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祥

摘   要： 以兰克写作与出版第一本书《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1494—1535》第一册及附本《近代史家批判》时期的来往书信为主要资料基础，结合其他方面的史料与研究，还原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写作、出版以及兰克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的过程。研究表明，兰克能以其第一本书及附本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主要是由于当时普鲁士文化部高官的重视，而不是因为这两本书被当时的德国与普鲁士史学界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著作。兰克得以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固然要归结于他在其第一本书及附本中表现出来的史学才能，但他试图通过出版著作以摆脱个人与研究困境的急切追求，以及出版过程的节外生枝，也给这两本书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关键词： 兰克史学;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近代史家批判;德国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K09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21）06-0122-（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1.06.014

一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出生在时属萨克森选侯国的图林根小镇维厄，1814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与古代语言学，三年后通过口头考试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次年起在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中学任历史与古代语言高级教师。1824年他出版了第一本史学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1 受到了普鲁士政府的重视，被聘任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就此开始了其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史学生涯。

长期以来，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被史学界赋予了划时代的史学史地位。例如，德意志帝国学者恩斯特·伯恩汉（Ernst Bernheim）于1889年认为，兰克的这两本书“真正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对方法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百年后，联邦德国学者约恩·吕森（J?rn Rüsen）也认为，《近代史家批判》在“当时被视为近代史研究划时代的一步”。1 近年来，这种在国际史学界很普遍的对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高度评价受到了质疑。2014年，德国学者君特·约翰内斯·亨茨（Günter Johannes Henz）出版了迄今关于兰克著述史及其学术影响史的最为权威的著作《历史思维与研究中的利奥波德·冯·兰克》。2 在这厚厚的、以极其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的两卷本著作中，亨茨不仅否定了兰克对德国现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地位，也对兰克的第一本书及其附本在德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提出了质疑。3 亨茨研究了当时德国关于兰克第一本书及其附本的各种评论后认为，虽然当时的评论人对兰克的处女作做出了较好的评价，但不存在赋予其“划时代”评价的证据。

亨茨的研究启示我们，学术界关于兰克史学的许多评价包含着不少想象的成分，需要得到更细致的史学史研究的检验。关于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的研究，学术界长期以来的主要兴趣在于其“划时代的”史学史意义的确定以及其中的史学理论观点（例如“如实直书”），4 对其本身的诞生与影响史的研究则重视不够。笔者认为，从书籍史的角度研究兰克第一本书及其附本的写作与出版过程，对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这两本书的内涵以及兰克史学都有着重要意义。就这两本书的诞生史，亨茨在其《历史思维与研究中的利奥波德·冯·兰克》第二册中也有涉及，但篇幅不大，还有许多拓展空间。5

关于写作这两本书的缘由，我们首先可以在兰克1885年的自述中看到比较详尽的叙述。1818年到法兰克福弗里德里希中学任教之后，为了给近代史课程备课，兰克广泛浏览了前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当时在欧洲风靡一时的英国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昆廷·德沃德》（Quntin Ward）中关于昆廷·德沃德、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大胆查理（Karl der Kühne）的叙述与历史资料的记载大有出入。在查阅了当时的外交官与历史学家菲利普·德·康明（Philippe de Commynes）的回忆录以及其他同时代的报道后，兰克确定，司各特所描述的路易十一与大胆查理“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司各特本人知道这一点，却装着相信自己的叙述。兰克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认为司各特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同时他发现，与历史小说相比，史料本身其实“更美、至少更有趣”。他决意在自己的历史敘述中严格遵循历史事实，避免一切想象与杜撰的成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兰克觉察到，在近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F. Guicciardini）与约维斯（P. Jovius）的著述中也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在参考了其他同时代的学者后，他却发现圭恰尔迪尼抄袭了他们的著作。鉴于此类学风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他决定对这个时代的欧洲历史学家进行系统的审读与批判。6

