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芹，金泽虎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

制造业空心化一般指制造业生产海外转移导致母国制造业份额减少而无法得到及时填补，引发国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现象，表现为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减小、生产能力下降、就业与产值的绝对规模萎缩、技术进步放缓以及竞争力弱化[1]。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其在钢铁、汽车、飞机等领域占有的优势，成为了制造业强国。20世纪60年代，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逐渐出现，美国政府决定开启“去工业化”进程。随着“去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大量制造业转移到海外，服务业迅速发展，虚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实体经济规模不断缩小，产业开始萎缩，制造业出现空心化问题。在此情况下，美国依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虚拟经济过热，制造业空心化问题愈发严重。2007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和失业人口的剧增。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认识到70年代的过度“去工业化”所导致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2]。之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期望改变制造业的颓势，重振制造业。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利用因子回归分析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进行探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形成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和“再工业化”政策，分析了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 文献综述

近年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吸引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主要是关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如何复兴美国制造业和美国制造业的未来趋势等问题。

从国外研究来看，Pisano和Shih[3]认为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制造业生产海外转移和国内制造业投资份额减少。Atkinson[4]指出美国制造业一直处于衰退状态，是因为就业人数在“重振制造业”战略提出后仍没有显著提高，联邦政府应该积极帮助制造业增加就业。Baily[5]从创新角度出发，认为政府需要做出实质性措施来帮助美国制造业进行创新研究，这有利于经济复苏。Pollin和 Baker[6]从美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出发，指出重振美国制造业需要增强基础设施建设。Evans[7]等人认为应该从增加就业、改善贸易状况、对制造业的研发实施税收抵免着手来振兴美国制造业。Ezell[8]指出中小企业在美国制造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应该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以实现重振制造业的目标。

从国内研究来看,卜志成[9]从“去工业化”的背景出发，探析了美国“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由此产生的问题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践。陈洪斌[10]基于美国的政策和人口结构变化视角分析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杨波[11]通过分析美国制成品贸易近半个世纪的变化，认为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与其他制造业发达国家的制成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种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陆晓明[12]从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制造业振兴的进程和现状，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张继彤和陈煜[13]研究了美国“再工业化”对制造业产出效率的影响，指出“再工业化”的实施有必要性，但并不一定对美国制造业提高产出效率有帮助。戴金平和谭书诗[14]通过分析美国制造业复苏的现状和振兴的基础，得出了美国制造业复苏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并有望走向复兴之路的结论。

以往的学者大多以美国对外投资、税收及就业角度为切入点去分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并提出了在就业、税收方面的建议来复兴制造业。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美国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生产成本、雇佣工人数、政府研发支出、对外贸易状况这五个角度分析了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的因素，并且采用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这个问题。最后，在前文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结合美国政府“再工业化”政策和政策的发展预期，展望了其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二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现状

（一）制造业就业呈现“两降”趋势

美国制造业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为减少失业做出了贡献。然而，随着制造业逐渐空心化，就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1.就业总量下降

1979年，美国制造业共提供了约1943万个工作岗位，就业人数达到峰值。之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减少。到2018年底，制造业就业人数约有1269万，较峰值减少了600多万（图1）。

图1 1979-2018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单位：万人）

2.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下降

194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38%的顶峰，自此便开始了下滑。197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26.4%，到2018年，比重仅为8%，较最高值下降了30%（图2）。

图2 1970-2019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单位：%）

（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

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25%左右，降至次贷危机前的13%。而在同期内，房地产（不含建筑业）和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由10%升至约22%。2018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1.33%（图3）。

图3 1950-2018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单位：%）

三 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基本逻辑

（一）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

从理论上看，对外投资对美国来说可以利用国外的自然资源、转移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等，但对外投资对美国本身也存在不可忽略的不利影响，根据现有文献，对外投资主要在资本、贸易、产业三个方面对美国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导致产业空心化[15]。

1.资本流失效应

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资本总量是相对不变的，对外投资会减少美国资本存量，造成国内资本供应出现不足，国内投资也会随之减少，进而产业会出现萎缩；另外，国内资本减少会导致资本利率上升，使得依赖固定资本投资的企业难以维系生存。这些企业可能会将产业转移至资本利率更低、融资便捷的他国，或者把生产资本转移到具有高回报率的金融、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部门，这将会引发制造业空心化。

2.贸易逆差效应

对外投资的扩张可能会通过“出口替代效应”“逆进口效应”以及“出口竞争效应”造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表现在：在东道国市场上，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和美国企业的同类产品会展开竞争，可能会使美国产品销售额下降，产生“出口替代效应”；在美国市场上，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可能会挤占本土企业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产生“逆进口效应”；在第三国市场上，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可能会与美国同类产品同时销售，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产品销售量减少，产生“出口竞争效应”。

