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在封禁与隔离的“例外状态”下，屏幕逐渐成为流行病终端化体验的重要装置。屏幕作为感知媒介的承载界面，在数字传播实践中具备特有的社会经验模式与构成框架，是数字传播与个人生活间的一种集成存在。流行病中的交往和认知被平移到屏幕的视觉空间中，人与疾病、经验、社会记忆的关系正在被基于屏幕介质的手机、平板电脑等感知媒介重新塑造：数据与标签建构了经验的数字化与记忆的框架，图像的流通提供了经验的在场化与记忆的激励，个体的叙事导向了记忆的时空化与经验的延伸。

【关键词】屏幕 流行病 经验 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1-057-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1.009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蔓延全球，不少国家先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场瘟疫与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任何一次大规模流行病并无二异，但从未有人设想过，人类要迎来像今天一样的“例外状态”，[1]部分国家实施了封禁政策，最大程度限制了人的自由移动。此次大规模流行病带来的挑战无处不在，它消除了一切理性的固有活动，迫使人们重温神秘主义、杜撰、预言、祈祷和恶意，这些都是在中世纪瘟疫席卷人类时通常会产生的糟糕效应。[2]但令人不安的是，信息的高速传导与碰撞，将进一步强化怀疑、偏见、杜撰等糟糕效应，网络交互的即时性甚至可能引发更加强烈的民族与文化冲突。屏幕作为数字传播实践中的介质与界面，在数字时代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经验框架，成为流行病终端化体验的重要装置。哲学家赫伯特·德莱弗斯认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感知变成了间接的、通过各种各样的距离传感器读取，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显示器显示出来，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知识有多少是基于超出屏幕上显示的证据的推断。”[3]（54）与病毒相关的感染与冲突事件每天都以全终端、全时空、全信息和全体验的方式在大小各异的屏幕中冲撞，日常与非日常在屏幕的矩形视觉框架中相互挤压，与之相关的交往和认知都被平移到屏幕的视觉空间中。在以屏幕为介质的数字传播实践中考察人们对流行病认知的重塑，这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数字文化观照，尽管最终的研究指向都离不开数字情境，但屏幕作为现代社会身体/器官的延伸，比抽象层面的数字文化更具经验性与感知性，且屏幕正逐渐溢出媒介工具的范畴进而成为具有独立结构和品格的社会经验框架。可以清楚地看到，屏幕正在深刻改变人们体验流行病的环境，被屏幕分割、放大、延伸的身体感官，正承载着巨大的信息冲击，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流行病感官经验。然而，赫伯特·德莱弗斯也从另一个方面警告说，笛卡尔的怀疑论变得越来越合理，以至于“这种远程技术所介导的现实总是会受到质疑”。[3]（62）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远程体验，如何审视这些可能导致的新的格局与秩序——人与疾病、经验、记忆的关系在数字传播实践中将被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重新塑造。

一、屏幕：流行病的感知经验与记忆之场

在电影研究等学科中，屏幕早已被理论化，从形式主义的画框模型到现实主义的窗户模型，再到后结构主义的镜子模型，以此来理解屏幕与视觉机制之间的关系，包括电影经验。当代屏幕理论在电影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将屏幕从各类电子装置和通信工具中抽离出来，赋予其独立的经验框架，且试图理解“什么是移动图像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什么，以及我们与它们相遇的本质”。[4]正如当代屏幕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屏幕本身具有一种奇怪的状态，它既作为非物质的阈值作用于另一个时空，又作为固体的物质实体而存在。数字媒介时代的屏幕已经消除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吉尔·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指出，通过彻底消除虚拟与真实之间的传统区别，有一种能够唤起人们共鸣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动态。[5]对于德勒兹而言，所有的区别（思想和身体、主动和被动、现实和虚拟）都在内在层面上被瓦解或平展成一种均匀的一致性。因此，在真实和它的表示之间不存在预先存在的层次结构;屏幕世界和物质世界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也是同样真实的），因为它们都是内在于同一平面上的图像。屏幕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界面装置和视觉框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远程感知。正如Bolter所指出的那样，“任何网站都是各种媒体形式的混乱——图形、数字化照片、动画和视频等”，[6]这种远程感知的复杂性甚至混乱性恰是以多种方式重新塑造关于流行病的记忆和经验从而讲述事件的多个版本。

