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彤彤，吴学琴

(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该观点一经提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实早在2015年9月27日全球妇女峰会上，就已经倡导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纳入我国的法律法规，并且将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意志，内化成社会的行为规范。说到对妇女权益的强调，自然就离不开性别平等这个两性间的永恒话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系统地阐述他关于性别平等的思想，但从他借助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分析人类家庭、氏族的发展中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从母权制占主导逐步过渡到父权制占主导、女性地位下降的社会现实背后是经济因素起了主要作用，从而使家庭形式和社会思想也都受到了影响。

一、私有制的出现是女性受压迫的经济根源

恩格斯指出，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始终是有决定意义的，在氏族社会中，表面上似乎是血缘的作用要大过于物质生产的作用，但进一步探究就能发现，血缘关系之所以能在原始社会中支配着社会制度，正是因为那时候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物质生产尚且发挥不出它的最大功能。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家庭的发展变化、家庭形式的演变也跟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息息相关。氏族发生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到了高级阶段继续发展，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达到全盛，到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渐渐地，“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1]178，这一阶段生活资料明显增多且不相同，经常的交换就成为可能，牲畜是主要的交换物品，它获得了特殊的职能，已经起到货币的作用了。交换起初还是在部落间的氏族酋长中来进行，但是随着畜群变为特殊(私有)财产，个人交换越来越占优势，最终成为了交换的唯一形式，畜群也开始由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过渡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1]180原始分工使畜群成为男性谋取生活资料的新的工具，最后变成他们的财产；而跟男子比起来，妇女的生产仍然局限于家务劳动，显得无足轻重，妇女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家畜、畜群便于养殖、易于繁殖，给氏族带来了新的生活资料，并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食物来源，这类财富的出现，让财产由共产制家户经济形式占有逐渐转为家庭私有，再转为个人尤其是身体条件占优势的男子私有。随着畜牧业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男性的身体优势更进一步地被发挥出来，男性逐渐占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女性的地位不断受到挤压，所谓的专偶制也变成只是针对女性的家庭形式。专偶制家庭是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为私有制服务，在这种家庭中，财富多少决定地位高低，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完全是经济统治的结果，丈夫占有绝对的经济地位，对于妻子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家庭不是以纯粹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组成的，而是为了确认私有财产的需要，这是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典型特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不排除以爱情为基础组成的家庭，但大多数家庭都是受经济支配的，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组成家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这种家庭形式的本质：“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2]403

由此看出，私有制是女性地位下降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女性争取性别平等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在我国社会中存在已久，尽管经过长期教育的普及，女性地位已经有了很大地提升，男女平等也成为更多人的诉求，但恩格斯在《起源》中分析的私有制经济根源问题在这个时代仍然具有共通性。在求职中，大多数工作往往被认为更适合男性来做，成为男性群体的“专属岗位”，女性在工作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直接导致了她们经济来源少于男性的问题，很难成为一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这就使得在家庭这个经济单位中，女性难以受到和男性同等的重视。

二、家庭形式变迁导致女性地位发生变化

在家庭产生以前，摩尔根认为在最初的部落中，最原始状态的性关系是“杂乱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杂乱”不是指淫荡，“杂乱的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1]36，仅仅是指后来的习俗所不允许的在那个时候都是被允许了的而已，往后，由这种“杂乱”的原始状态的性关系逐渐发展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四种主要的家庭形式。

血缘家庭是家庭形式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三代就是三个集团，每个集团内部是共夫共妻的，但不同集团、不同辈分之间是不允许发生性关系的，典型形式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互为兄弟姊妹，也互为夫妻，虽然仍然实行家庭内部之间的内婚制，但是这类家庭形式已经排除了原始状态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发生性关系的杂乱情况，是相对于原始人类的一大进步。普那路亚家庭相对于血缘家庭，又增加了限制，更进一步排除了同辈姊妹和兄弟之间的相互性关系，普那路亚成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互相称呼，普那路亚家庭形式的出现促使人们在家族之外寻找性伴侣，内婚制转变成外婚制，恩格斯强调，普那路亚家庭不同于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后者是群婚“一种十分低级、原始的形式”[1]47，前者则是群婚“最高发展阶段”[1]47。对偶制家庭是在群婚越来越不可能，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情况下出现的，一开始，一个男子在众多妻子中有一个特别的“主妻”，同样地，他对于这个“主妻”来说也是所有丈夫中最重要的一个丈夫，不同的是，全部妇女属于同一个氏族，但男子却来自不同的氏族，长此以往，这对“主妻”和“主夫”在双方的共同意愿之下结成配偶，形成对偶制家庭，群婚也随之发展成个体婚。专偶制的胜利是文明时代开始的一个标志，它的出现是为了确定生父，为了子女以亲生继承人的身份继承父亲的财产，总的来说，是为了继承财产的需要，这样的婚姻关系比对偶制家庭要更牢固，因为双方随意解除关系变得不那么容易，但这种专偶制的弊端在于它是仅仅针对女性来说的，还不同于我们现代社会中的一夫一妻制。

