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

1.说学

朋友如陈迩冬兄等，给启老写信，信封都直书“爱新觉罗启功”，但绝大多数亲友、门生，都只称“启功”—或加“先生”，或加“教授”。“启老”则是近年国内对他的通称，我和王世襄兄，有时跟他的学生叫“启先生”，一示尊敬，二则也是名副其实的教书“先生”也。启先生字元白，文教界的朋友，有时客气地称“启元白先生”，其实不对，正式的称呼应是“爱新觉罗（姓）元白（字）”，如称“启（名）元白（字）”，就等于叫“耷（名）八大（号）”、“其（“昌”名）玄宰”、“璜（名）白石（号）”了。但约定俗成，启先生本人呼牛呼马，是无所谓的。对于文艺界朋友问候“启先生好”时，他有时就直接了当地开起玩笑来：“岂敢、岂敢，我叫启（岂）敢，又叫启（起）哄。”

前些时候，当我知道启老在香港为愚夫妇书画题额时写“启功敬题”，就在电话上抗议不应用“敬”字，他立刻回答道：“不，不！我已改名，叫‘启恭敬了。”

他有一方给人题字的图章，刻“启予手”三字，用《四书》句，表示是他的手笔之意，很有意思。一位同學悟性特高，就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球赛吧。”启先生问为什么？他答：“启予足。”

启先生中学毕业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前辈、新会陈援庵（垣）先生的提掖诱导。以一个中学生，从师学过一些“经史辞章”的，陈先生初见面，就推荐他在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两年后因为有人认为他不够中学教员的资格，援庵先生索性又改派他在大学教一年级国文。启先生现在任教的北京师大，就是和辅仁合并的，也就是辅仁大学的后身，所以启先生便把师大作为自己的家。启老天资本来极高，加上援庵先生治学态度的严格，对他有深刻影响。他在各方面的学问成就，他对教育事业方面的贡献，都和援庵先生的提挈有关。“文革”期间，援庵先生逝世，启先生在痛悼援庵先生的挽联中，有“信有师生同父子”那句至情的话。

关于启先生做学问的情况，他自己有几句过于谦逊的话：

功幼而失学，曾读书背书，虽不解其义，而获记其句逗。曾学书学画，以至卖所书所画，遂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曾学诗学文，进而教诗教文，久而诗略悟其律，文略悟其法。……—《启功丛稿·前言》

启先生的天分高，是朋友们公认的，他有惊人的悟性和记忆力。记得1962年，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中国美术论著丛刊》的时候，我把已请人点校好的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再求启先生审阅一遍，当他顺手翻到王羲之的书牍那一章，便兴致勃勃地指出某字传世帖作某；某牍与下牍误连，应分列；某牍与某牍应是一事，当合并等等，当时记得是在舍下，他手头无书，却能如数家珍地对王帖一一订正，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于是，索性再求他将这部书带回去重新点校一遍，这一部《法书要录》的出版，应当是整理得较好的一本古代书法著作，可惜印数不多，国内外注意到的人尚少。

“曾读书、背书……而获记其句逗”看似寻常，但对于学术方面来说，就实在不简单，要做到这一点，天分与刻苦，两者都不可或缺。又记得前几年某日，偶然想起看过一段记载，有个和尚爱写打油诗，出过一本诗集叫《牛山四十屁》，但想不出出处，便打电话向启先生请教，他随口就说：“这事见《聊斋》，你查查看。而且这和尚写的《牛山四十屁》，清末缪荃荪曾收入他的《书目》里。”果然后来从《聊斋》卷—《司札吏》的附录中，翻着这一条。启先生广泛的涉猎与过人的记忆力，不是下愚如区区者所能企及。

“曾学书学画”的人甚多，但“渐能识古今书画之真伪”，又是一门专门学问。启老曾任北京文化部文物局全国书画鉴定小组组长，共事者为谢稚柳、徐邦达、刘九庵等，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鉴定专家。启老常自谦说：“比起其他几位专家，我一点都不专，我教了几十年学，我只能称做教书专家。”但世事常常是辩证发展的，书画鉴定，不但要有纸、墨、印鉴的知识，要有时代风气和个人风格甚至装璜裱褙的知识，还要有诗文、史实、典籍、掌故的知识，只有越博，才能越成就其专。我们试读《启功丛稿》中的几篇考订文章，如《陆机平复帖考》，《孙过庭 书谱考》等，能从原迹墨书及内容，加以分析，判断真伪，寻绎根源，“鉴定”这一门学问，也需要博和专的相辅相成。

