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连英

(安徽三联学院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异国情调就本质而言，是人们对差异性或多样性的感受和表述，它表明异域文化具有与本土文化相异的特质[1]。差异的存在会引发人们对“异域”和“本土”进行对比，探究差异表象下的本质，并在考察他者的同时反观自我，确认自我的身份地位。因此，“异域”暗指地理特征、民族历史、社会风貌、价值观等文化差异，“情调”则反映了自我经过对文化考察、对比、理解与过滤后对他者的态度。文学中的异国情调说明文学家对陌生现象的关注，对异域文化的向往之情，是文学家的一种叙事风格和审美情趣[2]。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异国情调直接表现为文学家对异域文化的利用，将异域文化融入自己的作品中，构成塑造异国形象的重要元素，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在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中，异国情调被看作是一种文学实践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旨在构建“他者”形象，通过对“他者”的言说，实现对自我的探索。简言之，文学的异国情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性背景为文学作品增添异域色彩，也可以作为文学家想象的空间，满足创作者扩张想象力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异国情调可以成为建构异国异族形象，反观自我和实现自我探索的话语”[1]。 《叶之震颤》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最具有代表性的短篇故事集，收录了6个发生在南太平洋小岛上的故事，包括《麦金托什》《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阿赤》《池塘》《火奴鲁鲁》以及《雨》。毛姆的这些短篇故事以南太平洋欧洲殖民地为背景[3](P3)，弥漫着浓郁的异国情调，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通过文本细读，本文将探讨异国情调中的民族性构建问题，并分析南太平洋岛民的“他者”形象，挖掘毛姆短篇小说中的异国情调以及“他者”形象对实现“自我”探索和“自我”认同的作用。

一、《叶之震颤》中的异域风情与民族性建构

(一)异国情调中的乌托邦构想

毛姆笔下的异国情调包含着一种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种色彩始终贯穿于他的短篇小说中，与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描写如影随形。众所周知，南太平洋群岛有着和欧洲完全不同的、神秘而美丽的自然风光。这些自然风光与建筑、器物以及南太平洋群岛的土著共同构建了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背景，不仅丰富了这些短篇小说的审美趣味，还蕴含着西方民族性的建构问题。对于充满异域风情的南太平洋，毛姆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塑造它的自然景观。例如在《麦金托什》中，伊甸园般的塔鲁阿岛上，椰树间青草覆盖的小路、钟型的小屋让白人沃克尔驻足欣赏。在《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塔希提岛上平静碧蓝的礁湖、美轮美奂的小岛、变化无穷的大海和天空、宁静别致的生活让爱德华迷恋不已，让他甘愿放弃心爱的未婚妻。在《池塘》中，毛姆描绘了充满原始神秘色彩的森林，其中“奇树盘根错节，灌木繁茂丛生[3](P132)”。在《阿赤》中，颜色变化无穷的礁湖像是一座神奇的花园，幽蓝色的大海犹如《荷马史诗》中希腊的海，萨摩亚岛的美缺乏现实之感。如上所述，在毛姆的笔下，南太平洋群岛的自然风光浪漫、迷人、如诗如画，同时它又充满原始、神秘色彩。跟随作家的笔触，我们发现《叶之震颤》中的故事均以殖民地时期的异国为背景。在现实中，殖民地时期的南太平洋群岛政治黑暗、社会腐败[4]；然而小说中的南太平洋岛国却被塑造成了一个原始而美丽的“桃花源”，显然，毛姆有意识地消解了南太平洋岛国遭受殖民统治的悲惨经历，并以乌托邦形象取而代之。20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的鼎盛时期结束，英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开始质疑昔日的信仰，导致他们的精神危机爆发[5]。毛姆和其他英国群体一样试图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将目光投向南太平洋。南太平洋美丽的自然景观充满了浓郁的异国情调，是一个远离西方文明的世界，给疲惫的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宁静的疗养之所。因此，南太平洋自然风光的乌托邦化建构直接反映了西方人逃离工业化文明的精神诉求，揭露了西方人的生存困境。

(二)异国情调与西方文明教化

毛姆小说中的异国情调反映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在《叶之震颤》中，毛姆用饱含深情的笔调赞美了南太平洋群岛的迷人、浪漫、宁静的自然风光。然而细读之，则不难发现，让毛姆和西方人所沉醉的不仅是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更是西方文明带来的优越感。毛姆笔下的南太平洋群岛是自然原始的、未开化的，这意味着南太平洋群岛的落后，同时也暗示着这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地方，透过这美丽的风景，西方人看到的是当地的经济价值。例如《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的巴纳德并未被美丽的风景所吸引，而是被当地的无限商机所震撼。同巴纳德一样，更多的西方人只是将南太平洋群岛看作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场所，试图将西方文明强加于此。由此可知,对于南太平洋的自然景观，毛姆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毛姆向往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另一方面，他又厌恶当地的落后，觉得需要西方文明的教化。小说中，作家还介绍了萨摩亚人建造房子的方式，用几根细树干围成一个圆圈，屋顶由茅草做的，百叶窗帘是椰树叶做的。萨摩亚人的房子取材于自然，房屋四面开放，在西方人看来这些房子是原始、落后的表现，与西方文明格格不入。此外，小说中多次描写了脏乱、破旧、粗陋的当地土著人的房屋。这些人文景观描写隐含着毛姆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认为当地土著无法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房屋才会脏乱无序，是需要西方文明教化的。

