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超,崔恒勇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 102600)

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1949.3-1949.9),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高光时刻”。这短短半年,是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胜利的决胜阶段,是制定新中国建国方略、开启历史新纪元的创始阶段,是全党同志践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由乡村走进城市、由武装斗争为主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重大转折阶段。大开大阖,波澜壮阔;大破大立,气势磅礴。于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展现出的崇高追求、豪迈气魄、宽广胸襟、高尚情操、扎实作风,影响至深至远,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永远纪念递传、发扬光大。

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

早在1945年国共和谈之际,毛泽东就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1]共产党人从不惧怕斗争,中共党史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1949年,国民党再次打出和谈牌。不过,和1945年的重庆谈判不同,这次谈判的主导权已不在国民党手中,谈判地点也定在刚解放的北平,这里已是共产党的主场。4月1日,国民政府代表团自南京飞抵北平,住进六国饭店,大堂横幅上写的欢迎标语是:“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4月15日,双方代表团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20日晚,南京政府复电拒签;21日晨,渡江战役打响; 23日,南京解放……

回想1945年,国民党军事实力如日中天。整编后的八路军似乎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归顺,另一条是灭亡。但是八路军却选择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斗争。党的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在这条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党取得了抗战的胜利,也取得了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话语权,并取得了民主党派和主流民意的支持。

斗争是一门艺术,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要坚持正确的立场、原则、方向,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根据形势需要,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时机,调整斗争策略,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和平谈判和武装战争都是斗争方式。北平和谈破裂之后,共产党再次成功获取了民心民意,就连参加和谈的国民党代表,也大都留下来参加了首届政治协商会议。

二、高瞻远瞩、锐意进取的精神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2]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指出: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形势是怎样,该斗争的就要坚决斗争。

无论是和谈,是战争,还是建设新中国,我党都有预案。去香山之前,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一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准确预测了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提出了取得胜利的各项工作方针;着重论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主席甚至说七届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尚未发表,中央书记处即走出平山,启程进京。

掌控局势,洞察先机,见机而作,既方向坚定,又机动灵活,这一直是我党我军的核心优势。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前,国民党军队总数超过400万,共产党军队只有120万。到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之前,共产党军队靠小米加步枪,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歼敌总数超过155万,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奇迹般反转。即便如此,离解放全中国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七届二中全会在这样的节点召开,不负众望,再次为我党我军指示了方向,明确了目标、路径与时间表。没有高瞻远瞩、锐意进取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三、涤旧生新、舍我其谁的精神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的1949年4月20日拂晓,英国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护卫舰无视人民解放军要求外国舰船撤离长江的公告,闯入我军预定渡江江段,遭炮击重伤搁浅。当天下午至21日,我军炮兵又将赶来增援的三艘英国军舰击退,史称“紫石英号事件”,又称中英长江炮战,标志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炮舰外交”的最后终结。

早在1949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3]“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4]在这里,打倒帝国主义是排在第一位的。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也早已制定了这样的外交原则:“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在香山,这条外交原则被明确为“另起炉灶”。紫石英号没有违犯南京政府的约定,但是未能遵守人民解放军的禁令,为此,毛泽东亲笔起草了谴责英国军舰暴行、斥责英国政客狂妄的严正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外来侵略的严正立场。

在香山时期,我党还确立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政策,就是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建国以后,又确立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在国际斗争中坚定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者并列为我国建国初期三大外交政策,此中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涤旧生新的勇气、舍我其谁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中国人民,震慑了反动力量。

四、兼容并包、共商共建的精神

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说过:“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5]协商民主,是中国人的发明,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形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兼容并包、共商共建的精神。

1945年8月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决定召开政治会议,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加上“协商”二字,得到各党派激赏,并达成改组政府、整编军队、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案。但是会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发动内战,并于1948年5月1日召开“国民大会”,当选伪总统。同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国民大会是独角戏,中国共产党却真正举起了政治协商会议这面民主大旗,各党派纷纷响应,接受邀请,赶赴解放区。

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30个单位共180人组成。后扩大到45个单位共662人。共产党、民革、民盟三个较大党派都是正式代表16名、候补代表2名。在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要不要把社会主义写入纲领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中共中央的决定是不写。起草者周恩来解释说: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同被郑重对待的,还有各民主党派。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制定并通过相当于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来自“协商”。1954年后,全国人大成为我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政协依然保留。中国的党派政治关系,确定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凡属重大决策,必须事先由各党派协商。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决策方式实现了制度化。

五、大胆创新,敢于尝试的精神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在一起,是一场艰难而伟大的创新。除了政治制度的创新之外,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制度、行政制度上的创新,也是同样根本的创新。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称得上是颠覆性创新。

党的七大预见了工作重心要由乡村向城市转变,毛泽东最先提出和关注的,是进城后要处理公私、劳资两面四方的问题。随着洛阳、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的解放与接管,怎样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就有了兼顾统筹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面八方的经济建设方针。毛泽东在香山一提出“四面八方”,就在中共中央领导层引起轰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成了这一方针的宣讲员。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也正式将“四面八方”作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

行政制度的创新要从华北人民政府说起。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9月26日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采用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的诸多重要原则,华北人民政府确立的各级政权组织模式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级政府的组织构架。华北人民政府重视制度建设、重视工作方法、重视监督和监察工作等重要的执政经验,对新中国的影响至为显著,被保留至今。

六、戒骄戒躁、艰苦朴素的精神

七届二中全会认为,革命胜利后有四种情绪可能在党内滋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为此,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务必”。

毛泽东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香山期间,因筹备政协会议,接待任务加重,毛泽东想找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找不到。北平解放的入城仪式,他也主张缩小规模,减少浪费。他把进驻北平、建立一个新中国,称为进京赶考,提醒全党绝不当李自成,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提及这一告诫,并强调指出:这场考试还没结束,还在继续。

七届二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六条具体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尽管没有写进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提倡和坚持,已经成为了党的规矩。2012年八项规定的出台,是六条规定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两个务必”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必要举措,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

解放全中国、成立新中国,是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完成的两件大事。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世人瞩目。香山期间,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6],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这篇万字长文是1949年他发表的唯一一篇署名文章,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一起,共同构成建立新中国建国理论的两块基石。

政协会议筹备期间,就新中国的国号、国体等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关于国号,我们在建党之初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后又提出或使用过“中华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称号不同,内在逻辑却一脉相承:1.强调阶级基础:以工农为主,强调各民主阶级联合专政;2.强调民主与共和:建立一个民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支撑和逻辑起点;3.坚持体现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坚决维护和坚持国家统一。

因此,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绝非偶然。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人民,是指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共和,是共享权利、共同治理的意思,权利主体是人民。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正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回顾中共中央在香山的日子,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我党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开天辟地的伟大实践。由于历史时段和历史任务的特殊性,集中体现了我党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的香山革命精神,浩然丰沛,至大至刚,充盈天地,激荡千年,值得后人反复学习、深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