兰克做上述自述时，已经九十高寿，功成名就的他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叙述自己一生的成功史的，对于当年的曲折坎坷只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相比之下，兰克在法兰克福时期（1818—1825年）的书信，则能就其第一本书及附本的产生过程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兰克书信的整理与出版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值得专文论述，这里不能展开，只能提及最有名的书信集。兰克1886年5月去世后几个月，出版商卡尔·盖贝尔（Carl Geibel）就将兰克晚年写给自己的书信结集出版。7 1890年，兰克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多夫（Alfred Dove）在由其主编的《兰克全集》第53—54册的合集中出版了兰克的部分书信。1 1949年，由伯恩哈德·霍夫特（Bernhard Hoeft）新发现与收集的兰克书信出版;2 同年瓦尔特·福克斯（Walter Fuchs）编辑出版了《兰克书信集》。3 1999年，由兰克于1859年创建的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学部决定整理与出版《兰克通信全集》，作为该学部二战以后整理与出版的兰克文集的第五册，以纪念即将来临的建部150周年。4 2007年，《兰克通信全集：第一册1813—1825》面世，5 但不久被指错误极多，出版社与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学部不得不宣布收回。6 2016年，由迪特马·格律帕（Dietmar Grypa）重新编辑的《兰克通信全集：第一册 1810—1825》出版，这是目前关于兰克青少年时代书信最为权威、全面的版本。7 对于本文来说，它尤其珍贵，因为它覆盖了兰克在法兰克福中学工作时期的人生阶段，也就是其第一本书及附本写作与出版的时段，其中涉及这两本书的书信（兰克给他人以及他人给兰克的书信）多达40多封。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兰克这一阶段的书信不能毫无遗漏地重现其第一本书及附本的诞生过程，但却能为我们提供这方面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是研究这两本著作诞生过程以及兰克史学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二

从兰克的书信来看，他有关其第一本书的研究工作应该是从1820年初开始的。其书信中第一封与其第一本书有关的信件是他1820年3月给大弟海因里希（Heinrich，全名为Friedrich Heinrich Ranke）的信。他在其中写道：“假期要来了，一项宏大的工作等待着我，我想学习一点15世纪诸民族的生活，学习一点古代播下的种子的复萌——好像原来的花朵已经没了，凋谢了，但种子被保存着，又发芽了。”8 而第二封相关的信件则已经是兰克1821年7月7日向普鲁士文化部（全称为“宗教、教育与医疗事务部”）发出的信件。在此信中，兰克提出，前法兰克福大学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已经基本看完，希望能够借阅柏林王家图书馆的图书。9 8月13日，文化部长阿尔腾斯泰因（C. S. F. F. v. S. z. Altenstein）回信表示同意，让兰克向柏林王家图书馆馆长弗里德里希·维尔肯（Friedrich Wilken）提出书单，但条件是妥善保管所借图书，并按期归还。10

在上述通信中，兰克还没有谈到要写一本历史著作。当时他可能还没有着手书写，也可能已经开始，但对外就此保密，包括对关系最为亲密的大弟海因里希。1818年8月至1821年期间，海因里希在哈勒大学毕业后到法兰克福投奔哥哥。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当年在兰克房间里的观察：“我看到在书桌上放着一些书，如约维斯与圭恰尔迪尼的著作，后来证明，他正在为他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做准备，重点是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历史。他有个特点，就是不谈他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也是个秘密。但在晚上我们在周边散步的时候，他不可避免地告诉我一些话，我可以从中猜出，他的历史研究的范围有多么广大、多么认真。”11

