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雨婷，郝雅楠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 300060）

目前，我国肿瘤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日趋上升，肿瘤具有难治性、预后不良、病程长且易反复等特点[1]。随着护理模式和健康观念的改变，高水准的护理职业素质要求加大了护士的工作压力，而护士群体还要承担家庭的各种角色，容易造成工作家庭冲突。有研究显示，工作家庭冲突越大，护士越易产生职业倦怠感[2]。有研究发现，54.28%的肿瘤护士存在职业倦怠，中高度职业倦怠率达35.86%，肿瘤护士是职业倦怠的高危人群[3]。职业倦怠可导致护士的工作满意度下降、工作效率降低，严重影响护士的身心健康和服务质量[4]。有研究指出，应对方式是职业倦怠的重要预测因素，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降低护士的工作冷漠感及工作无成就感，而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增加护士职业倦怠感[5]。因此，本研究以肿瘤医院护士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其工作家庭冲突、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降低护士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帮助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从而降低其职业倦怠感，进而提高其工作满意度。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2月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222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临床在岗护士；工作时间＞1年；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进修和实习护士。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问卷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收集护士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及科室等。

1.2.1.2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采用由Carlson等[6]研制、张何苗等[7]翻译修订而成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该量表包括基于时间、压力及行为冲突3个维度、共18个条目；每个维度有6个条目，前3个条目归为工作-家庭冲突分量表，后3个条目归为家庭-工作冲突分量表。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1～5分，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总分为18～90分，分值越高则说明冲突越强烈。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37和0.849[7]。

1.2.1.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采用由解亚宁等[8]研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包含积极应对、消极应对2个维度，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依次赋值0～3分，不采用计0分、偶尔采用计1分、有时采用计2分、经常采用计3分。积极应对维度共12个条目，总分为0～36分，条目均分最高为3分；消极应对维度共8个条目，总分为0～24分，条目均分最高为3分。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重测信度为0.89[8]。

1.2.1.4 职业倦怠量表采用由Michael教授[9]开发的、李超平等[10]修订的Maslach职业倦怠量表通用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MBI-GS）。该量表包含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及个人成就感降低3个维度，共1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7级评分法依次计0～6分。所有条目均分＜3分表示职业倦怠较低，3～5分表示职业倦怠比较严重，＞5分表示职业倦怠非常严重。该量表3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3及0.82[10]。

1.2.2 资料收集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星网上答题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研究者征得各科室护士长同意后，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的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方法，调查对象通过手机或电脑进行扫码答题。研究者将所有问题设置为必答题，以确保问卷填写的完整性、有效性。共有222名护士填写问卷，回收222份，均为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100%。

1.2.3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表示。不同人口学特征护士的职业倦怠得分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或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工作家庭冲突、应对方式和职业倦怠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肿瘤医院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应对方式和职业倦怠情况肿瘤医院护士工作家庭冲突量表总得分为（50.17±12.89）分，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时间维度（17.39±4.72）分，压力维度（16.99±4.57）分，行为维度（15.79±5.08）分。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得分中，积极应对条目均分为（2.03±0.57）分，消极应对条目均分为（1.72±0.83）分。职业倦怠量表总均分为（3.17±0.98）分，各维度条目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情感衰竭（3.74±1.34）分，个人成就感降低（2.98±0.95）分，去人格化（2.78±1.09）分。

2.2 肿瘤医院不同特征护士职业倦怠得分比较纳入分析的222名肿瘤医院护士年龄22～45岁，平均（33.39±6.82）岁。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婚姻、职称、工作年限、人事关系、科室护士组间职业倦怠条目均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每日工作时间和每周工作时间组间护士的职业倦怠条目均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肿瘤医院不同特征护士职业倦怠条目均分的比较（N=222）

2.3 肿瘤医院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肿瘤医院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r=0.618～0.697，P＜0.05）；积极应对与职业倦怠呈负相关（r=-0.248，P＜0.05）；消极应对与职业倦怠呈正相关（r=0.319，P＜0.05)，见表2。

表2 肿瘤医院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应对方式和职业倦怠的相关性分析 （r值）

2.4 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得分为因变量，以人口学资料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每日工作时间（＞8 h=1；≤8 h=2）、每周工作时间（＞5 d=1；≤5 d=2）、工作家庭冲突3个维度（原测量值）、积极应对方式（原测量值）和消极应对方式（原测量值）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逐步进入法，结果进入回归方程的有时间维度、压力维度、行为维度和消极应对，共解释了护士职业倦怠49.2%的变异量，见表3。

