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红根 宋成校

摘   要：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判断社会流动水平的标准之一，也是衡量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重要依据。基于家庭农场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水平较低;父母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流动体现为职业向下流动;农村家庭劳动力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集聚现象，父母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其子女的职业也普遍是这三种，而父母为农业劳动者或非农行业工人，其子女的职业普遍也为这两种。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正相关，与职业向下流动负相关。此外，子女使用互联网、拥有非农工作经历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显著促进其职业向上流动，但已婚会显著阻碍其职业向上流动。

关键词：农村家庭;家庭农场;职业代际流动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1）11-0141-15

经济发展推动着社会进步，但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失衡问题，如农民作出决策时面临的机会不均等。从短期来看，可能不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速与社会稳定;但长期失衡会诱发社会阶层的固化，降低社会流动性，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影响社会稳定[1]，还会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与社会福利提升。就经济学角度而言，社会阶层固化既是公平问题，又是效率问题。社会流动性降低会加大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使经济陷入帕累托无效率状态。因此，社会流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提及社会流动性，需要着重考虑的对象是农村家庭。从某种意义上看，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性是评价社会流动性的重要依据，也是解决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考量因素。同时，社会流动的核心议题是代际流动，其中，职业代际流动能够最直观地反映代际差异，且容易观测和衡量，从职业代际流动角度入手开展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导向作用[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将重点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并探析其流动方向与驱动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空心化等问题，普通农村家庭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老人与小孩留守家中，家庭劳动力就业形式较为单一。以该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并不合适，故本文选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家庭农场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在于：第一，家庭农场以农村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本质上仍属于农村家庭，符合本研究目的。第二，实际调研中发现，农民勤劳的特质以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与周期性特征会使家庭劳动力选择兼业，如在非农部门兼业，或在本村经营小本生意、担任村干部等，使得家庭农场劳动力职业种类多元化，有利于开展实证研究。第三，家庭农场作为最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是未来农村地区主要的生产经营模式，小农户经营会逐步向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模式转变。将其作为样本，研究职业代际流动性及驱动因素，对于破解“未来谁来种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等问题具有参考价值，但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综合以上讨论，本文基于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研究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剖析职业代际流动及其流动方向的驱动因素。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测度研究

关于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测度方法，以Blau等提出的方法最为典型[3]，应用也最为广泛，即通过构建职业转移矩阵的方式研究职业代际流动性[4]。利用这种方法，周兴等发现父代从事非农职业能够降低子女在初次就业时从事农业的概率，也可以促进子女实现职业向上流动[5];徐晓红发现农村居民向较高职业阶层流动的路径并不通畅，存在着“天花板效应”[6];卢现祥等认为，随着制度变迁，农村子代代际向下流动的可能性高于城镇，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低于城镇[7];滕祥河等发现非自愿搬迁显著提高了职业向上代际流动性，但在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上存在较高的职业代际传承[8]。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杨沫等采用矩阵距离方法以及代际社会经济指数（SEI）相关系数测度职业代际流动性，结果表明相较于城镇居民家庭，农业转移人口具有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性[9]。纪珽等进一步完善相关指标，测算了多种职业代际流动指数，发现我国总体上的职业代际继承性较强，其中男性平均继承性更高，女性的平均流动性更高[10]。

也有学者提出并应用了其他测度方法。如Altham，Ferrie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测度指标，能够处理由于阶层边际分布的差异导致的难以比较的问题，实现不同研究中职业代际流动之间差异的可比较[11-12]。利用此種方法，孙旭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中子承父业现象依然非常显著，“80后”父子职业的关联强度显著高于“60后”和“70后”[13]。Jann等将消除误差比例法引入代际流动问题的研究中，强调父代特征对子代职业的预测能力越强，子代职业更易受父代影响[14]。褚翠翠等利用此种方法评估了我国总体上的职业代际流动性，结果表明，我国20世纪70年代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最高，20世纪80年代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最低，20世纪90年代的流动性介于两者之间[15]。另外，吕炜等对有关职业代际流动性测度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认为职业代际流动测度方法是以职业代际转移矩阵为基础的[16]。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采用Blau等提出的测度方法[3]。

（二）职业代际流动的重要性分析

职业代际流动性较弱容易引发阶层固化，从而出现不公平现象。Case et al.，Dunn et al. 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17-18]。国内学者也普遍持此观点，如汪小芹认为，如果家庭出身决定子女的未来，会降低社会底层子代努力向上的积极性，造成人力资本浪费、影响社会稳定[1]。张延吉等认为合理、公正、顺畅的代际流动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保障[19]。朱月季等认为良好的代际流动意味着个体间发展机会均等，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代际流动并非越高越好，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过高的代际流动会降低投资预期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21]。

