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向共同富裕，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质量，构建中间大、两头小的分配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需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利用CHIP（2018）数据分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和基本特征，发现城市、东部地区是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分布地。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持续提升，未来仍然具有非常可观的提升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空间错配、收入不平等、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挑战。在市场机制下，应当遵循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路径，可以从全局层面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为此，需要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为根本，以市场机制为主线优化配置效率，相关改革政策应该瞄准不同群体精准施策。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距;空间格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12-0016-14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举措。中等收入群体代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主要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主要的消费者。现阶段，研究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路径，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我国已有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但群体内部收入差距较大，仍有部分群体成员的收入韧性不足，以致消费潜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存在“收入降级、消费降级”的潜在风险[1]。因此，在讨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同时，也要研究如何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质量。高质量的中等收入群体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居民就业、收入的高质量，就业有保障、有弹性，收入有韧性;二是劳动群体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既包括个人素质，又包括生活质量。一个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中等收入群体，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大规模、更具韧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于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首先涉及的是经济发展问题，根本在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稳定性。就宏观层面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涉及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就微观角度而言，主要是探讨劳动力在哪里更能够提升收入，哪里能吸引、容纳更多的就业，且有利于提升收入流动性和稳定性。就全局发展而言，就是要探讨如何优化配置结构，如何有利于全局性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能够实现人全面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空间格局优化的角度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问题，主要考虑如下：中等收入群体本身涉及劳动力流动问题，其背后涉及诸多体制机制问题的探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结构性因素，而空间结构问题是解决诸多配置问题的关键;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城镇化，因此，探讨城乡融合发展尤为重要，其涉及本身扩容和提质的效果及稳定性。

一、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战略意义

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阶段性标志，也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柱[1]。高质量、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意味着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技能、较强的消费能力和更优的消费结构，中等收入群体的这些基本特征决定了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1.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对我国形成更加广泛稳定的国内市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消费能力和消费边际倾向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较为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其边际消费率较高[2]，尤其是对住房、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具有较大需求[3]。以2018年CHIP数据测算，占人口总规模不到30%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消费总支出占全国的46.5%，其中居住消费、医疗消费、教育消费分别占比47.7%、43.2%和45.2%[4]。

2.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对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我国居民对于发展型、享乐型消费的支出占比逐步上升。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稳固和消费群体的进一步扩容，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力军，是我国扩大内需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考虑到终端消费大多聚焦于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大部分服务均属于不可贸易产品，有较为明显的属地化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产业集聚尤其是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化发展模式显现[5]，从提升消费需求、消费多样化和消费结构的角度考虑，提升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适配性是未来的重要路径。

（二）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作为消费者，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发展

从消费端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更为个性化，消费体量更大，对于商品、服务的质量要求相对较高。对于商品市场形成健康的竞争关系更具有推动力，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产品创新。此外，中等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相对较低，更多生活消费品包含的技术程度往往更高，虽然不及部分奢侈品，但是对于形成更大规模的中高端消费市场和生产市场至关重要。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大规模消费需求和较高的消费品质也为新产品入市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6]，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2.作为生产者，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

从生产端来看，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有利于更好、更快推进技术进步，对于高质量中间产品的生产匹配性更强，有利于企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就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而言，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具有互补性，高技能人才的集聚能够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更为充足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形成不同收入群體、技能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催生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越级。

（三）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

1.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是关乎人民群众高质量生活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涵。当前困扰我国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问题。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有利于实现全局意义上收入差距的缩小和空间布局上的平衡发展。通过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深化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让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按照市场机制自由流动，能够从人均意义上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从全局意义上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逐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推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形成，通过构建新的社会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逐步形成更为完善的发展格局。

2.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强的坚实后盾

新发展格局意味着产业结构、生产技术、发展方式、发展理念、发展环境、发展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就生产端而言，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快速展开，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需要更大规模的高技能人才，这些新业态、新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更多来自中等收入群体。就需求端而言，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大众化产品的需求共存，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周期逐渐缩短，对新产品的需求愈发高涨，需求端的变化正在倒逼市场竞争、产品创新、技术进步，同时在全球化市场中，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全球共融，消费市场、物流市场正在逐步跨境发展，内需精致化、高端化、规模化的变化正在以更为强烈的倒逼机制促进国内企业创新发展。无论是生产端的科技化还是需求端的高级化、多样化，均需要稳定且有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支撑。

