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圣（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是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一所专门培养女子美术人才的职业教育机构。不少有关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以及上海美术史、教育史的研究著作都曾论及这所学校，为学界了解该校奠定了基础。②相关著作主要有：沈福伟.西方文化与中国：1793—2000[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中国艺术编年史：1900—2010[M].吕澎,主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900-2000[M].王震，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王琪森.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形态[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7；马琳.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面向二十一世纪上海女性高等教育研究[M].华泽,主编.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上海高等教育志[M].《上海高等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刘普娟.清末民初女子学校美术教育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2013；赵翊岑.民国时期女子美术教育探析[J].沈阳师范大学，2016年。然而，既有论著在谈及该校时往往只是粗略描述，对其具体情况却语焉不详，诸如该校的历史渊源、形成过程、办学措施、历史贡献等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报刊、档案等资料，探讨该校的办学过程及其历史贡献，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历史渊源

在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起源问题上，学界通常认为该校由唐家伟女士于1918年在上海创立。事实上，这所学校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12年，它的前身为唐家伟等人所创办的中华女子美术公司。

唐家伟，字敏慎，湖南宁乡人，南社社员。[1]202南社是1909年由柳亚子等人创办的进步组织，受其影响，唐家伟对辛亥革命后的时局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她在1912年即指出，当时的中国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外债严重，国家处于危局之中，“今者民国肇造，万端待理，国民之捐，纵已提倡，而外债问题，尚未猛然拒止，刻刻在存亡危急之间”；[2]二是女子被束缚于家庭，缺乏就业机会和独立地位，不能救国于危难，“如犹恭然罔然于闺阁之中，而任男子独争于外，岂不显留一莫大之缺点乎？其于救亡也，庸有济乎？”[2]反观其他世界强国，它们之所以强大，一方面是因为讲求实业，“方今世界强国，以商战为最大之舞台，而商战之开明，尤以人人讲求实业，各自竞争为起点”，[2]另一方面是因为女子独立，就业普遍，促进了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当考泰西各国之女子，有为保险社劝导员者，有为速记及活字记者……有为印字工者。近则日本自美术工作至于手艺，及一切劳动力，莫不以女子充之。然则列强之所以强，岂偶然哉”。[2]

有鉴于此，1912年5月，唐家伟号召同人创立了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希望通过发展女子实业使国家变得强大，“伟等蒿目时艰，不胜悚惧，用特纠合同人，组织中华女子美术公司，研究刺绣、手工，发达女子实业。不特为消行各国抵制外货计，抑且为睃驾欧美隐辑其鲸吞虎视计也。”[2]该公司设总部于上海，在南京、汉口等地设分部。在运作上，公司实行股份制，股本五万元，设经理一人，总管一切事物；设帮理三至四人，协助经理办事；公司款项每年结算一次，盈余分作十三成，以三成酬劳办事人，四成存于公债，其余六成用于股东分红。[3]同年6月，唐家伟等人将公司创办的缘起和简章递呈南京留守府立案，获得留守黄兴的批准和支持，“该女士等热心救国，振兴美术，深堪嘉赏。附呈缘起，持论名通，简章亦甚允惬，自应准予立案，工艺日新，掞张国粹，有厚望焉”。[4]

虽然从名称和运作上看，中华女子美术公司是一家企业，但实际上它也是一所女子职业教育机构。当时，公司营业分刺绣、手工两部。刺绣部包括：翎毛、花卉、人物、山水、字画等类。手工部包括：卫生衣、手套、毛袜、卫生帽、花样地毯等类。两部皆招收女生，教授其专业知识及文化课程，培养其职业能力，同时创作刺绣、字画等各类美术品，参与市场流通，以实现公司发展女子实业的目的。具体而言，刺绣部招生三百名，上海一百名，南京、汉口各一百名。手工部招生一百五十名，上海五十名，南京、汉口各五十名。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刺绣、国文、图画、家政、音乐、习字、手工、体操、抛球、跳舞、步法。上课时间，每日以六点钟为限，刺绣、手工四点钟，其余两点钟则轮流上各门功课。[3]