在初期，兰克尽量就自己的研究计划向外界保密，但到1822年4月，普鲁士政治形势的恶化又迫使他向他人透露这一秘密。这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国的总形势密切相关。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进入了所谓的“复辟时代”，以奥地利与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封建邦国建立了保守与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对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德意志民族与自由运动进行严厉的遏制与打击。1819年，在保守剧作家柯策布（A. v. Kotzebue）被激进学生桑德（K. L. Sand）刺杀后，德意志邦联通过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对大学生组织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打击，并拘捕了爱国体操运动领袖扬（F. L. Jahn）等人。兰克同情大学生运动，并与扬有过密切交往，弟弟海因里希更是扬的积极追随者。兰克曾冒着政治风险向法兰克福区长写信为扬申辩。1 海因里希则因与扬的牵连被普鲁士文官制度拒之门外，未能实现做中学老师的愿望，只能远走巴伐利亚。1822年4月12日，普鲁士又颁布了新的法令，赋予内务部长与文化部长独立解聘有政治问题的牧师与青年的教师的权力，使兰克感受到极大的生存威胁。4月25日，兰克给慕尼黑中学的梯尔施（F. W. Thiersch）写信求救，并在其中提到了他的研究与写作计划：“现在有一件急事迫使我给您写信。在普鲁士国家，对教学与教师的压迫以4月12日的法令达到了一个高度，以至于一个认真细心的人必须逃脱它。这个国家把我从莱比锡的研究工作中聘请到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一所中学的一个高级教师的职位上，（每年）薪金600塔勒尔，（每周）上课20个课时，我任教已经第四年了。但他撕毁了这一我与他在以往一项法律基础上订立的协议。有谁自1819年以来不会预料到这事呢？但是我想完成一项长期的、繁重而严肃的研究工作，它或许能让那些远方的与比我更幸运的人成为我的朋友，信任我。而这点我无法做到了。”2 兰克表示必须离开普鲁士，希望梯尔施帮自己在巴伐利亚的新教城市或者慕尼黑的中学介绍一个教历史与古代语言的教师职位。兰克虽然说主要是难以容忍普鲁士国家的背信弃义而要出走巴伐利亚，但事实上他必须面对因政治原因而被解聘以及自己的研究计划夭折的危险。保护自己“长期的、繁重而严肃的研究工作”，是兰克打算移民巴伐利亞的一个重要动机。

但是梯尔施的回信令兰克非常失望，因为巴伐利亚有着许多可以当教师的人，不需要来自普鲁士的“外国人”。兰克只能继续留在法兰克福当中学老师。苦闷之际，他甚至后悔自己走进普鲁士教育系统，并告诫自己的二弟费迪南不要走自己的路，“它会使我们完全成为公家的奴隶”。3 好在兰克还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还能继续教学工作与个人研究计划。到10月份，兰克可以告知大弟海因里希，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知识与展望”每日都有进展。4 但他的个人生活极其孤独，研究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1823年4月23日，他又写信告知海因里希， “我只有一个痛苦，那就是我自己;只有一种乐趣，如果不是唯一的、就是主要的乐趣，那就是我在柏林的对开本中对人的道德、人的生活与人的历史的小小发现”。 5

到1823年12月份，兰克的研究与写作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他开始联系出版商。兰克给出版商莱默尔（Georg Andreas Reimer）的第一封信虽已失传，但我们可以看到莱默尔的回信。莱默尔把年轻的兰克当作一位普通的作者，把出版其著作当作一笔寻常的生意。他欣然接受了兰克的出版请求，但声明稿费要与销售量挂钩，而且要看内容与形式是否能够通过官方的审查。作为出版商，莱默尔深受普鲁士高压政策之害，借此机会向兰克大倒苦水，并做出深刻的分析：“今天要传播自由言论是困难的，不管它们如何深深扎根于历史的地层中，因为人们想把关于市民社会的危机状态的思想与关于其以往的真实存在一起消灭掉。在一个失去对历史发展的意识的时代，要绕过这一障碍是不容易的。但我们必须做出尝试。”6 1824年1月26日，兰克给莱默尔寄去了“我的历史”（即《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卷”（Das erste Buch，或译“第一部分”）书稿。在附信中，兰克希望莱默尔看了书稿后可以不再为审查问题担忧。他还建议将自己的书放在莱默尔位于莱比锡的分社或者同属于他的魏德曼出版社出版，因为莱比锡属于萨克森，这样可以避开普鲁士的审查制度。最后，他希望尽快听到审查的意见，说这是他最担心的。1