二、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及面临的现实挑战

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涉及如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质量，以及如何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在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方面，保持一定速度和较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是前提條件，这就要求切实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当前，应更多从结构优化促进创新的路径，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空间视角，应当破除制度性壁垒，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资源在空间范围内以价格信号为主进行再配置，形成在集聚中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要从全局优化的目标出发，提升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群体的收入水平。在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要尽力提升收入流动性，让更多的群体通过提升收入水平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近年来，我国整体收入差距在2008年达到峰值后（0.491）有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至2015年达到低点后（0.462）又有回升态势，2019年达到0.465，基尼系数始终高于国际警戒线。如果考虑财富因素，整体收入差距可能更大，目前我国的整体收入分配格局离“橄榄型”还有较大差距。影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根本破除、行业垄断、房地产和金融产品等引致的财富分化、新技术运用引发的技能溢价效应等。从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思考，让劳动力能够在空间范围内重新配置、提升集聚经济带来的学习互补效应，有利于整体收入差距缩小。

（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指经济体中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生活相对较为宽裕的群体，其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较为稳定，且大多具有较高的人力技能，受教育水平较高，从事相对专业的工作。

为保障测算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两种不同标准来测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是国家统计局采用的定义方式，即将2018年价格下家庭年收入（典型三口之家）介于10万至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二是CHIP课题组划定的标准，在全世界200多个有指标统计的国家中，根据各国人均国民收入排序，选择中位数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基准，并以这个中位数的67%～200%来定义我国同年中等收入者的上下限。首先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世界所有国家人均GNI和人口数，寻找到每个年份世界所有国家人均GNI的中位数（根据各国人口数调整过权重）;然后把这个中位数的67%和200%作为定义我国当年中等收入者的上下限。两种定义上下限的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虽然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略有差异，但基本趋势保持一致。2002—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步提升，以世界人口收入中位数的67%～200%计算结果为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收入稳步提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已由2002年的9.91%提升至2018年的29.40%。

1.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明显，流动人口是潜在主力

分城乡来看，虽然城乡中等收入比重均得到明显提升，但城乡差距仍然显著（见表1），无论从比重还是绝对数看，均有分化的潜在可能性，这也与近年来城乡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有密切关系。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随着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规模逐步扩大，该群体的中等收入比重也得到明显提升。从基本数据来看，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点在于城市，重要的潜在力量在于流动人口，在流动人口中，已经有超过40%的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但由于诸多制度性因素导致在公共服务、就业、工资等方面存在壁垒，这部分群体大部分属于自营或在非体制内工作，收入脆弱性相较于城市居民更强，存在收入不稳定性，且边际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受到较大制约。流动人口在中等收入群体中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也存在随时掉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风险。

2.城市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最主要分布地

按照收入高低，我们将样本划分为低、中、高三组收入者（见表2，下页），其中，中等收入者按世界人口收入中位数的67%～200%的标准进行定义，低收入者是指每天的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国际贫困线（7.63元/天）与定义中等收入者下限标准之间（83元/天）的人群，高收入者是指收入高于中等收入者上限（247元/天）的人群。

从纵向比较来看，中等收入者以城市居民为主，占比超过77%，农村居民占比最低，不足10%，而流动人口占比14.20%，这与表1的结果一致。此外，城市居民的高收入者占比最高，达到79.73%，农村居民占比最低，仅为3.81%;与之相反，农村居民的低收入者占比最大，达到55.03%，而流动人口占比最低，仅有7.40%的流动人口属于低收入者。这更能反映出提升收入的地方更多在城市，而流动人口是未来中等收入群体最大的潜在群体。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仍然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哪怕是目前阶段属于城乡间的流动群体，也依然有很大潜力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3.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离“橄榄型”结构仍有较大差距

从各类型居民的收入分布来看，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的收入分布基本类似，仍然有近50%的群体属于低收入者，高收入群体还属于少数，整体上还未形成“橄榄型”收入结构。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大部分处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下。