1913年，即公司创办的第二年，袁世凯先是命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后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引发“二次革命”。不久革命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逮捕其重要人物。唐家伟夫兄陈家鼎（字汉元）、丈夫陈家鼐（字寿元）均为国民党要员，被迫流亡日本。唐家伟随夫东渡，中华女子美术公司也因此停办。

二、形成过程

1912年创办的中华女子美术公司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它却为后来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该校正是在该公司恢复过程中产生的。

（一）中华女子美术公司的恢复

1916年3月，妄图称帝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国内政治环境渐趋宽松。唐家伟从日本回到上海，发表《告全国女同胞》一文，号召男女平等、女子独立、发展女子实业等。[5]

为将妇女解放运动落到实处，1918年春，唐家伟在上海恢复了中华女子美术公司。与此同时，陈母邓氏病重，当年10月病逝于上海。这期间，唐家伟忙于侍亲，无暇顾及公司。次年，她忙于上海中华工会和女子救国会的各种活动，亦无暇料理公司。因此，这段时间鲜有关于公司的消息。目前所见，仅1919年7月21日的《晶报》间接提到该公司。是日，唐家伟以该公司经理身份在该报刊登了一幅书法作品，公司名称才得以见报。可见，从1918年春到1919年底，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只是名义上的恢复，并未正式运营。

1920年2月，唐家伟选定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215号为公司地址，同时从湖南聘请唐端慎女士来公司教授刺绣，并从长沙、天津等地招生。至此，公司才开始正式运转。为扩大影响力，唐家伟在3月8日的《申报》上刊登了公司恢复运营的消息：

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创自民国元年，嗣经该公司总经理唐家伟女士由湘出洋留学，以致停办，唐女士留东研究专科……已于前年返国，加以细心研究湘绣、图画及各种美术……现已假定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前二百十五号洋房，组织中华女子美术公司，闻已聘请……湘南涵德女学刺绣主任唐端慎女士来沪，担任该公司教授……现长沙、天津各处学生来沪报名者，已有二十余人，不日即可开办云。[6]

（二）中华女子美术公司附设专科招生

恢复运营后的次月，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即以公司附设专科的名义正式对外招生。附设专科“以传授美术，发扬国粹，造就专门人才，提倡女子职业为宗旨”，凡有志学习者可随时报名，报名需填写志愿书并缴纳一元保证金。附设专科有刺绣、图画、花边、雕刻四个学科。刺绣科教授“名家字画”“中外妇女服物用品”“中外铺陈”“中外婚嫁妆奁”“中外优伶服物”“人物翎毛走兽山水”“古今中外名胜”“花菓竹木”“中外章标旗帜”九门课程。图画科教授“油笔画”“毛笔画”“铅笔画”三门课程。花边科教授“网织花边”“梭织花边”“钩织花边”三门课程。雕刻科教授“石质雕刻”“金质雕刻”“骨质雕刻”“竹质雕刻”“木质雕刻”“玻璃雕刻”六门课程。此外，各科均教授国文课和书法课。其中，刺绣、图画、雕刻三科均三年毕业，花边科半年毕业，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前毕业。在学期方面，每年分两个学期，第一学期从公历3月1日开学起至暑假结束，第二学期从公历9月1日开学起至寒假结束。刺绣、图画、雕刻三科每学期学费均为十二元，花边科每学期学费六元。此外，每学期还需缴纳膳宿费二十四元，其余杂费等概免。[7]

