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明清文学研究近些年发展态势迅猛，在文学史研究中颇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从近十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立项课题名称和学术论文发表的内容皆可感知一二；特别是明清文学研究突破了过去以小说、戏剧为主体的格局，诗文研究蒸蒸日上，明清文学的全面性得以突显。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也突破了过多关注经典作家和经典文本的阉割式研究，更加注意从更广泛的作家队伍和更丰富的文本形态来理解文学，明清文学研究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带入现场：清词创作中的姜夔身影及其风貌》一文，看似讨论姜夔对清词影响这一老话题，但以往研究重在词话、序跋、评点等方面，且受朱彝尊“家白石而户玉田”之说影响，对清初较为留意，而对中后期关注不够；主要原因之一是清中后期的词作缺乏系统整理，研究者难于深耕。本文作者张宏生教授是《全清词》的主编，可谓掌握清词及相关材料最多之人，这使全面深度地观照姜夔对清词的影响成为可能。论文还打破角度单调的作品举例式研究，首先注意到“偶像”的巨大魅力，指出清人写词时心中往往有着姜夔的影子，“白石前身”是对清词人极高的评价，故姜词展现的生活形态和审美境界不断移植和再现于清词之中。接着指出姜夔在词乐标准上对清词的影响，清词无论平仄还是韵律都以白石词为标准；甚至以此纠正《词律》，其中又以对其自度曲的效法最为突出，不仅体现了对姜夔的推崇，而且也有着清人试图恢复词乐的心理期待。最后通过情韵、意趣、字法、句法的分析，展示清词对白石词“表现手法的学习”。论文深入到清代词人的具体创作，对其中姜夔所展现出的影响力做了多角度的分析，在文献使用和方法论上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何诗海教授的《明清别集的著述化》一文，从明清别集编纂角度探讨时人的编集思想及文学观念的变化。论文指出，明清士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诗赋辞章为中心的编集传统，在别集命名、内容取舍、编次体例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著述化倾向。如明代之前，凡以“书”命名者，基本都是史书或子书，而明人祝允明《祝子遗书》、李贽《焚书》《续焚书》、毛先舒《巽书》等则是别集；从内容看，明张问《问奇集》探讨汉字的形声、训诂等问题，属经部小学类，明王逵《蠡海集》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等八门，属子部杂家类，清余缙《大观堂文集》所录皆关于朝纲国是的章表奏疏，属于史部诏令奏议类，都不归别集；编次体例上，越来越多的著述进入别集，且常居于卷首，甚至涌现出大量以述学为主、完全无涉诗赋辞章的“学人文集”，体现了明清士人对别集起源、性质、功用及文学观念的独特理解，显示出著述地位的提高和诗赋辞章地位的衰微。这对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也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以上二文侧重于作品本身的研究，高明祥博士的《李东阳历史形象塑造的考察》和张剑教授的《一位晚清书启师爷的风雅生活——以徐敦仁〈日损斋日记〉为中心》两篇文章则更多聚焦于作家本身。前者属于经典人物研究，对明代位极人臣且曾为文坛领袖的李东阳历史形象的复杂性做了史源学的分析批判，认为后世之人因为立场与动机各异，建构了多重的李东阳形象；而从文体学的视角出发，不同文体也制约着对李东阳形象的塑造，考察这些文献的生成过程及背后的人心和世情，对于如何理解历史人物形象具有较大意义。后者属于普通作家研究，通过晚清一位秀才徐敦仁的日记，从生平与著述、行记与诗歌、书启与文事、读书与临帖、收支与笃亲等多个层面，展现书启师爷这一阶层文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总之，本专题的四篇论文，或在作家具体的创作中抽绎出“文学的理论”，讨论先贤文学的影响；或以专题勾连四部文献，在丰茂的文献群中透射时代的编纂观念和文学认知；或动态把握不同历史阶段作家形象的生成过程及其成因；或多维度真切呈现作家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四篇论文都不满足于静态和平面地论证某种预设性的结论，而是力图将论题纳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力图体现出过程感、动态感和立体感。这也许可以看作明清文学研究的新变化，希望这些变化能够让人更好地感受到明清文学研究的深广浩瀚和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