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能有效提高出版业内容资源聚合度与生产供给能力，促进内容产品生产，提高国家知识资源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国民知识水平和国家文化安全水平，推动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建设。

知识资源服务机构现状

国内外很多机构在知识资源服务技术研发、模式构建等方面开展了大量探索与实践，各国相关机构普遍将知识资源作为教育科研、技术创新及管理支持的重要支撑。这些探索虽然多数仍停留在信息文献服务水平阶段，但在知识化加工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已经有所积累，初期知识资源服务模式已呈现雏形，特别是在服务机构建设和平台运营方面形成了一定成果，为加快建设我国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国内研究机构现状。目前，国内机构主要为政府主导的信息文献资源服务。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全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实现了文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形成了一批区域性、领域性的资源服务机构和平台，典型代表有NSTL和CALIS。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是一个基于网络环境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服务机构，成员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程技术图书馆（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中国化工信息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网上共建单位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211工程”“九五”“十五”总体规划中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核心理念是在教育部领导下，把国家的投资、现代图书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高校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人力资源整合起来，建设教育文献联合保障体系，实现信息资源共建、共知、共享，以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国高等教育服务。

国外研究机构现状。发达国家为了加速知识发现，从而为国家经济活动提供公共服务支撑，从战略高度建立公共服务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机构知识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在国会的支持下，通过公众基金、国会的适当资助、私营企业的捐助，利用资源优势及图书馆工作职员的努力构建而成，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联邦文化机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宝库，在美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日本机构知识库是指收集、保存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无偿发送学术信息的国际互联网保存书库。日本从2004年开始对IR构建的试验性实际装备项目等进行筹备，从2006年起正式构建IR系统，由国家提供持续的资金援助，各个大学（机构）提供协助。

知识资源服务机构的价值逻辑。纵观国内外知识资源服务机构，均立足于行业内容资源建设，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形成对内、对外两种服务，实现其价值。

首先，对内，内容资源整合迭代升级。知识资源服务机构均构建知识资源数据库群，获取知识化的内容资源，以需求为导向，对相关内容资源进行重组，该体系为各行各业提供知识再生产服务，有利于解决自身行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技术研发、标准支持、产品推广、人才培养等问题。

其次，对外，提供增值服务。知识资源服务机构面向外部行业提供知识再生产服务，服务于各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开展面向研究机构的专业知识服务，提供学术服务;服务于社会公众，开展面向个体消费者的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知识服务，提供生活服务。知识资源服务机构对外部行业提供专业服务的能力，将真正实现整合内容资源的原始价值，使专业内容资源回归到“思想与文化的记录、传播、传承、创造”中去。

当前国内外知识资源服务机构的特点。一是政府主导的服务机构具有重要的地位。现有国内外知识资源服务机构在资源收集和整合方面比商业公司更具优势，因此，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枢纽作用。同时，在服务人群方面具有特定性，不是所有人都能免费获取内容，非特定用户必须通过付费的方式获取内容。另外，用户虽然可以免费通过百度、Google等通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检索，但是由于信息是通过网络爬虫机器抓取的，准确度存在较大问题，因此其内容价值大打折扣。

二是服务模式以文献服务为主。现有国内外知识资源服务机构对集中的知识化资源服务都相当重视，但是目前提供的资源服务层次基本上处于粗粒度阶段，主要通过文献外部特征进行资源规范和组织，由于资源粒度为篇章等粗粒度的文献，用户还需要对资源内容进行详细阅读才能获取相关知识。目前，国内外相关机构还未对大规模文献资源深度挖掘，并形成大规模知识资源数据库产品。

三是服务方式和对象比较单一。现有国内外知识资源服务机构的资源组织方式以采购第三方资源进行建设资源数据库为主。资源建设方、资源提供方在资源的提供和组织上是分离的，没有形成一种分布式的、开放式的资源组织网络。资源内容以专业文献为主，主要服务对象是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科研院所学者、学生等相关人员，普通用户对这些资源的使用程度普遍不高。