结合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可以从基本事实中发现，从事非农就业是提升收入的重要手段，尽管流动人口在就业、工资、生活等方面依然受到诸多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但其整体收入水平和群体收入格局正在向城市居民靠拢，甚至是接近。而农村居民的低收入群体依然占主导，因此，从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角度出发，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城镇化无疑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整体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4.中等收入群体的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占到整体的45.09%，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中等收入者占比相当，分别占到24.86%、22.65%，而东北地区仅占7.40%（见表3，下页）。同样，东部地区的高收入者占比依然远远领先其他地区，占比达到62.89%。虽然东部地区的低收入者占比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更多是由于东部地区本身人口体量较大。从横向比较来看，尽管东部地区有着57.09%的低收入者，但仍然比中西部地区少了16%～17%，比东北地区少6.65%。而东部地区的高收入者也依然高于其他地区，因此，从整体居民收入分布结构來看，东部地区不仅体量大，而且更接近“橄榄型”结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也已经培育相当比重和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但低收入者的比重仍然过高。未来仍然需要在统筹全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空间结构配置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更加有效的区域政策，首先解决推动发展的问题，进而解决好发展的普惠问题。最终从整体上做大经济规模，提升整体效率，优化居民收入分布结构。

5.教育是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推动力

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关键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生产效率，核心在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培育稳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首先在于培育一定规模的高技能人才。从不同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来看（见表4），越是高收入群体，其受教育水平越高。在高收入者中有超过50%的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在低收入者中有74.23%的群体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整体上，当前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整体偏低，有64.71%的群体学历水平为初中及以下，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占比仅为17.12%。从收入跃升概率看，未来应该提升居民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适龄儿童的整体教育水平。往往接受越高级别教育的群体，越容易进入稳定的就业行业，收入水平越能够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因此，从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目标出发，未来应该加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让更多的在读青年有更多机会接受中高等教育，让更多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在职人员接受专业化的职业培训。

6.收入结构资本化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从收入来源来看，无论是哪个群体，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都在60%以上（见表5，下页），说明工资性收入仍然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高收入群体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明显更高，占比分别达到24.40%、9.74%。相较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最重要的收入优势在于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原因。如果大量低收入者长期从事于个体经营或者市场机制下偏向于简单劳动的行业，将导致更多人通过纯劳动收入支撑基本生活，而缺乏必要的财产性收入，更为重要的是收入的脆弱性增强，这方面也体现在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部分，容易导致脆弱性的中等收入群体降级。

分区域来看，各区域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与全国整体基本一致，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性收入，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见表6）。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占比更高，转移性收入占比更小。

7.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东部地区

全国有近70%人口的收入低于中等收入者下限，属于低收入者。其中，那些收入低于中等收入者的下限但接近下限的人群，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是中等收入者的潜在群体。综合我国的基本现实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目标及实际可行性，我们将收入介于中等收入下限的70%与下限之间的群体视为潜在中等收入者。照此标准，全国有16.30%的居民为潜在中等收入者;分城乡来看，有63.74%的城镇居民为潜在中等收入者，22.84%的农村居民为潜在中等收入者。

分区域来看，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中，东部地区占比最高，达到37.75%;中部地区次之，占比30.22%;西部地区占比24.31%;东北地区最少，仅占比7.72%。结合中等收入群体的区域分布情况可知，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是有内在关联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其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完善，也更有潜力培育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

通过对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性测算和整体特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整体上，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是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升、社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也说明发展仍然是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关键;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是中等收入群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举措;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基础性保障;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依然在城市，由农村到流动人口进而发展为城市居民，或许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经。

（二）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面临的现实挑战

1.劳动力在空间范围内存在错配

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进程，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体。但长期制约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尽管在快速城镇化中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者收入水平得到了同步提升，但整个发展是在相对扭曲的配置过程中进行的。从空间格局来看，目前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结构失衡，这不仅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而且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失衡。

