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

《论语百句》是《论语一百句》的修订本，《论语一百句》是十多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组织的一套“悦读经典小丛书”中的一本。那套丛书都叫“一百句”，如邵毅平教授的《诗骚一百句》、汪涌豪教授的《老子一百句》、陈引驰教授的《庄子一百句》、陈正宏教授的《史记一百句》、韩昇教授的《家训一百句》、吴震教授的《传习录一百句》、李天纲教授的《圣经一百句》等。

《论语》称得上是影响最大的儒家经典，也称得上是最著名的中国古籍。所以写《论语百句》，我的压力很大。挑选名句来做讲解，讲解要全部是自己的心得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历代注《论语》的名家，从汉代经学家郑玄，到三国的玄学家何晏，到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朱熹，一直到现代的钱穆，他们都是各时代最顶尖的学者。前人都已经讲得很好了，如果为创新而创新，刻意标新立异，其实反倒可能越弄越糟，这样的情况已经不少见了。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自己的特点，那么多《论语》的读本，为什么还要再出一本？

我想了很久，最后考虑借力，选了近一百句《论语》，每一句的解说都是找古人和今人的阐释或引用，把它们串起来，再加简要的点评与发挥。这样的好处就是读的时候可以看到《论语》的影响以及《论语》在古今文章当中的作用，每一节都类似一篇小杂文，也会比较好读。

下面我就通过几个例子，介绍一下《论语百句》中梳理的引文，然后再做一些引申。

为政与用人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里面势力最大的一家。大到什么程度？有一度鲁国的政权实际上就是季氏家族执掌的，季氏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国君，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者。季康子的父亲去世时，季康子还年轻。父亲跟他说，以后国家治理的担子就落在你身上了，碰到問题你去向孔子求教。季康子刚执政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去找孔子，也就给了孔子阐发治国理政观念的机会。“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就是季康子问孔子怎么执政。孔子找了一个同音词来回答他，“政者，正也”，“政”就是端正的“正”，自身足够端正，执政还有什么困难？我在下面引了《论语》里孔子相关的话，孔子还说过：“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你自身端正了，从政有什么难的呢？如果你自己不能端正自己，还想端正别人，那怎么可能？

古书中有一个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的故事。齐桓公时的国相是著名政治家管仲。齐桓公问管仲，我们国家不大，资源紧缺，但是那些官僚从着装，到饮食，到车驾，都要挑最豪华、最高级、最漂亮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怎么才能改变这种状况？管仲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对齐桓公说，那些大臣其实都是跟你学的，你自己出门，排场要最大，穿得华丽，吃得奢侈，他们就会仿效你。什么时候你从自己做起，把标准降低，他们也就不会或不敢再那么淫靡无度了。齐桓公带头，这才在齐国建立起了一个节约型的社会。

白居易说“上开一源，下生百端”，在上面源头一开，下面会生出百端，这个源头的水就流到四面八方去了。所以“君好则臣为，上行则下效”，上面怎么做，下面的人就会仿效。然后白居易又说了两句很狠的话：“上苟好奢，则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焉。”如果君王喜欢奢侈，那么贪污腐败分子一定会层出不穷，遍地都是。（《策林·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策》）

读《论语》、注《论语》的古人一再重申：“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没有自己不端正，却能够端正别人的。前面是从正面讲的，你要自身端正，就可以起到模范作用。下一句是从反面讲的。季康子问孔子，国中盗贼太多，该怎么办？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是称对方，“欲”是指欲望。如果你作为执政者没有太大的欲望，即便奖赏老百姓去偷，他们都不愿去。老子说，正是“上”的租税过多，导致了“民”的忍饥挨饿;正是“上”的聚敛无度，导致了“民”的作奸犯科。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叫刘向，我们现在有那么多书可以看，就是因为刘向组织了一个班子来整理国家的图书，在秦火之后复原了很多先秦典籍，他是文化史上很伟大的人物。刘向姓刘，是徐州人，一听就知道他是皇亲。他学问好，书看得多，对自己本家的执政者不满，觉得他们做得还不够好，所以就从《论语》《左传》《孟子》《国策》以及一些现在已失传的书里，挑选一些名言和故事，编成两部书，一部叫《说苑》，一部叫《新序》，用来给皇帝作执政处事的借鉴，所以后人说这两部书是他的谏言。