3.产业竞争效应

对外投资可能会削弱母国（来源国）产业的竞争力。由于对外投资是母国生产技术、资本等转移到东道国，可能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提升了东道国的生产水平。这相当于帮助了母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导致母国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对母国产业发展不利。

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从1999年的约3000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0多亿美元（图4），不到二十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了3倍，表明大量美国产业转移至海外。

图4 1999-2018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单位：亿美元）

（二）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导致产业逐渐转移至海外

工人工资上涨、原材料价格增加都会导致生产成本增加。成本过高，企业就会考虑转移产业到劳动力成本低廉、原材料丰富的其他国家，母国产业就会逐渐减少，出现空心化。

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反映制造业的劳动成本。2005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约为95，2018年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约为111（图5），这十年，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上涨了16。此外，美国制造业全职工人周工资从2003年的637美元增加至2018年的917美元（图6），上涨了280美元，可见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

图5 2003-2018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季节性调整）

图6 2003-2018美国制造业的全职工人周工资（单位：美元）

生产价格指数是反映生产领域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标。在2003年1月，美国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为135.7，2018年1月，该指数为192.6（图7），十多年间，总体呈上升趋势，表明美国制造业生产领域的价格不断上升，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图7 2003-2018美国制造业的生产价格指数（非季节性调整）

（三）就业人数减少、职位空缺增加，制造业发展受阻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79年的约1943万降至2018年的约1269万，减少了600多万。与此同时，制造业职位空缺越来越多，2003年美国有200多万个制造业职位空缺，到2018年，职位空缺高达500多万个（图8）。根据美国制造业研究所预计，职位空缺将会造成制造业4000多亿美元的损失。

图8 2003-2018美国制造业的职位空缺数量（单位：万个）

（四）政府研发支出比重下降，不利于制造业提升竞争力

基础科研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支持。不重视研发、研发投入不足，企业就无法获得相关知识储备和核心技术。长此以往，企业会逐渐失去竞争力。但是基础研究具有投入大、不可预测、容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特点，因此一般由政府作为研发主体。美国作为世界研发强国，美国企业拥有的强大竞争力与其一贯强调研发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联邦政府一直是基础研发支出的主要投入者，但近年来，政府的研发支出不断下降。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22%下降到2018年的0.71%（图9），政府研发支出减少不利于美国制造业提高竞争力。

图9 1976-2018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单位：%）

（五）商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进口制成品取代了国内生产的制成品

统计数据表明，从上世纪70年代至2018年，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趋势不断扩大。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商品贸易保持着顺差，到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规模较小的贸易逆差。90年代以后，随着贸易总额的扩大，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2018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8000多亿美元。并且，从1963年到2018年，美国制成品贸易占商品贸易的份额不断扩大，其制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从61.4%上升到84%，制成品进口占商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40.5%提高到85.9%，这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商品贸易的重点主要是制成品贸易，而且这种重要性正逐渐加大。一方面，制成品贸易与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具有联系，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反映了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以及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巨额贸易逆差表现了其国际收支不平衡，进口商品大幅增加，由于其商品进口主要是制成品进口，所以贸易逆差意味着大量进口制成品取代了国内生产的制成品，打击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四 形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逻辑分析结果，本文利用美国制造业2003-201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因子回归法来分析影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因素。所有数据均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美国经济分析局、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科学促进会。

(一)变量及数据的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取衡量制造业空心化的指标，采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比重下降，则表明制造业可能出现了空心化。自变量选取影响制造业空心化的因素，包括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制造业全职工人周工资、制造业雇佣工人数、联邦政府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贸易条件指数。

(二)模型构建

为了使数据变得更加平稳，消除模型的共线性、异方差等，对所有数据做取对数处理。根据以上所述，本文设定计量模型:

评价指标符号介绍如表1所示。

表1 评价指标符号介绍

（三）因子分析

将所有数据标准化，然后用SPSS软件对七个解释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KMO统计量的值为0.718，Bartlett检验的卡方统计量值为179.319，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可见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2 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结果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如表3所示。可知前两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并且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93.744%，说明前两个因子已经提取了原始数据93.744%的信息，因此提取前两个因子进行分析。

表3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

计算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4所示。可知第1个公因子在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制造业全职工人周工资（）、制造业雇佣工人数（）上有较大载荷，这三个指标与制造业生产相关，因此可将因子1命名为“生产因子”；第2 个公因子在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单位劳动成本指数（）、政府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贸易条件指数（）上有较大载荷，这四个指标与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关，可将因子2命名为“竞争力因子”。

表4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根据表5 公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计算出得出公共因子得分表达式：

表5 公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四）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两个公共因子得分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SPSS输出结果如下表6、7所示。