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是城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从总量来看，当前我国已有6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大成果;从人口分布的区域结构来看，当前我国有近40%的人口居住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分别占比25.83%、27.12%、6.98%。与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相比，东部地区人口比重上升了2.15%，西部地区上升了0.22%，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均有不同程度下降。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是人口主要聚集区和流入区，东北地区人口流失较为严重。结合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是普遍规律。人口流动有利于个体收入增长，但受限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流动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一方面，表现为个体选择性。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更多表现为城市就业、高工资的拉动效应，缺乏农村内部对富余劳动力的淘汰过程，即城市的拉力占主导，农村的推力作用不足，导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大多是技能相对较高者或者青壮年劳动力，留下的则更多是技能相对较低者或者劳动能力较弱的群体，这也是多年来农业生产率和非农生产率差距逐步拉大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表现为地域的选择性。无论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还是本文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数据，均可看出东部地区依然是人口的重要流入地，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集聚区和培育区。受限于现有的土地制度，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与地区经济活动需要与市场规律存在一定相悖，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房价过快上涨[7]，提升了东部地区的流入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口的流动性。从下面几组典型的数据可以分析现实与理论之间的相悖：从产业结构来看，三次产业结构的产值比重，农业已经下降到10%以内，但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仍有36%。从区域经济活动分布格局来看，我国在省级层面的经济活动与劳动力分布存在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8]。从本文测算的结果来看，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均比农村更高，收入结构也比农村更优，在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比较亦如此。因此，亟须破除妨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基于市场规律让劳动力在空间范围内优化配置，不仅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而且能够让劳动者得到更为丰富的就业机会和学习机会，有利于增强收入韧性。

2.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

收入不平等是不同发展阶段均会面临的问题。过往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关系，但过大的收入不平等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9]。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是两个重要的变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意味着那些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群体绝对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从社会分配结构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提升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在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完全指向性的指标。如果一个地区的收入分布整体偏左，即意味着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群体占大多数，在此情况下，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提升居民收入水平，部分贫困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那么整体收入差距可能会扩大，但实质上整体的社会公平性得到了提升，社会结构更优。如果一个地区的收入分布整体偏右，且集中于中等收入群体，随着更多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可能会缩小。因此，从社会结构优化、迈向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看，收入差距并非一个完全显性的方向性指标。在不同阶段，收入差距的变化与社会结构优化的关系并非线性一致。因此，我们看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收入不平等挑战，关键在于分析这种不平等是阶段性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差距扩大，还是机会不平等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

收入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居民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就居民收入差距而言，根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8上升到2008年的0.491，之后下降到2015年的0.462，再之后一直处于高位徘徊，2019年为0.465。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与很多因素密切相关，整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个人无法决定的，更多来自制度性因素或者天然的环境因素，如户籍身份以及与此对应的公共服务等;另一类是通过个人努力可改变的，如技能水平、就职行业、努力程度等[10]。对于市场机制下带来的合理收入差距应该是要被允许的，关键在于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降低行业进入壁垒，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破除机会不平等问题。当前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因此，未来要破除由于体制机制改革不彻底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防止代际层面的收入不平等。

当前，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重，区域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沿海地区集聚了大量流动人口，通过更少的经济活动人口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产值，相反，西部、东北地区虽然近年来是人口流出地，但其人口比重仍然高于经济比重。如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居民绝对收入容易出现分化，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分布失衡引致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不利于收入流动性的提升。

3.当前人口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间的矛盾

从总体人口结构来看，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2.64亿人，占比达到18.7%，更值得注意的是老龄化在经济发展相对更好的地区更为严重。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是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根本保障，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变化会导致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变。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弱化整体的需求水平和层次，降低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预期。

从地区结构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并存。在一线城市，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主要原因是房价高企下生育意愿的下降和户籍人口老龄化严重，大量的现存劳动力为流动人口，背后是近6 000万的留守儿童滞留在父母流出地。如此发展，一方面，高企的生活成本将会降低流动人口尤其是高技能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8-9]，而一线城市同时又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阵地，大量的流动人口也是潜在的中等收入者，同时人口回流到欠发达地区，受限于地理禀赋和规模效应，同样不利于当地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另一方面，人口流入的限制，将会进一步加深一线城市的老龄化程度，加之生育率一再降低的现实，将会进一步影响代际人口的总规模，不利于城市经济整体的发展。

三、在集聚中走向均衡的发展路径中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这里提出一个简约的空间模型，来解释从空间结构优化出发如何实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其核心思想在于：从区域均衡发展的思路出发，通过构建相对完善的空间发展格局，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韧性，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一）对中等收入群体内涵的再阐释及空间层面的考察比较

