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莉芳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299)

2011年，根据广西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起舞的蝴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正式上映。该片由王永利任编剧兼导演，由著名模特、演员汤加丽零片酬出演女主角胡蝶，讲述了离异女性胡蝶历尽艰辛破茧成蝶的励志故事，展现了广西边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生活。电影《起舞的蝴蝶》与原著的主题意蕴相契合，反映了新时期广西边地少数民族广大民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颂扬了边地少数民族的人性美，尤其突出了边地少数民族女性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实现了和谐共生主题的升华，强调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传承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

一、对边地少数民族广大民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的反映

“人的精神面貌既受到社会生活状况的影响，也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1]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家庭与社会交往等情况都可以从人的精神状态中表现出来；同时，思想观念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精神面貌。

影片《起舞的蝴蝶》与观众见面时，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年的历程。改革开放的实践给广西百色市德保县这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小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人们摆脱了物质需求上的困难期，接踵而至的便是精神需求的问题。在德保这个小城，尽管少数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某些不良因素的侵扰而陷入精神困惑与迷茫(如影片中的周新荣)，但总体来说，积极向上仍然是这部电影中绝大多数民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如影片中的胡蝶、周广户、老刘等就是典型。

胡蝶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丈夫周新荣、儿子周建林、公公周广户，一家四口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周新荣开着一间小家电修理铺，日子不算多富裕，也还算安稳。但周新荣自从“四年前把一个来找他修理电视机的乡下姑娘一并‘修理’”[2]110后，就铁了心要与胡蝶离婚娶那乡下姑娘。于是，这个曾经幸福的家就此崩溃，胡蝶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也随之发生由痛苦迷茫到破茧成蝶的变化。胡蝶虽然十分依恋自己曾经的小家，原先一家子安稳的生活让她感到幸福和满足，但面对无法挽回的婚姻，胡蝶也能理性对待，同意与丈夫离婚。离婚后，胡蝶也曾感到痛苦和无助，但她并没有一味地沉溺于婚姻失败的痛苦之中，而是积极面对困境，勇敢地挑起生活重担，带着仅6岁的儿子与退休的公公开启了新生活。胡蝶在公公的帮助下，经营了一个小粥铺，维持生计。她和公公配合默契，把小小的粥铺经营得井然有序，日子虽过得平淡，但也快乐。公公与胡蝶相处亲如父女，忙碌而充实的生活逐渐冲淡了离婚给胡蝶带来的痛苦。时间也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过，转眼间儿子已长大读了高中，公公也慢慢变老。

在影片中，导演为胡蝶设计了一个精神宣泄的出口，即让胡蝶勇敢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在城市的文明发展和市民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公公周广户也很能理解儿媳的处境和心思，所以不仅不阻拦她去跳舞，还鼓励她加入广场舞活动，主动为她买了一双漂亮的红皮鞋和一条美丽飘逸的白裙子。精神上的合理宣泄使胡蝶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舞伴们的乐观和相互关爱使胡蝶更加感受到精神上的快乐，她的日子过得如蝴蝶飞舞般轻盈快活。

有人认为，胡蝶遭遇婚姻失败，陷入“被现实欺骗与伤害之后无可着落”的精神困境，以至于“性的压抑无处疏解，只能借由跳舞时短暂的脱离现实获得满足”[3]。但笔者认为，胡蝶加入广场舞队伍，并非为被压抑的“性”寻求释放，更不是借助跳舞寻求暂时的现实逃离，而是成功地将自己从无爱的婚姻和狭隘的个人恩怨中解脱出来，重新放飞自我，实现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是胡蝶积极向上精神的反映。影片末尾，从公公去世的哀伤中解脱出来的胡蝶，更坚定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她骑着三轮车，拉着粥桶，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此刻的胡蝶心里是敞亮的，影片为她设计了这段台词：“太阳每天还要升起，生活还要继续，我要像美丽的蝴蝶一样，顽强乐观地生活，蝶与蛾的不同之处，就是蝶把美丽留给了人间，哪怕只是短暂的，但它依然灿烂，这可能就是生活的态度吧。”接着映入观众眼帘的是这样一个场景：胡蝶一边哼着《我和我的祖国》欢快的调子，一边开始粥铺忙碌的生活。最后，影片在胡蝶欢快的广场舞步和灿烂的笑容中结束，为观众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励志典范。