“诗悟其律，文悟其法”，在当代学人中如王力、吴组缃诸先生都可说当之无愧。但启先生说：他对于这两者只是“略悟”，可这一“略”也非比寻常，启先生写过《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论诗绝句一百首》、《论书绝句一百首》等发前人所未道的专著，这些学术方面的论著，文采风流，娓娓动听，论者谓“窃攀屈宋宜方驾”，这一“略”也不简单。

启先生治学，除了上述他自己说的几方面以外，在史学方面的探讨和贡献也不少。他是较早研究董其昌的山水画南北宗说的，其他美术史、书法史方面都有独特之见。例如他把元、明以来提出“行家”、“戾家”这种画家区别，画工画被目为“戾家”，士大夫画为“行家”，看出当时社会对绘画的趋尚和绘画“雅”、“俗”的争论（见《戾家考》），在中国美术史上，这也是前人所未道的。他花了几年工夫，为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使这部较完整的近代史，得以列入二十四史之后。对于“正史”，他也常有前人未道的见解，例如：

史官为帝王所雇佣，其所书自必隐恶扬善，歌功颂德。……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骏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起，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乾隆以来系年要录·跋》以上我以为是他多年追随援庵先生治史的心得。史，本来范畴极端广泛，古人说“六经皆史”，现在人看起来更不止这个范畴，凡过去事迹皆史，但治史一要“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那就需要博闻强记的功夫本领，更要实事求是、去粕存精的态度，抉出前人《实录》之不实，而不必相信其“吃真饭，喝真水”的表白也。

启先生的学问，在读书人都志在“成名成家”的年头，却自谦为“庞杂寡要，无家可成焉”（《启功丛稿·前言》）。

朋友们曾经私下议论：鲁迅先生如果生在另外一个环境中，他很可能像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那样写出大部头不朽之作，但时代只容许他挥匕首写杂文，没有“豪文”留下，应是“文豪”的憾事。陈寅恪先生学贯中西，精通多国语文及多种民族的失传文字，作为一位唐史专家已不算能展其才学于万一，但晚年却花几年工夫去考证柳如是和一位写《再生缘》的女作家，时光精力的浪费似乎可惜。启先生“无家可成”，最后被推为“书法家”，这也是时间空间的阴差阳错。魔术家在舞台上手巾一扬，要使空箱子变出来一头彩凤，但结果却飞出一只金鸡。金鸡也不错，许多人都在喝采了；但到底谁在施狡狯？连魔术家自己也不知道。

启先生有一首《沁园春》，抄在这里，略见此老对自己学问的谦恭态度：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点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附带说一下，此词上半阕说的“教书卖画”，严格地说，改为“卖字”，才是“实录”。启先生工画，山水兰竹，清逸绝伦，但极少露这一手，因为单是书法一途，已经使他尝尽了世间酸甜苦辣；如果他又是个画家，那还了得！

启先生肚子里的玩意儿究竟有多少，实在很难蠡测，他不但对满洲的风俗典章制度熟极如流，并且对满文满语也深有研究，所以这里说启先生之学，是不能尽其十一的。

《论衡》说：“通书千篇以上，万言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这不够，还应加上，记览宏博，门类纷披，而又融汇贯通，互相为用才算真正的“通人”。现在“家”太多，“通人”太少，启老其应为“文通先生”乎！

2.说书

书法是一门艺术，艺术是供人品尝的，有如厨师做菜，虽曰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但毕竟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启先生曾是全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中国人民，完全享有不喜爱启功书法的自由。

至于我，我自己认为喜爱启先生的书法，有许许多多的理由，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功力深，是我佩服启先生书法的原因之一。我虽自认从小得名师邓尔雅先生的指导，但我从小不用功，中年东奔西跑，也没有有恒地学习书法。晚年对书法感兴趣，但正如启老所说：“六十多岁，至少从脑到手，也僵化了许多”，启老从做学问到写字，却从少到老，孜孜不倦地用功，所以他的书法，有血有肉，有笔有墨；而区区正由于少壮荒怠，一暴十寒，基本功方面，就如广东土话：“打马都赶不上”。

知识博。对于书法，启先生可以同你谈一千零一夜。从纸、墨、笔、砚的功能到文房四宝的演进；从碑帖的流传经过，某碑到某一朝代后缺某字，其后又缺某字，翻刻、伪造本与真本的区别；从某一朝代、某一派别到某人的风格特点；从执笔、临摹、间架结构、分行布白；……这些书法方面的问题、经验一直到历史，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向你道来，这样渊博的书法知识，至少是谫陋如我，甘拜下风的。

经验丰富。书法有如酿酒，老而益醇。启先生中年以前，小楷很像《灵飞经》的路子，雍容秀逸，含蓄多姿，晚年变谨严为萧散，变化也多起来，看启先生的行书，有如天女散花，飘潇入眼，清韵如琴，总是一种逸气。他曾总结学书经验：

