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晶

(1.忻州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西 忻州 034000；2.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裴秀，魏晋时期河东人士，其一生在政治、地理学、经学领域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成绩。其一，裴秀以其出众的才能和深厚的家族传统在魏晋两代位居高官，并在魏晋禅代之际和西晋宗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裴秀以一人之力为裴氏跻身于一流门阀大族，为裴氏家族和闻喜地方历史文化建设留下浓重的一笔。其二，裴秀所创的一系列制图学说与实践成为后世从业学子的指导思想，奠定了中国地图学的演进方向。本文通过细致展现裴秀一生的生活经历，重点分析裴秀“制图六体”理论与其仕宦经历和区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考察隋唐以来国家与山西地方社会对裴秀地图学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1 仕宦经历与制图缘起

裴秀出身于山西闻喜望族裴氏，少时不仅接受过良好的士族教育，而且刻苦认真，以至于谚称“后进领袖有裴秀”。裴秀出仕后历经政治动荡，在司马懿诛曹爽专政后，因其才能卓著，为司马氏集团所看重，并对裴秀委以重任，裴秀被擢用为司马昭的属吏，并随司马昭出征淮南诸葛诞。正是此次出征，裴秀开始接触到广泛的地图资料，并开始思考地理问题。

首先，裴秀以秦汉之战中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为例，说明了地图在国家征战和治理中的重要性。其次，裴秀指出了当时地图大量散失的严重现实以及所存地图不精确的问题。在裴秀看来，地图不仅仅是经济建设和兵戈征伐的一种辅助工具，更是顺从王道、服膺教化的明证。所以，秦国一统全国后，便搜集、整理了原各国地图。汉军灭秦后，亦收秦图于石渠阁。但西晋代魏后，前朝的地图、画籍已经散失殆尽，当时所保存的《舆地》《括地》等地图，混乱无序，假图甚多，资料更不完备。[1]1039这种情况既有碍于西晋政权的统一战争，也不利于日后的安定太平。因此，裴秀在伴随司马昭南征诸葛诞的途中细致考察了所经之地的山川地貌、各地之间的相互距离，再与所遗存的前代图集进行比对，考据其中的偏差谬误。通过此类工作，裴秀深入地意识到制图技术和方法论已然不能满足时代所需。

南征归来后，裴秀逐渐与贾充、王沉、荀勖等人共同成为司马昭培植势力取代曹魏的核心人物。以至于当时有歌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1]1175裴秀官任司空后，利用职务之便查阅了大量田亩土地和地图集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招募人员制成《禹贡地域图》《方丈图》，将其一生对地图学的思考全面详细地加以阐述。《晋书·裴秀传》记载：“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1]1039。

《禹贡》流传到晋代，由于山移海变，《禹贡》上面所记载的地名称谓早已厘变不清。鉴于此，裴秀根据自己的调查考据，重新梳理了各地行政区划和山川水道的变迁，而后编绘成集。非常遗憾的是，该地图集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基本了解该地图的内容和特点。据学者考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其构成可能类似当今编绘的全国地图集，即根据晋代的十六州每州为一篇，计为十六篇，另有两篇可能为全国图，也就是此图集可能有总图二幅，一为‘古九州’图，一为今‘十六州郡国’图。然后又依十六州郡国，各有一幅图，共计十八幅”[2]103。

针对当时舆图幅面太大的问题，裴秀运用简缩的技术，把一幅当时通行的《天下大图》缩制为著名的《方丈图》。《北堂书钞》记载：“司空裴秀，以旧天下大图，用缣八十匹，省视既难，事又不省，乃裁减为方丈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3]95裴秀创造性地运用地图缩放技术，让商贾、将领和仕吏无需实地考察便可知全国的城市分布、山川水道、交通干线的具体情况，这使安土重迁、活动范围有限的中国古人更容易了解天下地势，对大一统的王朝来说也是不无裨益的。

裴秀在山川考察与亲自制图的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构思了“制图六体”。《晋书·裴秀传》记载：“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1]1040前三者可以理解为现代制图学中的比例尺、方位、距离概念，后三者可分别理解为高低起伏，方位偏斜和迂回曲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裴秀个人的仕宦经历，尤其担任司空一职与他“制图六体”理论的提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后人尊其为“中国地图学之父”。当西方人了解东方所创作的灿烂文化后，他们更是将裴秀和欧洲制图大家托勒密视为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的双星。对此，学者们注意到，古代中国为官做吏的士人同时又在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突出成就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与西方的历史经验迥然不同。李约瑟认为：“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4]2具体考察本文的研究对象裴秀，他本人的仕宦经历确实与他的制图学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地域文化与“制图六体”理论的互动关系