从1920年2月恢复运转开始，经过数月发展，至6月时，公司的组织机构渐趋完善，附设专科也已经开课，“本公司自二月间开办以来，积极进行，尚未稍懈，现幸内部组织，稍有端倪……附设专科虽已开课，研究图画者务求努力精进，以期深造”。[8]6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次职员大会，为推动美术品的产销，唐端慎在会上提议从湖南招收二十名优秀学生进入刺绣科学习，“长沙北城外现设立美术工厂，应提选优级生二十名来沪，入刺绣科”。[8]最终，公司在湖南招到四十多名女生。

（三）招生备案与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正式形成

截止到1920年秋季，中华女子美术公司附设专科大约已有七十名女生在校就读，其中湘籍女生占绝大多数。为方便今后继续在湘招生以及学生往返湘、沪二地，同年冬，唐家伟以“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这一名称向湖南省长公署申请了招生备案。[9]至此，中华女子美术公司附设专科更名为“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这标志着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正式形成。

1921年初，湖南省长公署批准了唐家伟等人的备案申请。同年2月1日，《申报》以《女子美术学校批准备案》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湖南省长公署批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长唐家伟云：该校长慷慨捐资、创办美术学校，扩充女子生计，振兴国家艺术，热忱宏愿、慰佩实深，惟查本省私人设立学校，请予立案者，须遵省款补助私校单行条例，开具设立事项，呈经本署，派员查明，始能核准，该校远在上海，核与省内设校情形不同，姑予变通备案，仰即知照。此批。

这是唐氏“中华女子美术学校”首次在报刊上亮相，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校名争辩风波。起因是周湘在上海创办的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已于1920年初增设女校，校名即为“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并且在同年2月的《民国日报》上连续八天以该校名刊登了招生广告。至1921年初，周湘开办“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已有一年，当看到唐氏“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获批的消息后颇感震惊，故致函《申报》，称本校最早使用“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名，唐家伟以此校名招生是冒充本校的诈骗行为，并函请湘省派人查处此事：

查上海除敝校设有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外，并无第二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如照所批，明系有不肖之徒在外招摇捏称敝校在湘设立分校等情，以肆其诳骗之术。为此，除函请湖南省长派员查办、勒令更正外，并请实报，将此函披露报端，俾分泾渭而明真相，不胜感激。[10]

上述信函登报后，唐家伟及其女校亦很快致函《申报》，对“冒充诈骗”一事进行辩解：

学校为人群进化之阶，教育以普及为贵，断无一种学校之名只准一人包办之理。敝校于民国元年曾在南京留守府立案开办，后因政变，唐家伟校长去东京留学而中止，迨五年秋唐校长回国，七年春重新在沪即于法界霞飞路二百十五号继续开办……去冬因湖南女生来此就学者日多，故先向湖南省署申请立案，一以期当道之提倡，一以便诸生往返之便利也，而该校函内信口雌黄，谓为招摇诳骗，不知何所据而云然。敬请贵报将此函登诸报端，以质之学界公论。[9]

尽管周湘的女校使用“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名称在先，但他将唐家伟开办的女校说成是“冒充诈骗”却与事实不符，唐氏通过辩解，澄清了这点。此外，湘省也未派人查处此事。因为唐氏虽然使用“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名在后，但她以该校名向湘省备案却是最早的。再者，当时湘省省长林支宇正是唐氏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校董，[9]自然会支持唐氏。因为这些缘故，经过短暂交锋，校名争辩风波最终不了了之。此后，周湘所办女校放弃了“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名，该名一直为唐家伟开办的女校使用。

由于1918年春在上海恢复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对于后来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时也为了彰显本校的历史早于中华美术专门学校开办的女校（1920年初增设），唐家伟等人在校名争辩风波后便以1918年春作为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创办时间，加以纪念。比如，1921年4月，该校举办三周年春季成绩展览会，便是以1918为创校之年。[11]此后，该校在报纸刊登的很多消息都沿袭了1918年创校的说法。学界也主要依据这些材料认为：1918年，唐家伟在上海创办了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准确的。由上可知，1918年是中华女子美术公司在上海恢复的时间，那时尚无“中华女子美术学校”。该校是在公司恢复运转过程中产生的，中间经历了公司附设专科的过渡阶段，直到1920年底才正式形成。