在流行病的隔离中，人们常以屏幕寄居的方式延展自己的行动空间，以信息的自由流动来补偿被限制的身体移动。借用巴迪欧的说法，这里引发了双重构连的问题：[2]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现代的——一方面封禁作为治安手段，是一种古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是感知媒介中信息的高速流动，是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架构下的远程体验，这两者将在屏幕的视觉框架内形成巨大张力。传染、外部威胁、监视和危险关系等以各种形式在屏幕中弥散开来，尤其是图像的放大、并置与叠加，将流行病的体验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视觉感知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加剧人们对流行病的恐慌，而且使“恐惧变成主导公众想象的一种强大力量”。[7]

当屏幕的视觉框架被构建成一个有生命的实体后，正如安妮·弗里德伯格所言：“我们视觉框架的极限和多样性，决定了我们世界的边界和多样性。”[8]因此，人与屏幕的互动将同时强化疾病想象与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并且与之相伴随的医学统治、权力、算法等过程，也都将被这种互动重新编排和描述。

当然，感知媒介不仅提供了流行病蔓延中的特有交互轨迹与信息流动，还作为承载与存储记忆的装置。屏幕介质将流行病中的社会记忆与搜索引擎联系在一起，当把互联网看成一个重新想象的空间时，屏幕则是一种可折叠的装置，它可以通过密集的数据、图像和文字重新调节社会记忆。这种社会记忆与博物馆、纪念馆等建构的社会记忆不同，博物馆等更加突出国家民族的记忆选择，个人的故事被纳入公共叙事，人们多以参观者和体验者的旁观身份进入相对封闭的体验空间，在其中体验另一时间维度带来的陌生感。同时，博物馆多以和平的姿态，达成与过去灾难或创伤的和解，以传递历史知识来建构集体记忆。而依托屏幕介质的记忆建构则以所能容纳的数据、词汇、图像和隐喻构成记忆的结构与形状，各种无法分辨真伪的图像以及相互矛盾且不能彼此印证的信息，都使得感知媒介的记忆之场显得更为复杂。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推动着数据算法、流动图像、对话空间以及故事讲述，并常以碎片化的记录方式混合私人记忆与公共记忆，形成关于流行病的鲜活的文化档案。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远程感知体验中关于流行病认知的重塑问题。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正在深刻改变人们体验流行病的环境，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与怪诞展现出人们經历的多样性。

二、数据标签：经验的数字化与记忆的框架

类似于中世纪瘟疫一般的情感特征伴随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与不确定性穿透屏幕，将人们的注意力、情绪和习惯纠正到它的“流”中。屏幕中每天持续变化的数据为人们提供了疫情变化的动态性，在这个系统中，数据显露出一种高度智能和普遍化的治理技术，通过数据计算和追踪，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生命的档案化处理。数据秩序在流行病的“例外状态”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运作状态，在对屏幕的凝视和操作中成为最理想的治理对象，完成对档案化和数据化生命的监控与管制。屏幕作为提供数据的合法介质，流行病中的每个人都将在屏幕中被转化成一个数据或一个档案，个体不再是共同体之下的自然个体，而是被数据与屏幕捆绑的治理对象。这些构成了现代社会流行病远程体验的数字化经验，数据图形按照屏幕的尺寸和像素将流行病的生命与医学经验置换成由数字序列组成的媒体对象，同时也成为一个可以编程和操控的数字产品。身体按照数据技术在屏幕框架中被生产为一种档案化的存在，人们的身体活动、健康状态、行动轨迹、接触群体等信息都将被收集起来，并不断被记录、转化、计算和分析，最终被标签化。这些标签分布在屏幕的不同位置和坐标轴上，它们对应着不同的颜色、高低变化的曲线，以及动态的信息处理。流行病的医学经验或身体经验开始转化为数字形式，并且被压缩在最小6英寸的视觉框架中，这既是经验的数字化，也是生命的数据化。吉登斯将这场大流行称为数字化流行病，因为它深深卷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流行病交织在这些变化中，并以数字化的形式发生，人们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数字化的。[9]

