础,在阅读大量作品、充分了解诗歌地理及其相关内容整体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如果说“诗歌地理”的诞生带有几分偶然,其最初的阐释也难免为评论的目的而寻找现象加以佐证的倾向,但上升为“诗歌地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的,即它不仅要揭示“诗歌地理学”出现的来龙去脉,还要揭示“诗歌地理学”有哪些新的话题,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有建设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第三,“诗歌地理学”应当避免“机械决定论”的言说模式。谈及“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人们很容易联系到法国实证主义大师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言的“种族、环境、时代”之三要素。三要素肯定与“诗歌地理”的论题关系密切,但仍然有较为明显的“环境决定论”倾向。“诗歌地理学”应当汲取其合理内容,同时更应当关注诗人的主体意识,进而为“诗歌地理”阐释带来更多人的情怀和情感意识。第四,“诗歌地理学”必须要对自己的限度保持清醒。“诗歌地理”是诗歌研究范围内的一次拓展,这使其根本依据在于诗歌文本而非其他。也许,从一般评论的角度看诗人,我们常常会潜在地存有“从地方到全国”或是“全国到地方”的认知模式,但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一切并非如此,他更多考虑的是写作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此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许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必要的角度。正因为如此,“诗歌地理学”不能将全部诗歌活动纳入其中,在过度阐释中呈现泛化的趋势。为此,“诗歌地理学”的建构与阐释者必须要有认知和辨析的能力,同时也要有自知和反省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诗歌地理学”才会得到充分阐释且避免被过度阐释。

建构过程中的“诗歌地理学”应当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主要方面。其中,理论部分主要包括诗歌与地理关系的一般探索,而实践则主要包括诗歌如何从时间到空间、历史到现实的转化。“诗歌地理学”不是抽象的研究,它应当建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而全球化的视野虽因技术、信息和通讯等使人们的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趋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凸显了地方个性和每一个区域生活和文化的地质构造。是以,当代语境下的“诗歌地理学”不应避讳空间的广阔。“诗歌地理”是中国诗歌的地理,不仅涵盖海峡两岸的诗歌,还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华文诗歌、华语诗歌等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阐释空间,惟其如此,它才会具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注释]

[1] 关于这一期《诗歌月刊》(下半月)的诞生过程,本文主要参考了桑克、安琪和笔者进行的“诗对话”《关于“诗歌与地理”》(2006年11月14日),后刊于《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其中,2006年8月号《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刊载的“诗歌地理五人谈”专栏中的五篇文章,依次为赵思运的《诗歌中地理文化意象的建构与疏离》、北塔的《天文地理与人文心理的同构与互文》、林童的《诗歌地理与诗人的命运》、杨四平的《21世纪新诗地理学与什么有关》以及笔者的《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

[2] 在笔者的《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星星诗刊》(下半月刊·理论版),2007年第1期〕和后来罗小凤的文章《“诗歌地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地理》(《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中,都将这次大型学术论坛作为“诗歌地理”乃至“诗歌地理学”出现的重要契机。值得指出的是,在《关于“诗歌与地理”》的对话中,安琪指出策划“诗歌地理专号”时并不知道“2006中国诗歌学术论坛”的召开,因此,“诗歌地理”话题的诞生便具有“共同意识”的倾向。

[3] 桑克、安琪、张立群:《关于“诗歌与地理”》,《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

[4][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3页。

[5]劉英:《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6]对此,本文主要参考了[英]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和梅新林、葛永海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相关论述。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17JJD750002)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