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云霞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百年历史，贯穿这一主题，形成了坚持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

一、“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是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的一句名言，高度概括了艰苦奋斗所包含的深意。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思想境界，贯穿和体现在党的全部历史之中，是革命和建设兴旺发达的真谛，也昭示着我们辉煌的未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百年发展始终坚持艰苦奋斗。

党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是1922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当时的条件十分困难。《向导》周报反帝反封建的宣传主张，引发了上海租界当局和军阀政府的强烈不满，便在出版与发行上制造麻烦，没收、查扣《向导》周报的事件不时发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其他革命报刊也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与戕害，但这些报刊坚持出版发行，与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25年5月30日，中央决定创刊一份日报以指导五卅运动，6月4日由瞿秋白筹办并任主编的《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此时，瞿秋白遭敌人通缉，白色恐怖已笼罩上海。在此情况下，他与编辑部同人共同努力，把《热血日报》办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通俗性与政治性兼具的小型报纸。该报栏目多、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文字生动，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战斗性，旗帜鲜明，对帝国主义、卖国军阀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宣传鼓舞作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报刊转入“地下”，继续用红色革命的旗帜反抗白色恐怖的统治。党的新闻工作者冒着坐牢或杀头的危险出版革命报刊，付出了血的代价。《布尔塞维克》是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理论机关报，1927年10月24日创刊于上海，由瞿秋白主编。在白色恐怖下，为了通过新闻检查，曾用《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虹》九个化名为封皮[1]。这一时期所创办的《红旗日报》《无产青年》也如此。以工人大众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报纸《上海报》，最初设有报馆，不久被国民党政府查抄，一位职员判刑3年，全部家具没收。转入秘密出版后，不断变化地址，仍遭破坏[2]275。

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者的基本品格是立志献身大众利益，深入群众，勇于实践，不畏艰苦牺牲。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是真正为中国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治家与政论家相结合的一代报人，也是为此牺牲的一代报人。

革命根据地一般都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办报刊，人手少，条件差。193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创办于瑞金。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边打仗，边出版。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窑洞出版；延安《解放日报》也是在窑洞出版。为打破敌人的封锁，他们自己动手，努力克服物质方面和印刷条件的重重困难。

国共合作后，经协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出版报刊，于是1937年12月11日，在汉口创办了《群众》周刊，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又创办了《新华日报》，同年10月25日两种报刊一起在战火中迁至重庆继续出版。国民党名为允许办报，实则竭力阻挠：限制采访，限制发行，每天送审。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与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新华日报》能够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和发展。1943年10月，《新华日报》（太行版）出版，自然条件恶劣，斗争残酷，社长何云不幸牺牲。

抗战报刊在各抗日敌后根据地热火朝天地创办起来，约有数百种，多是各地党组织和军队政治部创办的油印小报，只有少数是铅印或石印的，主要有《晋绥日报》《大众日报》《江淮日报》《盐阜报》《新华南》《前进报》，及1946年5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等。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根据地办报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张报纸。在社长兼总编邓拓的领导下，“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八头骡子办报”，游击办报，坚持对敌政治斗争宣传和劳武结合的生产运动宣传，创造了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十余年里辗转迂回在日寇“扫荡”“合围”的荒山野岭、穷乡僻壤，甚至深山幽谷、荒村古庙的“夹缝”中办报，在“无人区”办报，有据可查的办报地点有39处。1941年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扫荡”。自9月6日至30日，晋察冀日报社受敌不断围剿25天，曾“七进七出”沟壑纵横且只有三户人家的铧子尖，出版和发行23期铅印报纸。报社在战争年代牺牲了59位同志，他们中最大的43岁，最小的年仅15岁。20世纪80年代，在河北阜平烈士陵园建立了“晋察冀日报忠魂碑”，以志永久纪念[3]。

