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盈 谢晓琳 梁瑞琼 邱鸿钟

在跨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中西医对有关五脏六腑、骨骼、四肢、五官等大部分解剖生理结构与功能的描述是基本一致的，但中医学理论中的经络、命门、三焦等概念不仅在中医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着各家学说的不同解释，甚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而且在西方医学和现代医学中也找不到相对应的组织、器官，这种状况在世界科学和医学史上都较为罕见，澄清或解决这些争论应是中医理论传承、创新与发展中的一个难点。

笔者认为，现象学可以为解决中医理论这一疑难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现象学方法主要包括还原、建构和解构三个基本环节，基于笔者之前对经络本质的现象学分析[1]、证本质的现象学研究[2]，以及中医现象学[3]和中西医比较的现象学系列研究[4]，本文继续运用现象学方法推进对中医命门概念本质的研究，以帮助澄清命门之争的历史困惑。

1 “命门”本义的现象学还原

现象学还原是指将研究的目光从沉溺于客体的自然态度向人(即此在)的意向性及其行思-所思体验关注的转变，或者说是从对存在者的把握引回对该存在者之存在的领会[5]27。

在索绪尔结构语言学中，任何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他把意指作用中用以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称为能指(signifier)，而把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称为所指(signified)，所指也是意指作用所要表达的意义。可见“意指作用”或指称(reference)连接了“能指”与“所指”两者的关系。名词或代词所涉及的目标对象(object)即词是语的“指称对象”(referent)，而指称对象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可以是客观的，也可是主观的；既可以是现实世界的，也可以是可能世界或想象的对象。因此，指称对象及其指称意义依此在的意指不同而不同。

“命门”是由“命”和“门”两字组成的中医特有的术语。“命”为汉语中的常用字，“命”作动词时，语义可为“给予……命名”，如“以名命气，以气命处，而言其病”。“命”作名词时，可指生死、寿命、贫富和人的各种遭遇，如“气血正平，长有天命”。在《黄帝内经》中，“命”的词频为106次，属于一个高频词，以“命名”用法的词频最高。“门”一词始见于甲骨文，象形房屋的出入口的大门，凡与“门”的形状或作用相似的事物都可用“门”来指称，如《黄帝内经》中的“神门”“气门”“液门”和“咽门”都属于这类用法，如《灵枢·小针解》中说：“在门者，邪循正气之所出入也”。在《黄帝内经》中“门”的词频为50次，属于中频词。然而，将“命”与“门”组词的“命门”在《黄帝内经》中仅出现6次，属于低词频，说明在当时“命门”概念并不重要，而且其指称对象和指称意义都十分清楚确切，如《灵枢·根结》中所说：“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可见，“命门”一词的本义只是指足太阳膀胱经“结于”眼睛的一个穴位，命门并不等于就是眼睛，而是基于太阳膀胱经走向终止于眼睛的一个重要穴位，而凡穴位都是与针灸操作有关的躯体上的某个特别的位置，而不是指一个独立的组织或器官。

对于主要依靠视觉来感知世界和行动的人类来说，眼睛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在《黄帝内经》的语境下，认为“诸脉者皆属于目”“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于目”“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志与心精共凑于目”。基于中医对眼睛和五脏六腑及其身心状况关联的上述理解，将“命门”这个听起来与性命攸关的名称赋予了眼睛的理由似乎是完全充足的。这是将“命门”概念还原到最初起源，而且最为淳朴的指称意义。

2 “命门”指称变化与文化偏好和临床操作有关

索绪尔告诉我们，“能指”这种声音形象的符号与其所反映的事物的“所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这也被称之为符号的任意性原理。事实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具有“能指”的功能，而“所指”则可以随此在的意指作用而变化，继而可以认为，理论随意指而异，真理依此在而变[6]。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难经》最先改变了《内经》“目为命门”的原创概念的意指对象与意指意义，提出了“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的新说。

但首先我们应该追问：《难经》为何偏偏要将右肾命名为“命门”？而不是左肾？《难经·三十六难》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脏各有一耳，肾独有两者，何也？然：肾两者，非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基于笔者之前对中医左右等空间范畴的分析，“左与右”是一个与中医此在空间定位有关的意向结构，男与左为阳，女和右为阴已经是一种“先于”《难经》就已经建构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背景和认识框架，如《素问·玉版论要篇》中说：“上为逆，下为从。女子右为逆，左为从；男子左为逆，右为从。”“左右”是此在认识事物存在时必须依赖的一对空间范畴，具有指引、标识和分类等认识与方法论作用，其指称对象往往并不具备实体或本体论的意义。从《说文解字》中对“女”和“姓”字的解释可知，古人认为生育为女性之事，因此，将右肾意指为“命门”是合乎汉族话语族群(discourse community)逻辑的自然推论。