除女主之外，老刘的身上也体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老刘是广场舞的常客，面对生活的不如意，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乐观面对。对于瘫痪在床的妻子，他坚守道义，勇于担当；对于倾心仰慕的胡蝶，他只能止于友情；对于自己，他不自暴自弃。他默默地关爱胡蝶，享受着这份安静而美好的友情，在照顾妻子之余积极乐观地投入广场舞队伍，释放自己，主动寻找精神上的快乐。

影片的背景也是精心设计的。与电影体现的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相契合，影片的背景反映出边地小城人们生活的幸福美好。小广场和城中小河两岸的林荫小道，是这个小城老百姓主要的娱乐休闲场所。每天晚上，人们茶余饭后便来到这里，或伴着轻快的音乐翩翩起舞，或悠闲自在地漫步河边小道。悠扬的舞曲，闪烁的霓虹灯，静静流淌的小河，人们脸上淡定的笑容，都表现着小城百姓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二、对边地少数民族人性美的颂扬

当代女作家陶丽群始终带着“对女性、大地的深情，对乡间伦理、人间善意的精神探索”进行创作，因此她的作品的“人性与社会、人间与自然相生相应，满目暖阳，动心动人”[4]。电影《起舞的蝴蝶》用其特有的表现手法将这一特点更生动地展现出来。在电影中，边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善意得到了充分体现。导演以独特的审美眼光，演员以其精湛的演技，极力挖掘与塑造普通民众的人性美，哪怕是对周新荣这样曾经犯过错的人，也极力表现其值得肯定的人性闪光点，丰富了人物性格。

胡蝶是影片极力颂扬的人性美的典型。生活在相对闭塞的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胡蝶与大多数普通女性一样，视婚姻家庭为人生的一切。但胡蝶的苦心经营却敌不过周新荣的喜新厌旧，婚姻的失败对于胡蝶来说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作为被丈夫抛弃的女人，胡蝶最有理由怨恨周新荣及那个乡下姑娘，但事实上她又恨不起来。公公周广户对儿子的“绝情”以及周新荣另娶后并不如意的生活，并没有使胡蝶产生报复性的快感。胡蝶很清楚公公对儿子的感情，婆婆去世后公公没再娶是因为担心儿子受委屈，独自含辛茹苦把儿子拉扯大，又帮助他成家立业。因此，对于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周广户并非不爱，而是爱得太深，又有“恨铁不成钢”的心痛。对于胡蝶来说，公公对她越好，儿子周建林越怨恨他爸爸，反而使她对周新荣心生怜悯。在公公弥留之际，为了能让“他们一家人”见上最后一面，胡蝶特地雇了辆三轮车亲自去接周新荣的妻子和女儿。回到家站在院子里，胡蝶让儿子周建林牵着妹妹的手进去见爷爷最后一面，并对周新荣的妻子说：“你也进去吧。”那个良心发现的女人愧疚地对胡蝶说：“你的日子都给我搅了，我实在没脸去见老人。”胡蝶说：“别说了，进去吧！”简单的对话，让人深深感受到胡蝶的宽容与大度。“他们一家人”团聚了，胡蝶孤独地站在门外。胡蝶平时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却将与公公见最后一面的时光留给了“他们一家人”，更凸显其人性的善良。

周广户是影片中又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物。他正直、善良，在周新荣和胡蝶离婚这件事情上，周广户深知根源在于儿子的喜新厌旧，作为父亲的他毫不留情地把儿子赶出了家门，并选择与前儿媳和孙子过日子。他待前儿媳如亲生女儿，省吃俭用地帮助她抚养仅6岁的周建林长大成人，生了病也舍不得花钱看病。他的良苦用心常常使胡蝶感动，“公公与儿子，在变心的丈夫给她致命一击时，成为她最坚实的依靠”[2]111。公公的正直与善良给予胡蝶莫大的安慰，这是胡蝶在遭遇困境时能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也使她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变得乐观豁达，对未来充满希望。一群善良人的共同努力，成就了影片“大团圆”的结局：在周广户临终前，“他们一家人”团聚了，周建林最终也原谅了曾经恨透的父亲“一家”，愿意牵着妹妹的手与爷爷见最后一面。这些令人动容和欣慰的场景，就是“人间善意”的最好诠释。