然而，数据在运算和分类的同时，也会带来标签化的后续结果，这一结果可能直接导致记忆的标签化，甚至有可能强化某种“引渡”的经验。将人的身体、行动轨迹、活动空间等打上标签，并通过标签进行自动匹配，这是数据算法的常用思路。基于屏幕介质的视觉框架由于其明确的数据图形标记，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流行病的社会记忆可能固化为一种标签化的生成。健康码作为流行病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一种典型的标签化记忆。健康码中的绿码赋予人们畅通无阻的权利，而红码则代表着一种禁止与阻隔，这些既描绘了一部分的身体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了人们的群体归属。在标签化的环境中，人们也会用标签化的思维对自我进行归属，这种思维会逐渐累积在大脑的记忆層，在反复的行为规范中被固定下来。标签将会依赖屏幕中整体的图像系统，逐步置换事件的细节，从而成为记忆中直接的存在。

然而，屏幕中以数据图形为基础的标签化记忆往往作为流行病社会记忆的外部框架而存在，它并不指向记忆的内部体验，而是作为记忆的“外部脚手架”，用来维持记忆的外部结构，它感兴趣的是规范和普遍真理。屏幕中的数据结构，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现代社会对数字记忆的依赖，当它作为对抗遗忘的精准数据存在时，是一个不间断积累信息的过程。这种记忆由于缺少个体叙事的支撑，往往与人的日常生活存在距离感，但这些作为记忆外部框架的数据图形往往能被长久保存下来，并在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作为规范性、统一性与准确性的一种佐证而存在，常被官方机构作为历史档案的一部分来承载社会记忆。这些数据以及被档案化的生命，通过屏幕介质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数字化的疾病经验与想象。在人们隔着屏幕通过距离传感器形成的经验与记忆的过程中，屏幕中的数据内容成为共享程度较高的信息。数据特有的图形通过屏幕建构了记忆的形状和外部结构，同时也加速了与流行病相伴随的想象的流动。依赖于屏幕行为的流行病经验的数字化针对的是可数据化与可计算之物，数据的计算只在屏幕介质和生命存在的背后以不可见的方式运行。除此之外，还有不可数据化和不可档案化的经验和行为，它们与图像、词汇、隐喻一起进入在场与可言说的层面，成为建构记忆与经验的内部核心力量。

三、图像流通：经验的在场化与记忆的激励

流行病中的感染或死亡不仅是一种生命危机，更是疾病、恐惧、身体、社会关系和文化形态转变的结合点，也是人类任何一次流行病的社会记忆中都无法回避的情形，是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突出的存在和影响，并作为一种深刻的记忆激励而存在。在数字时代，人们通过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凝视疾病的蔓延与死亡，各种流动的图像不仅将现代社会不可见的场景暴露在公共空间，同时这些图像还以叠加、并置、扭曲、拼贴等蒙太奇效果及其互动形式同时出现在屏幕的多个视窗中，延伸并塑造出复杂的意义关系。在窗口交互界面上，整个屏幕被分割成一个个窗口。在虚拟现实中，屏幕变成了用户的整个视界。尽管某些图像可能被用来杜撰某个死亡，但仍可以被置于流行病的记忆与思考中。因此，作为事件、思想和经验，可以把关于流行病的社会记忆置于屏幕介质的流动图像关系中去探索。