其次，《难经》为何要将“命门”赋予给腰部之肾？而不是其他的内脏？这也许是因为人类自从进化为直立的动物以来，腰部逐渐成为全身负重最大而又缺乏像胸腔或盆腔那样围式骨架支撑的部位，随增龄性变化而来的腰部劳累和损伤更为普遍多见；同时在生殖崇拜的古代，缺乏节制的房事，腰酸乏力的感受，以及精液从尿道泄出，经血从阴道流出的直观经验都容易引起医家对腰部症状、肾等泌尿和生殖系统功能状况的高度关注和理论臆测，如《难经》中说：“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故知肾有一也。”这就是对命门功能的一种尝试性解释。为了与左右范畴融合贯通，自圆其说，《难经》又继而解释道：“火降于右，水升于左，故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看来左右肾是一对有上下运动关系，相辅相成的器官。为了强调双肾在维系全身生命活力的作用，《难经》又说：“脐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故名曰原。”显然，这种“肾间”和左右肾气机升降的说法淡化了右肾独为命门的意指意义。究竟如何理解《难经》中关于“左肾右命门”的指称意义？基于《难经》解答问题的话语风格，借助句中的词语组合关系来考察某词语的实际意义，可以认为，在《难经》语境中“命门”的指称对象及其指称意义主要是强调左右肾功能在维系生命繁衍和生命活力方面的协同作用，而非意指两肾的实质性区别。

海德格尔[5]25认为，此在对存在的领会离不开此在的筹划和上手的操作行为，因为存在并不像存在者那样容易通达和简单地碰见它，存在必定总是在此在的一种自由筹划中被带进关注的目光之中。正是这种向着存在以及其存在之结构的自由筹划被称之为现象学的建构。 推动“命门”意指对象及其意指意义变化的原因正是如此，魏晋时期，皇甫谧(215年～282年)从针灸操作的层面上将“命门”这一专名还原给了两肾之间十四椎下督脉上的一个穴位，尽管与《黄帝内经》所意指的“目”不同。“命门”本来只是几百个针灸穴位中的一个穴位名称而已，在《难经》以降，沉寂了八百多年之后，直到隋唐以后才有多位医家开始关注命门之说，但“命门”所指称的对象、定位及其意指意义在不同的医家那里有不同的说法。例如，唐代杨玄操以关元穴为命门，明代虞抟以气海穴为命门，清末莫枚士则以男子石门穴为命门，女子关元穴为命门。除此之外，还有将命门指称为其他脏器的医家，如刘完素和李东垣的心包命门说，徐大椿的冲脉脑髓命门说，朱楠的脑髓命门说，张志聪的睛明穴与两肾之间上下命门说，等等。

历代医家对“命门”意指对象及其意指意义的说辞差异很大，这与医家的辨证意向、旨趣和临床操作体验密切相关。现象学认为，正是操持的行为让此在与存在的际会才成为可能，并且通过这样的一种际会世界的可能，此在才能开显出世界[7]229。换而言之，历代医家的各种命门之说其实只是医家基于自己的临证操作经验，对躯体某组织器官与“命门”指称关系的一种解释。虽然还有医家试图将不同的命门之说协调整合起来，如隋代杨上善(589年～681年)在《太素·经脉标本》中认为：“肾为命门，上通太阳于目，故目为命门。”但这些做法并不能终止各医家对“命门”指称对象及其指称意义的争论。

命门之说之所以在明代尤为兴盛，还受当时中医临床治疗方案的取向与用药偏好，以及亟需理论支持的背景有关。

元末明初之际，随着朱丹溪(1281年～1358年)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相火论的盛行，医家对腰部症状和肾脏功能日趋重视，尤其是当时温补肾命临床用药的偏好亟需找到一种理论解释的支撑，于是“命门”之说被重提，一时甚至成为各医家热衷讨论的焦点。太医院医士薛己(1487年～1559年)承朱丹溪之宗，融李东垣脾胃之说和王冰与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既重视温补脾胃，也以温补肾命为本，尤其受王冰“壮水之主，以镇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启发，将《金匮要略》中的八味丸与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中的六味丸糅合起来用于治疗各种虚损病证，使补肾的治法推广至各种杂病的治疗，对赵献可等后世医家的临床诊治取向产生很大影响。为何要补肾？如何补肾？都需要有理论的说辞予以支持和解释，这样可以让患者觉得有必要，医者觉得有底气去补肾。如果没有中医药信念就不会有中医药消费，反过来，补肾的消费进一步促进了命门学说的繁衍。所谓“肾虚”的理念(或者说是信念)和补肾药品或保健品消费市场的大小是一对一荣俱荣的孪生兄弟。