我国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的提出

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提出的背景。2006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四大科技工程的总体设计思路，即：以加快新闻出版与科技融合为手段，以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为任务，以充分发挥新闻出版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为目标，实施国家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研发工程、中华字库工程、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其中，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是国家级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工程，由国家组织实施，将散布在各种文献中、各学科门类的学科型实证知识、各专业行业领域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成的应用型知识，以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的各种最新知识，利用智能化的信息多源提取技术，通过语境分析、语料清洗、智能过滤、语义分析和语义挖掘，进行大规模的知识分类、集成、链接、存储和管理，为社会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准确、及时的高可信知识服务，抑制错误、伪劣知识的传播，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促进文化事业产业发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专家对国家知识资源数据库工程进行了深入论证，并结合技术的发展变化、行业转型升级的推进步伐，不断调整与改进建设方案。2014年，在科技部支持下，借助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的支持渠道，委托行业技术企业启动了部分关键技术研发工作;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要求搭建知识资源库群，建立国家知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形成国家知识服务体系，为生产生活提供知识服务。在国家相关部委的支持下，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开始筹建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并由财政部给予专项经费支持。目前，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已加快布局，进一步完成顶层设计，做好国家级宏观知识资源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布局，在此基础上开展若干家知识资源服务分中心的筹建工作。同时，加快自身工作布局，做好知识资源服务技术中心、数据中心、运营中心的分阶段、分步骤建设。

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提出的意义。当前，有必要对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进一步梳理，对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体系相关主体的角色、功能、职责、关系、建设进行探究和分析，探索我国出版业知识服务运作模式、规划思路和实施路径，帮助各部门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从而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知识资源服务市场体系。因此，推动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建设意义重大。

一是推动信息内容服务进入高级阶段的必然要求。对信息进行记录、整理、汇聚、管理、交流、利用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之一。在信息基础上进行加工、挖掘、提炼，通过达成共识的经验总结使其成为知识，是人类社会对信息内容服务的更高要求。信息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推动了信息内容服务水平的提高，为实现高级阶段的知识服务奠定了基础。

二是落实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要求“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充分发挥信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的作用。网络安全不仅包括访问控制角度的安全，更包括信息内容准确性角度的安全，实现对信息内容的知识化管理是提高信息处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三是出版业融合发展的必然方向。基于上一代信息技术，众多技术企业主导构建起了各种信息内容服务模式，在这些模式中，出版业多处于仅作为内容资源提供者的从属地位，导致我国信息内容服务仍然只停留在信息文献服务水平。出版业急需获得相关技术支撑，以充分发挥其对信息内容的知识化加工与传播能力，从而系统、专业、精准地提供“知识”服务，从源头对信息内容资源进行面向市场终端的全面开发与整合。

构建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是在国家统一规划、整体推动下所建立的覆盖出版企业和技术企业的、以信息检索查询为基础的、能为用户提供有用信息知识以解决问题的服务生态系统。系统的建设包括信息采集、信息过滤、信息分类、信息提炼、精华萃取等处理过程，其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面向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的高阶段信息服务。

对国家而言，构建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能够优化國内出版行业市场环境，壮大市场主体，培育一批创新与竞争能力更强的龙头企业，扶持一批“专、精、特、新”的专业企业，打造一批实力雄厚的出版传媒品牌，从而推动文化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对出版行业而言，构建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能够促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建立出版产业链上各个环节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机制。同时，拓展行业领域，加速出版产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不断提高产业效率，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为出版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对出版单位而言，构建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能够推动传统出版社从“售书”到提供“知识服务”的转变，提高出版活动的工作效率，简化流程，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同时，自出版、按需出版、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可使出版社与用户形成互动，充分了解用户需求，实现零库存和即时出版，从而提高出版社的服务质量和效益，增强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对从业者而言，构建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能够强化从业者的基本素质、专业素质和职业素质，促使出版行业工作者掌握专业知识，形成专业技能和专业能力，实现从业者全方位的发展，使其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结构。同时，从业者思想意识的不断更新、专业素养的不断强化，也是出版社提高服务质量、出版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保障。

对用户而言，构建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能够使用户享受到可信度高、已编校、体系化、关联化、有深度的高质量内容资源和知识服务。这不仅是出版业相较于互联网业的核心优势，也是出版业高水准满足用户信息需求的必然发展方向。同时，构建国家知识资源服务模式也可使出版社从源头开始，对内容资源进行面向市场的二次开发（如知识解读、知识重组、业务创新、读者与读者/读者与作者互动等），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形成学习型文化社区。

