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明卓 仝 宇

（鲁东大学，山东 烟台 264011）

一、引言

对暴力态度（Attitudes Toward Violence）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近年来的研究发现，我国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在数量和恶性程度上都呈现出上升趋势，表现出犯罪主体低龄化、犯罪情节严重化、青少年犯罪团伙增加等特点，甚至在犯罪时表现得毫不在乎，犯罪后又毫无悔意且态度冷漠，这些现象都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态度影响个体的行为，尤其是个体的暴力行为（Kraus，1995），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的暴力态度和实际暴力行为间存在正相关关系（Cotton et al．，1994；Guerra & Slaby，1990；Tolan，Guerra，& Kendall，1995），青少年的暴力态度对于其暴力行为存在重要影响。基于此，为预防和减少青少年暴力行为的发生，解决其暴力态度的问题是一条有效途径。

人格是影响个体发展的内部因素，研究青少年暴力犯罪的人格特征及其人格特征与普通青少年之间的差异，对于暴力犯罪青年的矫正与再犯罪的预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青少年具有“向群性”，暴力犯罪多以团伙形式实施，同伴因素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特别是越轨同伴的犯罪行为与个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强正相关性。暴力态度对暴力犯罪行为存在重要影响，而人格与同伴因素对暴力犯罪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二者与暴力态度的研究提供思路与依据，所以本文综述了人格、同伴因素、暴力犯罪和暴力态度的相关研究结果，以期为未来研究进一步影响暴力态度的因素奠定基础。

二、人格与暴力态度的关系

青春期是个人一生中的特殊时期，研究暴力犯罪青少年与普通青少年之间人格特征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找到人格如何对青少年暴力犯罪人员的暴力态度产生影响，更有助于我们做好青少年暴力罪犯的教育矫正工作，帮助他们重新塑造人格，改变对待暴力的态度，更好地适应社会。国内有研究者使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调查表（16PF）对478名14-16周岁的未成年抢劫犯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紧张性、敏感性、幻想性、忧虑性、恃强性和乐群性上均显著高于常模水平，而在自律性、独立性、稳定性、实验性、怀疑性和聪慧性上均显著低于常模水平[1]。由此可以看出未成年抢劫犯相较于普通青少年，他们的自负与自卑心理都更为强烈，心理矛盾更为突出，为了缓和这种心理矛盾，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做出一些具有攻击性的冲动行为。此外，较强的乐群性与较弱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青少年多以团伙形式作案，并且容易形成暴力团体。

另有研究者使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CBF-PI-B）对237名大学生的暴力态度进行研究，发现被试人格中的尽责性、宜人性与其外显暴力态度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宜人性和开放性与内隐暴力态度呈显著负相关，而神经质维度与外显和内隐暴力态度均呈显著正相关[2]。神经质维度主要反映的是个体情绪情感的调节能力，个体的神经质得分越高说明其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和某些应激事件时更有可能产生焦虑、抑郁和愤怒等消极情绪，面对来自外界环境的相同刺激，相较于神经质水平较低的人，高神经质的个体更容易表现出愤怒情绪，进而出现冲动行为，所以高神经质的个体暴力态度更强。尽责性主要反映的是个体在面对不同情境时的自我控制与调节能力，对暴力持积极态度的个体，即尽责性得分较低的个体性格往往较冲动，做事情较少考虑后果。宜人性则倾向于反映个体对他人的态度，该维度上得分低的个体对待他人的往往持质疑的、无情的、暴力的态度，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别人的利益之上，不乐意帮助别人，人际关系也并不和谐，所以在宜人性、尽责性等维度上得分低的人暴力态度反而越积极。