引出母权制氏族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普那路亚家庭，在古代社会，子女是跟随母亲居住的，外婚制使得母亲那一血系的人组成另外的血缘集团，形成自己的风俗制度，母权制氏族就诞生了，可以看出，母权制在人类社会早期占主导，女性的地位在那个时候还是很高的。到了对偶制家庭，相对于以前的家庭形式，是发生了改变，但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导致它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单位，还需要依附氏族才能存在，早期留传下来的“共产制家户经济”并没有解体，仍然是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专偶制家庭本身就是为了确定父亲遗产的继承而出现的家庭形式，不是代表夫妻间关系愈来愈亲密的，而是代表男性对女性压迫越来越深刻的，它改变了母权制占主导的局面，确立了男性的统治地位。通过这四种家庭形式的变换，家庭逐渐成为对女性的束缚，女性地位也开始逐步下降。

过去的封建社会，我国长期实行一夫多妻制，妻子完全是丈夫的附属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扭曲的婚姻关系一去不复返，严格地遵守一夫一妻制，但家庭似乎永远是女性的束缚，几乎所有女性都会面临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问题，这甚至会直接成为女性求职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相反地，这样的困境就极少被摆在男性的面前，养育下一代似乎因为女性独有的生育能力被强加在女性身上，“丧偶式”婚姻成为普遍现象。

三、畸形思想盛行加深女性受压迫程度

在远古时期，人类是生活在母权制下的群居状态，刚刚脱离动物界，人类尚只能确定自己的生母，女性是受到尊敬和崇拜的，但这也不是说男性的地位就低于女性，一定程度上来说，男女是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的，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尚未学会运用多样的生产资料，只能靠集体狩猎和采摘果实勉强保持温饱，根本不存在剩余的生活或者生产资料，也就不存在财产归属于男性还是女性的问题，在个人的观念中，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对于集体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在集体中拥有着同样的地位。到了氏族社会，母权制社会和父权制社会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对男性和女性财产的继承规定，以摩尔根生活的易洛魁氏族为例，一个人去世后，他的财产是归同氏族所有的，男子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和母亲的兄弟继承的，妇女是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继承的，而子女是不能继承父亲财产的，这也就是说，对于子女继承财产来说，母亲的作用要大于父亲。恩格斯又分析了希腊氏族，他指出，希腊氏族超出了易洛魁人那种古老的氏族两个时期，它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这个时候的母权制已经让位给了父权制，但母权制并非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以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1]154，在人们特别是农奴中间，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母权制另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1]154。

在农业社会中，劳动分工逐步细化，公共领域内的职位一般只对男性而不对女性开放，因此男性在公共领域内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女性由于受到养儿育女的限制被固守在家庭领域，家庭内的分工更加两极化。生产力的发展使男性的生理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成为家庭生活所需食物的主要获取者和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剩余财富和产品也主要由男性占有，这种占有从物的占有逐渐演变成对人的占有，女性变成男性的附属品，成为单纯繁衍后代的工具，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似乎越来越不需要女性了，对其的社会价值一贬再贬。

母权制下，女性获得一种天然的尊敬，但也并没有就此贬低男性；而父权制社会下，经济地位高于一切，受身体条件和生育能力的限制，女性往往只被看作具有生儿育女的作用，出了家庭，女性才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被这个社会所包容。现代社会，贤妻良母成为衡量女性价值的重要标准，女性背叛婚姻和家庭所遭受的辱骂远远多过于男性；除此之外，经济实力的悬殊导致女性自身也认为应该听从于男性、需要依附于男性，男女关系越来越不平等，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畸形局面。

四、恩格斯性别平等思想的现代启示

强调性别平等、提高妇女地位，让女性在家庭更要在社会中发挥出独特作用，让妇女也走在时代前列，是推动妇女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步发展重要工作。在经历了时代变迁后，恩格斯在《起源》中所体现出来的性别平等思想依然熠熠生辉，指出了女性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对我国性别平等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建设都具有丰富的指导意义。

