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欣

摘 要：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女性精英的产生和成长，女性全面发展的同时也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河南省4个旅游乡村20名旅游从业者进行访谈，整体上把握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困境及女性实践现状，重点探讨通过宏观层面的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机遇、中观层面的技术赋能与社会文化记忆延续、微观层面的场域交叉与角色耦合，构建女性旅游精英培育机制，形成乡村女性人才培育制度、女性发展支持体系、乡村旅游友好环境等政策体系，为河南女性发展与乡村旅游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村女性精英;乡村振兴;乡村旅游

一、引  言

“后脱贫时代”的开启，乡村贫困将进入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新阶段。乡村旅游是新常态下产业兴旺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截至2020年，我国乡村旅游模范村有6000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特色村10万个以上，带动5000万农民受益，其中女性从业者超过70%。女性是脱贫攻坚的受益者，实现脱贫的近1亿贫困人口中女性占了一半;女性是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发展起来的巾帼家政、巾帼电商、巾帼乡村旅游等带动500多万贫困妇女增收脱贫。

河南省拥有百余个乡村旅游特色村、3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女性是乡村地区创业增收的主力军。河南省推行的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巧媳妇”乡村旅游带头人措施，带动了当地乡村留守妇女就业，拓宽了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增收渠道。本研究立足于“后脱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于2019年12月在河南省新乡卫辉比干庙、河南省商丘火神台，2020年7月在河南省焦作博爱县西关村、河南省新乡辉县天界山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调查对象共计20人，其中女性15人，围绕女性旅游精英与乡村振兴展开具体调查，明晰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及女性旅游精英培育现状及影响因素，构建女性旅游精英培育体系。

一、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及女性旅游精英現状

乡村旅游给当地女性带来新的发展途径。一部分女性利用资源在旅游参与中获得成功，为乡村建设作出贡献，成为女性旅游精英，这些女性又通过自身的带动能力，带领普通社区成员投入旅游业发展中，改变传统生计方式逐渐衰落的乡村，形成互助脱贫、共同发展的乡村新局面。

河南省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旅游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景区带动型为主要发展模式。如洛阳栾川景区、新乡郭亮村等景点带动当地乡村旅游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早期的乡村旅游以散点型为主，依托当地自然资源，以村庄为单位各自为战，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也没有良好的规划作为依托。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在脱贫攻坚、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河南乡村旅游呈现迅速发展趋势，覆盖全省18地市，形成新农村型、自然民俗型、农林科技型等不同特色的乡村旅游类型。2018、2019年，河南省旅游局公布了109个村庄为乡村旅游特色村，2020年又有150个村庄入选。同时，在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两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河南省有31个村庄入选，形成了点面结合的乡村旅游发展态势。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女性的主体作用。在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女性践行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积极开展乡村旅游，传承乡村文化，将数字新技术运用到创新创业中，形成富有特色的乡村建设路径。河南省依据自身特色，积极开展乡村“巧媳妇”工程。2019年以来，涌现出50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巧媳妇”示范基地，一批乡村旅游“巧媳妇”带头人在省内各地凸显，极大调动了女性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带动广大女性居家就业、脱贫致富，形成乡村女性的连帮带互助特色。女性成为乡村振兴尤其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

“后脱贫时代”，乡村旅游面临市场风险、文化风险、治理风险。本土群体由被帮助者转变为主体性创造者，本土群体能力建设是有效措施。农业向旅游实践空间的变迁、传统向现代实践观念的转变、社会和文化实践资本的强化，使女性成为乡村旅游的参与主体。要培育乡村旅游的女性精英，增强女性在乡村中的角色地位，形成女性角色的多重场域重构。一是家庭角色重构，留守乡村的女性成为家庭经营者、农业生产者，增强家庭地位与权力;二是经济角色重构，通过开展乡村旅游、制作传统工艺、展演特色服饰、传播当地文化等多种形式，实现多样化资本工具的转化利用;三是文化角色重构，沿袭文化习俗，创新文化形式，在旅游实践中成为“乡村文化守护者”;四是社区角色重构，女性从家庭内部走向乡村社区旅游场域，通过各种形式参与乡村建设，从地方知识“无意识传承者”到“策略性使用者”。

二、乡村女性旅游精英培育的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的女性精英培育需要不同层面因素共同作用。乡村旅游村落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在不同层面发生改变，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不同社会结构领域内相互交叉，形成合力优势，逐渐培育出女性旅游精英，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实现女性互助的可持续发展。

（一）宏观层面：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带来的社会机遇

乡村振兴和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女性通过经济参与、政治参与、文化参与等提升自我价值，找寻、彰显自身的主体性和存在感，把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景充分转化为实际行动，开展乡村旅游、学习互联网电子商务、制造传统手工艺品等，打造富有特色的致富增收新路径。

