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大学 关 宁 孙 坤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高等外语教育关系到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更关系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在新时代背景下，“外语类专业需要做到与时俱进，与新时代同行同向，构建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外语类专业，德语专业必须跟随高等外语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需要在培养模式上升级改造，为地区与国家培养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德语人才。处在这样至关重要的节点上，对于德语教学研究者和教育管理者而言，如何从根本方向上把握德语课程的教育理念、如何对德语教学方式进行探究与改良、如何培养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德语翻译人才，成为其主要的研究任务之一。

一、“柏林教学模式”

20世纪60年代，保尔·海曼（Paul Heimann）提出将教学法理解为教育的教与学的理论，即应该分析课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应的课程计划。这是对当时德国教育界传统的“教养理论教学论”的反思和批评。当时德国主流的教学理论“教养理论教学论”以人文主义方法以纯粹理想的方式思考，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依此进行教学的教师多年如一日地从事教学活动，而不反思教学对象和教学环境的变化。保尔·海曼的这种新的基于经验和客观基础、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重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条件及所具有的人类心理学，以此为前提确定教学目的、制订教学计划以及进行教学活动的教学论模式就被称为“柏林教学模式”。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人才培养的规格提出全面的要求，要求德语专业人才培养规格须体现出我国大学“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同时构建起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的“知识框架”和“能力框架”。而“柏林教学模式”强调要清楚所追求的目标、相关的内容，同时强调实现该目标的方式和媒介，旨在帮助在考虑不同条件和情况的情况下，就群体中的“为什么”“哪里”“什么”和“如何”做出有意义的决定，有助于分析和规划各个教学步骤，以及回顾性反思和评估。该模式要求教师能够引导、教授学生在特定社会语境下和专业领域里通过德语理解事物、运用德语表达事物和在特定语境下解决问题正贴合《指南》提出的要求，也恰恰是外语人“讲好中国故事”所需要的能力。

二、高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学生“讲中国故事”现状

我国德语教学与英语等大语种教学不同，绝大多数学生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德语学习的，以德语为高考外语的少之又少。据笔者了解，2020年河南省高考德语卷5份，2021年安徽省高考德语卷3份、俄语卷600多份、日语卷1000多份。这造成大学德语专业学生至少需要2年的基础阶段从字母、发音、基础语法、基础词汇开始学习。要使学生在基础阶段开始“讲中国故事”，无疑困难不少。

此外，“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求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包括汉语言知识也提出了要求。当前不少外语专业学生是理科生，笔者所在高校2018级德语专业本科生约三分之一属于理科生，对于中国古代朝代更替时间、科举制度是何时结束、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度等这类比较基础的问题的答案都非常陌生，学生不了解“中国故事”本身，更何谈使用外语“讲中国故事”了。因此，鼓励学生进一步熟悉中国历史，激发学生主动了解中国，无论近代还是古代，深层次发掘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也成为外语类专业教学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柏林教学模式”下的教学实践及其成果

《指南》提出，德语专业学生在语言能力之外，还应具备“跨文化能力”“国情研判能力”，强调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要求学生具备较全面的人文社科知识。从德语专业人才素养发展的角度看，“培养规格”可以分为3个递进等级：德语语言水平、感知与接受、思维与创新。其中德语语言知识和德语运用能力构成德语语言水平，是德语专业学生需要掌握的基本功，也是传统基础阶段教学的核心。

笔者所执教的班级学生从年龄上来说基本属于“00后”，大家都属于从零开始学德语，虽然知道自己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但是对于在大学里还要学习“ABC字母表”、从“你、我、他，这个、那个”开始背诵单词课文还是比较有抵触心理，且对新媒体的接受和使用又非常熟练，这正与“柏林教学模式”所提到的具体社会文化条件和人类心理学相符合，故笔者在教学中充分考虑这一点来设计和决定教学活动，目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举以下授课案例为证。

1.在学习发音的时候，笔者通过播放德语歌曲（如“So ein schöner Tag”）和图片单词卡来强化记忆，并使用Quizlet软件通过手机、平板或电脑来作为测验的工具，同时学生可以参与到词汇表的制作当中，学生接受起来明显比使用传统的课本要更快，并且参与度更高。在记忆单词、词汇需要选择例句的时候，学生会主动选择与生活更贴近的内容，例如，学习了原因从句的连词“weil（因为）”后，学生会在日记中主动将自己的假期安排作为练习内容。A:Ich will nach Xi’an, weil mein Zimmerkollege aus Xi’an kommt.（我要去西安旅游，因为我的室友是西安人）B:Ich will nach Shanghai fahren, weil ich meine Oma besuchen moechte.（我要去上海，因为我要去看望奶奶）同时表现为听写单词时，学生答题的正确率都较以往要更高。

2.《当代大学德语2》第一单元第三篇课文是关于慕尼黑的一篇导游词。笔者在课堂上讲解课文后，以“我的家乡的导游词”为笔头作业，要求学生假设自己为一名德国游客介绍自己的家乡，同时也可采用PPT、微电影、快手、抖音等形式进行辅助展示。本班级同学多来自黑龙江，会介绍哈尔滨的传统饮食（锅包肉、杀猪菜）、旅游景点（太阳岛、防洪纪念塔、中央大街）、牡丹江的抗日战争暨爱国自卫战争殉难烈士纪念碑、八女投江的悲壮历史等哈尔滨故事，这不仅让外省的同学（模拟的德国客人）了解了哈尔滨，也让本省同学对龙江大地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学生借此更了解了自己的家乡，同时通过模仿课文，也提高了自己的语言使用能力。部分平时课堂发言相对不积极的同学，也在谈到自己的家乡时更活跃起来，即使在进行德语表达时，也更大胆主动。

3.《当代大学德语2》中形容词变格属于语法重点、难点，但是机械地背诵表格并不能使学生在使用的时候正确选择。笔者在班上以“我的榜样”为题，征集同学们学习的对象。其中既有袁隆平、钟南山这样的国之大者，也有郎平、张继科这样的运动名将，还有一些时下学生喜欢的演员、歌手等，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人格上的魅力与闪光点。使用德语描述这些人的外貌、回顾他们的成就或人生轨迹，学生主动介绍自己的榜样和偶像，并说明原因及榜样对自己的影响。这个练习既学习巩固了语法规则，又培养了中国情怀，且实现了学生主动输出。

《指南》的实施体现出外语教育界对新世纪人才培养挑战的思考，也标志着我国高等外语教育跨入新时代。“柏林教学模式”虽然是20世纪的理论，但是依据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针对各校的具体校情，各专业的生源、去向等具体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比起固化的统一模式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成果。笔者的实践基于时间与精力、生源与人数，不能直接套用所有专业教学，仅为德语界同仁提供一种实践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