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观念的产生、制度化与历史实践

2021-11-30涂凌波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年19期
关键词:建党百年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

涂凌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建党百年  新闻事业  新闻工作观念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9.010

导言

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史,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历史演变和发展逻辑,是建立当代中国新闻活动认识论的必要前提。从大历史尺度审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始终注重发挥新闻媒介的功能与作用,以推动党的中心工作。在概念史上,“新闻宣传”这一概念被长期使用,新闻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曾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强调“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1]。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具体的新闻工作时用得比较多的概念是“新闻舆论工作”[2],并将其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共产党中心工作的时代变化,加之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到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环境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在工作重心、工作范畴、工作手段等方面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步建立起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工作”观念、制度和实践模式,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业的基础架构,形成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历史财富,这是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线索,也是具有理论阐释性的“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3]。

党的工作有机组成部分:新闻工作观念的产生

“大宣传”观念和宣传活动的开展。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等新式刊物倡导科学与民主,鼓吹新思想,以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和一批工人报刊的创办,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工人运动。“五四运动后我国首次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无产阶级报刊。”[4]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党的宣传工作提供了观念上、组织上、实践上的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报刊等媒介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新式报刊是传播文学与思想不可或缺的媒介。[5]早期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学生,因而办报办刊被认为有利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扩散,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决议中就指出“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二是从早期党组织的规模和力量来看,由于工作重心的侧重,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传马克思主义、投身工人运动。[6]三是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党在宣传手法上也全盘接受了俄国共产党人传授的革命方法。[7]

1917~1927年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译介方式,有组织地传播列宁的论著和宣传观,党的革命宣传方针和活动也受列宁宣传观的启发和影响。[8]与俄国革命只在工人阶级中开展宣传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主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农民和军队中开展宣传,而且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文化资源以及中国社会的传播结构与俄国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所采取的是“大宣传”理念,并不局限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即以新闻媒介为宣传渠道),而是广泛采用组织宣传(党组织、群团组织、军队组织等)和人际(口头)宣传,以及板报、歌曲、传单、会议、戲剧等多种形式。这与20世纪初其他政党的宣传活动存在根本区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尤其是列宁的“党报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宣传观念和宣传工作模式,并一直延续至今。

新闻工作观念源于“大宣传”观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宣传工作在观念和实践上都更加成熟。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此后宣传工作被视为在党内、军内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系统论述和分析了红军的宣传工作,指出红军宣传工作是实现红军总任务的条件,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并针对红军宣传内容、宣传技术上的若干缺点提出了纠正的路线,提出要“改造宣传员成分”,“改进宣传员的质量”,设立红军的宣传队专门负责文字宣传、口头宣传、艺术宣传等具体的宣传技术。[9]

中国共产党注重向一般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由此奠定了群众路线的基础,也为后来延安时期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苏维埃时期,毛泽东谈到推动群众斗争时,就把办《时事简报》(主要刊登消息)当作与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一样重要的方式,并制定了“县苏文化部”“区苏文化委员”到“乡苏文化委员”三级的编辑工作制度。[10]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性文艺活动、群众大会、报纸书刊等宣传活动,开展教育、普及文化,为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11]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在军队和人民中开展抗日政治动员,通过“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12]。总而言之,自上而下地组织所有的资源(媒介、符号、人)开展宣传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创新。

在革命战争年代,“笔杆子”与“枪杆子”均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重要经验和法宝。前者不仅仅指宣传与动员,也泛指广义上的思想教育和革命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在延安时期,通过“加强党报党刊、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等舆论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文学创作和戏剧演出”[13]。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确立了党报的基本原则——党性原则,形成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和制度设计,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宣传观念与体制形成的重要时期。[14]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开展新闻工作的观念来源于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大宣传”观念,是在延安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对苏联新闻工作经验[15](报刊工作经验)的借鉴与扬弃而逐步形成。

新闻工作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从革命史来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第二阶段是从土地革命到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第三阶段是延安整风运动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比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比较分散的报刊活动,“延安整风是革命报业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报刊事业、通讯事业、广播事业“三位一体”的形态逐步形成,“革命报业才形成一个有机的新闻传播网络”[16]。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念、宣传体制在走向成熟的同时,党的新闻工作和新闻事业也得到了一定发展。除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外,《大众日报》《边区群众报》《晋察冀画报》等根据地报刊陆续创办,《新华日报》也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并坚持出版。在革命环境下,宣传工作和新闻工作常常是一体两面的问题,两者都围绕着革命的目标而展开,因此常常并不加以区分。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延安时期不仅对共产党在1949年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还留下了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即被奉为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17]。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同样是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观念上与延安精神如出一辙,体现出一种革命的精神、奉献的精神、斗争的精神,这样的观念和精神气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闻事业发展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如《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安岗所述,“党中央的报纸要在城市办,而又充分注意农村、农民问题,这无疑是中国党报的一大特色”;“我们的工作是同党中央直通着的”,“培养出了一种为党报工作的献身精神,邓拓称之为‘拼命精神”。[18]

