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档案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问题及策略研究

2021-12-02李金格

北京档案 2021年11期

李金格

摘要：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经常运用红色档案，其中存在红色档案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开发深度不够，以及红色档案展览中档案叙事“碎片化”等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坚持多主体合作，加大红色档案资源的收集、整合力度，充分发掘红色档案的价值，坚持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档案叙事原则，全面、真实地呈现党史中的历史事实，传承红色基因，是新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应有之义，也是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红色档案党史学习教育

引言

作为中国共产黨百年历史的见证，红色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是我们汲取马克思主义信仰力量，坚定初心使命，淬炼精神灵魂的瑰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依托红色档案，充分挖掘红色档案中的红色精神是习总书记对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具体要求，也是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内在之义。

一、红色档案对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价值

第一，红色档案的历史事实呈现，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内容凭证。红色档案具有历史凭证价值。如徐拥军认为红色档案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还原了百年中国共产党重要活动现场，弘扬了百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革命精神。[1]赵洪芳认为档案的价值表征为党史工作的重要信息来源和查考依据。[2]闫静认为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是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献根基。[3]骆如明、张国华认为档案具有凭证作用和文化教育作用，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方式。[4]杨佳斯认为党史档案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5]。薛文萍、王昊、周昊等也认为沂蒙红嫂档案的凭证性价值为红色人物的真实再现提供了有效支撑。[6]

第二，红色档案的多样性呈现，有利于丰富党史教育的学习形式。在红色档案整合、信息化融合等方面，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呈现多样化的发展。如苏程认为可以通过云计算技术，提升红色档案的信息共享和高效利用。[7]薛文萍等认为可以从数字化存储、数字化挖掘、数字化呈现等方式，深入挖掘红色档案的人文内涵。[8]赵红颖、张卫东认为可以通过数字人文的新模式，实现“数据化—情境化—故事化”红色档案的资源组织，最终达到讲好红色故事的目的。[9]陈洪诚提出树立互联网思维，推进档案信息共享，建立档案信息微传播平台实现左右江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10]

二、红色档案在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方面的问题分析

红色档案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价值，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升红色档案的利用价值。目前，在运用红色档案显著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红色档案资源整合力度不够

当前很多地区档案馆虽然也着力于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但是在开发过程中仍存在整合力度不够的问题。调查发现，一些档案馆在对红色档案进行整合时，除了存在红色档案的征集工作没跟上实际的现状，也有少部分因红色档案的缺失而造成的档案不够完整的问题，这些都导致红色档案服务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效性不足。如南侨机工实物档案的部分缺失就使得其对南侨机工的抗战记忆呈现不够完整，[11]闽西革命史料的部分缺失使得闽西苏区的红色档案的开发受到一定影响[12]。

（二）红色档案开发深度不够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大量的红色档案，加之同一主题因不同主体的记录，而产生了数不胜数的红色档案。因此，对于红色档案的编研难度较大。而且红色档案服务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关键，是深挖其所内蕴的红色精神，否则对于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大打折扣。事实上，对红色档案的发掘深度不够往往体现在对红色档案本身所内蕴的红色精神研究不够。如扬中市档案馆陆续推出了不少红色档案的成果，但是“有高度、有深度、有厚度的精品还不多”[13]。

（三）红色档案展览中档案叙事的“碎片化”

目前，红色档案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运用，其形式以档案展览为主[14]。不可否认，红色档案展览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可以丰富与观众的互动，[15]有利于发挥红色档案的证据性价值，有利于夯实党史教育学习的历史根基。但与此同时，在具体的档案叙事中也面临着真相与还原的多重关系。龙家庆认为在进行档案叙事时，如果过于关注碎片化的内容而忽视整体，则会对档案叙事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伤害[16]。例如，在与长征相关的红色档案展览中，如果档案叙事主体过于关注某一实物档案，而忽视对长征历史背景的总体性阐释，会使得档案叙事客体无法完全领会到长征精神的核心要义及伟大之处。

三、红色档案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的策略

红色档案记录着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的全过程，是红色精神的物化载体和精神凝聚。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红色档案事实客观性背后的历史必然性，深刻理解其“保”和“留”“传”与“承”的意义，用红色档案的客观事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然性的历史确证。针对当前红色档案资源整合力度不够、开发深度有限及档案叙事“碎片化”问题，特提出以下措施。

（一）多主体合作，加大红色档案的收集与整合力度

红色档案浩如烟海，但由于受到战火、自然灾害的影响，部分红色档案的完整性受到破坏，这就需要档案部门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技术，最大限度地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最为客观的档案公共产品，尽可能多地运用各种形式、渠道、形态和方法，从各个角度、侧面、维度整合红色档案以再现革命历史和建设实践的历史过程。由于红色档案涉及的来源多样，且资源较为分散，在红色档案的建设中，要加强多方合作。一方面要摒弃传统的单渠道收集思路，寻求多主体协作、全方位收集，最大限度地实现红色档案收集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要紧跟数字化的趋势，通过与不同机构、不同领域的合作，实现红色档案的数字化保存。

（二）充分挖掘红色档案的价值

红色档案具有历史凭证价值，发掘好、利用好红色档案可以丰富党史教育学习活动的多样性，对于提升党史学习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档案工作者应当以典型性、关键性档案来呈现党史上的真实史实，深入挖掘红色档案内蕴的红色精神，以促进党史学习教育。一方面，档案工作者需要充分了解馆藏的红色档案信息，有针对性地对红色档案进行开发，特别是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深入发掘红色档案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结合本地的档案资源，邀请党史专家、档案专家协同开发专题性的“党史”教育学习专题资源，“树立革命历史档案开发意识，推进抗战档案史料发掘工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18]，不断弘扬红色档案所内蕴的革命精神，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专业性和针对性。

（三）坚持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档案叙事原则

档案叙事必须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树立“档案事实”的专业理念，必须坚持档案的客观性原则，维护档案呈现的历史事实，“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一方面，在档案叙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红色档案讲好中国故事；另一方面，要通过档案叙事不断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捍卫国家利益，弘揚国家主流价值观。[19]事实上，好的档案叙事应该是在尊重“真”的基础上去追求“善”。以北京卫视的《档案》栏目为例，它以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以历史档案为依托，引导人们客观认识历史。同时，利用故事化结构、情感化的表达方式很好地实现了对历史的还原及对家国情怀的传承。[19]

新时代，档案工作必须切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批示精神，特别要发掘红色档案中蕴含的历史本真，发挥好红色档案的育人作用，大力提升红色档案在党史学习、党史教育中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徐拥军.挖掘档案价值读懂百年党史[J].中国档案，2021（03）：74-75.

[2]赵洪芳.论档案在党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J].党史博采（理论），2011（05）：38-39.

[3]闫静.档案与记忆：中共党史研究的两个维度[J].档案学通讯，2021（03）：12-17.

[4]骆如明，张国华.档案部门利用档案佐证党史国史的实践分析[J].浙江档案，2018（09）：57.

[5]杨佳斯.试析党史档案在党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运用[J].山西档案，2019（02）：48-49.

[6]薛文萍，王昊，周昊，谭必勇.档案与红色人物形象塑造——以沂蒙红嫂为例[J].山西档案，2020（03）：142-147.

[7]苏程.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J].山西档案，2019（06）：93-98.

[8]薛文萍，周昊，王昊，谭必勇.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建设——以沂蒙红嫂档案为例[J].山西档案，2020（02）：85-91.

[9]赵红颖，张卫东.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组织：数据化、情境化与故事化[J].档案与建设，2021（07）：33-36.

[10]陈洪诚.新技术下左右江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J].山西档案，2019（01）：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