兰克在此刻与出版商联系，决定着手推出自己至此的研究成果，是他经过再三思考做出的一个艰难抉择，因为此时他深陷个人与研究的泥潭之中。1824年2月18日，兰克给弟弟海因里希去信，倾诉了自己内心的煎熬与不安。这段文字较长，但对了解兰克的第一本书及附本的诞生过程很有帮助，值得复述：“亲爱的弟弟，应该从维厄或费迪南那里听说了莱默尔决定出版我的书的事了吧。但还是听我自己告诉你，该书的第一卷已经在审查阶段了。以前我们经常取笑作家们的‘尝试集（Specimima），现在我必须承认，尽管我希望我的书不应该是一个‘尝试集，但实际上它也是。因为还缺很多，我应该读完所有关于这一专题的材料或者我的表述（Darstellung）应该比较完美。尤其这点上，我感到绝望。但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不愿意失去与毁掉我的生活，那么这本书必须为它与我寻找朋友与支持。我希望，你会同意我的做法。我确信，我生来就适合做研究，在世界上别无他用;但我不那么确信的是，我生来就适合研究历史;可是我已经开始做了，我生活在其中并感到我的灵魂是幸福、满足与快乐的：那么我只想抓住它不放，但我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一条件下做好它。已知的资料已经被挖掘干净了，没有价值了。最为重要的资料却无法获取。在柏林，他们都厌倦了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寄书，因为其他人，如果只是读了我所读的资料的四分之一，就能够展示他们所知道的，但我却年复一年地停留在这一懵懂状态之中。”随后，兰克写到他曾写信请求一位与自己“平级的”奥地利中学老师提供资料帮助而被置之不理的经历，“那么其他地位更高的被我求助的人又会如何对待我呢？或许他们有理由这么做。我们必须适应现实存在的状态，包括学术界的现有状态。因为我不能放弃它（历史研究——引者注）而自我毁灭，但又不能在没有朋友与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做;因为我也知道，我不仅仅是这里或那里找到了一些无人知晓的东西，而是至少从远处看到了上帝的存在、可见的行动，感觉到人的灵魂的生活，所以我做出决定，不管别人赞赏还是指责，我都要以这本书走向公众。 但请相信我：我宁愿还有几年的闲暇时间与满满一屋子的书籍和资料，以及一个朋友——身边一个真正我可以倾诉的人;因为我想，我幻想在做一本说得过去的书——不，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做一个关于真正的人、真正的上帝，以及真正发生过的历史的真实的报道。”兰克还提到，他也想请一位懂行的朋友维肯（Wiecken）帮自己看看书稿，提一些修改意见，但也深知，他人只能修改单个细节，不能改掉贯穿全书的、本质性的东西。“这些任何审读都不能给我。我只会给维肯带来工作与劳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经常彻底绝望。”他请求弟弟为自己的书向上帝祷告。2

为了摆脱绝望的工作环境，获得外界更多的支持，兰克决定推出还不成熟的研究成果。但出版商莱默尔的“工作效率”，还是出乎兰克之预料。1824年4月9日，莱默尔去信给兰克，告知其著作的“第一卷”已经通过了官方审查，3 并且已经开印了，让兰克大为惊讶。在4月12日的回信中，兰克指出，这是一个误会。他寄给莱默尔的，不是已经完成的书稿，只是送交官方审查的“检样”，看看这样写是否可以通过官方的检查，书稿本身还有许多需要补充与修改的地方。针对这一沟通“事故”，兰克提出，解决的办法是要么停止印刷与推迟出版，要么在现有书稿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补救。考虑到第一种办法会给出版社带来经济上的损失并影响参加9月底的书展，兰克还是建议采用第二种办法。他尤其还想加印一部分“批判性论文”，说这部分内容走的是一个新路子，会在每个公正的读者眼中赋予这本书真正的价值。这就是后来的《近代史家批判》的起源。另外，原来的书名《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应该改为《1494年以来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册，附对历史学家的批判》（Das erste B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Nazionen seit 1494. Nebst einer Kritik der Geschichtschreiber ），因为以现有书稿为主体，内容太少，如果还用原来的书名，就显得有些“可笑”了。1

