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霞

（湖南省林业科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当前，我国加大对环境保护工作的投入力度，其中，野生动植物保护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但当前一部分自然保护区位置偏远，管理水平不高，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不足。因此，必须强化其保护及管理机制的落实，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长效推进我国林业经济发展。

1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关联性

1.1 野生动植物保护是建设稳定林业生态系统的关键

在林业事业早期发展阶段，为实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采取退耕还林、退人还山、坚决制止滥砍滥伐等多项林业保护措施，政策落地后逐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由于长期的不重视，致使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并未取得最大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林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偶尔出现水土流失、林木被大量啃食等现象。

因此，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逐年加大林业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力度，将其视作为自然保护区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采取种群数量控制、保留栖息地、疫源疫病防控等措施，有效控制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和食物链结构，使得野生动植物成为自然保护区与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子，起到保持自然平衡的作用，而这也是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内在关联的主要体现。例如，通过生物链的方式来控制食草类动物，从而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通过控制松鼠、星鸦数量，改善天然林自我恢复能力与恢复传播树种的作用；通过控制野猪数量，起到改善自然保护区土壤结构的作用[1]。

然而，对野生动植物无限制的保护，也会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平衡，唯有结合自然保护区实际状况和目标物种特性，合理采取管理方法，树立清晰明确的管理思路，方可取得预期的管理与保护效果。例如，在部分自然保护区早期运营管理阶段，虽然采取猎枪收缴、封山禁牧等保护措施，但却没有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致使野兔等缺乏天敌的物种快速繁衍，大量啃食林木草皮，野生动物数量远超过生境承载能力。

1.2 自然保护区管理可以保障野生动植物的生境需求

满足野生动植物生境需求、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是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初衷。例如，在林业早期发展阶段，由于缺乏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我国天然林砍伐现象非常严重，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黑冠长臂猿、东北虎、大熊猫、水杉、海南苏铁、红豆杉目等物种濒临灭绝。

因此，在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必须提高对种群管理及生境控制工作的关注度，为野生动植物提供稳定的生态环境和理想栖息地。以坡鹿为例，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最初在我国海南与广东地区的昌江、琼中、乐东等地均有分布，随着栖息环境遭受破坏与违法猎杀情况的发生，仅剩下白沙邦溪和东方大田两处栖息地有坡鹿分布，坡鹿总数不超过60头。针对于此，我国在东方大田与白沙邦溪分别成立了两处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将广东大田坡鹿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一步加大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力度，经过多年培育保护，坡鹿数量发展至两千多头，取得了显著的野生濒危物种保护成效[2]。

此外，还应树立正确的生境管理思路，对自然保护区采取适度的人为干预手段，可以改善天然林多样性，更好地满足停留在特殊演替阶段野生动植物的生境需求，如控制天然林自然演替进程向狍子等五种物种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避免这类物种数量随群落演替变化而减少。但是，如果过度干扰生态系统，或是采取传统的粗放管护模式，将会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掌控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态环境人为干预程度。

2 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措施

2.1 推进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建设

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还需完善，传统方法及机制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无效管理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具体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为全面提高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及效率，首要前提在于推进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现代化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法律法规、简化管理组织结构、修改完善管理条例准则。

首先，注重总结自然保护区运营管理期间存在的实际问题，对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的缺陷空缺部位进行完善补充，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明确法律依据，避免管理成效受到人为主观因素影响。例如，2017年10月7日，李克强总理签署687号国务院令，批准对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修改申请，确定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开展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由地方政府协同管理，以此来解决自然保护区多头管理问题[3]。其次，裁撤管理组织结构中的冗余部门岗位，兼并职能重叠部门，有效梳理部门间的从属关系，明确划分职责范围与工作内容，构建起稳定的部门协同管理机制，以此来解决组织结构臃肿、管理滞后、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并减少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本。再次，管理机构结合实际情况，对自然保护区现行的管理条例准则进行完善补充，以满足实际管理需求。例如，考虑到近年来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提高违法成本，预防滥砍滥伐、林地开垦、采石挖沙等违法行为出现，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可适当提高罚款标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罚。