當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因而如何从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向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新闻事业转变,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以及同年10月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反映了形势的变化和要求,也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论述了办报工作的辩证法:要充分利用好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则首先要向群众学习,“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9]。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用“桥梁”的比喻,指出“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认为办报(新闻工作)是“联系群众很重要的工作”[20]。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新闻工作的谈话背后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一是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晋绥日报》发起的反“客里空”运动,纠正了新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脱离群众和实际的不良倾向;二是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在城市和全国范围内开展新闻工作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任务。“全党办报”是中国共产党对动员全党干部、党员开展“大宣传”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革命新闻事业的理论阐释。正如有关学者指出,“全党办报”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列宁、斯大林党报思想的结晶,回答了如何以党报凝聚党员、建立权力中枢,以及权力中枢建成后党报如何将工农群众凝聚在党周围,在党领导下展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事业这一核心问题。[21]

新闻工作观念与实践的制度化历程

从建党初期开始,党的宣传工作陆续向组织化和常规化方向发展。中共三大前,由各委员分管宣传工作、出版工作或党刊工作;1924年,在中共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设立了宣传报刊部、宣传教育委员会、出版部等机构;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后,相继设立了宣传部、出版部。[22]党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向导》在停刊前也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构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备严密组织特征的强有力的政党。通过在最基层党组织(支部)设立宣传委员,党的一体化宣传工作得以通过组织层层传达。在革命年代,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党员人数、支部数目的大幅增加,受制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抗战时期部分党组织仍存在支部效能不足的问题。[23]因此在革命年代,中央通过文件、信件、电报等多种灵活的方式来指导具体宣传工作的开展,延安时期各地党组织也通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刊载的文章来开展宣传工作。

分层级设置宣传干部、宣传员,进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宣传网,对于党的组织系统与宣传系统两个方面而言都十分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建立完善的宣传工作机构和开展制度化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在1951年5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谈到了宣传工作存在的问题,如宣传工作人员少、宣传机构不健全、宣传人员能力不强等,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常的宣传机构和工作”[24]。

党的新闻工作经历了从不尽完善到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一方面,党的新闻工作从属于党的“大宣传”工作系统,是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报纸刊载时事新闻、报道新闻事件等内容的需要,其在工作内容和方法上又不完全等同于党的理论政策和方针的宣传工作。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上述区别,在1931年谈到怎样办《时事简报》时,就指出要尽量不发或者少发议论,“只登消息”,“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25]。在延安整风时期,胡乔木就如何办报谈到要开展两个方面的教育:一是开展政治教育,用新的报纸观念代替旧的报纸观念;二是开展技术教育,最需要努力发展的是“好的新闻和通讯”,从而“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26]。1944年,毛泽东进一步谈到,各地党组织要通过办报来反映情况、组织工作、教育群众,“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就叫做全党办报”[27]。“全党办报”的新闻工作思想由此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经历了从根据地办报到全国办报的转变过程。1948年6月,经中央批准,创办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并承担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职能(1949年8月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了解放战争胜利后能够更好地开展新闻工作、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人民日报》组织开展记者培训班,探索大城市办报的经验。[28]这一时期的新闻工作,一方面要探索在城市办报的有效工作方法,以符合办报环境改变带来的读者群体、读者需求的变化;另一方面则要延续根据地办报的工作传统,将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党的工作精神和作风等传统带到城市办报中。1948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就妥善处理上述问题提出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忘记了我们主要是代表工农兵的,另一种倾向是拒绝为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29]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设新闻工作制度也经历了学习苏联模式的阶段。1954年,中央派出多个代表团系统考察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一些新闻单位也相应调整和重组了管理体制。[30]对于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单向度的学习”,其成功之处在于坚持了党性原则、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教训则是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问题。[31]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党的宣传工作和新闻工作制度逐渐形成。比较有代表性的制度包括:第一,延续并发展了党管媒体制度,确立起以“党管媒体”原则为核心特征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32]第二,党的宣傳工作体系初步形成,相继出台理论教育制度、新闻宣传制度、基层宣传制度、党的宣传工作领导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规范。[33]第三,宣传部门对新闻工作的“宏观领导”制度逐步形成,宣传部作为计划机关、指挥机关和领导机关来推动全党做宣传工作[34],制定并规范了“思想工作是省市以上宣传部领导工作的中心”“健全集体领导制度”“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制度[35]。第四,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包括党委负责人或专人看“大样”、重要宣传向上级党委请示、定期向中宣部作政策性报告和情况报告等。[36]第五,具体到党的精神、路线、方针以及国际国内大事,中央主要通过指示、通知、文件、批示等内部传播渠道指导日常的新闻工作;并定期组织召开全国性的宣传工作会议或者宣传干部座谈会等,通过组织传达工作目标。