三、同伴交往与暴力态度的关系

目前同伴交往与青少年暴力态度关系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数围绕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国家进行的，研究所得的结果可能存在跨文化的局限性。研究发现，与越轨同伴的交往是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Elliott & Menard，1996）。Fergusson，Swain-Campbell和Horwood（2002）对1265名新西兰儿童进行的长达20年的纵向研究结果显示，交往越轨同伴对暴力犯罪等多种类型的青年犯罪行为影响显著，并且交往越轨同伴对14-15岁被试的影响要超过对20-21岁的被试。与越轨同伴交往对不同性别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不同研究之间仍存在争议，多数研究显示女性青少年受到越轨同伴的影响更小（Piquero，N．L．，Gover，McDonald，& Piquero，A．R．，2005；Sumter，Bokhorst，Steinberg，& Westenberg，2009），但可以肯定的是交往越轨同伴对男女生犯罪的影响程度的确存在差异。

国内对同伴交往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已有研究结果也支持“同伴交往会影响青少年的暴力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观点。高玲等人对368名男性未成年犯进行的调查发现，交往不良同伴会对男性未成年犯的攻击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龚玲使用同伴关系问卷（MPRI）对300名年龄在14至18岁的男性未成年人罪犯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情感维系度这一维度上，未成年人犯罪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并且未成年暴力犯罪人的情感维系度要高于未成年非暴力犯罪人，这一研究结果与郭伯良和张雷对儿童攻击行为与同伴关系进行的分析所得结论相似。王梦雅对中职生校园暴力的研究发现，中职生的同伴关系与攻击他人、实施心理暴力、实施躯体暴力等大部分暴力实施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4]。此外，同伴关系与攻击行为之间还会产生相互影响；王燕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儿童的攻击行为会对其同伴关系会产生负向作用，导致这一部分儿童难以得到来自同伴的支持和鼓励产生消极情绪，从而容易产生对其他同学的攻击行为，并最终导致同伴拒绝。

四、结论

对影响青少年暴力行为和暴力态度的因素进行探讨对于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预防与干预，尤其是再犯罪的预防具有重要意义。暴力态度与暴力行为之间存在密切相关，但目前对青少年暴力态度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甚至是缺位，在未来的暴力态度研究中仍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进一步改进。

首先，对我国青少年暴力态度的研究需要采取更加多样的研究方法。过去对暴力态度的研究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测量，即多局限于对个体的外显暴力态度进行测量，而对内隐暴力态度的测量却做得比较少，对青少年犯或未成年犯的内隐暴力态度的测量就更为稀少。Wilson和Lindsey等学者提出的双重态度模型理论（Dual Attitudes Mode1）认为，即使是对于同一客体，人们也可以同时存在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这两种不同的态度评价[5]。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可以在直接测量方法的基础上使用内隐联想测验（IAT）等方法对处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内隐暴力态度进行间接测量。研究发现，人格对青少年的暴力犯罪行为不仅具有直接影响，而且还能够以同伴关系为中介对其暴力犯罪产生间接影响（龚玲，2010）。当前的研究方法多为描述性统计与简单的相关分析，因此应引入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对影响青少年暴力态度的相关因素做进一步分析，探讨影响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

其次，应深化研究内容，扩大对影响暴力态度的相关因素的发掘探讨。国内外对暴力态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闻媒体、暴力游戏等因素对暴力态度的影响上，并且也有研究者关注到了来自人格与父母的影响，而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同伴交往因素，以往研究仅发现交往越轨同伴对青少年不同犯罪类型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具体差别仍有待研究，同伴交往因素对青少年暴力犯罪，尤其是暴力态度的影响程度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且当前研究多为人格或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暴力行为的研究，因此它们对青少年暴力态度的影响仍需通过研究确认。

最后，应拓展暴力态度的研究对象。前人对于暴力态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普通人群身上，近年来才逐渐开始对成年暴力犯罪人暴力态度的研究，青少年犯罪被称为社会三大公害之一，应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并开展更多研究。当前国内开展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其研究对象多为少管所的未成年犯，而其他年龄段的越轨青少年却并未得到有效注意。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把具有严重攻击行为的越轨少年及成年早期暴力犯罪人纳入暴力态度的研究对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