一、曾向书家求教，问从执笔到选帖的各种问题，得到的答案，却互相不同，使我茫然，无所适从。二、所学只是在石头上用刀刻出的字迹，根本找不出下笔、收笔的具体情况。三、后来得见些影印的唐宋以来墨迹，才算初步见到古代书家笔在纸上书写真相。好比见着某人的相片，而不仅是见到他的黑纸剪影了。

—《启功书法作品选·自序》这些经验，自然是前人所未道的，他能够坦诚道出。摊开一本启功书法印本，再印证一下他的经验，就知道他不但鸳鸯绣出凭君看，并且是“愿”把金针度与人的。

啟先生的书法，用墨、用笔，都十分考究，他用墨不燥不湿，恰到好处，运笔游刃有余，骨肉匀称，字的结构更具有韵律感，使人百看不厌。“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论书绝句百首》之一，下同）。他认为书法用笔固然要讲究，但字的结构更加重要。我的看法，启老的书法，用笔、结字以至整篇的布局，都十分精到，所以百看不厌。而达到这样圆熟的境界，正是启老一生不断总结经验的结果。

书卷气。启老的书法，有时含蓄蕴藉，有时舒展流畅，这是作者在不同的情感酝酿下的表达。而贯串他整个书法艺术的内涵，则是充分的书卷气，这书卷气包涵渊博的学问修养，包涵一种读书人的气质。古今学者当中，例如王夫之、鲁迅，并不以书法名家，但他们的书法，因为充满了书卷气，就令人觉得醇厚隽永，意味盎然。书卷气是“胸中万卷书”的积发，无法顶替，无法冒充，有诸内而形诸外的。启先生“肚皮里有墨水”，这一点至少是区区我望尘莫及的。

启先生对于书法，反对用软的毛笔去追求刀刻在石上的字迹效果。他认为“拿毛锥来追利刃”的做法是徒劳的。“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是他针对包世臣、康有为那时流行的主张所持的见解。启先生不反对书法的革新，他认为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新风格和新流派出现，但是他反对盲目的，趋附时尚毫无根据的所谓革新，他说：

亦自矜持亦任真，

亦随俗媚亦因人；

亦知狗马常难似，

不和青红画鬼神。

在北京，有时候和从事书法革新的青年朋友讨论，我总是认为当代有沈尹默、启功这样传统功力很深的书法家是我们的幸运，这正如中国画当中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一样，是给我们承先启后的过渡提供桥梁，艺术的发展是依附社会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不能没有根芽，没有依附，就凭空长出艺术之花。因此，扎扎实实的艺术基本功，还要从老一辈学，至于掌握了规律之后自己怎么变，那是自己的事；但乱和青红画鬼神去卖野人头，可能此路不通。

3.说教

启先生说：“幼而失学，提不到什么专长，从作童蒙师到大学教书，已经过了五十年。”他的名片，从来就只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个职衔，其实他在社会上，许多“席”和许多“家”都加在他头上，并不是“无家可归”，只是他却十分自谦，说“中间作些‘副业，只是写写画画而已”。这还是说，启先生自己只承认是个教书专家，其他只是“副业”。

正因为如此，启先生的教学生涯是值得写一写的。可惜的是，我只间接地听到师大的同学上过启先生的课的，都如何深入浅出，引人人胜。我自己在一些机关学习会上，确也有几次听过启先生娓娓动听的书法讲话。但“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启先生在教学方面的动人事迹，只能由他的学生来写，这一段算“暂缺待补”吧。

启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教导，是念念不忘的，他在纪念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中，开宗明义就总结了援庵先生告诉他“怎样教书”，共为九条，既生动又切实，这大概是启先生在教书生涯中拳拳服膺的准则。例如：“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个样子，人脸是（和学生）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件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万一无效，又怎么收场？”“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作一篇……要改重要的关键处。”“万不可偏爱、偏恶，万不许讥诮学生”等等，不便一一照抄。总之，启先生在讲堂上的幽默风趣，殷切关怀，淹博通达，辩才无碍，赢得了无数青年的爱戴，培养出大批人才。

4.说人

记得50年代初，我在买来的几册旧《齐鲁学报》中第一次见到启先生的名字，那时拜读了他的《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等论文，心想：像这样搞美术史才够味儿。那时我正在雄心勃勃地想在美术史方面下点功夫，但一看到这样博搜广集极有深度的“样板”，几乎失去信心，觉得自己肚子里的“料”，比起人家太差了。又一次是在旧书店中得到一册珂罗版的《雍睦堂法帖》，很高兴地拿去给叶誉虎（恭绰）先生看，叶先生说：“这是启功编的，他和溥雪斋一家，贵胄天潢之后常出一些聪明绝代人才。”这是我对启先生的初步印象。