人民广播事业发展历尽艰辛。1928年，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党组织分别安排李强和张沈川两人，以不同身份从事电台的研制工作。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战役中，缴获一部15瓦的无线电台。1931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率领国民党26军起义，带过来8部无线电台，并有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加入革命队伍。1937—1940年间，八路军缴获无线电机81架、收音机56台。同时，还千方百计秘密在武汉、重庆、香港等地采购无线电器材，其中包括多种型号的电子管、手摇发电机、无线电元件以及铜料、铝板、矽钢片、胶木板等等。1940年3月，周恩来从莫斯科治病回延安时，将共产国际援助的苏联制造的广播电台发射机拆卸装机空运到新疆，又克服重重困难运至延安；利用汽车引擎来带动发电机转动；延安缺少汽油、柴油，他们自己动手制作了木炭炉，利用木炭燃烧生产煤气的办法来代替汽油作燃料，终于可以使汽车引擎转动了。架设发射天线没有铁塔，是将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耸立在山顶上，用“木塔”代替铁塔，架设天线，以确保无线电波能够传送出去。为了避免日寇的轰炸和破坏，台址选在便于隐蔽，距延安19公里处的王皮湾村，在半山腰开凿出两孔石窑洞，做广播电台的机房和动力间。另外，又打了两孔土窑洞作为播音室。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在王皮湾村还驻守着30多名武装战士。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为XNCR。后来广播台从延安迁至盐店子。1947年3月13日起，胡宗南指挥攻打延安。为了保障无线电广播不断，在一片敌机轰炸声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直到14日中午播音完毕。当天晚上，广播电台转到子长县的好坪沟村继续播音，到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1947年3月中旬到1948年5月下旬，该台进行了3次大的战斗转移：第一次，从盐店子转移到子长县的好坪沟村；第二次，从子长县的好坪沟村转移到河北涉县的沙河村；第三次，从河北涉县的沙河村北上平山[4]。在平山时期，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播制度逐步完善。1949年3月25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进了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同年9月27日，北平改为北京，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12月5日，党中央决定：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抗日战争时期，广播宣传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破坏团结抗战的滔天罪行，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三大战役时期，广播的力量被发挥到极致，广播宣传成为陆海空之外的第四条战线。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对解放区的部队及行政编制做了合并，对新闻机构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合。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与晋察冀总分社合并，成立华北总分社。1948年6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机关报《人民日报》与晋察冀解放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合并，合并后的《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村出版。这一时期，党在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都日臻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红色滥觞，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电视事业的发展也是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产物。“1957年8月17日，中央广播局决定成立北京电视台（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前身）实验机构。同年8月，北京广播器材厂受命试制电视发射和播出系统设备。经过技术人员和有关单位大力协作、共同努力，1958年春，中国第一套黑白电视广播设备试制成功”[5]。1958年3月，派出代表团赴苏联和民主德国考察访问，为创建电视台作了进一步准备；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广播；1973年5月1日经过反复研制，正式播出彩色电视节目。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诞生了毛泽东不朽的箴言：“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6]时至今日，虽然新闻工作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贯彻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始终。中共一大确定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的奋斗目标。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要求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7]。

1922年1月，《先驱》发刊词明确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向导》周报声明：“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发空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8]它的宣传完全遵照党的纲领、方针、政策进行，密切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并和党的领导机关紧密相连。继《向导》之后，中共中央又相继创办了《前锋》《新青年》季刊，与《向导》相配合，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势，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胜利发展。

《新青年》季刊于1923年6月在广州创刊，主编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指出创刊的主旨，“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中宣告：“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是本报的使命。”[9]1942年2月3日中宣部发出了《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改革党报工作的关键是党委加强对报刊工作的领导；要增强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要加强报纸的战斗力；要改革文风，力求文字通俗易懂。这个通知发出后，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革就进一步开展起来了。《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社论和理论文章，其中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影响最大。它阐述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基本原理，指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报道）在后”，所以“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是在采访中和编辑中，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文章强调新闻工作者：“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个彻底的唯物主义新闻工作者。”[10]陆定一同志还认为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为了坚持尊重事实，由《晋绥日报》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推向了中共所领导的新闻界。