传统生计方式逐渐衰落的乡村，开展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传统乡村社区女性往往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发展机遇。然而，旅游业的发展给予了女性更多成长的机会。“现在政策好了，女的也不用一直待在家里干活，你看看我，家里男的去外面打工了，我看咱这儿夏天来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又支持，我就把自己家改造了一下，弄成个民宿，有五六间房，每年夏天来住的人可多了，有时候忙不过来我还得雇两人来做饭。”（个案15，女，新乡辉县天界山，202007）

“我现在家里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安顿好家里，也学村里其他人出来搞搞旅游嘛，人家做的大，我就弄点俺这儿的特色食品卖一卖，咱回民这食品还是有不少人喜欢嘞，我自己做的又干净，来买的人不少，现在政府不都支持女人创业嘛，电视新闻里老是播，咱也得赶赶形势呀。”（个案12，女，焦作博爱县西关村，202007）

传统“男耕女织”的社会角色定位，导致乡村女性束缚于家庭中。传统的社会交往网络是以父权家庭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乡村女性世代居住于乡村，外出的机会很少。在大量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村落，乡村女性扮演家庭照料者的角色，女性在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升被认为是在父权制结构下改变女性性别角色的重要因素。如今乡村巾帼行动政策的实施，“她力量”的崛起，各种帮扶优惠政策的倾斜，乡村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因地制宜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在乡村经济尤其是旅游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话语权与社区重要性逐渐提升。

（二）中观层面：技术赋能和社会文化记忆延续

乡村旅游场域中，女性从家庭走出来、参与社区发展，将持家能力运用于旅游经营、实现“互联网+女性创业”的新路径。女性走到旅游发展的前台，在自我身份认同、新技术运用、社会角色转变、话语权提升等方面显著发展。

2021年8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0.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1.6%，乡村网民规模已达2.97亿人，占整体网民的29.4%，网民男女比例51.2 ：48.8，女性上网人数逐年增加。[1]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网络社会已在乡村形成。乡村网民逐年大幅度提升的背后，是新技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渗透引起乡村文化空间的变迁与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

技术渗透日常生活的同时，扩展了乡村女性的社会交往网络。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实际上能调动的关系网络的大小。[2]移动互联网时代，鄉村女性通过各种网络平台获取最新外部信息，打破传统社会口耳相传的传播模式，以“不在场”替代“在场”，随时随地信息资源共享;父权中心背景下，女性生活的重心在家庭，社会关系同质性强，社交半径短，交往方式单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QQ、微信等各种社交平台成为人们日常交流的重要途径，远离城市中心的乡村女性同样享有社交平台便利，她们将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以亲缘和地缘为主的强关系扩展到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增加了乡村女性社交圈子的多样性。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天天都是拿着手机，弄啥都是手机上操作。你看我们这儿卖东西、搞旅社，都是让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可先进了;还有我们这儿搞旅游，都是拍个视频发网上，看的人多了就都来了，生意也比以前好了。”（个案18，女，新乡辉县天界山，202007）

“我们这儿火神台庙会为啥这么火？一是有文化传承，很多当地人都知道，这是商丘著名的传统仪式;二是我们宣传呀，每次举行的时候我们都拍照片，一开始发给认识的朋友，后来就开始在抖音、快手上发视频，关注度就上来了。这也是宣传我们自己的手段呀，现在搞旅游，不弄点高科技的东西哪儿行呀。”（个案8，女，商丘火神台，201912）

文化传承是一种社会记忆的延续。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将个体的记忆置于集体的框架之中[3]。保罗·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具有延续性，通过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来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4]。乡村女性是文化的有效载体，女性的日常生活就是一部充满习俗和传承的文化史。新技术改变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记忆延续方式的变革。新的媒介传播方式具有渗透性强、效率高、普及率高等特点，“脱域”与“记住一切”成为可能，改变了社会记忆的方式，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缩短了构造社会记忆的叙述时间，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模式。

（三）微观层面：场域交叉与角色耦合

乡村旅游可分为观赏式旅游与体验参与式旅游，后者强调旅游者深入旅游地居民日常生活中，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女性在家庭场域中的技艺随时可成为展演的焦点。家庭和旅游场域的交叉，使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作成为带来旅游经济收益的一种手段，丰富了多元情境下的主体性建构。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男性劳动力实现非农转移，乡村主要劳动力女性化倾向明显。乡村旅游将女性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互融合，日常生活的前台与后台在家庭与社区的交叉中随时转换。传统的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往往成为吸引游客、打造旅游名片的亮点。