据兰克1824年10月8日给弟弟海因里希的去信，在4月至7月之间，他对书稿进行了补救性修改，完成了两本书。到7月底，“第一本书除了前言我已经完成了，第二本除了附录也完成了”。“首先是1494至1535年的历史，但先只写到1514年……总的来说，你会相信，我自己还很不满意，但令我欣慰的是，它们的具体内容涉及一些杰出的人物、值得关注的格局与状态，对于我们所有人直到今天很重要，直到现在还没有在一本书中——既没有在一本同时代的，也没有在一本后代的书中——以这种真实性被叙述过。”“但是书的表述很差，有时让人疲惫，完全没有我试图赋予它的丰富性。”随后兰克讲到了第二本书，即后来的《近代史家批判》的产生过程：“这是第一本书，另一本完全属于它，但它有一定的独立性，是纯批判性的。你可能会想起那本写满字的（或者还没有写字的）对开本，我把我关于历史学家的笔记写在上面。不可避免的是，我必须就我对这些历史学家的处理自己进行一点论证。我把那個对开本变成了一本四开本，它将印成一个八开本，有人预言我这本书会比另一本书更加成功。”2 兰克还写到，从8月1日起，到9月初，他先后前往了柏林，拜会了出版商莱默尔，经莱默尔引见也拜见了文化名人范哈根·冯·恩泽（K. A. Varnhagen von Ense）。随后他又前往印刷厂的所在地哈勒，并见到了在哈勒大学学习的二弟费迪南及其未来的连襟、哈勒大学南欧国家语言学教授布朗克（L. G. Blanc）。应费迪南的请求，布朗克表示愿意作为专家给兰克的书稿把把关。兰克将已完成的书稿交给了印刷厂，并带走了已经印出的几个印张的校样;然后兰克与费迪南一起步行到老家维厄，又乘车到爱尔福特，最后回到法兰克福，在那里把还缺少的第一本书的前言写好，寄给了费迪南。兰克谈到的预言第二本书即附本会比第一本书更加成功的“有人”，应该就是指布朗克。9月4日，费迪南写信告知兰克，“布朗克开始看那本批判性著作，对它非常喜欢。他说，这本书是主要的;你可以以此跻身于我们时代的一流历史学家的行列”。3 这一消息显然让兰克松了一口气，专家的意见证实了他自己的感觉。

当时还没有打字机，印刷厂排版工是直接用兰克的手稿进行排版的。由于兰克急于赶稿，手稿多处存在语句不通或字迹不清的问题。1824年10月26日，负责与印刷厂联系的费迪南给兰克写信，平时对大哥十分尊敬的弟弟不客气地写道：“但我必须严厉地责怪你。我认为，你不够珍惜你的排版与校对。我看了所有印刷错误，并比较了你的草稿，我发现，绝大多数是你的错，因为写得太潦草。我不懂，为什么你的草稿看上去很好看，但又那么难读。”4 而兰克自己在看校样时又不断发现错误。11月3日，兰克给费迪南紧急去信，告知又发现了一个书写错误，请费迪南删除自己多写的一个字母，并提出了一个令人诧异的处理办法（如果来不及删除的话）：“我真心希望，这封信在‘历史（指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引者注）的勘误表印出之前送到。因为如果我没错的话，我是如此的大意，把单词Zlemsan写成了Zlemslan，而且两次。但只有前一个是对的写法。这一错误让我很担忧。我请你让人删掉这个l。如果不可能，那就不要对任何人说。那我们就必须看，是否有人自己会发现这一错误……”5 但费迪南于11月6日回信说，兰克来信已经太晚，样书已经寄给柏林的莱默尔了;莱默尔催促印刷厂主班奇（B?ntsch）快送，并认为因为班奇的责任，已经错过了做广告的最佳时间;班奇担心以后不再有莱默尔的订单了。费迪南只能给莱默尔写信，推托说拖延是因为作者兰克不在印刷厂的所在地哈勒，是不能及时沟通所致。6

