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

《汉书》由东汉史学家班固及其妹妹班昭、弟子马续编撰而成，主要记载了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通读《汉书》，我们可以从选人用人、中央权威、基层治理三方面解读出西汉走向盛世的历史逻辑。

忠诚为先，奠基国运。新生王朝在开国初期的用人取向，代表着政权核心价值的导向，进而关系着国运兴衰的方向。据《汉书》卷三十七《季布传》，季布和弟弟丁公都是项羽手下大将。楚汉相争时，季布忠心耿耿，为项羽冲锋陷阵，多次围追堵截刘邦。丁公有次险些活捉刘邦，却在刘邦哀求下“引兵而还”，放其一马，后刘邦东山再起，最终消灭项羽。西汉开国后，刘邦不计前嫌赦免季布，让他进宫担任侍从顾问郎中;却将丁公斩首，理由是“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目的是“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告诫后世臣民要学习季布忠诚品格，不要步丁公变节后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点评此事时认为刘邦“戮一人而千万人惧”，考虑问题“深且远”。正是凭借重用季布、处死丁公，刘邦将忠诚为先的用人导向牢固树立在西汉王朝基业之上，奠定汉朝绵长国运的坚实用人根基。

增强权威，打造盛世。西汉历经高祖开国拨乱反正，文景二帝休养生息后，汉武帝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敏锐地观察到国内长期经济发展掩盖下的诸侯王分离势力的抬头、富商大贾对重要行业的垄断、豪强势力对基层事务的干涉、西汉与匈奴等力量对比的变化，开始实施一系列以增强中央权威为核心的大有为改革政策。如《汉书》卷六《武帝本纪》所言，武帝刚即位就“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政治上“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广开仕途，大力选拔人才;实施“推恩令”等削藩措施，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稳妥解决诸侯王尾大不掉问题;设立十三部刺史，加强对地方官府的监察。经济上将冶铁、煮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收归官营，增加朝廷财政收入;设立均输官，发展长途物流;实行平准法，调节市场物价;收回地方郡国铸币权，强化朝廷对金融体系的统一管理。军事上加强直属朝廷的南军、北军建设，增强中央军事力量。对外果断改变之前的羁縻政策，开通西域，平定南越，适时与匈奴决战，使其远遁漠北。最终，武帝打造出中国古代第一个大一统盛世，使“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重视基层，再现中兴。汉宣帝时期，在武帝对内改革对外拓展的基础上，朝廷更加重视基层治理。如《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所言，宣帝“兴于闾阎”，幼年在监狱长大，青少年时长期流落民间，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在王朝中期以平民身份登上皇位的皇帝，故“知民事之艰难”。宣帝认为，“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太守、刺史是决定基层政治“政平讼理”（即政治宽平、法治公平）的根本。他亲自考察选任太守、刺史;稳定地方官任期，使其升降有序;选拔循吏（即优秀地方官）直接升任朝廷公卿。在宣帝的激励下，西汉涌现出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大批循吏，他们或“持法平”“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或“廉洁守节”“养视鳏寡，赡助贫穷”，或“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或“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如《漢书》所言，“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循吏富民教民，助力西汉在宣帝时期再造中兴，再次走上繁荣发展的正轨，将盛世推向新的高峰。

编辑：王春春

校对：林燕、白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