三、办学措施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正式形成后，从经费、学科、招生、师资等方面出发，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办学建设，由此逐渐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著名的美术学校。

（一）经费筹措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其办学经费主要依靠自筹。唐家伟、陈家鼐、陈家鼎是该校的长期资助人。此外，由于陈家鼐、陈家鼎是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员、国民党党员，因此很多具有上述背景的知名人士都曾先后出资支持唐家伟办学。兹将有记录的部分校董情况列表如下：

以上仅是个别年份部分有记录的董事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该校在办学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和赞助，包括政界、军界、商界、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曾担任过它的校董，如熊希龄、谭延闿、汪精卫、徐绍桢、张溥泉、蔡元培、徐谦、林支宇、柏烈武等等，这在当时上海的诸多美术学校中是不多见的。

（二）学科建设

从学科设置来看，早在1912年，中华女子美术公司便设有刺绣和手工两部。1920年初，中华女子美术公司附设专科在早先设置的学科基础上，发展出刺绣、图画、花边、雕刻四科。同时，四科均教授国文和书法课程。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正式形成后，为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素质、增强职业竞争力，学校在1921年增加了英文、演讲、音乐、体操四门课程。由于图画和刺绣关系密切，为推动刺绣科的进一步发展，创作出更为优秀的刺绣作品，学校于1922年底决定对图画科加以改良。[12]而花边科因为就业情况不理想，开办一段时间后即不再招生。

大约从1925年夏季开始，学校将音乐课调整为音乐科，与图画科、刺绣科、雕刻科（手工）并列招生。[13]此后，这四个学科基本固定下来。至1928年春，该校在中央大学区进行私立学校备案时，即申报的是“绘图、刺绣、音乐、雕型等科”，修业期限均为三年。[14]同年底，刺绣科在原有课程基础上，又增加了西洋绣课程。

（三）学生招收

1920年底，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刚形成时有学生七十人左右。此后两年，每学期招生二三十名左右。由于学校发展稳定，生产的美术品很受欢迎，至1923年初，学校决定从春季开学起招生四十名，加上原有学生，使在校生达到八十名。为提倡平民教育，新生中有二十个免费生名额。[15]在后来正式发布的招生广告中，招生名额又有所增加。其中图画科招收一年甲级插班生十名、乙级新生二十名，刺绣科招收二年甲级插班生十五名、乙级新生二十名，正式招生名额是六十五名，比计划名额多出了二十五名。[16]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年春季考生较多，教室不足，唐家伟将学校“左近西楼”租了下来，用作教室。此时，在校的新旧学生总数已超过一百人。同年夏，因拓展业务需要，学校决定扩招，最终招到新生四十余人。由于学生太多，教室狭窄拥挤，学校在徐家汇附近购买土地，建造教室。[17]

1925年春，学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手工、刺绣、图画各科添招插班生三十名。为满足扩招的需要，同年暑假，学校扩充了教室。[13]1926年春季，报考新生人数较多，而且有志者可随时报名入学，到同年暑假，出现“报名就学者日众”的局面，学校再度增加教室。由于办学成绩突出，在国内外展览会上屡获大奖，1928年初，学校决定继续增加招生名额，春季开学时已新招学生数十人，此外还有积极报名者，学校也一并招收。[18]同年暑假，学校“扩充校舍，添招新生”，[19]招生规模持续扩大。此后直到1930年，学校一直处于扩招状态，教室也不断加以扩充。[20]

（四）师资聘任

师资方面，最早聘请的是刺绣科教师。早在公司附设专科招生阶段，唐家伟就从湖南聘请到唐端慎任刺绣部主任、教授。唐端慎在晚清时期任湖北职业学校美术总教，被聘时为湘南涵德女学刺绣主任，擅长山水、人物、翎毛、花卉、走兽等类的刺绣，其作品曾在南洋、巴拿马等地比赛获奖。[6]不久，唐家伟考虑到“刺绣与图画有连带关系，若无名人优美图画，则刺绣何能进步”，[8]于是决定聘请名师为图画科授课。