从系统论的视角分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可以发现: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属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大宣传”系统中的子系统,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工作观念与制度。在改革开放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系统和结构的总体变化,新闻事业系统的层级不断上升、功能日益多样、形态逐步演变,与意识形态系统、宣传系统、文化系统以及其他社会子系统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从大历史的视角来看,百年来中国新闻事业系统所形成的“新闻工作”的基本观念、制度与实践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工作观念和实践的底色。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历史和实践特征

工作角色:政党工作者与新闻工作者。从媒体角色上看,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是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基础概念之一。与西方新闻界所经历过的“政党报刊”时代不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其历史合法性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开启了全新的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历程,又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制度性设计。

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37],党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事业的领导,突出表现为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延安时期确立的党报的“党性原则”奠定了党对新闻工作的思想和政治领导,而以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组织体系(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和归口管理制度)[38],则将新闻事业纳入到整个政治组织系统中。党的新闻工作者也因此兼具了“双重身份”:一是党员、党的宣传干部,这是在党的组织系统中的角色和身份。在党的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许多优秀的新闻记者、编辑后来都成为了党的重要干部。二是新闻业务层面的工作者角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闻媒体“双重属性”的变化,这一角色呈现出现代职业角色的特征),即通过专业技能开展新闻工作,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延安时期,兼具机关报和大众化报纸特点的《边区群众报》,就善于通过(符合群众和基层干部大众需求的)“新闻”的方式来宣传党的方针,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通讯员、读报员参与办报,建立了“报社—通讯网—读报组”的体系[39]。1946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专门谈新闻写作的技巧和方法,认为学会写新闻对于新闻工作以及全部工作都有好处。[40]“双重身份”的工作角色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鲜明特征,也是新闻工作实践一直延续下来的工作模式。

工作主体:从个体到组织。一般说来,从事新闻活动、新闻传播的主体是人。而在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上,谈“新闻工作”这个概念时一般不是指个人的、具体的新闻工作,而是基于党和国家的层面和宏观的角度,可见“新闻工作”这个概念中的主体不是个体,而是组织。1942年10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出现的违背党的政策和部分新闻宣传干部向党组织闹独立性的倾向,要求各地党组织“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41]。1943年,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谈到既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组织为依靠,又要依靠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有能力的专业记者,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办好报纸;新闻工作者要做“人民的公仆”而不是“报阀”[42]。他在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中阐明了党的新闻工作的特点是集体式、组织式的,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无冕之王”)或者自由主义式(同人办报)的观点。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无冕之王”的思想遭到了严厉的批判。1942~1943年间《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党与党报》《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等四篇文章批评这一思想,提出党报工作者要树立“公仆”意识。[4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单位制为社会运行单元的政治社会形态逐步形成,党和国家通过党政合一体制对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进行条块管理。新闻媒体均设有对应的“归口管理”单位,并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领域开展工作(主要是思想宣传工作),同时新闻媒体本身也是社会事业体系中的单位。1954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新闻工作人员(包括报纸、广播、通讯社、新闻出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从1950年的11000余人增加至1953年的17600余人;全国共有报纸258种,大致可划分为如下种类:党委机关报(151种)、工会报(17种)、农民报(13种)、青年少年报(17种)、民主党派及其他人民团体报(15种)、专业报(14种)、少数民族语言报(21种)和俄文报(12种)。[44]与此同时,新闻工作按照单位为组织机构的模式一直延续下来,并纳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组织架构。其中,党委机关报处于核心地位,显示了政党中心制的组织系统特征,而新闻事业则是配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开展的一项工作。因而,如果我们仅仅从职业层面加以界定,“新闻工作,广义泛指新闻传媒中所有岗位的相关工作,狭义仅指新闻报道采编制播工作”[45],并不能完整地阐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的实践特征。