刘向在《说苑》里面明确地给出了一个逻辑链条：“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这个话很好懂，天子好利，诸侯就会贪;诸侯贪，大夫就会鄙，鄙是贪鄙，也是贪婪的意思。而当官的都贪，没地方没途径贪的老百姓就只好去偷了。“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论语》里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上层的品行像风，下层的品行像草，风往哪里刮，草就往哪里倒。

清初陕西有个大思想家叫李颙，他把孔子“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句话提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说这是“拨乱反治之大机，救时定世之急著”。李颙说上“不欲”则源清，君王没有欲望了，这个源头就清朗了。本源一清，它的支流自然也就清了，妄取的行为就没有了。各级官员都不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之后，“敲骨吸髓之风既息”，没有人再敲开你的骨头来吸你的骨髓，活不下去的民众都得到了复苏的机会。如果民众都能得到复苏的机会，能安居乐业，能上奉养老，下抚育小，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各安其居，谁复思乱”，大家都能安居乐业，谁天生想做盗贼做土匪？

李颙引用《左传》里面的十六个字：“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邪是不正，歪风邪气盛行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官员不正。官之所以不正是因为贿赂成风。正是因为官场上贿赂成风，所以民间才盗贼蜂起。从刘向开始到清代这一千多年间的时间里，这个逻辑是很多学者公认的。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除了论政之外，我们再来看一条孔子对任用人的看法。鲁国的最高统治者请教孔子“何为则民服”，怎么做老百姓才能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推举正直的人，把正直的人放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服了;反之，把不正直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不服。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三略》里说：“贤臣内，则邪臣外;邪臣内，则贤臣毙。”臣子分两种，一种是贤臣，正派人;一种是邪臣，不正派的人。“贤臣内，则邪臣外”，如果朝廷上都是正派人，那么邪臣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哪怕他还能混，他至少也要收敛，装作认同于“正”，不能或至少不敢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如果“邪臣内，则贤臣毙”，整个朝廷上大部分都是邪臣，那么一个人想做贤臣都做不成了。这样的例子古往今来都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举例了。

仁与孝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我们再来看孔子的两个中心观念。

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聪明的，官做得好，生意做得好，书也读得好，堪称全才。他跟孔子的对话可以代表《论语》里面孔门弟子跟孔子对话的最高水平，其他学生听不懂的子贡能听明白，其他学生不方便问的问题，子贡可以旁敲侧击地去问，因为他聪明。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是不是有一个字是可以拿来作为一个人终身的处世准则？子曰“其恕乎”，宽恕的恕，孔子后面又加了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最提倡的是仁。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体现为两点：从消极的方面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要的东西，你就不要强加给别人，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从积极的方面讲，你一旦有了地位，有了财富，有了能力，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外，还可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来帮助更多的人提升到比较高的层次。

周作人说：

我读英国捺布菲修所筹《自然之世界》与汉译汤姆生的《动物生活史》，觉得生物的情状约略可以知道，是即所谓禽也。人是一种生物，故其根本的生活实在与禽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他于生活上略加了一点调节，这恐怕未必有百分之一的变动，对于禽却显出明的不同来了，于是他便自称为人，说他有动物所无的文化。据我想，人之异于禽者就只为有理智吧，因为他知道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于是有两种对外的态度：消极的是恕，积极的是仁。假如人类有什么动物所无的文化，我想这个该是的。（《〈逸语〉与〈论语〉》）

周作人的散文独具一格，常是不加雕饰自说自话的，但想法很明晰，用最简单明了的话，点出恕与仁的不同境界，这不是一般人都做到的。接下来他又继续自说自话：“至于汽车飞机枪炮之流无论怎么精巧便利，实在还只是爪牙筋肉之用的延长发达，拿去夸示于动物，但能表出量的进展面非是质的差异。”既然是异于动物的文化表征，那也就是人类共有的特征。在东西方文明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是普世准则。