本文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仅是收入层面的指标，在地区、城乡间的比较也仍限于收入层面。从理论上分析，能够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指标应包含外部环境、社会福利等因素，既包括可测度因素，又应考虑到不可测度的因素。中等收入群体对应的中等收入标准应该考虑到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结合中等收入群体的本质内涵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从空间视角探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需要具备一些比较要素，而这些比较要素背后不仅涉及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涉及诸多公共政策的改革重点。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应当立足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可行路径。鉴于此，我们从理论层面对现有指标体系进行了一定改进。从区域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出发，决定人口分布或跨区域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看得见的因素和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因素。看得见的因素主要有工资收入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及覆盖面、生活成本等;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或家庭幸福感、社会认同感、社会溢出效应等。与此对应，本文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也应包含看得到的因素和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因素。中等收入群体指标测算最核心的因素依然是人均收入水平，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家庭幸福感、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所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成本等。

（二）立足空间格局优化，推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

促进更多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根本在于提升经济效率和居民收入水平，重点在于在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在初次分配阶段惠及更多人群，让经济增长成果实质性惠及劳动群体。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差别亦较大。收入水平和收入分布情况是影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两个重要变量。以人均GDP为例，我国省域之间的人均GDP差距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波动及改革开放后先收敛、再发散、又收敛的过程。从经济活动分布来看，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流动性得到加强，我国经济发展格局正在走向集聚，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经济发展差距走向收敛的过程。伴随着整体集聚和区域经济收敛，我国整体和区域内部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基于区域经济理论分析，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再配置过程是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格局改善的过程。在空间经济层面则表现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人均意义）。因此，从空间层面考量，在相对收敛的经济格局下，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近，收入分布相近，此时，整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会进入一个相对最优状态。下文通过一个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模型，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基本路径。

1.一个简约的理论分析模型：在集聚中走向均衡

假定存在两个地区（A：城市、B：农村）（同样可类似拓展到发展程度有差异的不同地区比较），A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集聚了更多人口和现代产业，但其人口密度显著低于经济密度，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也存在更高的生活成本，主要体现为高房价。B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人口密度高于经济密度，工资水平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就业结构单一，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存在富余劳动力。

从我国发展阶段的现实考虑，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仍然是工资水平的差异。根据二元经济理论，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来自城市高工资和好的就业机会的拉動效应，以及农村内部淘汰农业生产低技能劳动力的推动效应。由此，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分为技能较高和较低两类。假定总人口是给定的P，A地区的人口为aP，其中高技能人口为abP，低技能人口为a（1-b）P;B地区的人口为（1-a）P，高技能人口为（1-a）cP，低技能人口为（1-a）（1-c）P。除工资收入外，两个地区的居民均存在其他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收益和生活成本，如公共服务水平、生态环境、幸福指数、房价等。综合工资收益，可得出两个地区的实际收入水平。

作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会随着人口的增多而上涨，意味着整体的生活成本上涨，而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均有较大的规模效应。A地区的人均综合收益初期高于B地区，A地区的人均综合收益存在集聚效应带来的收入提升作用和生活成本上涨带来的制约效应;B地区的人口流出将降低生活成本，并提升人均资本水平。

初期，由于工资收入处于绝对主导，加之A地区天然的规模经济效应，B地区必须持续减少人口以走向均衡发展。借鉴刘易斯理论，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存在A地区高工资收益对B地区劳动力的拉力效应，也存在B地区内部淘汰过程的推力效应，因此，在B地区向A地区流入人口中同时存在一定比例的高技能和低技能人口。而在A地区内部，基于产业多样化的优势，高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存在一定比例的互补性。从整体来看，B地区人口流出，在其他资源给定条件下，人均资本和收益均得到提升，人力技能结构得到优化，其收入分配格局也得到了优化。A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同时，由于规模经济效应，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提升，尤其是A地区流入的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其就业弹性和收入韧性会得到明显提升。如此，不仅两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收敛，整体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收入韧性得到加强。只有当两个地区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达到均衡后，要素流动才会趋于稳定。

