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言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29）

内藤湖南，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从中国史学史、目录学、敦煌学到美术史，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从1899 年到1933年，内藤湖南一生共十次访问中国。他在中国游的过程中结识了众多当时中国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还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十次的中国体验，对内藤湖南的汉学研究及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之行与文献的挖掘

在中国之行中，内藤湖南收集了很多的一手文献资料，为其“满蒙”民族历史及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早在1900年，任职大阪朝日新闻社的内藤湖南就开始关注“满蒙”问题，并撰写了《明东被疆域辨识附库页岛》《蒙文元朝秘史》等几篇文章。1902 年，作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通讯记者，内藤湖南赴东北地区进行考察，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在这次中国之行中，除在僧人的引导下于奉天（今沈阳）皇寺中观看蒙文藏经和满文藏经外，内藤湖南还发现了《满文大藏经》及其他“满蒙”史料。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 年）10 月26 日的信中，内藤湖南曾提及此事，“在奉天，意外发现东洋学上极有价值之物（然未能入手），另获得满洲研究之诸多线索”。通过这次的考察，内藤湖南意识到研究清朝史，特别是清朝初期史，满文、蒙文史料必不可少。于是，他开始收集相关的一手材料，并自学满语和蒙古语。可以说，这次的中国之行，促使内藤湖南正式研究“满蒙史”。

1905 年，内藤湖南受日本外务省委托，赴奉天等地考察行政与学术状况，除在奉天故宫的崇谟阁、翔凤阁、敬典阁等地发现的《满文老档》《太祖实录战图》《蒙古源流》《清文开国方略》等重要文献外，他还获得了《满文大藏经》。1906年和1908年，内藤湖南又拍摄了《蒙古源流》《满文长白山图》等书。1912年，内藤湖南专程赴奉天故宫拍摄古文书。此次中国之行，他与京都大学的富冈潜藏、羽田亨一起对《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书进行了全文拍摄，并带回日本出版发行。关于《满文老档》的价值，内藤湖南认为，关于满洲的史料，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更详尽的了，可以说，它在清史研究中占有基本史料的地位，在历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同年，内藤湖南发表《清朝开国期史料》一文，介绍《满文老档》180 册的全部内容。自此，《满文老档》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重视，成为研究清朝史的重要材料。

除到奉天各地访书外，内藤湖南还从文廷式等中国学者处获得文献资料。1899年，内藤湖南在上海结识翰林院学士文廷式，文廷式赠其《元朝秘史》抄本。后来，内藤湖南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蒙文元朝秘史》一文。这篇文章，被看作日本研究蒙古秘史的开端。此外，内藤湖南还将《元朝秘史》重新抄写，交给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那柯通世，后者据此完成《成吉思汗实录》。

二、中国之行与新研究方法的使用

中国之行，对内藤湖南应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材料研究中国上古史，实践“二重证据法”理论产生很大的影响。

早在1899 年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内藤湖南就开始关注史料，强调“注意史学”的重要性，并提倡把中国学术调查的重点放在清朝以来的掌故、实录以及金石之类材料的收集上。内藤湖南在《中国调查的一面——政治学术的调查》中写道：调查中国的学术，如果单单致力于经子的训诂、义理的研究，除此之外不寻求其他的门径，那么调查的成果非常之少，我认为，对中国学术的调查应该以收集史料为主。1902年，内藤湖南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到中国，与当时大阪朝日新闻社社员一起拜访中国最早收集甲骨的著名学者刘铁云（刘鹗）。当时，刘铁云正在研究刚挖掘出来的龟甲。可以说，内藤湖南是世界上第一位见到甲骨文，听到中国学者对甲骨文的见解的外国人。他曾在1917 年1 月25 日《中国上古的社会形态》中提及此事：

三年后，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我由朝日新闻社派往中国，其时在北京会见了刘铁云氏，当时，他编纂的著作放在桌子上，正在制作拓本，听他说这是新近从河南发掘的龟甲，上面刻有文字。

1902 年，内藤湖南与著名学者罗振玉就金石、甲骨文进行了交流。1910年，内藤湖南在北京拜访罗振玉时，罗振玉将所著的《殷商贞卜文字考》赠予内藤湖南，这也是内藤湖南最早见到的中国人关于“龟板文”的研究论文。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与王国维为了避祸搬到日本居住。这使得内藤湖南与两位学者的交流更为密切，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甲骨文的研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的交流，促使内藤湖南尝试用金文等材料来进行中国上古史研究。在《关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一文中，内藤湖南说道：很明显，今后应走的道路是从先秦古典的研究走向金文、殷墟遗物的研究只有用这种方法构成新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所谓中国古典学成为科学的进步的东西。1916 年5月，他在《艺文》杂志上发表的《王亥》一文，就是通过甲骨文材料与古史资料相互参证，来研究中国古文献关于殷时期祖先的诸种说法。值得一提的是，王国维在看过《王亥》后写下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

三、中国之行与对中国国情了解的深入

在访问中国之前，内藤湖南以为，中国是否是守旧的代表，现在还不能马上判断。1899 年秋，内藤湖南作为《万朝报》记者被派往中国，开始了近3 个月的中国旅行。来到中国之后，看到杂草丛生的崇文门、荒废颓败的寺观，以及充满恶臭的胡同，内藤湖南发现现实中的中国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这次的中国之行，让内藤湖南的中国观从以往的“中国未必守旧”变为“守旧”的中国。1899 年10 月4 日，考察完北京后，内藤湖南在和蒋国亮、陈锦涛两位学者进行交流时曾说道：日本人长于进取而拙于守成，这是我国值得忧患的地方，正如贵国保守人士过多，令人忧患一样。可以看出，内藤湖南对现实中的中国较为失望。此次中国之行加深了内藤湖南的危机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主张“中国需要改革”。之后，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论述“中国改革”。

1899 年，内藤湖南首次访问中国，其目的除领略中国的文化古迹外，更主要的是考察中国的时局，希望找到中国今后的出路及改革的方法。为此，内藤湖南先后与严复、文廷士、张元济等多位维新派的知名学者交换对中国政治及改革的看法。例如，1899 年9月15日，内藤湖南曾在旅馆宴请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在宴席上，内藤湖南询问王修植如何使现有的中国时局更有起色，与严复交换了对中国财政的看法。通过与严复的交流，内藤湖南认识到清朝的财政问题不在于最高位者身上，而在于贪污的官员与民众之间，而要想去除或防止这个弊端，停止官吏的“中饱私囊”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扫除这个弊端，也无法改变这个千年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在中国之行中，与维新派重要人士的交流，以及对“维新”得失的感悟，加深了内藤湖南对中国国情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