兰克于1824年11月13日收到费迪南的来信后，急忙给莱默尔去信，表示“要向您忏悔两个错误。一个我只想保持沉默，而另一个必须说出来”。1 接着他向莱默尔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对书稿没完没了地进行修改：“我有一个特别的偏好（Neigung），总想把我所有写的东西修改十次。与那些从来不删节自己写的东西的人相比，我很不同，这对我自己不利。”随之他解释了两个重要的修改：一是书名，把原书名《1494年以来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册，附对历史学家的批判》改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1494—1535：第一册》（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lker von 1494 bis 1535. Erster Band）。理由是，“这一修改，把著作的范围最为准确地划定，对书只会有好处。如果我保留了原书名中的‘1494年以来的，那么人们一开始会以为这本书有很大的篇幅，发现它篇幅太小后会感到不满”。这样改“不会有坏处，因为许多人对这一具体而本身很有吸引力的时代的较小的篇幅感兴趣”。二是，兰克还指出，在为书展准备的目录里，附本《近代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的副标题“其罗曼与日耳曼史的附本”中把“Beylage”（附本）写成了“Beitr?ge”（论文），应该纠正，正确的副标题是“Eine Beylage zu dessen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Geschichten”。最后兰克为印刷厂厂主班奇求情，认为班奇工作做得不错，拖延不是班奇的责任，请求莱默尔以后继续与他合作。2 12月初，《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册》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终于在莱默尔的出版社出版。

三

兰克急于推出这两本书，目的是引起普鲁士与德意志社会政治与学术精英的关注，获得他们的支持，获得更好的研究与工作环境，进而做出更为杰出的研究成绩，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在两本书出版后，兰克开始向普鲁士与德国的政治与学术精英寄出赠书，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与支持。首先需要争取的是普鲁士文化部的高级官员。兰克先给普鲁士文化部长阿尔腾斯泰因、教育司司长康普茨（C. A. C. v. Kamptz）、中学处处长舒尔策（K. H. Schulze）寄书，在附信中，兰克请他们审阅自己的研究成果，如果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话，希望他们提供帮助，给自己一个新的、更好的工作环境，以继续已经开始的历史研究。3

同时，兰克也给几个知名以及自己熟悉的历史学家寄出自己的著作，其中包括刚从普鲁士驻梵蒂冈大使任上返回柏林的罗马史权威尼布尔（B. G. Niebuhr）。在附信中，兰克写到自己在大学期间就读过尼布尔的罗马史，这是他最早看到的德国人写的历史著作，他在为期七年的中学教学中也经常参考它们，因此“在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了您的教导”。而现在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使用了已经出版的资料，但第二部分则需要使用还没出版的资料。因此他希望能够使用罗马阿尔梯恩（Altien）侯爵图书馆近三百年来的丰富资料，请求尼布尔提供帮助。为此，兰克将其语言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不向您——对古代史进行新批判研究的创始人、所有德国人与新教徒在罗马的支持者、实际上的庇护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求助，那又该向谁求助呢？16世纪的全部历史需要来一次彻底的批判性修正，没有那些资料工具是不可能做到的。仁慈而尊敬的先生，我不敢奢望，受到国家如此大力的支持，可以自己去寻找它们。可否以普鲁士与您的名义进行这项研究呢？在我决定完全献身于这些研究的一生的任何一天，我都不会停止因您如此巨大的帮助对阁下感恩戴德，而且要尽力表示谢意。我也深信（我对您的所有了解，让我深信），我能够从您那里得到一些关注，如果这两本书的思想、研究与性质不完全让您反感，如果您没有理由担忧，我完全没有能力从事这一浩大的工作。”4 兰克给尼布尔的信是一位卑微的青年学者对学界泰斗的攀附之举，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或许他给尼布尔寄书与写信的目的只是让后者知道自己的存在，他提出的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十分庞大，不是很现实，并没有真正希望获得支持。尼布尔是否回复，不得而知，在现存的兰克的书信中没有尼布尔的回信。