裴秀绘图学说是古代山西众多科技文化成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山西古代发达的科学技术是成就裴秀的基石。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先民们很早便在山西垦殖定居，并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经验技术。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源头力量首先在山西这片土地上积聚并缓慢成长。从史前时代的制造工具和用火开始，到晋国霸业和三家分晋后的三晋时期农业技术的变革，都曾有力地带动了山西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时，特别提及杨和、平阳两县(即今天的临汾和洪洞县)善事商贾。频繁的征伐、往来甚密的商业交流以及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促进了数学和测绘的发展，并基于此形成了一系列技术。这都成为地图绘制发展的基础和需求，所以说裴秀制图术的构思并非偶然。[5]山西古代数学史上有许多骄人的成就。春秋时期，晋国士弥牟营造成周城之举不仅是建筑史上的重要成就，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和测量技术。战国时期，尸佼和韩非的无限思想都曾代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数学水平。魏晋时期，山西既有屡在京师附近的政治地理优势，又处于中原地区和边关塞外之间犬牙交错的交流地区，是民族交融的历史大舞台，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山西能很快吸收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三国时，刘徽创造的重差法，解决了远距离实际测量问题。裴秀及时地把这些先进的数学知识应用到地图的绘制中，由此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若将视线放长看，裴秀地图学成就是山西闻喜裴氏家族众多文献编撰成就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裴秀生于河东望族，家族雄厚的经济力量是裴秀成功进行地图绘制和编撰的基础条件。如若裴秀出身寒微，农耕躬读已然不易，更妄论四处寻找散佚材料、招募学子编辑、校对各类地图。其次，裴氏还是官宦之族，政治地位颇高。从东汉以来，裴家世代为官，裴秀祖父、父亲乃至自身均为高禄之位，可谓“公卿将相，比肩而立”。自西周以来的“敬天保德、敬德保民”思想使高层士人长期保持着传递文化的使命感。显赫的身份与官职使他们又便于接触各种文献典籍。因此，裴氏家族也成为裴秀文化成就的重要支持。最后，家学文化的内部传承也在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智力支持。对此，陈寅恪指出：“夫氏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6]71

3 “制图六体”理论的传承与发展

公元3世纪，裴秀首创“制图六体。”后人在漫长的测绘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此法的高度指导性和系统性。隋代人宇文恺设计了“明堂图”模型，他在《明堂图议》中直言：“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臣远寻经传，旁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7]1589宇文恺在借鉴裴秀制图理论的基础上，将比例尺进行了创新，并应用到自己的作品《明堂图》之中。唐朝人贾耽也接受了“制图六体”方法论的指导，并盛赞裴秀的创新。[8]3784进入宋代后，当时最为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对裴秀制图的方法论进行了延伸，他指出：“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互融、傍险，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9]219沈括在构图、绘制中，所用的“七法互融”仍然是建立在裴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只不过是将其分类进一步细化，只有方法上的创新，并未突破原本的思维路径。进入元代后，元人朱思本进一步发展了计里画方之法，将所行工作切分为一个接一个的部分，从局部入手，最后汇总到整体大图。朱思本所创作的地图依然是以“制图六体”为指导，不过其整体部分划分的方法解决了制定宏大地图的困难，影响深远。

由此观之，裴秀提出的制图方法论成为历朝历代地图制作中遵循的重要思想指导，长期为隋唐、宋元等诸多科学家所承习。后世的科学家们都是在裴秀学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实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当天主教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后，将欧洲传统的绘图“地球曲率”和“经纬度”的观念引进到中国。中国传统士人群体面对异文化的考验时，古老的“制图六体”才遇到新的危机。从裴秀创作制图方法论到欧洲制图术传入中国的千余年间，在中国本土地图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制图六体”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国传统制图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失的一环。[10]243-276

裴秀的地图学思想不仅被国家上层人士所关注，在山西地方文献和闻喜的民众中也广为流传。在留存下来的历代闻喜县志中发现，自顺治、乾隆、光绪到民国的县志疆域图中都有当时编撰者对“制图六体”的深刻认识和具体运用。在光绪年间的纂修县志中，杨深秀面对晚清时局的风云变化，着手搜集整理本地人士的文献编撰目录。杨深秀在为县志所作的序言中说：“邑献如毌邱俭、郭璞、裴秀诸公，著作垂不朽。”[11]239毌邱俭、郭璞、裴秀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他们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经学和地理学方面。作为生活在晚清时代的杨深秀，面对本地历史，他在《闻喜县志·艺文志》中详细罗列了裴秀、郭璞等人的著作，全面搜集了闻喜历史上各种文献和科学技术，通过细致考证，充分表达了对闻喜本地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这反映了地方民众对裴秀及其地图学贡献的历史记忆，民众通过文本记载或者是口耳相传，使得裴秀的“制图六体”理论历久弥新。

4 结 语

总之，裴秀“制图六体”理论的提出得益于其个人生平仕宦经历和山西地方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图六体”自提出后，首先成为裴秀及其同时代人对地图绘制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为历朝历代国家上层社会知识分子所继承和创新。在此思想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山西地方社会的民众也在通过文本和口耳相传的方式不断加深历史记忆。当历史思想被历史化后，被代代士人学子所塑造与重新解释，逐渐上升为群体的象征符号。但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大多是基于实用的基础，并非缺乏缜密的逻辑思维，而是中国古人对经验道路的哲学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