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 萍

(上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44)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2月 2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首先在南昌成立，历时15年的新生活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从1934年新生活运动启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短短三年时间内，上海市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改变与执政者的期望仍然有差距。(1)1935年2月18日，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推行一周年之际，出席南昌励志社开幕典礼上说：“在过去一年中，新生活运动虽已普及全国，但是实际的成效还是很少。所以外国人批评我们，说我们中国一般从事新生活运动的人，只会贴标语、做文章，不能实实在在去做。”新生活运动推行两周年，蒋介石在1936年2月19日《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中，再次表达了他对新生活运动推行的实际情况的不满。他说：“我在去年一年间，周行的地方不少，所到之处，都留心观察我们新生活运动实际工作怎么样，一般社会情形，和国民生活，较之未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前，有没有进步。我敢说，除了极少数的地方以外，一般对于清洁整齐的两件事，尚且没有切实的做到。尤其是在都会之中，不论街上路上，到处都看得见龌龊凌乱的现象。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或交通要点，如码头车站之类，一般上下往来的人，看不出曾经受过秩序训练的样子。而负有指导责任者如宪兵，警察，保甲长之类，也不能积极的尽到职责，甚至于熟视无睹，反不如农村乡间还有几个地方比较整洁，能够实行这个运动。至于公务机关，照理应该为一般社会与民众的表率，公务员又是比较有知识，而又负领导责任的。但是照我观察所得，能切实做到新生活运动的要求，能够有秩序且有精神，而无愧为现代生活的标准者，实在是很少很少。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食衣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够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且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爱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是更少了。”蒋介石这些话说明了新生活运动的推行并没有取得令他满意的效果，与他最初的预想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参见温波：《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蒋介石归结为：“若不是第一期的基础不确实，就是第二期的努力有欠缺，若不是推行干部和负有领导责任者没有尽到职责，就是受指导的一般国民，还没有深切了解新运意义的重要。”[1]784蒋介石道出了新生活运动没有取得进步的部分原因。笔者将尝试从社会动员这一层面，以上海的新生活运动为例，对新生活运动没有取得预设效果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1 新生活运动中的上海

上海被认为是现代中国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一个“展示窗口”。新生活运动开启后，上海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很快成立，新生活运动以组织化的方式开展得如火如荼。[2]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的潘公展充分肯定新生活运动给上海带来的新气象，“华界各处，道路力求清洁，来往行人，衣履力求整齐，各机关学校，服装朴素简洁，每遇集会，迅速而守秩序，这种朝气蓬勃的现象，均为前所未有”[3]29。1935年和1936年，新生活运动总会两次派出视察团来沪视察，第一次是1935年3月17日至22日，共五天，时间较短，重点考察机关、学校、团体实行新生活运动情况。视察结束后，团长徐庆誉对上海的成绩作出了较高的评价，称“上海秩序安定，市容整饬，足见贵会推行新运，已有相当收获”[3]94，并对上海市政府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加赞赏。1936年4月9日，总会第二次视察由蒋介石的亲信钱大钧亲自带队，也充分肯定了上海的成绩。上海市政府与上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联合组织的第15届卫生运动大会更是受到新生活运动总会的书面嘉奖。各公共场所“颇见秩序齐整，黄包车夫虽在烈日下奔驰，钮扣亦不敢放开”[4]。新生活运动所追求的有秩序的生活在上海得以初步实现。

新生活运动实行两年后，并没有达到国民党人的预期目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推行新运的团体或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1]784。为什么最强势的社会动员没有达到最佳的动员效果呢？

2 上海市新生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

首先，社会动员的目标同广大社会成员的普遍兴趣相脱离，导致社会动员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社会动员，是指人们在某些经常、持久的社会因素影响下，其态度、价值观与期望值变化发展的过程。[5]社会动员一般包括四个特征，即广泛的参与性、兴奋性、目的性和秩序性。以新生活运动为组织依托的民俗变革具有明显的目的性和秩序性，“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涤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质言之，即求国民之生活合理化”[1]761。但在30年代内忧外患深重之时，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食衣住行”合乎“礼义廉耻”，认为使全国人民过上“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新生活”[1]761是复兴民族的强大力量，完全忽视了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当时就有人指出，“‘衣食足’是‘知礼义’的一个唯一前提条件”，在乡村经济破败，城市生产停滞的情况下，“人民的生计”才应该是政府关注的焦点，比推行新生活运动更有意义的是推行一个“使一般人民能‘衣食足’能‘富’的政策”[6]。