(三)异国情调与女性化风景

南太平群岛的自然风光描写是毛姆增加小说异域情调的一种手法。除了描写南太平洋上的小岛、礁石、大海和森林外，毛姆还热衷于描写南太平洋地区的椰树。南太平洋岛国地处热带地区，这里椰树繁多。岛上随处可见的椰树，在毛姆的笔下也成了增加异国情调的具体表征。在《阿赤》中，水边的椰树“就像是一群跳芭蕾舞的老处女，年迈色衰，一身轻浮，惺惺作态扭捏顾盼[3](P98)”，又“像女人一般稀奇古怪，也同样虚荣，站在水边整天看着自己的倒影[3](P102)”。在《池塘》中，椰树的形象是“轻浮而优雅[3](P133)”“柔韧优雅富有魔力[3](P135)”。显然，毛姆已不自觉地将岛上的自然景象和女性联系起来，赋予了南太平洋岛上的自然景物女性化气质。“轻浮”“虚荣”“古怪”和“魔力”不仅适用于女性，同样适用于南太平洋的环境。不管是女性还是环境，在优美的外表之下都隐藏着危险，受到西方殖民者的双重贬抑。跟随毛姆的笔触，我们不难发现，他喜欢塑造女性化的自然，将女性气质赋予太平洋上的小岛、山峦、植物等。正如其他学者所言，这些南太平洋景观的性别化描写与父权制话语不谋而合[6]。在毛姆和西方人的眼中，南太平洋群岛成了等待被征服和教化的女性。在《性的政治》一书中，当代女权主义者凯特·米丽特将种族关系与两性关系进行类比，认为这两种关系实质上都是政治关系，都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关系。[7](P37～38)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为女性化的南太平洋群岛是欧洲殖民者展现其男性气概和殖民能力的表征，这本身就具有异国情调。

(四)异国情调与多元文化书写

南太平洋群岛作为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场所，虽以描写西方侨民的生活状态为中心，但当地的自然风光、土著居民、殖民地的多元文化背景是构建“异国情调”的重要元素。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南太平洋群岛，多民族混居、多元文化并存是毛姆构建异国情调又一重要的手段。《叶之震颤》中的故事中融入了不少中国元素[8]。故事发生于南太平洋，但是却频繁涉及中国人形象，诸如《麦金托什》中的中国厨子、《阿赤》中的中国仆人、《雨》中穿长袍的中国人。这些中国元素成了毛姆建构异国情调和异域想象的多元文化要素之一。除此之外，毛姆笔下的火奴鲁鲁也格外具有异国情调。火奴鲁鲁是一个多族混居、多元文化杂糅的殖民地，聚集了各色人种。他们语言不同、思想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火奴鲁鲁被塑造成是一个东西方文化汇合，新旧事物摩肩接踵之地；更是一个格格不入、杂乱无章的杂糅的社会。火奴鲁鲁的多元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激发了毛姆和其他西方人对异域的想象。由此可见，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毛姆描写的火奴鲁鲁格外具有异国情调。

二、《叶之震颤》中异域的“他者”形象

(一)边缘化的无名者

在《叶之震颤》中，6个故事的背景均为南太平洋群岛，但是毛姆关注的群体是西方侨民在南太平洋群岛上的生活，岛上的原始居民以及东方侨民都是故事的“调味剂”，用来添加了故事的异国情调。在这些短篇小说中，西方人大多都有自己的姓名，即便是一个小配角也不例外。然而，与西方人物不同，这些南太平洋群岛岛民在小说中，大多时候被称为“当地人”“卡纳卡人”“混血儿”，诸如此类的称呼剥夺了他们的个性和主体性，似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如在《火奴鲁鲁》中，“混血儿一个个整洁漂亮[3](P177)”；又如《麦金托什》中，“卡纳卡人宁愿出卖灵魂来换取各种奢侈品[3](P20)”。可见在作家的心中，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居民已经被边缘化了。显然，毛姆试图通过言说边缘化的“他者”，从而巩固西方人“自我”的中心地位，使“自我”的优越感得以确立。