1.倡导家务劳动社会化，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家务劳动都被看成女性的主要义务，它的非生产性和私人化特点又掩盖了它的社会价值，使得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比从事社会化生产的男性经济地位要低很多。恩格斯提出，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事务中”[1]180，这就要求在未来的社会中尽可能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让家庭遗产转归为公共社会所有，让家务劳动成为社会维持其成员生存而必须完成的事务，让社会成员不分男女都接受家务劳动的平等分配，这样一来，妇女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其他的劳动中，不再把男子看成自己的唯一依靠，自己也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家务劳动社会化不仅能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特别是男性认识到家务劳动的价值，更能改变传统的按照性别来进行劳动分工的不平等状态。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80，恩格斯认为，除了妇女受家务劳动限制之外，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的生产劳动(而这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家庭来说是最重要的劳动)之外，只要这一情况没有改变，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妇女解放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家务劳动只占用极少工夫的时候，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妇女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跟男子同样重要，剥夺妇女参与公共事业的权利对于社会和整个人类的长远发展都不是明智之举。

一方面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来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让妇女通过参与公共事业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男女在经济上的悬殊才会逐步缩小，性别平等的目标才更有可能达成。只有经济达到平等，才能实现夫妻关系平等的真正一夫一妻制，才能以爱情作为婚姻和家庭的纯粹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88

2.树立正确婚姻家庭观，营造良好的家风氛围

在摩尔根看来，现在所处的家庭形式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与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一样，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也有可能会被新的家庭形式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虚伪性，《起源》中，恩格斯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这一虚伪家庭关系背后的经济本质，资产阶级家庭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丈夫占有绝对的经济领导权，对妻子进行压制，丈夫和妻子之间不是完全平等的婚姻关系，这一关系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家庭中的体现。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未来的家庭关系作出预测，他指出，要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

其一，摒弃“金钱至上”，提倡“爱情至上”，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都很难长久，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无法保证丈夫和妻子始终都处于相等的经济实力水平，一旦失衡，就很容易出现危机，经济条件可以作为我们选择配偶的因素之一，但不宜过分追求，良好的婚姻应该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在夫妻双方拥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基础上，这样的婚姻才有可能保持长久稳定，不会轻易破裂。在社会的不断变革下，未来的发展趋势时，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将归社会所有，妇女为金钱而献身(从而去赎身)的情况将会消失，而专偶制不会灭亡，反而会对男子也成为事实，变成男女平等意义上的专偶制。

其二，倡导平等互爱的相处模式，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组成家庭后，要懂得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丈夫不是统治者，妻子更不是附属者，丈夫和妻子应该拥有平等的地位；另外，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也要给予相应的尊重，学会把孩子当成单独的个体来对待，适度地听取孩子的想法和建议，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3]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每一个小家庭的发展都将影响着社会大家庭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家风也会促进社会文明的提升，家庭的良好发展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奠定着基础。而妇女对于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构建家庭和社会的和睦安宁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广大妇女要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追求积极向上、文明高尚的生活，促进形成良好社会风尚。”[4]不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都要注重家庭建设，注重家教和家风，发挥妇女在树立良好家风中的独特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牢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中华优秀传统家庭美德，建设好社会主义家风，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发展贡献出每一份家庭的力量。

3.借助网络媒介传播，深化性别平等观念

人类为了追求性别平等，付出了很多努力，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性别平等观念我们还要一直强调，过去的阶级社会中，不管权力如何变换，总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性别平等不是追求这样的局面，我们反对男尊女卑，同样地我们也不赞同女尊男卑。现如今，网络群体中很容易因为某一个事件而引起群体对立，极端“男权”、“女权”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大数据和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及时迅速，但其真实性往往有待考证，一旦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激起双方的矛盾，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作为主流媒体，要做好引导作用，把真实性摆在第一位，不能为了抢占新闻的“前排”，就忽略了求证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容易丧失权威性；对于层出不穷的自媒体来说，也不能为了所谓的“流量”和话题度，将失之偏颇的新闻四处发散，一旦出现问题就删除了事，要做好传播媒介，将有用的信息及时地输送出去，发挥网络媒介的积极作用。

强调性别平等不是要搞性别对立，追求性别平等是为了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女性价值的实现也不是以牺牲男性价值为代价的，所以男性对于追求平等的女性不需要有危机感，更不应该有敌对感。性别平等不是一蹴而就的，传统的性别分工是否合理，要依据家庭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追求性别平等不仅仅依靠女性的力量，还要适当利用男性群体；不仅仅要在一个国家寻求认同，更要引起全世界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