为了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从组织上落实全党办报，广泛组织通讯员队伍，使大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新闻媒体上得到及时反映。在全党办报思想的指导下，黑板报运动和读报运动在农村、城镇、工厂、部队中广泛开展起来，推动了乡村生产、卫生、识字、娱乐的发展；新闻传播也推动了对旧习俗的改革；还加强了部队的练兵、生产、学文化等多项工作。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宣传报道中揭露了封建迷信，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宣传了医学知识、农业知识、军事知识，反映了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批评了弄虚作假工作作风等。

总之，延安《解放日报》总结了办党报的经验教训，掀起了全党办报的高潮。它是党报史上空前受到全党和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报纸，“是鼓吹抗日、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11]。之后，许多报纸都以《解放日报》为榜样进行了改革。从实际效果看，改革是成功的，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发挥了巨大的鼓动和组织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进程。

三、密切联系群众是坚持初心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以人民为主体、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为人民谋幸福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全过程。

中共早期报刊工作者认为革命报刊的基本使命是：宣传、组织广大民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能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报刊应为革命服务，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反映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工作方法是：一要重视读者调查，了解和适合群众的普遍要求。二要重视事实，报道评论求真。报道以客观事实作为基础，要把真相给读者看。要以实事求是的唯物论态度赢得群众信任。三要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有的放矢，力避空泛。恽代英曾说，报刊宣传要学习工农的语言和思想，避免用工农不懂的学生腔。党报工作者的文风也都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分析的精神，言之有物，语言精炼。

国共合作实现后，工农运动随之出现了高潮，《向导》除将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农运动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外，还注意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指导斗争[2]128。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创刊于上海，《发刊词》便称，它是“为中国一般青年服务的”，是供给青年“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青年在强健的、切实的路上前行。《中国青年》还提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使刊物更加“青年化、群众化”[2]138。

《红星》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邓小平、陆定一曾先后主持过该报的编辑工作。长征中出版油印小报，该报被称赞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的喇叭”[2]301，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发挥了不小作用。

经过整风改版的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一版头条大字刊发了《边参会减征公粮公草决议审慎分配各县数字较重之县应予减轻》，体现了党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发了《致读者》的改版社论，从此开始进行改革。它改变了过去报道的基本顺序“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不再沿用以大量篇幅刊登国内外通讯社消息的做法，而变成了“一边区，二解放区，三全国，四国际”，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军在前线战况，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宣传。在版面安排上，也有明显改革：其一，劳动人民登上了一版头条；其二，对重要政策及重大问题，相对集中，形成一定的宣传规模；其三，在统一战线的宣传上，肃清了右倾投降主义流毒，宣传团结抗日、以我为主的原则；其四，重大国际新闻，不但位置突出，而且也要占较大篇幅；其五，注意美化版面。

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与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林枫同志谈话时，对《抗战日报》作了重要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到三版。排新闻的时候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12]毛泽东的指示使《抗战日报》明确了方向，密切联系群众，打击敌人，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

1956年春，《人民日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开始进行改革。此次改革的目标是“使人民日报真正成为受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①参见新闻战线编辑部、北京新闻学会《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载于《报纸工作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期。。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宣布改版，面貌焕然一新。头版头条经济新闻增多，会议新闻减少。改版后，加强与读者的互动，多是读者的批评和意见。《人民日报》尊重一般群众的表达权，让群众履行监督社会的职能。

中共中央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周报，在第6期就设有“读者来信”专栏。后来，《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也都注意用“读者来信”来传递信息，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时至今日，这个优良传统更是得到了发扬，翻开大大小小的报纸，不论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都设有“读者来信”专栏或专版，让人民群众反映情况，发表意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解决、绝对贫困的消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提升。为人民谋幸福，这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之一。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的最大底气。

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惧怕、不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党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党开展了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思想倾向的斗争，特别是在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队伍影响、清除各种政治灰尘对党的肌体侵蚀的自身建设实践中，逐步树立和培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已经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

《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揭露国家主义派“爱国”的假面具，指出国家不是抽象的东西，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用之以掠夺别人的工具罢了。超阶级的“全民福利国家”是不存在的……《中国青年》第152、154期曾以大字标题刊载了军阀孙传芳指令：所属各机关长官职员一律订阅《醒狮周报》。《中国青年》的报道有力揭穿了国家主义派宣传的“爱国”是封建军阀的东西。党的报刊还大量揭露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军阀破坏国民革命的事实。《向导》对于诬蔑工农运动的种种谬论给予回击和批驳，保护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2]124。