列夫·马诺维奇和安妮·弗里德伯格在屏幕理论中都关注到视觉的重要性，关注屏幕勾连的视觉是如何构建和安排的。对屏幕或者图像的操作将有可能影响身体的感觉和情感体验，在远程的感知媒介体验中，疾病通过图像被赋予了可见性，并具有特定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影响。屏幕中的图像（包括照片和视频）将疾病或死亡从数据中打捞出来，形成对身体缺席的重新在场化。现代社会对待死亡的策略是隐藏死亡，驱逐对死亡的恐惧，使其远离日常生活。鲍曼认为，死亡是标准化和驯化的，因此我们只能在远处辨认尸体，从而挫败任何与死亡的严肃和亲密接触。[10]现代社会拒绝哀悼仪式的公开展示，在葬礼和死亡事件中，拍照摄影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和谐的类型，[11]这凸显了死亡图像是现代社会的禁忌，尤其是通过自拍的构图。而屏幕无处不在的记录方式与成像手段有时会打破社会禁忌，将死亡从私人领域引入公共空间，死亡仪式化转向死亡图像化，尤其在流行病这样的非常态事件中，图像的拍摄与传递行为似乎暂时摆脱了某种冒犯。当身体嵌入了可以记录和捕捉的图像技术后，媒体活动也成为一种开放式的活动，通过旁观者的眼睛和技术可以同时见证疾病或死亡。因此，屏幕成为更广泛的事件建构的一部分，个体通过感知媒介的自带镜头将流行病事件的一部分抓取到屏幕中，通过图像和视频向公众开放。现代性中的死亡是隐藏的，屏幕却大量提供了生命访问死亡的视觉文本。电影理论家维文·索布切克认为，视觉并不是孤立于人们的其他感官之外的，所以理解图像是如何被体验的就显得非常重要。[12]流行病原本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不可见，其过程也变得临床化，从公众视线中退出并隐藏到指定的地方，如医院。但屏幕图像不仅将一度隐藏的流行病置于公众视野，而且图像在屏幕中不断被制作、观看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和传播实践，它们的意义被给予了重新的协商和操作，甚至可能被转化成一种团结的力量，并与社会记忆的深刻激励有着紧密关联。

在流行病的经验中往往存在着一种记忆的文化政治，它决定了在面对损失时什么是值得保留的。在疾病所暗示的缺失中，有一种强有力的图像材料和策略，它们构成了因丧失而遭受威胁或创伤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回忆系统。人们对流行病灾难记忆的追求与拯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事件，而是绵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事件集合体与事件关联体。所以，人们容易被一种集体失忆的恐惧所困扰，而流行病灾难可能引发深刻的记忆欲望，就像它可能产生遗忘的需要一样。因此，图像触发和塑造记忆的能力，取决于疾病被概念化的方式，要么是一种延续，要么是重生，要么是生命的绝对终结。屏幕中的图像提供了纯粹的、直接的记忆和创伤体验，它们有可能被建构成流行病灾难无声的社会见证人，这是基于在图像和流行病的社会真实之间建立的某种联系，也是基于图像流动所依赖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戴维斯和斯塔恩曾指出，人们确实担心实际发生的事情和对过去的既定叙述之间的吻合。如果记忆具有真实的“真值”，那么真实和被记住之间的感知联系在某个阶段可能会凭借屏幕图像的社会流通来维持。这些图像的特定品质和属性使得流行病的社会记忆不仅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还将被看作流行病经验中真实和永恒的存在。尽管图像有短暂性的内涵，但也有永久性内涵的一面，这些内涵可能构成用来描述和解释流行病的社会记忆能力的隐喻。

其实，流行病中的社会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被激活的记忆过程，往往与更广泛的政治、宗教和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疾病图像在屏幕中的制作与传播容易被激励为一种责任记忆，这种记忆是一种内在强迫地从事特定记忆的行为。在诺拉看来，记忆的责任已经转移到那些感到有责任去记忆和记录流行病经验的过去的人身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保持自己与流行病重大灾难历史相关的义务。[13]而在这种责任记忆中，人们试图通过重新建构和排列这些图像来赋予视觉接触某种特定意义，并通过与其他文化表现形式的相互作用，将疾病转化为一种“灾难的国家化”，赋予在流行病中经历灾难的人的另一种形式的永恒——与灾难、历史、国家直接关联的记忆永恒。

四、个体叙事：经验的时空化与记忆的延伸

词汇或者叙事在记忆形成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叙事可以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文化过程，包括书面和口头语言，都出现在社会互动的背景下。事实上，当记录文字作为记忆载体被嵌入屏幕行为中，便会以独特的叙事框架承载个人或集体的经验与记忆。

流行病的个体经验大多以个人日志的方式被记录与保存下来，这些文字记录被发布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其中包括感染者亲历的治疗过程、亲人或朋友的死亡哀悼以及个体的恐慌或其他日常体验等。日记、博客等形式的个人书写拥有唤起的力量，并在记忆中运作，这不仅仅是其作为内容的功能，同时也将通过文字在屏幕中的视觉对话来推动记忆。