我国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发展的主要方向

提供知识资源服务的主要类型。当代社会知识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飞速发展，用户获取知识需求的特点、行为方式、服务场景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方便快捷、数字化、网络化的知识信息是用户获取知识资源服务的核心诉求。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用户需求交织成立体化、动态化的知识服务新期望。只有对每个层面的具体诉求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才能深刻理解出版业知识资源服务模式建设如何开展。根据知识动态发展特点和用户诉求，应当着力推进三个阶段、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源服务。

公共服务阶段。首先确定政府公共知识资源服务的范围和边界，明确未来开展公共服务的内容与方式，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实现，即直接向相关机构购买知识资源、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并将相关资源、产品和服务进行整合，进而面向社会公众和相关单位机构，免费提供一站式的知识服务。这一阶段是打牢构建国家级“知识服务内容资源供给体系”的基础，各项建设任务均为公益属性，需要政府全额投入。

产业服务阶段。基于分散的知识资源元数据，策划、开发交叉领域的知识产品和服务，并统一呈现，对外提供服务。同时，开展相关运营，或代理运营/协助运营，类似“百度+京东”。这一阶段将以社会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为目标，探索知识资源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逐步推进知识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化运营，政府则以政策引导为主、资金投入为辅。通过不断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引导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形成有效的、可持续的市场模式和发展机制，从而以产业化建设方式不断完善已有的知识服务平台、知识资源库的建设。

增值服务阶段。针对前期已获取的运营数据、用户反馈、市场需求等，开发一些周边产品或第三方服务（如信息定制服务、在线社区服务、电子商务业务、会展业务、教育培训业务、金融业务等），从而提高用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实现知识服务的后向收费。通过知识资源的市场化运营获取经济效益，并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从而在“自收自支”的基础上实现对公共服务的“反哺”。最终通过彻底盘活知识资源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为知识资源服务关联方提供增值服务，包括科研部门、技术公司、大众媒体、广告服务商、普通民众等，并通过不同关联方的融合发展，打造一个共创、共享、共赢的生态圈和商业生态系统。

提供知识资源服务的主要方式。一是从文献服务到知识资源服务。知识资源服务作为教育科研、技术创新及管理支持的重要抓手，各个国家均有所布局，相关机构在开展基础性研究的同时，在技术探索和实践层面也开展了大量工作，并形成了丰富的成果。

当前国内外相关机构提供的知识资源服务层仍处于粗粒度阶段，主要是通过对文献外部特征进行资源规范和组织，对用户提供相关的文献服务（或基于数据库、文献库的内容服务）。构建有效的知识资源服务模式将对“知识服务”这一新型的、细粒度的、超越传统出版的服务形态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探索（如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建设主体等），以推动传统出版文献服务模式的升级，提高知识内容的查找速度和精准度，提升各行各业的内容资源整合水平，建立行业级的知识资源服务保障体系，确保文化安全。

二是从单一企业先试先行到多元主体合作联动。出版领域的对外用户服务由单一企业（主要为出版企业）先试先行转向多元主体（知识资源服务中心、出版社、技术企业及相关外围角色）的联合驱动，是我国出版行业知识服务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单一企业先行试点阶段，主要是企业自筹资金研发产品，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相关服务。在多元主体合作联动时代，则主要采取“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辅相成的运营模式。“由上而下”主要指政府部门主导、组织拟定行业标准，行业机构根据在知识资源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开展相关领域建设;“自下而上”主要指行业机构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由市场反馈和目标需求，提供技术工具，并形成多元产品及服务，向上提出意见建议，驱动整个行业发展。

三是从线性商业模式到商业生态系统。传统出版的商业模式是基于文献资料的“编—印—发”线性模式。而知識资源服务将在遵循传统出版业服务概念的基础上，构建现代服务业的商业模式，用尖端信息技术和整合内容传播来满足需求，市场化导向，平台化运营，向目标群体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的知识资源服务。即通过建立生态型知识资源服务体系，在保证基础学术文献、科研服务的前提下，构建与出版机构、科研机构相关的目标群体，不仅有科研机构、技术公司，还包括普通民众、大众媒体、广告服务商等各个关联方。各界角色定位价值共享，以期推动各关联方融合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生态系统。

作者单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工程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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