2.关于理论的现实写照：空间优化与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大量的人口集中于城市。从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目前决定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收入水平和以房价为代表的生活成本[11]。尽管近年来不断高企的房价增加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生活成本，但人口东流的大趋势并未改变[7]，尤其是随着我国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已成为主导型产业，其不可贸易特点决定了集聚的重要性。相较于制造业的集聚和转移，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经济逐步转向服务业发展为主，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动人的政策相比动钱的政策将显得更为必要和有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更有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原因有以下几点：坚持用脚投票的城市化战略，逐步放松限制人口流动的诸多公共政策因素，有利于劳动力在空间范围内的再配置，一方面有利于释放新一轮的结构化改革红利，推动整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整体居民收入水平，培育更为广泛的中等收入群体。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流动能够带来收入的增长[11]，对于流动的群体而言，在用脚投票的基础上，能够进入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待遇、更多的学习机会和知识外溢，在技能—职业匹配的规则下，在更大的市场更有利于发挥个体的技能水平，更有利于实现技能溢价。此外，在更大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技能之间存在需求匹配关系，高技能劳动者集聚的同时会带来相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流入。这不仅有效提升了不同技能水平外出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减少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规模，提升了其人均资本和资源存量，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提升收入水平。破除区域间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不仅有利于实现整体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而且有利于从人均意义上推进区域之间的相对平衡发展，从而增强居民保持相对稳定工作和收入的韧性，通过公共资源覆盖面跟人走的政策导向，增强流动人口的留居意愿和期望，促使大量的流动人口敢于消费。

然而，受限于我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改革不彻底，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难以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甚至在就业、收入方面均存在诸多制度性壁垒导致的不平等问题，使大量的流动人口不敢消费、不愿消费。人户分离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流动人口在城市工作获得的收入更多以储蓄或者回寄款的方式补给家用。此外，公共政策方面的覆盖面有限，导致我国出现大量留守儿童，严重制约了未来人力资本的培育，同时也导致收入流动性下降，不利于临近中等收入群体的人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在城市中，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与更大收入差距并存。城市中的规模经济，有利于个体收入提升，这主要依赖于更高的工资水平、更多的择业机会、更好的技能学习环境等。与此同时，城市中面临着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的挑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一方面依赖于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还有赖于收入分布格局。

四、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的根本问题在于保持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从中等收入群体“提质”角度来看，需要从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生活幸福感、收入水平等方面推进;从“扩中”角度来看，需要精准施策，充分考虑区域差异、群体差异，以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的群体为重要抓手，依托发展战略，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强化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再配置，推动整体发展格局新局面的建设。“提质”和“扩中”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要充分考虑差异性、阶段性，统筹推进相关政策的改革完善。

（一）以提升经济效率为根本抓手推动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

一是以集聚促平衡，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效率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首要的是发展，基本前提是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我国经济增速趋于下滑，既有周期性、发展阶段性因素，又有结构性错配因素。当前我国区域层面的经济活动与人口活动分布仍然存在不平衡问题，正是配置的不平衡导致了发展的不充分，就微观层面而言，则体现为不同区域居民收入的不收敛。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规模经济效率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的潜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应当坚持各类生产要素在市场的配置机制中再配置，实现人、财、物在空间范围内的同步流动。理论和实践均可支持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路径可有效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关系。走集聚的大国发展路径能够实现区域层面的经济收敛，同时能够实现区域层面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在提升经济效率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水平提升，有利于从全局层面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二是营造和谐公平的发展环境，完善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的相关政策。顺应市场规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的就业、教育环境。有效破除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加强人口流入地的公共服务覆盖力度，加强职业教育培训，让城市外来人口共享城市公共资源，推动人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城镇化模式。随着本土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加剧，大量外来人口将是城市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动力。要破除由于户籍身份差异带来的就业歧视，放宽落户条件，破除就业壁垒，保障全体居民的就业权利，为更多居民提供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

（二）构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的新型空间格局

一是从全局视野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全面发展，破除经济二元性。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两种二元性：一种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二元性，根植于城乡二元体制，体现为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居民之间的二元性。另一种是收入格局的二元性。从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看，第二种二元性已经不再单纯是第一种二元性造成的，而更多的是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特有的城镇化路径导致的，集中体现为“土地城鎮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这两种二元化的经济形态导致了大量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农民工大部分收入来自城市务工，却很少进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大量收入汇款至农村进行宅基地改造扩建。由于农村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投资改建的宅基地大量空置，导致农民有财产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破除这两个二元性不仅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且有利于释放更多消费潜能，助力经济发展。未来应当以破除这两种经济二元性为目标，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加大在教育、社保、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改革力度，通过公共服务改革真正吸纳外来人口，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二是構建互联互通城市群网络体系，释放经济发展的结构潜能。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以超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形成梯度发展的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重要的结构性潜能所在。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将形成一个梯度发展格局，重点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载体。区域一体化将是我国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配置，实现高效的集聚，提升生产效率。一方面，可以给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提供更为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疏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通过局部一体化的圈层效应，合理引导就业人员的空间分布，降低目前在核心城市生活高压下的不稳定就业。通过都市圈与核心城市的结构性调整，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

