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璐琳，陆卫群

（1.六盘水市社会科学院 贵州 六盘水 553000；2.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0）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流动人口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活跃的“亚人口”，对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力较为强烈。人口迁移流动改变了原有人口的空间集聚形态与区域分布格局，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交融与互补。人口流出已成为许多农村地区的一种常见现象。贵州省作为人口流出大省，每年流出近580 万人口，其中近7 成去往浙江和广东等地。

由于人口流动、女性向上婚姻更容易实现等原因，在流出地农村，很多男性超过传统意义的适婚年龄后仍单身，适婚但找不到伴侣[1]。一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身处婚姻市场的边缘弱势地位，千方百计脱离单身，甚至倾尽极为有限的资源、穷尽所有可能运用的手段，经过长期努力后，也未能终结单身。一部分农村男性勉强成婚，但其婚姻关系难以持续，不久即被迫重返单身行列[2]。

1 问题提出

对于中国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的成因。一些宏观方面的研究，如Tuljapurkar 等（1995）、Skinner（2002）、Klasen和Wink（2003）、Poston 和Glover（2005）等认为，以男性比例偏高为特征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所导致的“失踪女性”是造成这一群体不能成婚的主因。一些小规模的田野调查研究，如彭远春（2004）、莫丽霞（2005）等认为，个人因素对于是否成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贫穷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失婚的主要原因。对于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其他维度的研究，如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人的发展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很少涉及。

有别于现有大部分的研究，本研究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中的3 个问题：为什么贫困大龄男性被拒在婚姻市场之外难以脱单；在被婚姻市场边缘化下，他们如何摆脱单身；他们的努力产生了哪些结果。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虽有概述，但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开展研究将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人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入手对以上问题加以分析，并非全盘否定现有主流观点有价值的启示，而是对现有研究视角和结论加以整合与丰富。

2 理论综述

布朗芬布伦纳认为，环境是一组嵌套结构，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源。微观层是成长中的人面对面生活场域中所觉察到的活动、角色及人际关系的组合，能激发或干扰其参与当下生活场域中的人际互动。中观层是成长中的人所存在的社区环境，可影响和包容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宏观层指广泛的意识形态，影响个体思想及思考空间，同时影响微观、中观和宏观。该理论体现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互补性，其本质与本研究的价值观相符，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3 数据与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实际上是其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文化交流、经济发展等生态系统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后果，应从单身成因、婚姻策略和婚姻后果3 个方面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成婚困境展开讨论。

对以上问题分析的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性别失衡下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生殖健康促进战略研究”和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婚姻挤压下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生殖健康促进战略研究”。定量数据可以勾勒出宏观系统中当地经济、社会、文化体系等方面对该群体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定性资料可更细致地考察个人和家庭微观系统中生活环境、人际交往等方面造成婚姻困境的影响因素。

具体分析分为以下两步。

第一步是数据分析。基于课题中年龄组别婚姻数据，考察中国人口的初婚年龄，以此为据界定“大龄未婚”概念中“大龄”的界限。然后，应用SPSS 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分析相关数据，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群体特征和环境特征加以比对，对农村男性所会遇到的婚姻困境进行研究分析。

第二步是利用深度访谈获得的数据，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进行细致研究分析。由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零散分布在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大规模调查收集这个群体的相关资料在操作层面上受到诸多限制。大量研究显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特征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在探讨农村大龄男性人口婚姻困境时，将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方法，研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的群体特征。

为了进一步调查研究贵州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特征，选取了贵州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较多的地方开展调查，例如凯里、六盘水等地村落。虽然贵州省已经实现“县县通高速”，但由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普遍文化程度低、经济收入低，导致其生活环境贫困且单一，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生活各方面条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

出于对“脱单”的迫切渴求，许多大龄未婚男性愿意接受访谈。从中挑选10 个大龄未婚男性，对其自身、家属及当地村干部的访谈记录进行研究分析。

本次研究用于数据分析的问卷数量共363 份。深度访谈采用面对面深入访谈的方式，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大龄男性人口家庭环境、经济收入、择偶标准及择偶方式等方面。

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的生态系统理论分析

4.1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宏观系统

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之一是年龄越大越难形成婚姻关系[3]。1982—2010 年多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大龄未婚男女性呈上升趋势。在30～49 岁人口中，1982 年，男性784.3 万人，女性39.8 万人，男性比女性多744.5 万人；1990 年，男性871.9 万人，女性49.6 万人，男性比女性多822.3 万人；2000 年，男性985.9 万人，女性124.4 万人，男性比女性多861.5 万人；2010 年，男性1 342.6 万人，女性402.3 万人，男性比女性多940.3 万人。由此可见，大龄男性人口数均多于女性人口数，并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发展。

经济方面，2013 年贵州省GDP 为8 114.47 亿元，较上年增长12.50%；2014 年GDP 为9 299.45 亿元，较上年增长10.80%；2015 年GDP 为10 539.62 亿元，较上年增长10.70%；2016 年GDP 为11 776.73 亿元，较上年增长10.50%；2017 年GDP 为13 540.83 亿元，较上年增长10.20%。2017 年末贵州省常住人口约为3 58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 万人。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直接或间接影响人口流动。调查发现，村民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种植业和林业。许多来自贫困农村的未婚或已婚男性和女性外出打工，以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导致许多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生活环境中女性偏少甚至没有。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环境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无法摆脱婚姻困境。

