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祥

九三学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而这一“亲密”关系的形成，来源于中共与九三学社老一辈领导人的精心培育，来源于他们的心心相印、和衷共济，也溯源于毛泽东主席对九三学社的亲切关怀。毛泽东主席几次鼓励勉励、关心支持九三学社的创建和发展，是九三学社存续、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组成部分的重要转机契机。

促成筹组建立九三学社

1945年8月，为尽一切可能争取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和平，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目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渝期间，他接见了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以及其他九三学社前辈先贤，直接促成九三学社的筹组建立。

毛泽东与劳君展的友谊始于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等根据《礼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之述，于1918年4月在长沙成立的进步学生团体，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成立时均为男性，后先后接纳向警予、劳启荣（即劳君展）、魏璧、周敦祥等进步女性。1920年5月，通过章士钊等人，毛泽东筹集到2万大洋，以这笔经费在上海送劳启荣等6人赴法国勤工俭学。此后，毛泽东与他们几有书信往来，介绍国内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

毛泽东与许德珩的友谊则始于由李大钊等人联合各方面的青年有志之士，于1918年6月筹备、1919年7月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订立奋斗、实践、坚忍、俭朴4条信约。作为国内各学校进步学生代表，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到达延安。为表钦佩慰问之意，许德珩夫妇等通过中共地下党徐冰、张晓梅夫妇，向延安赠送了怀表、布鞋、火腿等物。1936年11月，毛泽东亲笔致信许德珩夫妇等，表示“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

得知毛泽东到重庆，许德珩夫妇亲与晤面的心情极度迫切。9月12日，他们终于如约见到了阔别20多年的毛泽东，一起深情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倾听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据许德珩回忆：“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要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担心座谈会人数太少。主席讲，人少不要紧，你们都是些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纸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

百忙之中，毛泽东还在城内临时工作处的桂园约见了潘菽、梁希、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授，引导他们对和平民主建国建立必胜信心，勉励他们将已有的座谈会建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

正是在毛泽东的勉励鼓励下，1945年9月3日，由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1946年1月6日，九三学社前辈先贤召开九三扩大座谈会，决定筹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成立，标志着在中国政党历史上，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术性政治团体的诞生。

推动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组成单位

1949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江南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按照周恩来提出的“筹备会由提‘五一口号的中国共产党来发起，而赞成这个口号的，或在文电中表示过或经协商过的，都被邀请来参加筹备会”这个条件，6月11日，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平举行新政协会议筹备会预备会，商定参加筹备会的单位23个、代表134名。其中，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9个党派，九三学社不在其列。6月15日至19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

此前，毛泽东收到少年同窗好友、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汤璪真的一封信，得知他的老师黎锦熙、少年同窗黄国璋等也在北平师范大学工作，非常高兴，遂于6月17日下午抽空到和平门内师范大学教工宿舍，看望黎锦熙等人。

黎锦熙与毛泽东的师生情深。1914年至1918年，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黎锦熙是他的历史老师。毛泽东经常到其住处请教，1915年到1920年，与黎锦熙书信往来，称他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在以后岁月，黎锦熙一直精心保存来信和《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文献，这些后来成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史料。

此次见面，大家相谈甚欢。当晚，毛泽东自掏腰包，从西单菜馆叫来两桌饭菜，宴请大家。谈话中，毛泽东得知黎锦熙、汤璪真、黄国璋及在座的董渭川、鲁宝重都是九三学社社员，听他们介绍了九三学社成立以及开展工作的情况，很感兴趣，让大家写一个材料交给筹备会，争取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的组成单位。毛主席回去后又与周恩来进行了沟通。

当时，新政协代表的提名由组织、个人推荐，或由本人申请，再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规定审查研究。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许德珩代表九三学社提交了由他和黄国璋、薛愚、黎锦熙、笪移今等5人具名参加新政协的申请。负责资格审查的第一小组向筹委会提交了审查意见，认为“五一口号”发布，九三学社处于国民党统治的高压下，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1月26日才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五一口号”。九三学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为争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应邀请其参加新政协。周恩来也作了解释：“当时我们还是期待着（九三学社）这个组织在北平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时北平还没解放。”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看望黎锦熙等九三学社社员，请他们就九三学社有关情况向筹备会作出说明，对九三学社的存续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机契机。6月19日，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九三学社被正式确认为中国民主党派，成為参加新政协45个组成单位之一，确定正式代表5人、候补代表1人。

关于这段历史，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齐燕铭回忆：“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黎老正在那里教历史课。由于我们知道黎老已经参加了九三学社，所以我们希望九三学社作为一个党派参加全国政协。”

由此，九三学社与中共精诚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为争取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得到承认，九三学社成为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的重要一员。

坚持九三学社继续存在

中国近代政党产生于19世纪末。据统计，民国初年，政治性党派有312个，而抗战胜利前后，有100多个党派，到1949年5月，大小数十个党派汇聚北平。新政协召开前，筹备会共收到党派团体申请28件，其中包括已名声不显的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工党、光复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筹备会经过甄别，对不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的党派，或并入其他党派，或要求宣告解散，但邀请其中一些代表性民主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最终，以党派身份参加新政协的共14个，除中国共产党和现存八个民主党派之外，还有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无党派民主人士也作為1个单位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党派同志认为，民主党派为争取民主而生，民主既已确立，历史使命完成，便可合并或解散。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合并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月，农工民主党召开“五干会议”，部分代表提出“光荣结束党的任务”。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自行宣告结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非党派的群团组织。

在此大背景下，九三学社也酝酿解散。据许德珩回忆：“九月间，人民政协召开。九三学社很光荣地列为民主政团之一，参加了政协。可是我们都是一些书生，又都有各自的工作岗位，政协开过以后，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我们最初的目的已经达到，认为此后只要在本岗位上为国家尽力，不需要组织什么政团。所以去年政协会开完以后，九三学社就预备解散，曾经为这件事开过几次会并且已经着手草拟解散宣言，南北各地社员多半同意这个办法，我个人也主张这样办。”

民主党派解散或预解散，让中共中央始料不及。中国人民救国会自行宣告结束后，周恩来找到其负责人沈钧儒：“沈老先生，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个组织不能解散啊！”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听说后非常惋惜，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他立即指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转达他的意见：九三学社的朋友在解放以前，是与民主党派的朋友一样，在反美反蒋及为民主的各项运动尽了力的。在整个革命当中，是有贡献的……中国的政党很多，本来不只是现在参加政协的，还有一些反革命的政党，已由历史注定而由政协宣布了他们的死亡。参加政协的，则是革命的政党，政协就要他们继续发展……解散这件事，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不相符合的，我们也希望九三学社继续存在。

毛泽东还呼请其他各党派领导人：“民主党派不能取消，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950年3月，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他形象比喻：“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从他们联系的人们看，是一把头发，决不可藐视。”

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九三学社保留下来，并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社重庆市委社会服务处处长）

责任编辑：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