（三）职业代际流动的驱动因素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在职业代际流动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促进职业代际流动[15]。例如，吕姝仪等研究发现，高校扩招对于男性大学毕业生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2]。朱晨认为教育水平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劳动者选择高层次职业的重要驱动因素[23]。王卫东等的研究表明，教育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并抑制向下流动与传承[24]。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持有相反观点，认为教育扩张并未有效提高职业阶层的流动性[25]，而且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机会较低，容易陷入贫困代际传递陷阱[6]。

就其他方面而言，吴晓刚认为，户籍制度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的根本性因素，这一制度使得农村中从事非农职业、没有改变户口性质的农民子女还要继续务农，而城市居民中父子职业之间的关系较小[26]。王宇等认为社会信任会显著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职业代际向上流动[2]。杨沫等认为党员身份、家庭收入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因素[9]。纪珽等研究发现，城镇家庭背景、处于沿海地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非农业户口性质等均可以促进子代职业向上流动[10]。

综上所述，关于职业代际流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有文献还有值得改进之处：第一，学者们普遍研究我国总体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而以农户为对象的文献不多;第二，关于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的划分，需要依据我国农村家庭的现实特征进一步完善;第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的差异，导致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不能形成有力的政策制定依据。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试图进行如下改进：第一，利用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视角研究其职业代际流动性，选择家庭农场作为样本，其优势如前文所述。第二，依据调研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并参考现有理论与资料，较好地划分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类别。第三，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及职业代际流动方向的驱动因素;构建样本匹配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变换样本，检验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丰富了本领域的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研究团队于2017年对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070份，收回有效问卷1742份，样本有效率为84.2%。考虑到种植业对粮食安全最为重要，同时为增强样本可比性，本文选取其中的926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家庭农场作为样本。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最主要和最有效率的经营形式，也是全球最主流的农业经营载体[27]，以家庭农场数据作为样本可以较好地衡量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优势如前文所述。

样本中，父亲平均年龄为56.6岁，母亲平均年龄为54.5岁。其中，父亲年龄超过65岁的样本占比为17.7%，年龄介于50岁至55岁之间的样本占比21.9%，年龄介于56岁至60岁之间的样本占比14.5%。母亲年龄超过65岁的样本占比为11.3%，年龄介于50岁至55岁之间的样本占比20%，年龄介于56岁至60岁之间的样本占比12.9%。子女的平均年龄为31岁，最小的为18岁，最大年龄已经超过45岁。其中，70.4%的样本子女年龄在35岁以下，年龄超过45岁的样本比重较低，仅为7.6%。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的样本比重为94.1%，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占比5.9%;母亲受教育水平处于初中及以下的样本比重为96.8%，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占比3.2%。相比之下，子女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样本占比为67.8%，低于父母相应的数值;子女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样本占比32.2%。总体上，样本家庭受教育水平较低，但子女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父母受教育水平。

（二）职业的划分

陆学艺将农村社会阶层划分为农村管理者、乡镇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农村知识分子、雇工、农民工以及农业劳动者[28]。Erikson等将职业划分为11种类别，共7个层次①。借鉴上述研究，立足于家庭农场的现实特征，并参考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指标的设定②，本文将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划分为农业劳动、非农行业工人、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③，职业层次依次递增④;对其他不便分类的职业，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将其定义为其他职业（如不固定的临时工等）。

（三）样本中职业的分布

職业分布图显示出父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相对集聚⑤，父亲从事农业劳动的比重高达70.63%;其次是从事非农行业，占比为20.84%;而从事商业经营、个体劳动以及村镇管理的比重较低，分别为0.43%、4.64%和0.65%。子女的职业分布同样集中于农业劳动以及非农行业，分别占比43.2%和44.05%，从事商业经营、个体劳动或村镇管理工作的比重略高于父辈，分别为2.38%、5.40%以及2.05%。

进一步构建父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矩阵，如表1（下页）所示。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代表父亲与子女从事相同职业的频数;主对角线上方的元素代表子女职业向上流动⑥的频数，下方的元素代表子女职业向下流动的频数。据表1可知，父亲与子女均为农业劳动者以及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较多，分别是354户和160户;父亲为农业劳动者而子女为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为218户，相对较高。这说明父亲与子女职业的转换主要是在农业劳动与非农行业工人之间。数据反映出的信息与中国农村家庭现实特征比较吻合。