但普鲁士文化部的高官对兰克的著作与信件做出了很积极的反应，尤其是教育司长康普茨。这位普鲁士高压政策的代表人物，对民族与自由运动的打压十分残忍（如对兰克的出版商莱默尔），却对学术才华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对发现的优秀人才如获至宝。在阅读了兰克的著作后，康普茨敏锐地觉察到兰克的史学才能与发展潜力，迫不及待地要将兰克提拔到大学史学界。1824年12月22日，他给兰克回了一封极其热烈的信：“请允许我真誠与善意地祝贺您出版这些非常优秀的著作，通过它们您为真正的历史研究与才华提供了光荣的证据。……我急切地期望，您能够全身心地，在一个安全的、实际的事业中献身于这个需要根本支持与重建的、您在其中如此荣耀登场的专业。如果有机会，您是否愿意接受一个大学的教授位置？请不加保留地告知我您的想法;如果您有意，我将一有机会便向部长推荐您，并推进您的聘请。”1 与兰克有些私人关系的中学处处长舒尔策也于24日（平安夜）给兰克回信，答应考虑其更换工作的请求，但措辞平和。2 而康普茨在收到兰克23日肯定的答复后，又在26日回信：“我非常急切地希望将您在这里聘任为历史教授。这在现有财政状况下是有困难的，但是可能的与可行的。希望部里对您的答复能够取得突破;请耐心等待，请相信部里。请您在此期间继续您优秀而细致的研究工作，并相信，您生活在一个尊敬并突出真正的贡献的政府之下。”3 康普茨深知兰克兄弟对普鲁士国家高压政策的不满，因此他极力想打消兰克对政府的政治顾虑，把他留在普鲁士。在收到如此积极的回应之后，兰克大受鼓舞，又趁热打铁，于28日给文化部写信，展示了自己宏伟的完成著作第二部分的研究计划，列出了他计划到柏林、维也纳、罗马、巴黎、苏黎世、伯尔尼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查阅的原始资料的目录，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4 兰克的研究计划更加强了文化部高官对其研究能力与发展潜力的信心。

1825年1月31日，文化部长阿尔腾斯泰因给兰克来信，表示将考虑为其更换工作，使他能够进入一个能发展其“无疑存在的、值得期待更大成就的才能”的工作。5 3月21日，阿尔腾斯泰因又来信，提出可以给兰克在柏林大学一个历史系副教授的位置，年薪500塔勒。虽然比兰克目前的收入还低100塔勒，但还有望获得不菲的讲课费。6 兰克欣然接受。到此为止，兰克及其兄弟与普鲁士国家的政治隔阂也烟消云散。得知好消息的费迪南于3月31日来信祝贺：“普鲁士国家是多么公正，它不会不奖励成就，它马上认可它。并且通过行动证实这一认可。你的父母因你而极其幸福。”7 同日，文化部给兰克发出了正式任命书。8 4月2日，兰克给弟弟海因里希写信告知，“我不能更长时间地瞒着你，我将在下一个25日上任这里大学的副教授。是的，我亲爱的，某些老想法与愿望最后还是会实现的。”9 至此，兰克终于以其第一本书及附本进入了普鲁士及德意志大学史学界的大门。

四

从书籍史的角度梳理兰克在法兰克福中学期间（1818—1825年）的有关通信，我们可以就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诞生以及他进入德国大学史学界的过程得出一些更为具体而确切的认识。

首先，兰克能够以《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 1494—1535》第一册及附本《近代史家批判》敲开德国大学史学界的大门，不是因为当时普鲁士与德国史学界普遍视这两本书为“划时代”的史学著作，而是因为具有学术洞察力的普鲁士文化部高官（尤其是康普茨）在其中发现了兰克值得栽培的史学研究才能。第一篇关于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的书评发表在1825年2月15日，是由兰克熟悉的文化名人（但非历史学家）范哈根写的，其中也写到，如果让兰克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他会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似有推荐兰克去大学工作的意思。1 但此时普鲁士文化部已经基本决定让兰克去大学工作。推动兰克进入大学史学界的力量不是来自史学界本身，相反，到1828年，还发生了黑格尔的学生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对兰克著作的猛力攻击。2 兰克第一本书及附本到初版50年之后的1874年才再版，也说明其间德国史学界没有对它们产生浓烈的兴趣。