(二)沉默的失语者

沉默无语是毛姆小说中南太平洋群岛上原始居民的共同特征。在《叶之震颤》中，当地人并非不能言说，只是毛姆让他们进入了“失语”状态，成了“隐身人”，相反毛姆是通过他们动作、声响来塑造异国形象。毛姆笔下的异国形象是沉默的，不仅仅是因为当地人的不自信、虚张声势，还因为他认为当地人是野蛮的、低等的，在文明的、高贵的西方人面前，他们不配说话，只能沉默。如《麦金托什》故事中，当地人找到沃克尔讨要修路费时，他们“一个个相当平静，并没有争辩[3](P20)”“只是耸耸肩[3](P21)”，即便面对谩骂时，也是沉默无语，不敢言说。在《火奴鲁鲁》中，白人船长巴特勒的助手面对当地女孩时有语言的交流，但是一旦交流的对象换成巴特勒时，他立刻变成了沉默的失语者。在整个故事中，毛姆几乎没有让助手言说，只有对助手的“恶狠狠”的眼神、“恶魔般的怪笑”[3](P196)以及他的动作进行了描写。如上所述，毛姆小说中的异国形象，是沉默失语的“他者”形象，是相对于西方人而言的“他者”。

(三)野蛮的无知者

作为一位生长于西方文化中的作家，毛姆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习惯于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异族文化。南太平洋群岛的岛民在毛姆的小说里常常以“野蛮人”“无知者”的形象出现。认为当地人穿的“帕瑞欧”“缠腰布”和“黑色宽松的罩衣”是野蛮人的穿着。如《麦金托什》中，酋长的儿子马努马 “为了证明他不再是野蛮人所以没有裹缠腰布[3](P20)”，而是像西方人一样穿一条粗布裤子。此外，毛姆的小说中多次提到了当地人的舞蹈，是“野蛮人的舞蹈[3](P97)”，这种舞蹈“既粗鲁又原始[3](P97)”，是“兽性之舞[3](P98)”。在毛姆的小说中，当地人除了以野蛮人的形象出现外，更是以无知者的形象出现。当地的土著居民被当作是异域风景中移动的影子，爱恨感知仅仅处于孩童时期。在《麦金托什》中，白人长官沃克尔把当地人当作自己的小孩，认为他们是需要西方人领导和照顾的对象，而且对自己能够对当地人施加影响力而感到骄傲。在《阿赤》中，白人尼尔森认为，阿赤和萨利的一见钟情，是野兽间相互吸引的爱，是纯然、简单的爱。最后阿赤的离开，尼尔森认为是阿赤心智渐渐成熟导致的，所以他才会说“人一旦育发了灵魂，他便失去了伊甸园[3](P109)”。萨利和阿赤的爱情悲剧是无可避免的，因为阿赤始终无法忘记西方故乡的记忆，摆脱不了西方文明的影响。

(四)令人讨厌的“下等人”

当地人或混血儿还被塑造成了令人讨厌的“下等人”。在《麦金托什》中，混血儿在白人麦金托什面前“一身奴性，卑躬屈膝，谄媚逢迎[3](P33)”。毛姆关于混血儿的描写再次显示了他把当地人当作是“下等人”。马努马在麦金托什面前哀求着，完全一副乞丐样，令人生厌。《池塘》中，当劳森看到黑皮肤的混血孩子时，他想到的是混血儿身上的特征自然地将他们与白人分开，当地的血统只能拿少量的薪水。这些都说明当地人和混血儿在白人眼中就是下等人。劳森被白人老板开除了后，失去了工作。尽管混血给他的工资更高，但他十分痛恨听从一个混血儿的指令，而且说“哪怕我还有一口气，就不会为一个黑鬼干活[3](P154)”。由此可见，毛姆笔下的当地人和混血儿都是讨人厌的“下等人”，无论毛姆是否意识到自己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他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就是白人天生比其他种族的人优越。毛姆塑造的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和混血儿均具有奴性，并甘愿屈居于白人之下。

三、《叶之震颤》中的自我身份构建和反思

(一)异国情调与毛姆的自我探索

异国情调在毛姆的作品中既引发了读者对南太平洋的想象，同时也是毛姆自我身份确认和自我反思的一种手段。在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人是毛姆作品中重点关注的对象。但与其他同时期描写殖民地生活的作家不同，毛姆并没有着重渲染异国情调和殖民扩张。毛姆将西方人投身到异域环境中，通过描写他们在完全不同的自然、文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来实现自我探索。在《叶之震颤》中，西方白人都处于叙事的中心，叙事也主要在于描述西方人在南太平洋环境中所遭遇的种种考验或者他们的心路历程；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当地人、物件等都变成了“异国情调”。某种程度上，毛姆把“异域”当成了试验场，他将西方人置于异质文化中进行审视，从而进一步考查西方文明。换言之，毛姆将“异域”当作一面镜子，让西方人用以反思自我，探索自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异国情调”在毛姆的小说中就只是“配角”，它的作用就是凸显主角的特征。在《麦金托什》中，白人长官沃克尔“有效地统治着自己小小的王国[3](P13)”，可见“异国情调”的在场，确实衬托了西方人的“优越”。毛姆笔下的西方人，或是因生病而逃离到岛上，或是被流放到岛上的，他们大都是流亡到南太平洋，是西方文化的边缘人。具而言之，西方人的优势是通过“他者”的衬托才得以实现，而异国情调就是毛姆所提供的那些起着陪衬作用的“他者”，通过“他者”的言说不断实现自我探索。