1921年初，唐家伟聘到沈仪彬担任图画科教师。[9]沈仪彬是校董徐谦的夫人，善诗词、工国画，大大推动了图画科的发展。此后陆续聘任的教师还有苏叔侗、陈家英、陈家庆、伍行敦、苏淑娴、张雅秀、陆家庆等十余人。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招生规模的扩大，1923年3月唐家伟在考察京津美术过程中，聘请擅长湘绣和京绣的张女士为刺绣科教师，聘请留美画家陈先生为图画科教师。同年秋季开学时，学校刺绣、图画科又新增教师数人。[17]1925年，学校续聘唐端慎为刺绣科主任、教授，同时聘请成蟹庐为图画科国画教授。[13]

1928年，为进一步提升刺绣图案品质，学校对图画科进行了大力的发展。除原有教师外，学校先后聘请了多位知名画家担任图画科教授。2月，聘请张善孖、张大千讲授国画，聘请陈树人讲授画理。[21]三人在当时上海画界都颇有盛名，张善孖是张大千二哥，善画山水、花卉、走兽等类，尤精于画虎，号称“画虎大师”；张大千亦长于山水画，1925年他在上海首次举办个人画展时百幅画作均以高价售罄，轰动了当时的上海画界；陈树人，既师从著名岭南画派大师居廉，又留学日本西京美术学校，将中日画技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画风，与高剑父、高奇峰并称“岭南画派三杰”。

此后，学校又陆续聘任了多位名家出任图画科教授，包括曾农髯、熊松泉、王兰等人。[22]其中曾农髯是张大千的老师，著名书画家，与李瑞清齐名，人称“北李南曾”。而熊松泉则擅长山水、花鸟、人物及走兽画，尤长于画狮，与善于画虎的张善孖合称“张虎熊狮”。此外，王兰也是著名画家，早年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西画皆有造诣，20年代在上海中日、中美美术对抗赛中夺得特别奖。以上名家的陆续加盟，大大提升了学校图画科的实力，为刺绣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历史贡献

在有关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的论述中，学界皆未提到其去向问题。从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它最后一次在《申报》上出现的时间是1931年11月29日。[23]此后，笔者再未发现有关这所学校的记载。由此推测，该校大约在1932年就停止办学了，停办原因不详。如果从1920年底正式形成算起，到1932年停办，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存在了十二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它却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

（一）造就了大量的女子美术人才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以培养美术人才为己任，在其主要的十二年办学历程当中，该校造就了大量的女子美术人才。其确切人数因文献缺失不可得知，但通过招生记载可粗略估算。如前所述，1920至1923年，该校每学期招生数量约为三十名，此后各学期招生规模有所扩大，最高时达到每期招生六十五名，最低时每期也有四十多名。在此仅按照平均数即每期招生五十名、每年春秋两次招生计算，该校在十二年中大约一共招收了一千二百名学生。这些学生当中固然有些人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无法正常毕业，但绝大部分人都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由此推测，该校前后培养出的女子美术人才应不少于一千名。

这些人才中包含了不少的优秀人才。比如，1923年1月，该校举行第二届毕业生典礼，图画科张雅秀等、刺绣科李皖生等毕业成绩优良，获得毕业证书及奖品。在校生戴辉、万景澄、李葵生、高风清、王一凤、陈珠凤等考试成绩优秀，获得优等奖品。1924年12月，毕业生李转等获得毕业证书及金质奖章。另有在校生潘渭、曹生美、吴金江、高晣清等三十余人因考试成绩优秀获得优等金质奖章。1926年7月，毕业生谢征节、华云渠等成绩最优，由校董陈寿元颁发证书。在校生陈乐君、高浙清、沈祖英等数十人考试成绩优秀，获得最优奖品。1927年1月，刺绣科学生孙惠均、高浙清等毕业成绩最优，获得毕业证书。图画科管秉彤、陈乐君、成新廉、魏松华等十余人考试成绩优良，获得奖状。同年七月，管秉彤、孙道芬等学生毕业成绩最优，获得奖品和毕业证书。在校生谢素卿、刘明华、王根云、陈乐君、成新廉等数十人考试成绩最优，获得奖品。