为观察母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特征，进一步构建母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矩阵⑦。结果发现母亲与子女的职业分布特征与表1特征类似，即母亲与子女都为农业劳动者以及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较多，分别为351户和155户;母亲为农业劳动者而子女为非农行业工人的样本数量也比较高，达到229户。可以初步判断，父亲、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职业分布差异较小。

三、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性的测度

职业分布矩阵不能清晰地刻画样本家庭的职业代际流动性情况，本部分参考Blau等提出的方法[3]，测度父母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指数。已有文献中关于该方法的介绍十分详尽，本文不再赘述。

（一）父亲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指数分析

表2中主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职业代际传递性的强弱，该值越大则传递性越强;非主对角线元素衡量职业代际流动性的强弱，值越大则流动性越强。由于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值均高于1，说明职业代际传递性较强。

通过横向对比表2发现：第一，农业劳动或者非农行业工人的职业代际流出指数分别为0.677和0.515，说明父亲如果从事农业劳动或者非农行业，子女从事同样职业的概率较高。第二，父亲从事个体劳动的职业代际继承指数为2.756、流出指数为2.026，意味着该职业呈现高传递性与高流动性并存的特征，而且这种流动性主要是流向更高层次的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第三，父亲从事商业经营，子女从事商业经营与个体劳动的可能性较大。第四，父亲从事村镇管理工作，子女从事同种工作以及个体劳动与商业经营的可能性较高。

通过纵向对比表2发现：第一，农业劳动与非农行业工人的流入指数分别为0.374和0.624，说明父亲不从事农业劳动或者非农行业，子女从事这两种职业的可能性也较低。第二，对于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者，其流入指数分别为2.892、1.625、1.671，说明父亲不从事这三种职业，并不会降低子女从事这三种职业的可能性。

总体上，农业劳动和非农行业工人的职业代际传递性较高，且80%以上的父亲与子女均从事农业劳动或者非农行业，说明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较差。个体劳动者、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表现出较强的职业代际传递，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职业代际流动，但这种流动主要是在这三种职业之间。这三种职业所占比例较低，也说明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较低。

（二）母亲与子女的职业代际流动指数及差异性分析①

母亲与子女的职业代际流动指数测度结果与表2差异不大，说明父亲、母亲与子女之间的职业代际流动差异不显著。当然，以上分析属于统计上的初步判断，不能体现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还需通过构建计量模型作进一步的实证分析验证。

四、农村家庭劳动力职业代际流动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首先，构建Logit模型，研究职业代际流动的驱动因素;其次，通过Mlogit模型研究职业代际流动的方向;再次，调整模型中的部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通过变换样本，检验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由于个体流动的驱动因素通常分为先赋性因素（父代特征）和获致性因素（子女特征）[28]，参考周兴等[5]以及卓玛草等[29]的研究，本文选取父母特征、子女特征以及家庭其他特征三类变量，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Mobilityt=α0+α1·X1i+α2·X2i+α3·X3i+μi（1）

式（1）中Mobilityt为被解释变量，在Logit模型中，如果发生职业代际流动则赋值为1，否则为0;在Mlogit模型中，将职业代际向下流动赋值为-1，职业代际传递赋值为0（并以此组为参照组），职业代际向上流动赋值为1。X1i为父母特征变量，包括父亲（母亲）职业、父亲（母亲）受教育程度;X2i为子女特征变量，包括子女使用互联网、子女非农工作经历、子女受教育程度、子女婚姻;X3i为家庭其他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拥有外出经历的人数、房产数量、土地规模。μi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统计特征

为保证拟合结果可靠性与精确性，本文剔除51个父母与子女职业为其他类别的样本，利用875个样本进行实证。表3（下页）对相关变量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其中，父亲样本与母亲样本中职业代际流动变量的均值分别为0.390、0.392，表明样本家庭职业代际流动性较低。

（三）基準回归结果分析

1.职业代际流动的驱动因素分析

前文结果显示，父亲、母亲与子女的职业代际传递特征无明显差异，故在实证分析中以父亲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的实证结果为基准回归结果，将母亲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的实证结果作为对照。表4中列（1）、（2）为父亲样本回归结果②，分别将父亲职业层次视为连续变量与多分类变量;列（3）、（4）为母亲样本回归结果。