社会动员的目标同广大社会成员的普遍兴趣相脱离，导致的结果是正常的社会动员中缺少了广泛的参与性和兴奋性这样两个重要的成分。实际上，这时的社会动员仅仅是靠政府建构的行政系统和强力推行的社会运动予以安排的，这样的社会动员只能是假象性的社会动员。它虽然在形式上井然有序，甚至是轰轰烈烈，但从完整的意义上来看，它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动员，因而无法取得实际的积极作用[7]，更谈不上对政治统治和社会进步产生实际的效果。蒋介石将各项事业没有进步的主因归结为：“第一，是缺乏真诚；第二，是缺乏热烈。”[1]784这恰恰道出了这种强制性社会动员缺乏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参与的内在不足。

其次，缺乏兴奋性的社会动员具有明显的应急性特征，无法取得长久的功效。新生活运动作为政治任务，由行政系统层层推进，让众多机关、学校、团体疲惫不堪，许多地方为应付上峰的视察临时动员推行新生活运动。“新运跟着通告来”[8]的情形屡见不鲜。1936年4月15日，新生活运动开始后的第3年，上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联合市公安局、保安处、保卫委员会等机关，进行了一次全市清洁运动，由青年服务团具体办理，市长吴铁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潘公展、杨虎、陆京士、张寿镛、李廷安、姜豪等人亲自参加扫除活动。市政府之所以如此兴师动众地举办这次清洁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新生活运动总会的视察团正在上海视察。所以，社会局还特别发文，要求各社团注意准备，“以资表率”[9]。这种临时性、表面性动员的推行效果可想而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常务主任干事潘公展也不得不承认：“沪市华洋杂处，行政又不统一，藏垢纳污之地，在所难免。数十年相沿之积习，欲于一朝一夕之间扫除净尽，自属不易。”[3]93-94在短短数月间，清洁、规矩运动只能在机关学校、集会场所有所成效。第一次总会视察团视察时，团长徐庆誉在指导讲话中也指出：各机关办公室方面尚知注意卫生清洁，“至于厨房毛溷等处，大家都欠注意”[3]93-94。

再次，没有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动员，动力不足，难以为继。新生活运动将新生活的主体——民众设定为推行对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主要依靠政府行政系统，人为的割裂了政府与社会团体、民众的联系。

政治学家李剑农认为：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范围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消极的反对意思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10]371由于新生活运动先天推行目标的偏差，下层民众对于新生活运动并不能产生高度认同感。新生活运动总会视察团在视察过程中曾发生这样一件事：视察团在路上遇到一个随地吐痰和靠右边走的人，于是问他：“为什么不守新运的规律呢？”得到的回答是：“今天又不是‘星期日’，你们为什么又要我新生活呢？”由于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已经规定“一切运动，只可在公余及休假等闲暇之时间行之”[1]770，因此，很多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团都在星期日那一天出动，在街道指导行人，维持秩序，久而久之成了一种习惯。可是，对新生活运动持疏离、漠视态度的老百姓们却误以为：“每个星期里，只是星期日才要守新运纪律的，星期日以外，可以随便。”[11]本应成为新生活实施主体的公众不知不觉成为新生活运动的边缘化人物。在上海，新生活运动更是受到嘲讽、谐谑(2)新生活运动中，一位巡警的日记中记载：当在维持秩序时，要求人们按照新生活运动的规定，靠左边走时，随时都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怪语”：“哦！忘记啦。忘记啦。呵！新生活！”甚至有摩登少女对着我指上指下，评头论足的，大笑不止。吴钧：《我今天的日记》，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市》，《民国丛书》第三编第92辑，上海书店，1989年，第14页。，以此进行的社会动员也就缺乏了应有的渗透力，难以获得持续的动力和资源。

最后，作为新生活运动领导者的政府机关人员并没有充分发挥“模范”的作用。在新生活运动推行之初，社会各界人士即将风俗扭转的希望寄托在领导者身上，“我们以为现在新生活运动的提倡，与其说是领袖们的‘施行新政’，毋宁说是他们应尽的义务”[10]371。