周新荣是影片塑造的有过错的人物形象。他性本善良，但一时的鬼迷心窍导致曾经幸福的家庭解体，给前妻、儿子、父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自己也众叛亲离，再婚后又经历了生活的诸多不如意。影片中的周新荣备受心灵的煎熬，他以实际行动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他满心愧疚，努力想补偿前妻和儿子，也尽力对后妻和女儿好，以求心灵得到些许宽慰。随着情节的推进，周新荣愧疚之情加重，人们不禁对其产生恻隐之心：这个人虽然犯有过错，但还不至于坏了良心；既然他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努力弥补过错，就没有必要再过多谴责他。周新荣最终得到了父亲、儿子和胡蝶的原谅。影片在这个曾经有过错的人物身上挖掘出善良的一面，丰富了人物形象。

电影中的其他人物，如热情的老齐、林秀，对瘫痪的妻子不离不弃的老刘等，也总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美好，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友好。这些富有人性美的配角与剧中的主人公一起，众星捧月般烘托出浓浓的温情，展现出边地小城人淳朴自然的人性美。观众很自然地被打动，也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沈从文《边城》所展示的浓郁质朴的民风和人性美。

电影《起舞的蝴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几乎没有一个坏人或恶人，即使曾经犯过错的人，也因情有可原以及本质上的善良而最终得到谅解。正是这些最普通的人物，承担着“民族优秀传统的传递者”[5]的重任。影片通过挖掘普通民众勤劳、朴实、善良的品质，颂扬了边地少数民族的人性美，同时强调民族优良传统传承的重要性。

三、电影《起舞的蝴蝶》的文化传播意义

“文学和影视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表现对象、反映题材、价值立场、思想意蕴和表现方式等诸方面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审美关联，为文学图书内容的影视化转化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可能性。”[6]电影《起舞的蝴蝶》的编剧和导演王永利正是借助了原著与电影之间的审美关联，实现了小说文本向影视艺术形式的转化，以影视形式发挥着小说文本某些无法替代的传播作用。电影的传播优势显而易见，它解决了小说文本阅读对读者文化水平和空间想象能力的要求等问题，既能扩大传播范围，又能做到雅俗共赏。影片在表现广西边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生活时，通过影视置景技术与“空镜头”手法，突出他们的生活背景。影片将广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等地域元素直观地展示在观众面前，展示了广西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丰硕成果；影视艺术的声光影像等效果，更容易使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此外，电影还可以根据其大众化口味，对原著情节与人物进行适度的合理改编，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电影《起舞的蝴蝶》通过挖掘胡蝶等人身上的传统美德，强调了民族优良传统传承的重要性，助推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一)淡化女性意识，彰显和谐共生的理念

电影《起舞的蝴蝶》在基本保持原著情节的前提下，遵循电影艺术大众化的基本原则，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对某些情节和次要人物进行适当的删减或改写。这样处理是为了淡化人物之间的矛盾，为表现人物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理念服务。

两性之间的话题是陶丽群作品表现的母题，鲜明的女性意识是其作品突出的特色。原著《起舞的蝴蝶》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的痕迹，小说对女性命运的表现，着意表达一个深层次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女性在面对因男性的负心所带来的生活重压时，在感受人生的变数和多舛的命运时，该如何重新找到人生的价值，使自己活得自尊、自信？因此，小说探讨的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作品较多关注的关于女性价值出路的话题。