疾病的个体经验通常会被认为与创伤有关，创伤的书写和创伤的记忆将通过屏幕介质的视觉叙事框架被反复传递。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14]时，就会产生文化创伤，而这种创伤记忆在视觉叙事框架下往往通过共享来建构和强化。阿维夏伊·玛格利特将集体记忆分为共同记忆与共享记忆，集体记忆侧重的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而共享记忆则强调记忆之间的关联，并通过融合与调整人们对同一事件不同的记忆版本从而将其整合为完整的记忆。[15]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将个人的创伤经历纳入视觉叙事框架后，借助社交平台可以重构共享的过去。

流行病的创伤事件最初是一種个体化的经历，但当它被记录并以某种方式言说出来的时候便进入了交流与传播的公共空间。因此，尽管创伤记忆是个体经验，但对于创伤的见证却是以屏幕为介导窗口的一种集体的社会架构，灾难和创伤由此成为一种共享之物。当个体记忆普遍融入或建构成集体记忆时，便不容易被时间腐蚀。因此，在流行病经验的传递中，个人日记成为一种主导形式。人们希望通过感知媒介的视觉互动与对话，将这些个体记忆逐步建构成集体记忆。依托网络媒介的即时分享，这些文字记录能迅速形成事件、社会关系、情感记忆与历史。由于日记或微博所承载的个体叙事，分别将流行病的经验与记忆朝着时间与空间的向度延伸，因此这些都可以在当下或未来的任何一个时期被屏幕介质（网络）重新激活。

日记通常依赖人与时间的关系来建构记忆与经验。一个物体感知到的持续时间——它承受时间的能力，以及通过将过去或未来的各个方面编码到现在的能力，对它的记忆功能至关重要。流行病的记忆在时间中运作的方式，包括情感、思想和感觉的连续性等，大多是由日记指示的明确时间和连续文本的时间惯性塑造的。这样的日记并不强调文字创作的专业性，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屏幕、媒介、人和时间承载社会共享的意义与历史，充当流行病这一重要社会事件的“时间管道”。[16]因此，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日记作为物质或视觉框架的文化生产，还包括个体叙事在吸收时间过程中留下的自身历史痕迹与展现的社会生活。然而，这种个人创伤经验也往往被困在时间里，“创伤故事是一种对迟来体验的叙事，它远非对逃离现实——逃离死亡或与其相关的暴力讲述，而是它对生活无止境的影响的证明”。[17]创伤具有重复性和延宕性，流行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体验在屏幕介质的视觉框架中被持续重复。人们在这种极端状态下的日常与非日常行为都被处理成线性的时间过程，完整的记忆通常被希望以一个完整的时间片段来包裹。但作为流行病灾难的亲历者，每个人都在同时体验两种时间，即灾难的个体叙事时间和当下的日常时间，这两种时间既间离又叠加。这也使得个人日记在流行病记忆中显得独具影响力，它们能够清晰地表达人们在对抗疾病过程中，那些停滞与变化、保存与衰退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在自我和他人之间，通过死亡、创伤和哀悼来浮现记忆关系。因此，个人日记也具有反思性，它是在回顾中组成的，其叙事轨迹始终可以延伸到过去。

相较于个人日记而言，微博则是一种互动式记录，它可以在屏幕的视觉叙事框架内凝结空间地点，并通过集体对话形式建构流行病的经验与记忆。微博不同于社交圈群的封闭舆论场，它是一个开放的对话广场，讨论与留言相互交织、冲撞，并形成多重上下文的语境，成千上万的评论留言往往将记忆的时间特质转化为视觉架构下的空间序列。这种空间蒙太奇以多层面的方式将杂乱的网络讨论连接起来，并在叙事的过程中积累事件，不断整合个人和集体记忆。记忆的过程通过屏幕窗口对应的各种网络地方空间被想象和传达，这些地方空间提供了内部记忆场所的独特架构。