（二）促进了国内美术教育的发展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在促进国内美术教育发展方面也具有重要贡献。王琪森指出：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开风气之先，破除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受其影响，上海相继涌现出不少女子美术学校，为日后海派女画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4]219实际上，该校对美术教育发展的影响，不止于引领风气方面，也不局限于上海地区。该校所培养的美术人才有许多进入各地美术教育行业，直接推动了国内美术教育的发展。关于这点，唐家伟早在1922年便已指出：“本校开办业已四载，客秋已毕业一班，因皆被聘充当各处教授，颇能尽职。”[25]1930年，有报道称：“霞飞路宝康里口中华女子美术专门学校为蔡元培、陈家鼐、唐家伟等所创办，内分刺绣、国画、西洋画、雕刻等科，历年造就人才甚多，均服务于国内各专门学校。”[26]

遗憾的是，在当时男女平等观念尚未普及、女子就业困难的时代背景下，这些投身国内美术教育行业的女子毕业生大多只能默默贡献自己的力量，很少能有机会像男子那样被报道和记录。尽管如此，仍有部分人留下了少量资料，使后人能了解到她们对当时美术教育发展的贡献。例如，李皖生1923年春季毕业，随即被本校聘用。[27]陈乐君1926年春季入图画科，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屡次获奖，后以优等生毕业，1928年2月，被本校聘为助教，次年晋升为副教授，至1930年9月时，已担任本校教授。[28]与陈乐君同期毕业的戴秀玉，也被本校聘用。此外，严淑芳，系该校刺绣科甲班学生，毕业后先后进入灵生工艺学校、启秀女校、苏州群贤女学等学校教授刺绣，并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了湘绣专修所，“长沙严淑芳女士毕业上海[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历任灵生、启秀、苏州群贤等校刺绣主任，兹以造就专门人材、增进女界生活起见，于公余创设一湘绣专修所于闸北宝山路景德里第三弄第三家，连日索章报名者异常踊跃。”[29]从以上个案可以看出，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所培养的一批美术人才，当时确实投身于各地美术教育行业，对国内美术教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为联合全国艺术界筹划艺术上各种重要建设，1923年，中华女子美术学校校长唐家伟，与北京国立美专教授陈晓江、夏伯鸣，上海大学绘画系主任洪野，东方艺术会主任周劲豪、傅彦长，晨光美术会宋志钦、王荣钧、朱应鹏、鲁少飞，艺术师范校长吴梦非，杭州工业学校教授周天初，南京美专教授许敦谷，创造社郭沬若、成仿吾、郁达夫，青年画会吴人文、倪贻德等共同商议，组织全国艺术协会，推动了南北艺术及教育事业的发展。[30]

（三）推动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中华女子美术学校以“发扬国粹”为宗旨，在办学过程中，尤其注重发展图画、刺绣二科。从其聘任的图画教师曾农髯、张善孖、熊松泉、张大千、陈树人、王兰来看，图画科以教授国画为主。刺绣科有唐家伟、唐端慎、陈家英、陈家伟等湘籍教师，皆擅长湘绣，因此刺绣科主要是教授湘绣。这点从毕业生严淑芳成立湘绣专修所亦可看出。国画和湘绣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该校以教授国画和湘绣为主，这无疑有助于二者的传承与发展。