3 “命门”指称的多样化说明该概念早已不能名副其实

明代以后，各医家对“命门”的指称对象及其意指意义的解释五花八门，各执一词，如张介宾(1563年～1640年)借太极理论阐述“命门”，他所意指的“命门”目标对象并不唯一固定，一曰“肾有精室，是曰命门”；又曰“夫命门者，子宫之门户也”。甚至还有概括性的意指意义，曰“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赵献可(1573年～1664年)认为“命门在两肾之间”，还有具体的定位：“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官。”他还认为，在人的发育过程中，先有命门，而后生成五脏六腑，命门为十二脏腑之根，为生命之原。命门是为人一身之主的真火，而不是心，命门的水火即人的阴阳。孙一奎(1522年～1619年)认为“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天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相继以成”。在这些医家看来，处于两肾之间的命门是维系性命的先天太极，绝不是“漫语”。

事实上，我们知道人的五脏六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每一个器官都不能缺少，历代医家各自特别强调心、脾和肾等某个脏器的重要性的学说都只是由原创者自己建构起来的一种理论解释体系，各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相应的临证语境，并无非此即彼的对错，也无法裁决孰真孰假，他们都没有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而只能说他的解释不同而已。“命门”一词几乎成了辩士们都想挤进来的一所狭小的蜗居，并且每一个辩士都想将自己意指的组织器官解释为是唯一真正的“命门”，但这样的争论和不断新增加的解释并无益于中医理论的传承发展。其实，仅仅在《黄帝内经》中，还有“神门”“气门”“液门”“鬼门”“魄门”等许多与“命门”类似指称的术语，但中医界唯独被“命门”这个专名所迷惑上千年而执迷不悟。应该通过对“命门”概念来源的还原，以及对历代各家命门之说的批判性解构，正本清源，维护《内经》原创“命门”专属概念的纯正性，扫除后来附庸上去的各种意见的遮蔽。

4 命门的本质是意向性构造和意义赋予的存在

“命门”在《黄帝内经》时代原本只是指位于眼睛的足太阳膀胱经的一个起点，与“神门”“气门”“液门”等类似的穴位命名一样，并无特别意指。随着此在意指的变化，在《难经》中“命门”成为腰部右肾类比的别称；到明代围绕两肾区域，“命门”被意指为不同指称的对象和赋予不同意指意义的存在，或指右肾、或指两肾之间的某种结构、或指子宫和精囊等。可见，“命门”的指称对象及其指称意义随意指的不同而不同，显然，“命门”这个术语不可能再在同一意义下意指各种不同的存在者。既然如此，任何医家试图通过解剖等实验或临床方法来证明某一组织器官或身体某部位才是唯一的“命门”都是徒劳无益的，即使现代医学研究已经发现的许多神经的、内分泌的、免疫的细胞核团或中枢，也不能证明这就是中医早就发现的所谓“命门”[8]。

现象学认为，只有在此在的地基上，意向式存在者的存在才能够得到追问。通过“命门”之说的现象学还原、建构与解构分析，可以发现此在意向性在“命门”体验中的给予方式和构成作用，并且进一步说明正是因为不同的医家站在自己意向体验和临床操作的基础之上，才提出了自以为的命门之说，而争论的各方也没有察觉正是因为自己的意指性导致了各自将注意的焦点执着地放在命门定位的寻找之上，这恰好将认识的对象本末倒置了。后人在使用“命门”这一专属术语时最好能遵循《黄帝内经》原创文本的立意，不要用同一名称去表述属于自己意指的其他对象和现象。事实上，历史上的各种命门学说虽然都在使用“命门”这同一术语，但各医家所意指的对象并不是在相同位置的组织或器官，其意指意义也不是单义的，而最多是类比性的。就像海德格尔[7]253所说的那样，物体的或精神的“存在”虽然都使用“存在”一词，但却具有不同的含义。造成“命门”之说纷争的困境是由于非要在一个狭窄的蜗牛壳中去打擂台一样所造成的，正是这个令人诱惑而有局限的“命门”专属术语束缚了各医家学术想象的空间，否则，中医历史上也许还会多涌现出几个有价值的创新。作为此在的存在枢机，意指揭示和解释着世界。“命门”的本质是被此在意指所规定的一种存在，即此在愿意规定它在哪，它就在哪显示自己的存在，它并不是与此在规定无关的某种唯一的实体。将意指性构造当作本体的实在之物去寻觅，这是命门之纷争不会真正有结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