“现在来旅游的人，都喜欢看一些当地的东西。哪儿都有的东西还看啥呢？来我们这儿看看自然风光，爬爬山，吃点家里的土特产，做点咱这儿自家吃的饭，他们都可高兴，就得有点不一样的东西。我平时在家也做饭，擀面条、蒸糖包、炸菜角，这些我做的都可好。来我家里住的人，就喜欢吃我做的这些，反正我平常也做。他们来旅游，我就顺手一起做了大家吃。”（个案16，女，新乡辉县天界山，202007）

到乡村旅游，游客更希望看到“原生态”的村落场景、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地地道道的当地服饰、古朴的生活方式，这正是乡村女性日常生活的常态，她们是传统文化的主角。性别优势和乡村旅游相互交织，重塑了乡村女性在旅游村落中的身份认同，形成新的主体性建构。

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由日常生活文化空间、传统文化空间、政府主导的福利文化空间几部分构成[5]。开展乡村旅游，就是将这三种空间进行转化、整合。女性旅游精英的培育正是在这三种空间整合基础上的实践，在旅游场域中实现隐藏束缚到独立自信、家庭依附到文化主体、边缘弱者到建设参与的转变。河南省开展的“巧媳妇”工程为乡村女性创造了居家就业、居村就业的外部环境，个体化、家庭化、社区化的参与模式是女性参与乡村旅游的主要方式。乡村女性旅游精英的培育不仅要按照女性的在个人、家庭、社区方面不同的资源禀赋进行分类培育，也要关照不同女性活动的不同场域。家庭、社区、社会三个场域的相互连接应是构建培育体系的关键。

三、乡村女性旅游精英培育体系的构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女性发展提供了机遇与平台。女性扮演乡村旅游引领者、文化守护者、弱者关怀者的重要角色，推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两者互为助力。

（一）建立乡村女性人才培育制度

乡村旅游女性精英的培育要关注女性的差异性及所在区域的旅游类型和特色。从研究者实地调查的4个旅游乡村来看，自然风光型、民俗仪式型、特色文化型的旅游乡村，女性参与特征具有一定区别。因此，建立乡村女性人才培育制度要因地制宜，根据乡村的区域特征、乡土特色，按照女性不同的资源禀赋，形成人力参与、文化参与、治理参与等不同方式，同时建立注重个人能力参与的个体化、注重文化与家社联动参与的家庭化、注重治理管理参与的社区化女性参与模式，构建文化培训、技术赋权的人才培育制度。

（二）形成乡村女性发展支持体系

从乡土社会内部来看，传统社会以性别、年龄等自然分工为主，我国的小农经济形成了“男耕女织”的分工模式。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女性从业者超过70%，但仍然以低端的服务业为主。创建不同层次垂直流动的包容性发展政策支持体系是培育乡村女性旅游精英的重点。从教育、就业、培训各个环节，构建不同资源禀赋下女性旅游参与模式，形成旅游带头人的创业支持、旅游参与者的就业帮扶等一系列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女性参与乡村旅游的长效机制。

（三）打造乡村旅游友好环境

“后脱贫时代”的主要目标是相对贫困的治理与防止返贫风险。乡村旅游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新的发展空间。女性既是脱贫攻坚的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和贡献者。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乡村旅游的主要实践者，女性在乡村旅游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巾帼脱贫行动，实现河南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女性精英培育可以扩展开，针对不同群体的旅游参与模式，打造乡村旅游社会环境，构建友好型乡村旅游社区。

宏观层面，实现特色产业与社会建设有机衔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本土产业，关注乡村的社会建设，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治理困境。

中观层面，注重制度演进与文化传承统筹兼顾，制定符合宏观发展的制度规范，延续乡村文化记忆，解决乡村文化困境。

微观层面，精准培训与増权赋能互为助力，实行精准培训，关注返乡回流群体与留守群体，整合外部资源，激活内生动力，解决乡村人才困境。

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乡村女性长期以来难以进入社区精英行列。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旅游发展促进了乡村女性精英的产生和成长，女性的全面发展又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社会发展加速，传统性别分工受到冲击，乡村女性在乡村旅游实践中逐步改变传统的性别秩序，实现女性技能的增权赋能。后续研究会持续关注乡村女性的技能养成，推动河南省乡村女性人才及乡村特色產业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网信网http：//www.cac.gov.cn：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年8月.

[2][美]马克·格兰诺维特，[美]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M]/[法]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类型.翟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3]Halbwachs，Maurice 1992，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陈波.公共文化空间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软肋”[J].人民论坛2018（21）.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河南省女性旅游精英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2400410228）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社会事业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河南省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软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城乡文化研究、性别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