1957年后，我们的“中年”（启先生其实比我只大八个月，抚躬自问，真是“食粟而已”），都碰到些“坎坷”，那时我已从北京东城栖凤楼搬到芳嘉园，和王世襄兄住在一起，启老和世襄兄深交，就得以时相过从。只要听到隔墙一片“京油子”腔，一阵朗爽的笑，就知道启先生驾到。记得那时大家都比较有闲，世襄兄善治螃蟹，秋镫持螫，听启先生从三坟五典吹到蚊子苍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平生至乐。记得当时闲得发慌，就相约写点读书笔记，写好由我去请友人施先生代抄。这时世襄兄的《明代家具研究》初稿，已经油印出来。我那本《吴道子事辑》初稿，也请启先生审阅一遍，三十多万字的文章，还我时逐一夹了不少签条。启先生的《诗文声律论稿》，自己用小楷抄改了九遍，还不满意，还要朋友提意见。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暗中咋舌。

启先生那时候已同夫人由黑芝麻胡同迁居小乘巷，夫人章佳氏，也是“东胡”族，比启先生年长一岁，斗室一椽，不改其乐。70年代初，章佳夫人不幸病故，启先生伤怆至深，曾把夫人生前替他收藏起来的水墨精品裱成册页，自己题上多首悼亡诗，情感之深，不忍卒读。因向知好征题，遂得拜观。其后许多朋友都半开玩笑地向启先生提到续弦问题，启先生总是支吾了事，我想起他那本册页，总是不忍向他提这件事。

启先生没有儿女，由一位亲戚晚辈伺候起居。小夫妇有一男孩，现年也有八九岁，前几年启老每次出国，必然买个玩具大狗熊或猴子什么的归赠这个孙子。海关人员不知底蕴，还向我打听，启老年纪一大把，为啥每次回来还抱个洋娃娃？

启老爱做打油诗词，可惜此文写于客中，没能抄录一二。这些打油之作多是自嘲，读后令人笑中有泪，可说是打油的上乘。

这里且介绍他老人家六十六岁（1978年）所作的《自撰墓志铭》，以见风格之一斑：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

这一墓志铭，看得出中国知识分子魏晋风流的某些传统。

启老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庄重；对熟朋友，却爱开点小玩笑。黄胄兄不良于行。有一天，两人一起上楼，启老先走一步，黄胄说，咱俩又不是龟兔竞走，你何不等我一下？启老马上答日：我半道还要睡觉等你。又一次两人同坐，启右黄左，黄胄又说：咱俩并排坐着，像土地爷土地奶奶。启老即说：右边的是土地爷。

启先生敬老尊贤，温良恭俭让。出国、开会，遇有比他年长的人，总是让长者先行、先发言。这些规矩，年轻人或目之为“迂”，而君子以为知礼。

80年代以后，启先生声名日高，开会、应酬、演讲、出访，日不暇给，而慕名来访的人，更是其门如市。那时他住在北师大小红楼宿舍，自己在门外贴上许多“启功谢客”、“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以及师大正式贴上公文，宣布启功因病不能见客等等，都完全失效。鄙人目睹心焦，彷徨无策，因戏为《保护稀有活人歌》，向社会呼吁，时1984年4月也，歌曰：

国子先生醒破晓，不为惜花春起早，只因剥啄叩门声，“免战”牌悬当不了。入门下马气如虹，嘘寒问暖兼鞠躬，纷纷挨个程门立，列队已过三刻钟。先生歉言此地非菜市，不卖黄瓜西红柿，诸公误入“白虎堂”，不如趁早奔菜场。众客纷纷前致辞，愿求墨宝书唐诗，立等可取固所愿，待一二日不为迟。或云夫子文章伯，敝刊渴望刊鸿词；或云小号新门面，招牌挥写非公谁；或云研究生，考卷待审批，三四十卷先生优为之；或云书画诗词设讲座，启迪后进唯公宜；或云学术会议意义重，請君讨论《红楼梦》；或云区区集邮最热衷，敢乞大名签署首日封，纷呶未已叩门急，社长驾到兼编辑，一言清样需审阅，过期罚款载合约；一言本社庆祝卅周年，再拜叩首求楹联……。蜂衙鹊市仍未已，先生小命其休矣。早堂钟响惕然惊，未盥未溲未漱齿。渔阳三挝门又开，鉴定书画公车来，国宝月旦岂儿戏，剑及履及溜之哉！吁嗟夫，骅骝骐骥世所少，故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百千伯乐一骏牵，甲曰挽轭、乙曰犁地、丙曰使牵盐。马思边草拳毛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