（三）精准识别，制定差异化的政策

在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质量方面，一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质量，以保障收入韧性;二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本身的技能水平，以提升其对于不确定性环境的应对能力，防止其收入、消费的降级风险;三要提升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质量，尽可能解决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子女随迁、职住分离、医疗社保、子女入学、住房优惠政策等重要的生活问题，通过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提升中等收入家庭的幸福指数，降低其生活成本，促进财富积累[12]。

在稳定中等收入群体方面，农民工、城市白领、自营商贩、创业人员和高技能人才等都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同群体面临的主要诉求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农民工更重要的在于享受公共服务、就业、工资待遇、职业培训、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公平权利，自营商贩和创业人员需要更加重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融资优惠政策;城市白领更需要城市提供廉租房保障，还要破除制约其财富积累的教育、医疗等发展型消费支出问题等。在“扩中”的政策制定中，应该有所区别地对待不同群体的主要诉求，精准施策，主次分明，梯度进行，制定结构化的政策框架。

在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方面，要防止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降级风险，给相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生活、就业保障，防止因病致贫、因学返贫，尽可能通过政策兜底降低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要提高低收入者的创收能力，加强针对低技能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职业教育、培训投入，以扶智、扶技促收促就业，推动其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尤其要重视这类群体下一代的教育公平问题，防止由于收入分化导致下一代输在“起跑线”。

（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重视人才培养和人才配置

一是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源。人才是兴国之利器，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培育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一方面能够推动创新发展，提升产业附加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应对技能偏向型的技术革命的过程中，增强劳动与技能岗位的适配性，能够提升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

二是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通过教育券配置教育资源，夯实教育普惠政策力度，加强初级教育的覆盖面和公平性，有利于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支出，增强社会流动性，实现“提低”和“扩中”。要紧密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增强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培育相当规模的精英储备人才，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质量。 [Reform]

参考文献

[1]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0（8）：117-129.

[2]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2）：46-58.

[3]王一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J].金融论坛，2020（12）：3-8.

[4]李实，杨修娜.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到底有多少[EB/OL].（2021-04-30）[2021-09-30].https：//opinion.caixin.com/2021-04-30/101704347.html.

[5]邓仲良.中国服务业发展及其集聚效应：基于空间异质性的视角[J].改革，2020（7）：119-133.

[6]罗重谱，李晓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J].学习与探索，2021（10）：89-98.

[7]陆铭，张航，梁文泉.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J].中国社会科学，2015（5）：59-83.

[8]陈秀山，李逸飞.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认识误区、政策矛盾与目标选择[J].学习与实践，2016（5）：11-20.

[9]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12）：4-14.

[10]李莹，吕光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因何而生[J].统计研究，2018（9）：67-78.

[11]李静，李逸飞，周孝.迁移类型、户籍身份与工资收入水平[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7（11）：72-84.

[12]张来明，李建伟.促进共同富裕的内涵、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J].改革，2021（9）：16-33.

Research on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Capacity Expansion of China's Middle-income Groups for Common Prosperity

LI Yi-fei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move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proportion and quality of middle-income groups， and build a distribution structure with large middle and small end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xpand the capacity of middle-income groups， we need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Using CHIP（2018） data to calculate the propor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iddle-income groups， it is found that cities and the eastern region are the main areas of China's middle-income groups. In recent years， the proportion of middle-income groups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and there is still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future， but it is also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spatial mismatch， income inequality， population aging and other factors. Under the market mechanism， we should follow the development path towards balance in agglomeration， and w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capacity of middle-income groups from the overall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the foundation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with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the main line. Relevant reform policies should be targeted at different groups and implemented accurately.

Key words： middle-income groups; income gap; spatial patter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