大教育家蔡元培，是德国的哲学博士，精通中西方哲学，他写过《中国伦理学史》。中国以前输出华工到国外去，华工有的没有文化。蔡元培亲自写了《华工培训讲义》。蔡元培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跟西方人所倡导的自由学说联系在一起，认为两者意思相通。蔡元培说，人各自由，而以他人的自由為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什么叫自由？前提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例如我有保卫身体的自由，不想受人的毁伤，我就不要去毁伤别人的身体;我有书信秘密的自由，不想受别人的窥探，我就不要去窥探别人的秘密;我不欲受人之欺诈，我就不要去欺诈别人;我不欲受人之侮慢，则我慎勿侮慢人……事无大小，一以贯之。所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实质就在于权利平等。孔子的话很值得我们细心体会，可以从中受到很宝贵的教益。

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反过来变成“己所欲”就“施于人”。立人和达人，也不等于将自己的好恶标准强加给别人，尤其是当一个人有了权力，可以随便决定别人命运的时候，就更不能随便拿个人的好恶标准来要求他所管辖的人。

王蒙说过，“以自己为尺度衡量旁人是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人的这种以自己的好恶为尺度来判断事情的特点几乎可以上笑话大全。一个母亲从寒冷的北方出差回来，就会张罗着给自己的孩子添加衣服。一个父亲骑自行车回家骑得满头大汗，就会急着给孩子脱衣服。父母饿了也劝孩子多吃一点，父母撑得难受了就痛斥孩子太贪吃”。王蒙当然不仅仅是在讲一般的日常生活，他说：“你所喜爱的，你以为旁人也喜爱;你所恐惧的，你以为旁人也恐惧;你所厌恶的，你以为对旁人也十分有害。”而事实往往不是完全如此，甚至完全不是如此。

所以当一个人有了权力之后，作为家长可以随便给孩子发号施令的时候，作为老师可以随便给学生发号施令的时候，作为官员可以随便给百姓发号施令的时候，最好都能保持中庸，所谓无过无不及。这个我在书里举了例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还强调孝。

孝在中国古代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规范，还是一种政治守则，所以最高统治者提倡孝的力度很大。中国儒家经典有十三部，包括《周易》《诗经》《论语》等，历代皇帝亲自做注最多的，既不是《周易》，也不是《论语》，而是《孝经》。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家是孝子，在外是忠臣，一个人从小接受孝的教育，从小服从爸爸服从哥哥成了习惯，走上社会就不大会犯上，不会犯上当然就更不会作乱了。孔子提倡的孝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不同的学生问他什么是孝，他都有不同的回答。其中有一条特别好：“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的年龄要记住，一方面值得高兴，一方面值得恐惧。父母的生日跟孩子的生日不同，是双重性的，一则值得高兴，因为又高寿了一岁;一则值得恐惧，因为离死神又更进了一步。孔子对人的心理的洞察是非常深刻的。

德国诗人歌德写过一首诗《年岁》（Die Jahre），说，年岁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对年轻人慷慨，不断地给啊给;对老年人非常残忍，不断地拿啊拿，最后全部拿光。翻译德国诗歌，尤其是翻译歌德，中国的大家是冯至先生。冯先生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别人祝贺他，他就抄了歌德的这首诗说，我其实不无悚惧，因为我正在感受到我的年岁在不断地被拿光。

别人要给钱锺书先生祝寿，他不愿意，说宋人有一句诗说得很好，“老去增年是减年”，增加一岁，值得祝贺，减少一岁，值得凭吊，一贺一吊，正好取消。“老去增年是减年”，相当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一个注脚。我们细品孔子的话，真是至理名言。

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曾说：“历史上很多好书莫名其妙被人忘记了，真是可惜;但是没有一本书是莫名其妙被人记住的。”真正的名著被留存下来总是有理由的。《论语》留存两千年，而且影响了那么多人，一定有值得我们去体会的魅力和常读常新的内容。《论语》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解读，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对社会生活，它都能给我们提供启发。《论语百句》借助前人的文字，在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上做了一些尝试，希望给读者朋友们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批评。

本文系作者二○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新华·知本读书会所做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