表6 模型概要

表7 模型回归系数表

由表6可知，回归模型的和调整的值在0.9以上，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很好，F检验的P值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回归模型的整体效果非常好。

从表7可以看出，方差扩大因子的值为 1，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各回归系数的t检验P值均明显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即2个公共因子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效果均显著。根据回归系数表，得到回归方程：

将（1）和（2）带入（3）中，可得到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指标的回归方程：

（五）实证结果分析

观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指标的回归方程可知，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表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制造业发展有不利影响；制造业生产价格指数、单位劳动成本指数、全职工人周工资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验证了前文的逻辑分析结果；政府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和制造业雇佣工人数对模型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研发投入对于帮助制造业提升竞争力极其重要。此外，根据回归系数可知，贸易条件指数对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较小的正向作用，表明对外贸易状况改善将对美国制造业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五 美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前景预期

面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状况，美国政府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以促进制造业回流，实现制造业复兴。这些政策主要包括投融资政策、人才培育政策、市场开拓政策、技术研发政策、能源政策等。根据前文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原因的探究，得出空心化的主要原因是对外投资、政府研发、贸易状况等方面，结合当前美国在这些方面颁布的政策和推行的措施，可以分析美国制造业的投融资、海外市场开发、科技研发的未来趋势，从而预期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投融资的预期

为了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投融资，美国政府从税改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入手，出台了一系列减税和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实施《减税与就业法案》，此次是美国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税改。此次税改的主要内容是下调了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率，其中企业的税率调整幅度更大。不但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5%降至21%，给予美国企业新增投资更加优惠的税收抵免政策，最主要还大幅降低美国企业海外利润汇回税率，将税率由35%降至15.5%和8%。这些措施预期会产生两种效应：首先，税改减轻个人和本土企业的税负，将会刺激美国国内消费和投资，促进制造业回流，有利于制造业发展，并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此外，税改将吸引美国企业转回海外利润，并投资国内，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回流，回流的制造业将带回大量就业岗位，预期会增加制造业就业。

另外，美国一直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延续并强化了奥巴马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思路。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美国未来十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该方案总花费超过1.5万亿美元，主要涵盖了对信息技术、智能电网、机场、码头的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主要建设于19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二战结束后的30年，此后基础设施少有更新。目前，美国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特朗普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方案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如果完成项目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将能为美国吸引投资。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巨大，耗费周期长，不是美国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届总统能够完成的。

（二）海外市场开发的预期

随着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美国开始极其重视国际市场，希望通过复苏国内制造业来改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国内制造业，将制造业不振归咎于其他国家，向主要贸易伙伴施压，甚至开展贸易战。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且要求重新谈判现有的贸易协定。在2018年3月，美韩签署了新的自贸协定。2019年1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该协议将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新签订的协议将为美国企业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美国的制成品和其他产品将更容易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促进美国产品出口。但同时，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必会破坏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全球价值链造成不利影响，引起国际关系紧张，伴随着特朗普能否连任这一问题，未来美国能否继续贯彻执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美国利用汇率手段来带动制成品出口。近年来，美联储多次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给来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不仅使美国国内利率走低，促进信贷扩张，为国内投融资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而且使美元汇率走弱，提升了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这些措施下，美国制造业未来出口有望增加，并带动国内制造业生产扩大和就业增加。

（三）科技创新的预期

在科技创新方面，特朗普强调利用新兴技术发展先进制造业，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更多的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推动作用，通过减税措施来鼓励企业增加科技研发支出，尤其重视小企业的科技创新问题。在2017年和2018年，资助小企业科技创新以及技术新成果产业化的SBIR和STTR计划的项目经费就已经占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总研发经费的8%。并且，特朗普强调政府、产业界以及学术界的合作是美国研发事业的基础，根据美国2020财年研发预算指南，2020年联邦政府将积极推动联邦各部门、州、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学术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技术的跨部门转移。未来，美国企业研发投入将有所上升，企业和政府、学术界的合作也会进一步加强。而且让企业参与新技术的研发和分担研发费用，可以减轻政府的资金压力，加快研发成果商业化。

此外，在2017年底，美国“制造业带”上有14所研究所建成，每个研究所专注于一个特定领域，负责新技术的试验性研究、开发、商品化试制等。这些研究所将能把实验室环境下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产业环境下的生产能力，将生产企业转化与应用新技术的风险降到最低，使得创新成果快速向产业界扩散。而且这些研究所可以直接利用“制造业带”的工业基础，有望在未来带领衰落的传统制造业走向复兴之路[16]

总之，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现阶段面临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竞争,但从中长期看，“再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将有可能促进美国制造业的投融资、扩大制造业出口以及带动新技术研发，在未来的全球产业链中，美国更有可能是机遇大于挑战，美国制造业的未来仍然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