(二)异国情调与自我思辨

异国情调是毛姆作品中重要的元素，其中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建筑、器物的描写隐喻着毛姆乌托邦式的想象。在《叶之震颤》中，毛姆描绘了大量的南太平洋自然风光，这些自然风光装点了西方社会文明，也因其异于西方现代社会，才使作品洋溢着异国情调。同时这种异国情调也反映了他对自然原始的生活的认同。通过他对南太平洋自然风光描写不难看出，毛姆是向往南太平洋的，当地的自然风光对毛姆和其他西方人有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相反，西方的城市在毛姆的作品中则是阴暗的、混乱的。具而言之，在《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中，芝加哥是“一座阴沉、灰暗的城市，到处都是石头建筑——就像一座监狱——还有无休止的混乱[3](P86)”。在《火奴鲁鲁》中，英格兰、伦敦“冬日午后自然是乌云低垂，天光惨淡，让人意志消沉[3](P176)”。毛姆笔下的南太平洋与西方的自然风光完全不同，她充满异国情调，她美丽迷人，充满原始野性之美。如上所述，毛姆对西方工业文明城市是厌恶的，他向往的是未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破坏的自然。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与嘈杂拥挤的西方景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正是将异域文明投射于自身文明的期待视野中，将异域文明定义为“他者”，因此，异域文明折射的仍是西方自我意识、欲望的转移，是对西方自我的评价和反思[9]。毛姆试图以“他者”为参照，表达对西方的生存环境的不满，试图将南太平洋群岛塑造成乌托邦式的栖息地。毛姆始终以西方文化视角注视着南太平洋，所以他塑造的南太平洋是理想化的，存在着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综上所述，这种对他者文化的认同恰恰是对自我的反思。

(三)异国情调与文化认同危机

在毛姆的作品中，异国情调隐喻着危机，在鼓吹文化优越的同时，西方文明也不由地流露出一种恐慌的心态。《叶之震颤》中，这些西方侨民大多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必须长期生活在陌生的南太平群岛上，他们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压抑始终无法排遣，只能梦想逃离异国。但是，这些西方侨民久居海外，生活与西方本土国家长期脱节，即便是返乡也只能是西方文化中的边缘人，难以融入主流的社会中[10]。这种困境让这些西方侨民无法挣脱精神和身份的双重危机。小说中，毛姆讲述了“流浪”在南太平洋群岛的西方人的生存状况,在异质文化刺激下,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认同危机,开始自我发现和追寻,激发了他们重新认识自身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毛姆不断地将西方人的文化身份置于异国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一方面揭示了西方人在强势的西方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冲突中，西方人主体身份认同的迷茫与错位；另外一方面也表明了西方文明在异质文化背景下并不总是自信的。《叶之震颤》中几个故事的主人公最后都是悲剧性结局，暗示着西方文明遭到了“他者”文化的反向渗透。在《池塘》中，劳森无法将自己的爱情移植到自身的环境中；而在陌生的环境中，劳森既无法放弃自己的“旧身份”，又融入不了异域文化中，最后只能落得伤痕累累。劳森的死隐喻着西方文明和殖民地土著文明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通过异国情调的书写，毛姆揭示了西方人既对自身文化身份感到优越，又对他者文化心存恐惧的矛盾心理。

四、结语

异国情调是作家对异域文化的利用，它既反映了作家寻求对异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反映了作家寻求自我探索和获得自我认同的反思。毛姆短篇小说中的异国情调，既增加了小说的异域色彩，满足了他对异域的乌托邦式想象；同时又成了他建构南太平洋群岛异国形象，实现西方人自我探索的话语。作为一个西方作家，毛姆对南太平洋群岛的自然风光、当地居民、当地文化持有一种矛盾的心理态度，他既向往南太平洋的自然风光，又放不下西方文明优越之感；他一方面体会到异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又对异域文明持否定批判的态度；他塑造了沉默边缘化的南太平洋当地居民的“他者”形象，同时又对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心存担忧。毛姆笔下的异国情调显然是带有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但他的真实目的依然是借助所构建的“他者”形象，来实现自我探索和强化自我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