列（1）结果显示，父亲职业层次与职业代际流动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或许是由父亲从事不同职业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相互抵消所致。进一步观察列（2）可知，相比从事农业劳动，父亲从事非农行业对职业代际流动的正向影响较低，而父亲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村镇管理，会显著地促进职业代际流动。这说明父亲职业层次提升可以促进子女职业代际流动。其作用机制如下：第一，父亲职业层次较高意味着人力资本相对较强，子女的素养与能力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从而提升自由选择职业的竞争力。第二，父亲职业层次较高说明社会资本相对丰富，子女更容易接触到各种行业的人群，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职业选择空间更广阔。第三，父亲职业层次较高表示家庭物质资本相对丰厚，有利于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并有能力负担子女寻找工作所需的时间成本与物质成本，促进子女自由选择职业。

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列（1）中与职业代际流动负相关，而在列（2）中与职业代际流动正相关，根据伪决定系数可以判断列（2）解释效果更好，故父亲受教育程度与职业代际流动存在正向关系，但不显著。可能是受到农村20世纪教育环境的影响，父亲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对职业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列（3）、（4）的实证结果总体特征与列（1）、（2）接近，虽然显著性与数值大小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性并不影响基本结论。

在获致性因素方面，子女使用互联网以及非农工作经历均可显著地促进职业代际流动，而子女受教育程度在母亲样本中显著为正，故本文认为，子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实现职业代际流动。这是由于使用互联网以及拥有非农工作经历能够提升个体的人力资本、丰富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增强职业的选择能力与自主权，拓展子女的职业选择空间。同时，使用互联网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搜寻劳动力市场信息，进入非农就业部门更加容易。子女通过接受教育可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其职业代际流动。子女婚姻与职业代际流动存在负向关系，即已婚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的可能性较低。这是由于已婚子女家庭负担相对较重、时间成本更昂贵，从事与父亲相同的职业，能减少工作搜寻时间、快速适应职业环境。在其他方面，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规模会显著抑制职业代际流动;拥有外出经历的人数以及房产数量分别可以衡量家庭的社会资本与财富资本或物质资本，这两者与职业代际流动有正向关系。

2.职业代际流动方向的驱动因素

表5汇报了职业代际流动方向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父亲职业层次与职业向上流动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向下流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与周兴等[5]、卓玛草等[29]的研究结论一致。该结论的意涵在于：父亲的职业阶层越低，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空间越大;反之，父亲处于高阶层时子女向下流动的空间比较大[10]。这可能是因为，除非农就业外，农户家庭劳动力普遍就业于农村地区，而农村地区资源、村干部职位等相对有限，导致农村子女在本地从事这些职业的空间比较狭小。列（2）中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这个结论，即相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父亲从事非农行业、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子女的职业会显著的向下流动。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父亲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向下流动存在负向关系，与职业向上流动存在正向关系，意味着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子女职业向上流动。另外，列（3）、（4）显示，母亲样本与父亲样本实证结果相差不大，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

（四）稳健性检验

如果在分析父亲或母亲对个体就业行为的影响时忽略父辈配偶的就业状态，那么很可能出现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30]。本文将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职业、母亲受教育程度纳入同一模型中进行匹配效应检验，并且以父亲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的关系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的判断依据。另外，这里还进一步考察了父母从事的具体职业对子女职业的影响。

1.职业代际流动性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表6列（1）结果显示，父亲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存在正向关系，但不显著。列（2）反映出，相对从事农业劳动而言，父亲从事非农行业会导致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的可能性降低32.8%;父亲从事个体劳动会使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的可能性显著提高48.8%;父亲从事商业经营，对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父亲从事村镇管理，能够使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的可能性提高38.7%。表6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即父亲职业层次较高，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2.职业代际流动方向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表7（下页）列（1）结果显示，父亲职业层次高会显著地抑制子女职业向上流动、促进子女职业向下流动。同样，列（2）显示，相对从事农业劳动而言，父亲从事其他职业会显著地促进子女职业向下流动、显著地抑制子女职业向上流动。这与表5中的结论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证实，父亲的职业层次越低，子女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而父亲职业层次越高，子女职业向下流动的可能性越大。

3.父母职业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

根据表8（下页）可知，与从事农业劳动相比，父亲从事非农行业、个体劳动、商业经营、村镇管理都会显著地抑制子女从事农业劳动。父亲从事非农行业导致子女从事同种工作的概率更高。父亲从事个体劳动与子女从事非农行业、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均存在正向关系。父亲从事商业经营会显著地促进子女从事个体劳动以及商业经营。父亲从事村镇管理会显著地促进子女从事同种工作，与从事个体劳动以及商业经营也存在正向关系，但降低了子女从事非农行业的可能性。母亲职业对子女职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与表8结论基本一致，此处不作展示。