2.2 健全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防控体系

为改善野生动植物疫源疫病防控工作质量，消除防控盲区，构建起现代化疫源疫病防控体系，需要从技术更新、加强基础建设、打造综合防治格局等方面共同着手。其中，在技术更新方面，应用GPS定位、信息传感等技术手段，对野生动物迁徙路线进行跟踪监测，如监测候鸟迁徙期间的实时位置，一旦发现异常，及时调查是否存在疫情，根据野生动物活动范围针对性开展疫源疫病防控工作，划定疫点和疫区，捕杀疫区内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采取深埋、焚烧、密封发酵等无害化处理手段来处理患病野生动物，避免病原体进一步扩散传播；在基础建设方面，在全国各自然保护区内增设一定数量的监测站，配置新型监测设备，构建起整体性的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做到对疫情源头的及时发现与快速处理；在打造综合防治格局方面，加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与林业主管部门、监测机构、防疫机构等部门机构间的沟通力度，协同开展疫源疫病防控工作[4]。例如，构建信息反馈机制，在自然保护区管理人员发现野生动物发病急和死亡率增高等异常现象时，及时将问题上报至林业主管部门，林业部门协同防疫机构前往现场进行调查核实，共同商讨制定防控方案，如对已患病野生动物进行捕杀填埋处理，对未患病野生动物实施封闭饲养[5]。

2.3 落实极小种群和濒危动物的保护措施

现阶段，各地区自然保护区内普遍繁衍着极小种群与濒于灭绝的野生动植物种群，在现有生态环境中，随着自然演替进程的推进，这类极小种群野生动物容易灭绝。因此，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必须针对性采取、落实极小种群和濒危动物的保护措施，具体措施包括迁地保护、濒危动物生态体征监控、独立划设濒危动物取食区域、人工繁殖等。以动物生态体征监控措施为例，在濒危动物身上安装可穿戴式装置，持续对动物生态体征及外部环境进行感知监测，获取心率信号、实时三维空间坐标等参数。如此一来，在濒危动物处于危险境地、遭受天敌攻击与出现突发疾病时，会自动向管理人员发送报警信号，管理人员可快速前往濒危动物所处位置进行救治，帮助野生动物脱离险境[6]。

2.4 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力度

虽然我国近年来在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和林业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取得了诸多显著的生态建设成果，但在管理理念、技术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缺陷和不足，有待优化提升。因此，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需要加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力度，与世界各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相互交流工作经验，突破自身认知和传统管理保护体系的局限。

2.5 建设现代化野生动植物保护与管理团队

现阶段，自然保护区普遍存在人员素养良莠不齐现象，部分管理人员的工作意识较为滞后，对新型管理理念、方法手段和信息化技术缺乏深入了解，仍旧实施传统的自然保护区管理与野生动植物保护模式，难以满足实际工作开展需求。针对于此，管理机构必须加强人员培训意识，定期组织开展人员培训活动，将全新的管理理念、现代化野生动植物保护手段、新型设备操作方法规范等作为培训内容，同步构建培训考核机制，对人员培训成果进行考核评分，根据评价结果调整培训计划与内容[7]。同时，加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或是定期抽调管理人员前往高等院校进修学习，以此来快速组建起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的工作团队。此外，应加强储备人才的培养，如对毕业生可以采取以老带新方式，帮助应届生和实习生快速积累实践经验。

3 结语

全球面临着严峻的环保问题，特别是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需要下大力气。为解决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期间面临的实际问题，应综合、全面分析当前具体情况，建立科学管理机制，制定针对性的保护预案，加大保护力度，特别是对濒危动物的保护。为此，管理机构与人员必须正确掌握林业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管理二者间的关系，落实上述保护、管理措施，建设完善的管理体系，形成野生动植物延续繁衍和保持生态平衡的良好局面，为我国林业的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