原著以较为现实的方式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小说用较长的篇幅叙述了离婚的原因、周新荣再婚后生活的窘迫、胡蝶对离婚前温馨生活的回忆等，字里行间透露出作家对社会人生、对女性生活及其内心世界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原著叙说的不只是一位普通女性的简单婚姻史，更是一位普通女性的心灵成长史。在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原著开启了一位女性的自我认知与人生选择的历程，即胡蝶从最初的茫然不知所措到最终的自尊、自强、自信的成长过程。虽然曾经拥有的温馨家庭和对婚姻的付出使胡蝶对离婚心有不甘，但当她意识到与丈夫的婚姻已无法挽回时，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呼天抢地、寻死觅活地挽留丈夫，也没有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地将自己淹没在破碎的婚姻中苟且偷生。胡蝶在艰难面前选择了坚强，面对现实，果断离婚，勇敢地挑起照顾儿子和公公的重担。这既是出于对孩子和老人的责任，更是为自己赢得一份作为女人的自尊。关于离婚的理由，周新荣对胡蝶的解释是“她那人，性子软，没你想的那么多心思”[2]129，“她性子弱，什么都依我，我就喜欢她那样”[2]142。但胡蝶则有不同的理解：“不爱就不爱了，还找什么借口？离了你我不照样过得好吗？”[2]142胡蝶的这句话既有对周新荣的怨气，更有她发自内心的硬气。这一情节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胡蝶作为普通女性在遭遇抛弃时的无可奈何。一旦放弃婚姻，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的压力，胡蝶的这一选择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也是令人钦佩的。女性与其委曲求全地保存无爱的婚姻，不如自尊自强地放飞自我，实现自我救赎。虽然她日子过得艰辛，但她心胸宽阔，对弱者，哪怕是曾经的冤家、情敌，都能常怀悲悯之心。对于离婚，她想得开，实在挽留不住就不必死缠烂打，与其相互折磨，不如各自放一条生路；对于曾经的情敌，她也能放过，并且对那个女人所遭遇的生活窘迫、孩子残疾、老人不待见等境遇充满同情，最终将与老人见面的最后机会留给了她，成全了“他们一家人”；对于与有妇之夫老刘的情愫，她能坚守道德底线，不越雷池一步；对于儿子和公公，她虽然生活艰难，但尽心尽责呵护儿子长大成人，伺候公公直至去世。小说塑造出的这样的识大体存大爱、拿得起放得下的坚韧女性，既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又有新时代女性的自尊、自信与独立生存的能力，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电影《起舞的蝴蝶》对胡蝶与周新荣的矛盾做了较为温和的处理。比如删减了胡蝶和周新荣离婚的原因，离婚之初胡蝶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年老的公公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情节；删除了对周新荣再婚后窘迫生活的展现，包括周新荣在菜市场为了几分钱与菜贩子讨价还价、晚上蹭着胡蝶的粥铺卖夜宵补贴家用；删除了儿子周建林对周新荣的报复行为，将周新荣再婚后所生的先天兔唇的残疾女儿改写成健康活泼的孩子，这些改编减弱了男女双方的矛盾以及影片人物的悲剧成分。影片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胡蝶和周新荣离婚后各自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平淡生活，两人之间只是因为连着儿子周建林和公公周广户，才会有更多生活上的交集。同时，影片表现的胡蝶加入广场舞活动后精神上的愉悦，其实是为了突出胡蝶走出自我封闭的生活空间后精神状态上的向好变化。这是导演有意淡化了原著中的性别意识，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处理性别之间的矛盾问题，并通过反映核心人物胡蝶的心路历程，彰显两性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性别和谐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

当然，陶丽群在小说《起舞的蝴蝶》的创作上已经有意识地摆脱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局囿，她不仅有意识地将女性从狭窄的“个人空间”中拯救出来，而且将女性很自然地融入“广阔的社会空间”。陶丽群揭开女性意识神秘的面纱，展示胡蝶等普通女性日常最真实、最接地气的生活。她曾经说过：“我喜欢这种热气腾腾的生活，在其间奋笔疾书，会让我写下的每个字都带上柴米油盐的气息，这没什么不好，文学再怎么高，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7]小说中那些浸染着柴米油盐气息的叙述，赋予了女性意识更为深刻的涵义，体现了作家两性和谐共生的理念。

电影《起舞的蝴蝶》将原著中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影视直观的方式展示在观众面前。电影聚焦德保县这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小县城，以此为缩影反映社会两性和谐共生的问题。这里的女性并非受男性话语权的压抑而喃喃自语、自怨自艾，而是拥有与男性同样自由的话语权；这里不是女性在孤独地自我奋斗，而是男女两性的精诚合作、共同成长。因此，与原著相比，影片中人与人之间更多了一份大众民生的关怀与温馨。从影片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效果来看，胡蝶、周广户、周新荣、老齐、老刘、林秀等，都充满了浓浓的人间烟火味，其客观真实性不容置疑。尽管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不足，甚至带有时代性特点的局限，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的闪光点。在处理“性别意识”的问题上，导演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尽量淡化甚至去除两性之间的矛盾，大力弘扬正能量，让人物保持豁达包容、自强自立、开放进取、积极乐观的心态，将“小我”融入社会“大我”之境，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大家都过得好了，才是真正的幸福。可以说，电影《起舞的蝴蝶》实现了和谐共生主题的升华。