其次，兰克之所以能够以其第一本书及附本敲开德国大学之门，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因为其著作的学术含金量。兰克能够在中学教师的岗位上，以很有限的研究条件，取得这一不俗的成绩，要归结于兰克的学术天赋与勤奋认真。不过，兰克的初期研究成就在1824年以这两本书的形式面世，也是他试图尽快摆脱当时的个人与研究困境的策略的产物。在法兰克福中学时期，兰克在政治上受到普鲁士高压政策的压迫，教师位置朝不保夕，其研究因资料的匮乏而难以深入与完成。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他决定暂时放弃完美主义的目标，先将有价值的初期成果推向公众，以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获得更好的研究与工作条件。最终兰克的策略成功了，但这一“急功近利”的策略也对其著作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兰克必须将现有的、还不完整的成果打扮成完整的成果，并把最有价值的部分突出呈现出来。追求经济效益的出版商也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莱默尔的过早开印，逼出了兰克的“两本书”的紧急处理办法。兰克只能在时间的压力下赶稿并进行装饰性包装。经过两次修改，第一本书的书名涉及的时间范围才变得与有限的内容更为契合。“第一册”的说法，成功遮掩了还没完成的后半部分。而最有价值的部分在附本中得到突出。另外，在第一本书的前言中，兰克也讲到，这本书的内容，是“Geschichten”（德语单词“历史”的复数），而不是其单数的“Die Geschichte”。了解了他给莱默尔信中关于书名修改的解释，我们也可以确定，用复数的“历史”，其目的实际上与对书名所涉年代的具体化与收窄化的目的是相同的，也是为了缩小该书的涉及面，把书名缩小到其实际的、有限的内容范围内。在这里，复数的“历史”（Geschichten），就是“一些历史”乃至“一些故事”的意思，而不是单数的“历史”（Geschichte）所含有的“主史”“本史”的意思。兰克这么做，虽然从学术上来说是合理与准确的，赋予了第一本书的内容一个合身的标题。不过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减少著作因标题与内容的反差而存在的被攻擊面，让它们更好地被社会上层接受。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思考，兰克这里的概念使用是否别有深意，是否有意在与当时德国史学界复数的历史概念向单数的历史概念过渡的趋势背道而驰。或许，第一本书前言中那句并不显眼，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话，即“以往人们赋予了历史学评判过去、为了未来而教育同代人的职责，眼前的这一尝试不承担这些崇高的责任，它只想显示历史的本来面目”（er 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3 也应该从兰克为自己的著作“减负”的角度来解释。

最后，如前所述，史学界长期把兰克作为现代历史科学的创始人并把他的第一本书及附本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著作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来自史学史研究的有力质疑。或许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即史学理论研究一般会高高在上地认为纯粹的历史研究或史实研究缺少对本身隐性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史学史的史学理论研究也很容易陷入同样的陷阱。把兰克当作现代史学开天辟地第一人，把其第一本书及附本作为现代史学“开山之作”的做法，其实也源于缺少反思的“断代强制”思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史学理论研究也需要接受史学史研究的“再检验”，而书籍史角度是史学史研究值得开发的一个新维度。

The Birth of Rankes First Book and Its Supplement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 Letters

JING Dexi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respondence letters during the period when Leopold von Ranke wrote and published the first book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from 1494 to 1535 and the supplement Criticism of Modern Historians as the main data basis， the paper combines with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and restores the writing and publishing of Ranks first book and its supplement， and the process of Ranks entry into the history of German universiti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Ranke was able to enter the field of German university history with his first book and its supplement， mainly because of attention from the high officials of the Prussian Ministry of Culture at the time， not because these two books were regarded as epoch-making historical works by the German and Prussian historians at the time. It was due to his historical talents shown in his first book and its supplement that Ranke was able to enter the field of German university history. However， his eager pursuit to get rid of his personal and research dilemma by publishing his works and the newly appeared affairs of the publishing process have also been clearly branded on these two books.

Key words： Rankea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from 1494 to 1535; Criticism of Modern Historians; history of German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