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统计分析、基准实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同时，结合表8和表2可以发现，农村家庭劳动力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即父母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其子女的职业流动也是限于这三种职业之间;父母从事农业劳动或者非农行业，子女职业流动普遍限于这两种职业。由于农村资源相对有限，因而存在一定的“精英俘获”优势资源、优势岗位现象，导致农村低阶层群体向高阶层的跨越难度较大;农村地区整体的人力资本较低，思想观念相对保守陈旧，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阶层跨越的障碍。

（五）结论的普遍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普遍性，进一步以全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分别以养殖型家庭农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以及其他类型家庭农场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对1742个样本进一步筛选，选取其中1677个样本作为全样本;再分别从中选取387个养殖型家庭农场、194个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以及115个其他类型家庭农场作为样本。另外，本部分仅汇报父亲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关系的实证结果。

表9显示，父亲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并可以显著地促进子女职业向下流动、抑制子女职业向上流动，这与基准模型结论基本一致。虽然父亲从事非农行业以及个体劳动对子女职业向上流动存在正向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符号相反，但并不影响本研究整体结论。

表10（下页）为养殖型家庭农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以及其他类型家庭农场的实证结果，该表仅汇报将父亲职业作为连續变量时的实证结果。结论表明，不论何种类型的家庭农场，父亲职业层次与子女职业代际流动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能够显著地促进子女职业向下流动、抑制子女职业向上流动，与基准回归结果所得结论一致。

综合本部分稳健性检验以及结论的普遍性检验结果可知，基准模型得到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且具有普遍意义。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7年全国家庭农场的微观调研，通过构建职业代际流动矩阵与计量模型，本文研究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及其流动方向的驱动因素，并对结论进行了稳健性与普遍性检验。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性较低，且职业普遍为农业劳动者或非农行业工人。第二，父母职业层次越高，越能促进子女实现职业代际流动，但这种流动体现为子女职业的向下流动。第三，农村家庭劳动力在职业流动方面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即父母从事个体劳动、商业经营以及村镇管理，其子女职业普遍流动于这三种职业之间;父母职业为农业劳动者或非农行业工人，子女的职业普遍局限于这两种。第四，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职业向上流动正相关、与职业向下流动负相关。第五，子女使用互联网、拥有非农工作经历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均可显著地促进职业代际流动，且是向上流动，但子女已婚会显著地阻碍其职业向上流动。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政府政策需要适当地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的投入与扶持，保证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与所属县城教育质量无显著差异，这是缩小农村子代面临的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手段。同时，提升乡村教师的福利待遇，利用优质条件吸引业务能力强的教师服务于乡村教育，全面提升乡村教育质量。这是提升农村子代综合素养的主要途径，通过接受高质量的教育，促进农村家庭劳动力实现合理的职业代际流动。

第二，优化农村地区外部与内部就业环境。从农村外部环境来看，应当进一步加强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加强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弱化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等身份标签，为农民工个人发展及其子女教育提供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农村内部环境来看，应当引入新技术、新的经营模式，并对农村年轻劳动力进行培训，促使其快速地掌握新的经营模式与新技术，将其灵活应用以开创自己的事业，进而提升其职业选择空间与能力。

第三，充分发挥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村委会或基层政府可以尝试定期、不定期组织农村家庭劳动力进入城市或者非农就业部门体验工作，丰富其外出经历、开拓其视野，提升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促进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职业代际流动。同时，可加强对农村家庭子女的互联网技能培训，进而拓宽其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渠道，帮助其结合自身偏好选择相应的职业。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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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Rural Family Labor Force and Analysis of Driving Factor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amily Farms

ZHU Hong-gen  SONG Cheng-xiao

Abstract：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s one of the criteria for judging the level of social mobilit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measuring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of family farms，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family labor forc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a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evel of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rural family labor is low; the parents' occupational level and their children's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but this mobility is reflected in the downward mobility of occupations. Rural family labor force has agglomeration in term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Parents are engaged in self-employed labo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village and town management， and their children generally have these three occupations; while parents are agricultural laborers or non-agricultural workers， their children's occupations are generally Both of these. Parents' educational leve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upward mobility of their children's occupation，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ownward mobility of their children. In addition， children's use of the Internet， non-agricultural work experience， and better education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ir career upward mobility， but being married will significantly hinder their career upward mobility.

Key words： rural family; family farm; occupa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家庭农场创业代际传递：弹性测度、内在机理及匹配效应”（717730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产业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模式比较与瞄准机制研究”（71973061）;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福利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18YJA790040）。

作者简介：朱红根，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成校，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