(二)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电影《起舞的蝴蝶》大力弘扬了“孝为先”“和为贵”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孝为先”强调人人应该善待长辈，不违背长辈的心意；“和为贵”是儒家文化倡导的道德实践原则，“礼”的作用贵在能“和”。“孝”与“和”是家庭伦理关系稳定的重要表现。

“孝为先”“和为贵”的美德在胡蝶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胡蝶离婚后，虽然她与公公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对公公极尽孝道，将公公当作亲生父亲来孝顺，邻居们都说胡蝶对待公公比亲爸还亲。公公曾几次劝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但为了照顾公公和儿子，胡蝶甘愿寂寞也不动改嫁之心。胡蝶对公公每天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公公生病后为了省钱不愿去医院检查，她比谁都着急，撇下粥铺的生意，专门跑到乡下去找周广户的老朋友老齐商量办法；公公住院后，她日夜奔忙，守候在病床前。对于周新荣的背叛，她以德报怨，公公临终前，她不计前嫌，放下个人恩怨，大度地将周新荣的妻子和女儿接到家里，圆了“他们一家人”的团圆梦。

胡蝶、周广户这两个人物身上还体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爱精神。老刘对生病的妻子的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任劳任怨，也是仁爱精神的一种体现。电影《起舞的蝴蝶》通过胡蝶、周广户、老刘等形象，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树立了典范，助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广西改革开放成果的展示

诸多广西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淳朴的风俗民情等独特的地域元素，被巧妙地植入电影《起舞的蝴蝶》。这一特意安排，是为打造广西新名片、对外宣传广西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成果服务的。

与原著相比，电影中的广西地域元素更为丰富突出。电影通过一个个生动的镜头，为观众展示了一幅幅具有广西特色的瑰丽的自然风光画面：飞流直下的瀑布，层峦叠嶂的山脉，五彩斑斓的枫叶林，德保清澈的小西湖，缓缓转动的古老水车，体型矮短体质强健的德保矮马，山环水绕的秀丽小城，宁静的小桥流水人家，等等。德保小城这些美丽的画面，不禁令人联想到广西的诸多自然旅游名胜，比如位于广西大新县与越南接壤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德天跨国大瀑布，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桂林，柳州三江县具有浓厚侗族韵味的程阳风雨桥，等等。

电影还为观众展示了广西淳朴的风土民情画面：穿着美丽民族服饰的少数民族兄弟骑着德保矮马悠闲走过；菜市场里撑着篷布的丰富多彩的地摊；市民依然情有独钟的精致的节约型柴火灶(广西俗称“节约灶”，20世纪80年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柴火灶)，竹子编成的锅盖、饭桌和椅子；等等。这里的老百姓有互帮互助的好传统，如胡蝶因为公公生病住院，经济暂时拮据，林秀二话不说，同意胡蝶缓交粥铺的租金；老齐不厌其烦地帮助胡蝶动员周广户住院治疗，并经常抽空陪伴周广户；周新荣妻子为了赶上见周广户最后一面，来不及关铺门，跟邻居说一声“帮着照看着”便出门了，不用担心财物被偷；等等。小城里的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茶余饭后或集中在小广场翩翩起舞，或漫步在霓虹灯闪烁的小河边，或带着孩子嬉戏玩耍，享受着悠闲自在、温馨宁静的小城生活。

电影《起舞的蝴蝶》聚焦的是德保这一广西边远的少数民族小县城。改革开放为这个小城百姓搭建了劳动致富的平台，也带给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现代发展的理念与民族优良传统的传承，造就了这个边远的少数民族小城的人们积极乐观、淳朴善良的精神风貌。影片为观众展示了改革开放给这座小城带来的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活，那一帧帧富有广西地域特色的美丽山水和风土民情的画面，昭示着广西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丰硕成果。影片在加大广西对外宣传力度、提升文化软实力、使广西“走出去”等方面显示出重要的文化传播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