1934年，上海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第三次干事会议议决通过文鸿恩提议的《新生活改革礼俗之规定》，从婚礼、丧礼、寿礼、宴会、送礼几方面加以规定，去除繁文虚礼和无端浪费，倡言改革。对此，有人大加赞赏，称之为“礼俗革命之第一声”[12]；另有人认为：这项规定“善则善矣”，但“顾于严格实施之道，似未计及，则仍有美中不足之遗憾。盖徒有规则，而无实行之道，与无规则，又何以异”[13]。因此，提出“此事实须从上层阶级做起，而政界要人，尤须以身作则”[13]，再次将风俗变革的先导者推向风头浪尖。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本应成为模范的公务人员却首先去做“堕落的勾当”[14]，无法成为众人效仿的楷模；各项工作最主要的推行者——警察态度恶劣，甚至采用不合法的暴力手段对待民众(3)新生活运动中，上海警察纷纷走上街头，整顿市容，他们挥舞着木棍赶走小贩，对不守秩序者大打出手。参见怀疑：《整顿市容》，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市》，《民国丛书》第三编第92辑，上海书店，1989年，第29页。，新生活运动的形象黯然失色。政府期望以新生活运动复兴民族的愿望自然无法实现，革命权威在向绩效权威的转化过程中再次受阻，严重挫伤了政党执政的有效性。

3 强制性社会动员的缺憾

新生活运动预设的政治性和复古性在上海都市中显得格格不入。上海是典型的商业社会，新生活运动鲜明的政治目的和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切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的现代上海也黯然失色。上海人崇尚的是：“航空奖券着头彩；二十五万变成五十万；坐汽车，吃大菜；洋行里厢做买办；政府里厢做大官。”[15]22

新生活运动不仅没有带来触手可及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多下层公务人员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但三化运动中明确规定：“强迫实行公务员储蓄或保险”[3]161，食不果腹而储金不变的情况不在少数(4)时人描述，一名低级警务人员每月工资约为10余元，基本开销包括：储金1元，恤金0.18元，伙食4.83元，请客0.25元，训练队胶鞋0.75元，被单0.70元，洗澡0.10元等等，关饷时除去各类开支，只余1.97元，根本无法养活妻小。参见敬言：《关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市》，《民国丛书》第三编第92辑，上海书店，1989年，第6-8页。；此外，为应付各级新生活运动视察团的视察，各项支出也随之增加，向来讲究实惠的上海人对此颇为不满。“‘枵腹从公’这名字很好听，饿着肚子真的干得动事吗”[15]60？新生活运动形式上井然有序，甚至是轰轰烈烈，但缺乏广泛社会认同和社会参与，难以取得实际的积极作用。因此，可以称为“假象性的社会动员”(5)所谓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社会动员一般具有四个特征：广泛参与性、一定程度的兴奋性、目的性和秩序性。一般来说，正常的社会动员是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而不是杂乱无章、失去控制的进行。如果仅仅是为了刻意造成某种社会声势，而忽视了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实际需要，使社会成员的目标同广大社会成员的普遍兴趣相脱离。这样，正常的社会动员中的四个特性便会缺少广泛的参与性和一定程度的兴奋性这两个特性。在这样的社会动员中，社会成员不可能有着真正的投入，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兴奋。实际上，这时的社会动员仅仅是靠某种行政系统强行予以安排的。这样的社会动员只能是假象性的社会动员。它虽然在形式上井然有序，甚至是轰轰烈烈，但从完整的意义上来看，它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动员，因而无法取得实际上的积极作用，更谈不上有效地推进现代化进程。参见吴忠民：《重新发现社会动员》，《理论前沿》2003年第21期；吴忠民：《社会支撑力与中国的现代化》，《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

频度过高的新生活运动令上海人深感厌烦，逐渐形成一种麻木的心理状态。“随便他批评”成了时人对待各级视察的一般态度，人们抱怨道：“什么新生活旧生活，还不是为了老生活。”[15]60新生活运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潜在的负效应，阻碍了日后社会动员的有效启动。同时，以“礼义廉耻”为基准的复古特质在上海更是难以得到认同。

强制性政治动员需要一个坚实的合法性基础才能最大地发挥功效，新生活运动也概莫能外。很显然，国民政府并不具备这一特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日本侵华的危机中，政府本可以再次祭起“民族主义”这面大旗，以抗战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旨，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强大的社会能量。但国民党在动员事项上，放弃“民生”这一“根本”；在动员目标上，屏蔽“民族”这一“急务”；在动员方式上，排斥“民权”这一“主旨”。新生活运动表面繁华，内在却危机四伏，强制性社会动员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也难以实现政府推动社会进步、夯实合法性基础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