社会发展方面，社会人口流动性增强，加剧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由于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原因产生的人口流动是难以转变的。2017 年末，贵州省常住人口3 580 万人，按性别分，男性1 845.92 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51.56%，女性1 734.08 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48.44%；按年龄分，0～14 岁802.28 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22.41%，15～64 岁2 405.40 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67.19%，65 周岁及以上372.32 万人，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10.40%。

南通地处沿海，多次遭受外敌入侵，在家乡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有许多普通的人物英勇地站了出来与敌人周旋，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这些是今天学习先进人物可以利用的资源，特别是学习英雄人物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怀，当个人的诉求、利益与社会、国家的需要利益发生矛盾时，能够自觉以社会、国家的利益为重。

教育方面，2017 年贵州省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占比前3 名的分别是食品烟酒3 153.61 元、居住1 685.33 元、交通通信1 080.59 元。教育文化娱乐仅有792.12 元，占9.5%，受教育程度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择偶障碍。

政治体系和法律方面，我国并没有出台相关政策与法律规范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择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择偶具有自由选择的空间。

4.2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中观系统

中观系统主要关于家庭、工作及社交生活。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从事的职业主要为在家务农155 人，其次是长期在外打工106 人，在家周边打工67 人和其他职业31 人的所占比例很少。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从事主要职业为在家务农155 人，占比42.6%，有效百分比43.2%；长期在外打工106 人，占比29.1%，有效百分比29.5%；在家周边打工67 人，占比18.4%，有效百分比18.7%；其他职业31 人，占比8.5%，有效百分比8.6%；系统缺失5 人，占比1.4%。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家务农的人接近1/2，由于在家务农经济收入普遍不高，许多男性无法承受结婚的“彩礼钱”和结婚所需要的其他物质条件。在经济收入低、生活环境缺少女性的情况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支付不起婚姻介绍中介费用。在这些条件互相影响下，想要摆脱婚姻困境，对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是十分困难的。

数据显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收入不高，导致摆脱婚姻困境困难。除物质环境外，大龄未婚男性能否频繁社交成为影响“脱单”的重要因素。在“父母是否健在”与“亲戚相处情况”的调查中，与亲戚关系很好者，父母均健在48 人，父亲已去世15 人，母亲已去世2 人，双亲已去世14 人，合计79 人；与亲戚关系好者，父母均健在59 人，父亲已去世24 人，母亲已去世15 人，双亲已去世15 人，合计113 人；与亲戚关系一般者，父母均健在60 人，父亲已去世40 人，母亲已去世18 人，双亲已去世31 人，合计149 人；与亲戚关系不好者，父母均健在3 人，父亲已去世2 人，母亲已去世1 人，双亲已去世7 人，合计13 人；与亲戚关系很不好者，父母均健在2 人，父亲已去世0 人，母亲已去世0 人，双亲已去世1 人，合计3 人。数据显示，无论父母是否健在，与亲戚关系一般及以上的人数偏多。

4.3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微观系统

目前，女性缺失导致未婚男性人口相对过剩，农村频发“买媳妇”现象。面对婚姻困境，对“买媳妇”行为，近1/2 的接受调查者表示理解或无所谓。在深度访谈时了解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即使“花钱买到媳妇”，可由于家庭贫困状况长时间无法得到有效改善，女性离家出走或去外打工，离开原本家庭，并到外面重新组建新的家庭开始生活。

调查数据显示，未交往过女友的接受调查者中，完全理解23 人，理解31 人，无所谓13 人，不理解35 人，完全不理解26 人，合计128 人；交往过1 个女友的接受调查者中，完全理解14 人，理解38 人，无所谓13 人，不理解18 人，完全不理解28 人，合计111 人；交往过两个女朋友的接受调查者中，完全理解8 人，理解17 人，无所谓12 人，不理解12 人，完全不理解19 人，合计68 人；交往女友人数大于等于3 人的接受调查者中，完全理解6 人，理解4 人，无所谓23 人，不理解6 人，完全不理解8 人，合计47 人。

数据显示，交往女友人数最多的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买媳妇”行为表示无所谓的人数最多；而未交往过女友的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对“买媳妇”行为表示不理解的人数最多；无论是否交往过女友，都有对“买媳妇”行为表示完全理解、理解与无所谓的人群。

深度访谈时，少数人表示由于物质条件不允许而放弃“买媳妇”行为。从数据中抽取“受教育程度”与“月收入”数据交叉列表分析，该群体的学历主要分布在小学和初中。小学学历月收入1 000 元以下78 人，占53.80%；初中学历月收入在1 000～2 000 元阶段60人，占43.20%。数据显示，月收入低于1 000 元与1 000～2 000 元占比合计超过50%。由此可见，低收入是导致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数增多的原因之一。

接受调查的358 人中，有220 人偶尔会去亲戚家串门，意味着他们大多数时间喜欢自己待着，缺乏与人交流的经验，久而久之就会无法与人沟通，更别说摆脱婚姻困境找到配偶。

5 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对婚姻功能的理解，研究利用宏观数据分析贵州省农村常住人口，包括幼年、少年、中年和老年男女性，但未区分适婚男女比，因此只能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姻困境提供宏观分析。微观数据展现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较多乡村的情况，但是以贫困概括婚姻困境，未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婚姻是男女双方选择的结果。财富、能力等眼前利益决定婚姻机会，这也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不能获得婚姻保证的原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的研究展现出新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女性成为主要劳动力的比重不断扩大，女性对婚姻需求的变化是对社会底层男性婚姻的压制和桎梏。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深入研究，可以为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提供新的政策思路。

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习近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