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报刊都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红星报》创刊号上刊载的《见面话》，形象生动地论述了《红星报》的作用。宣称：它应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它应成为“裁判员”[2]299。

在发挥指导作用方面，根据地报刊注意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红色中华》的“突击队”栏，《青年实话》和“轻骑队”栏以及其他许多报刊类似专栏——“自我批评”“黑板”栏等，都是用来专门刊登批评稿件的园地，对于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树立良好的作风，起了一定的作用[2]312-313。《新中华报》刊文批判党内极“左”倾向，指出它会妨碍革命斗争的开展，容易被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所利用，不利于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也不利于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援[2]322。

《解放》周刊创刊时，上海“七君子”事件尚未解决，沈钧儒等七人被拘禁在苏州，而且国民党当局还扩大事端，通缉陶行知等人。《解放》周刊创刊号第一篇时事短评就是《上海爱国领袖被起诉了！》。这篇短评批驳了国民党当局强加在沈钧儒、陶行知等人头上的罪名，主张立即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七人，立即撤消对陶行知等人的通缉令，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爱国犯，立即撤销对一切政治犯、爱国犯的通缉令，还主张彻底修改《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因它只能适用于惩治汉奸、卖国贼和日本奸细。随后，《解放》周刊还多次就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直到沈钧儒等出狱为止[2]326-327。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革命根据地报纸中常有的内容，几乎每家报纸都设有专栏或专页。一些论述报纸工作的文章，对之也常有涉及。如张闻天在《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提出，党报要“把不好的现象揭发出来”；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的意见》一文中提出：“《红色中华》在报道根据地的社会改革和群众积极性时，只有笼统的叙述，没有具体的描写。”[2]345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配以一系列评论和消息，一方面严厉驳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的诬蔑不实之词，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另一方面揭露国民党亲日派破坏抗日，实行反共，妄图发动内战的罪行，发挥了教育群众，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巨大作用[2]801。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对报纸工作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该决定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赋予党报优良传统以新的内容和要求。“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这种批评应当是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和与人为善的”。该决定强调“报纸应当用很大的注意来发表和答复读者的来信”[14]76。

1952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章，揭露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行为，报道了有关部门立案审理的过程及处死现场。批评上海华东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打击报复学生严重压制批评的事件①参见《人民日报》，1953年1月23日。。揭露山东仓山县为完成省农林厅对棉田“去伪去杂”的指示任务，在棉花结桃即将丰收之际，强迫群众拔棉490多亩，造成巨大损失的典型事件等①参见《人民日报》，1953年2月10日。。对这些为国家和群众带来损失，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疏远干群关系的事件，《人民日报》以及当地报纸还配发评论，发表读者来信，充分发挥了报纸的批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教育干部、团结群众的作用。

1954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次重申“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根据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积极地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断地发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揭发和克服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4]322-324

这一时期，我国广播事业的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然而在学习苏联经验中，脱离实际，生搬硬套，限制了在广播中开展批评。直到1956年全国新闻工作全面改革，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才重新确定“要在广播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15]。

1956年全国新闻工作改革中，报纸首先试水，改版后的《人民日报》等各级各类报纸，从新闻、言论、专栏、读者来信等各方面都加强了对社会生产生活的批评，揭露和纠正现实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关注群众关心的问题，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步。

新闻媒体大胆批评党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和党风政风的建设。电视事业空前繁荣，电视媒介开展的批评监督逐渐发展起来。1980年8月4日，中央电视台创办《交流》节目，请各部部长和观众直接见面，听取意见，回答问题[15]。同期，广播电台的批评报道也开展起来了。各地各级电台的《听众信箱》节目相继恢复，并发挥了巨大作用[15]。

1982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多次以通知、条例等形式，严禁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各新闻单位也都制定出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准则和工作纪律，抵制不正之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要很好地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