空间，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可以被看作一种社会的文化表征，它的意义通过社会行动来协商。空间地点对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数字和社交媒体对纪念与哀悼形态的改变，纪念与哀悼的空间也随之被拓展。尤其是对流行病中逝去的公众人物的网络集体悼念，建构出新的纪念空间和延展性情感的表达空间，它通过将记忆固定在视觉框架中的某一特定空间地点，从而使这段记忆得以广泛证实并持续下去。实际上，这样的纪念空间和现实生活中任何一处物质性的空间地点在记忆层面上所传递的意义具有相似性。手指在屏幕上的一系列操作代替了传统的悼念行为，文字互动中内容一致、排列整齐的一行行悼词在屏幕中同样形塑了庄重的视觉仪式感。这些承载已逝公众人物个体叙事的微博被建构成流行病灾难的纪念地，人们会持续地在这个纪念地的空间中与逝者对话，与所有实践的参与者对话，拒绝它被破坏或被废弃。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对话逐步溢出灾难悼念的叙事框架，代之以个人日常生活经历或情绪的表达，持续地弥补作为纪念地的空间的断裂经验，这些空间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是一种“经过社会的方式建构和保持的网络空间地方感”，[18]是一种对网络空间的情感化想象，它聚集了大量的关于流行病的社会记忆与经验，也被赋予了浓厚的象征意味。

这些个体叙事的碎片化记录保存了视觉化的个体记忆，同时又依赖屏幕操作和网络媒介保证了记忆的即时共享和持续共享。人们试图以这些记录来保证流行病集体记忆的多样性，毕竟博物馆、纪念碑等形式呈现的记忆常常处于权力的管理当中，内容往往会单一而沉闷。而感知媒介下形成的个体记忆激发了人们复杂而真切的疾病感官体验，屏幕视觉框架中的个体叙事将身体塑造成行动的承担者和推动力，也重新架构了深层的社会经验。

结语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将任何能够在集体层面唤起民族记忆的文化现象称为记忆之场，流行病的社会经验与文化记忆在数字传播实践中，将屏幕形塑成记忆之场的视觉介质，可以看作流行病经验全球感知的一种数字化介导，依赖数字传播保存、再现、重构相关的文化记忆，既具有功能性，也具有象征性。基于屏幕介质的感知媒介，重构了疾病的经验，也重构了记忆的空间与纪念的仪式。

因此，流行病的经验和记忆不再仅仅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也不仅仅存在于相关的物质中。记忆成为一个依托于屏幕的混合体，它借助各种各样的物质和非物质容器，使得人们自愿或非自愿地储存广义上的经验和记忆，这些内容可能在屏幕介导的数字传播中被无休止地编辑。由此，我们或许又需要面对这一过程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感知媒介传播中的数字记忆伦理问题。人类记忆和屏幕介导的数字记忆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无法感受到情感，而前者将受到情感的深刻影响。其实，遗忘是人类状况的一部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创伤或痛苦的经历是想要被遗忘的，这时记忆不再是一个被渴望的任务，而变成了一种恐惧的状态，尤其是对于灾难的亲历者而言。莱希卡曾经指出，互联网巨大的内存所带来的后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东西，总有一天会回来困扰你或者他人”。[19]因此，即使我们试图移开，但屏幕介质连接网络而留下的任何痕迹也会保留下来：就像影子一样，屏幕中的网络信息无论走到哪里都跟着我们。这将延伸到一个伦理审视：对于那些在流行病的灾难事件中通过同意或未经同意的过程以数字或数据形式收集、存储和转换人们记忆的技术，那些扩展、重构和转换的数字化创伤记忆，媒介该如何处理这些话语？如何在感知媒介的数字传播实践中赋予创伤个体被遗忘的权利？这些都是作为记忆之场的感知媒介和数字传播实践需要继续审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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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Experience and Social Memory in the Context of Perceptual Media： Digital Communication Practice based on Screen Media

HU Xuan（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xceptional state of ban and isolation caused by the COVID-19 virus， the scree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device for the "terminal experience" of the epidemic. As the carrier interface of perceptual media， screen has a unique framework of social experience mode in the practice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an integrated existence between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lif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in the epidemic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the visual space of the scree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disease， experience and social memory is being reshaped by mobile phones， tablet computers and other perceptual media based on the screen media， on which data and labels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digitization experience and memor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images provides the presence of experience and the incentive of memory. In the meanwhile individual narration conveys the spatiotemporal memory and the extension of experience.

Keywords： screen; epidemiology; experience; memory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基金项目“虚构的真实：中国当代‘电视秀现象研究”（17YJC760019）

作者信息：胡璇（1982— ），女，湖北武汉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与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