表3 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222）

3 讨论

3.1 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较严重职业倦怠是指当助人行业的个体在持续性的工作压力面前产生的包括情感衰竭、去个性化和个人成就感低落的一种综合征[11]。本研究肿瘤医院护士的职业倦怠总均分为（3.17±0.98）分，其倦怠处于较严重程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崔晟等[5]的研究结果。其中，情感衰竭维度条目均分最高，为（3.74±1.34）分。情感衰竭是指个体感知自身的情感状态处于极度的疲倦状态。肿瘤医院护士工作量和工作压力相对较大，且长期处于肿瘤疾病环境中，易遭受负性事件的影响，从而产生负性情绪[12]。随着优质护理服务和延续护理的开展，扩大了护士的工作范畴，身心双重压力导致护士的职业倦怠感增加[13]。肿瘤医院病种单一、患者病情反复且预后不佳，护士容易产生无力感，其自身价值难以实现，导致个人成就感降低。去个性化是反映个体在工作中对周围人的消极、冷漠、隔离自我的态度和情绪[11]。肿瘤的难治性和治疗费用问题使患者和家属易出现负面情绪，对护理服务和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且治疗配合度较差，护士易成为其情感宣泄的对象，从而导致护士同情心疲乏、工作热情降低。有研究发现，护士职业压力、工作环境对其职业倦怠有重要的影响[14-15]。护理管理者应在保证充足的护理人力资源基础上，优化工作流程以减轻护士工作负荷，合理安排护士工作岗位，发挥个人特长，激发护士的工作热情，从而降低其职业倦怠感。

3.2 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

3.2.1 工作时间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每日劳动时间＞8 h和每周工作时间＞5 d的护士，其职业倦怠程度要高于每日劳动时间≤8 h和每周工作时间≤5 d的护士（P＜0.05），与李三梅等[16]的研究结果相似，这说明肿瘤医院护士工作时间越长其职业倦怠程度越严重。护理管理人员应合理排班，保证护士正常的休息，及时倾听护士的需求。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还显示，性别、年龄、职称、工作年限和人事关系均不是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P＞0.05），与以往研究[17-18]结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样本量及研究地区差异等因素所致。

3.2.2 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冲突容易引起护士疲溃感增加、职业态度不稳定、工作满意度降低。本研究中护士工作家庭冲突量表总分为（50.17±12.89）分，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与郭谊楠等[19]的研究结果类似。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家庭冲突的时间维度、压力维度、行为维度是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P＜0.05）。分析原因：相对于其他行业，肿瘤医院病种的特殊性需要护士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护士工作都是实行倒班制度，作息时间混乱；肿瘤医院护士还要承担家庭的各种角色，工作时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过度消耗后难以采取最佳的状态处理家庭问题。当双方面的要求不能平衡时，就会导致工作和家庭矛盾的激化，导致护士易出现倦怠、情绪低落，甚至是逃避的状态。万林等[20]的研究发现，护士消极应对倾向性越高，其身心健康状况越差。这提示护理管理者一方面应实行弹性排班，以减轻护士的职业压力，让护士及时调解工作和家庭双方的冲突；另一方面应加强护理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及早发现护士的情绪及心理变化并给予心理疏导，引导其减少消极应对处理方式，从而降低其职业倦怠感。

3.2.3 应对方式应对方式是指在面对应激源（不利的环境因素、自身因素）时，个体所采取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21]。采取积极应对的护士倾向于自省，善于调整自己内心的想法，更积极地对待问题，通过与人倾诉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而消极应对的护士常采取接受现实或暂时逃避现实的态度[13]。本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护士，采取积极应对的护士其职业倦怠程度更低（P＜0.05）。个体采取积极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工作应激与成就感下降，消极应对方式则会加重身心耗竭[22-23]。负性情绪会恶化护患关系，带来疲劳、倦怠等[24]。这提示护士可转变自身的应对方式，护理管理者对处于负性情绪中的护士应积极引导，帮助其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工作家庭的冲突和压力。

4 小结

肿瘤医院护士职业倦怠较严重，工作家庭冲突和消极应对方式是职业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即高水平的工作家庭冲突和消极应对方式都会加重护士的职业倦怠感。护理管理者应采取相关措施降低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帮助其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工作中的压力，从而降低其职业倦怠感，以进一步提高工作满意度和护理质量。本研究仅进行了横断面调查，未来可为护理人员制订一系列工作家庭冲突、职业倦怠的管理措施和应对策略，并探讨其有效性，以切实缓解肿瘤医院护士的工作家庭冲突和职业倦怠水平，促进护士的身心健康和团队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