此外，该校还通过对内、对外两种途径推动了国画和湘绣在海内外的传播。对内，为发扬国粹、向社会大众普及美术思想，该校多次举办展会，展出国画和湘绣等作品。例如，1921年4月，学校三周年春季成绩展览会展出湘绣九十余种，吸引了上海各机关团体和中外人士到场观看。[11]1922年6月，学校将学生绣品陈列于校前玻璃窗内，供大众观赏。同年底，学校增设陈列部，展出图画、刺绣等学生作品百余种，任人参观。[12]1925年11月，该校陈列部展出汉碑、魏碑等绣品，供大众观摩。[31]次年9月，该校成绩展览会展出学生绣品百余种，以及校董曾农髯、向乐谷、徐绍桢、周震麟等人的字画。[32]1929年1月，该校展出甲级生刺绣作品，供民众观览。[33]次年7月3日至5日，该校成绩展览会展出学生国画、刺绣等作品三百余件，[26]以及教师曾农髯、张善孖、张大千、王兰、熊松泉、陈乐君、吴毓员等人的画作，[22]吸引了数千人前来观展。这些展会大大推动了国画、湘绣在国内的传播。

在举办展会的同时，该校还积极参加国内举办的重要展览会并屡次获奖。比如，1923年初，该校在上海总商会第二届展览会上展出学生所绣翎毛、花卉、人物等绣品，获最优奖。[34]1924年初，该校在江苏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刺绣、图画作品，获金质一等奖章及证书。[35]1928年元旦，该校在南京艺术展览会上展出刺绣、图画作品，其中唐家伟的刺绣汉碑和陈杰君的图画最引人注目。[36]同年5月，该校在大学院图书馆展出刺绣、国画等作品，获专家肯定。院长蔡元培在其刺绣、国画作品上题词，以示鼓励。[19]同年12月，该校在工商部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上展出汉碑《石门颂》等绣品，获上等奖。[37]1921年夏，该校在广州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各种刺绣及画作，获得好评。[38]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广泛参加国内各地举办的展览，无疑也有助于扩大国画、湘绣的影响力，促进其在国内的发展传播。

对外，一方面，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将湘绣等作品销往国外，引起了外海人士的关注，对推动湘绣在全球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早在附设专科阶段，该校美术品便已畅销海外。旅居巴黎的石瑛曾向该校定制梅椿绣屏，赠予法国某名流，颇受其喜爱。[39]此事见报后引起欧籍人士对湘绣的注意，致函该校订货者日多，极大促进了湘绣向欧洲的传播。1922年，马尼拉新闻记者陈菊来校参观，发现国画、绣品异常精美，随即购买绣品四幅，带回参赛，扩大了湘绣在东南亚的影响。[40]次年4月，法国传教士高日升来校参观，觉其绣品精美绝伦，遂购买十余件带回法国赠予亲友。[39]在传教士推介下，同年7月，法国里昂大学向该校定制多件绣品运回国内陈展，[41]进一步提升了湘绣在欧洲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中华女子美术学校多次在世界性的展览会上展出湘绣、国画等美术品，并夺得奖项，这对于湘绣、国画走向世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26年，美国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该校送出展品四十余种，包括唐端慎、高浙清、陈乐君等人绣成的梅花、野鹿、翎毛、山水四幅绣品，唐家伟绣成的美国总统华盛顿肖像及其格言，等等。经评比，该校参展绣品获得金质大奖。[42]蔡元培特颁“文章华国”匾额给该校，对其在国际上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加以表彰。同年，该校在克乐恺主持的万国男女少年爱物展览会上，展出陈乐君、高浙清等人的刺绣及图画作品，吸引了众多海外人士的关注。[43]1930年，比利时举办万国博览会。该校以其精美刺绣、国画等作品参展。[28]经评选，该校最终夺得金牌奖。[23]中华女子美术学校积极参加世界性展会并屡获大奖，极大提高了中国湘绣、国画的国际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