工作目标:稳定性与时代性。中国新闻事业与党和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着历史的同步性,新闻工作主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因而新闻工作的目标在整体上是相对稳定的、一以贯之的。关于新闻观念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主导新闻观念的历史延续性和支配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概括为宣传新闻主义,核心观念包括“耳目喉舌”观、新闻资产单一国家所有制、党对新闻业的绝对领导、宣传功能处于核心地位等[46],在新闻工作的基本性质、功能、原则、任务等各个维度上,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当然,从历史阶段来看,新闻工作的具体目标又是跟随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而发生变化的。简单说,其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不变的,具体目标是随着时代任务而变化发展的。下文基于政治史的分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几个阶段对其进行简要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工作的目标主要是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新闻是为宣传服务的,宣传又是为政治目标服务的。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早期的“工具论”“武器论”色彩,其“既是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革命斗争的一支生力军”[47]。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党的报刊、通讯社和电台被认为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新华日报》还曾被称为“一支方面军”。新闻工作者承担着多种任务,除了新闻报道、政治宣传外,还会参与土地改革等具体的实际工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布,第一条即指出“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报纸的新闻、通讯、评论、信箱、专门性的或一般性的副刊,都应当尽可能地服从于这个任务”[48]。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国家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接管城市中,把作为舆论宣传、大众传播重要工具的报纸、刊物、电台、通讯社等文化事业,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统一领导之下”[49]。新闻工作在思想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注重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在组织层面建立宣传工作体系,纳入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的层级管理。在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时期,新闻工作的目标出现了阶段性的偏离,新闻传媒的唯一功能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历史的教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重新回到正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重新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根本性质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党的新闻工作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50]。同时,“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功能观逐渐成为共识,新闻工作的信息传播特征得到进一步重视,新闻工作与其他工作领域一样,服务于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目标。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51]。面对社会急剧转型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党的新闻工作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舆论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方针是我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谈到舆论导向的重要性问题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新时代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总体部署。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的基本职责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坚持“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3]。在2018年8月21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成效,进一步强调了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5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基本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指出“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55]。習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才能确保新闻媒体始终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56]。

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尤其是互联网新媒体带来的新闻舆论生态和传播结构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回应时代命题,就新的时代条件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战略部署,用48字高度概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强调新闻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包括党性与人民性一致和统一、党管媒体原则、管好用好互联网等)、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57],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思想引领和根本遵循。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既改变了舆论生态和传播环境,也使得新闻工作的范围、对象、渠道、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成为新时代中国新闻工作的一项工作任务,即通过媒体融合方式提升新闻媒体的“四力”,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建设“四全媒体”(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奮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58]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复杂多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国际话语权,成为新时代党的新闻工作亟需破解的一大难题。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专门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59]。

通过梳理回顾以上四个历史时期的新闻工作目标,不难发现其延续性和时代性特征。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角度,新闻舆论工作属于宣传思想工作范畴,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在思想和精神层面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目标。正如改革开放后由众多新闻学者编撰的《新闻学大辞典》中“新闻事业”这一词条所言,其“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60]。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新闻工作有其确定的工作目标,且这一目标是长期的、根本性的。

结语: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本土经验与理论逻辑

本文从“新闻工作”这个见诸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和现实工作中的概念入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若干阶段,通过对重要文件的梳理和分析,力争跳出和避免将宣传工作、新闻宣传、新闻工作等概念作为同义词进行使用所造成的历史经验和意义的简略化倾向。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工具论”“武器论”“斗争论”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新闻工作,本文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逻辑出发,从宣传范式(主要是政治宣传范式)转向新闻范式,把工作观念、工作制度、工作实践作为解析早期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切入点,以期寻找和回答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所形成的独特经验。本文讨论的新闻“工作”(work)不同于社会学研究中关于“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ur)的界定(即生产流程中工作任务和职业岗位的分工导致人们在经济上的普遍互相依赖)[61],也不同于西方新闻学在新闻生产研究中关于新闻工作、新闻惯例[62]的讨论,具体表现在:第一,不同于西方新闻业历史分期中政党报刊时代的新闻观;第二,不同于商业化的、个体的职业工作观,而是从宏观层面以组织为主体的工作观;第三,新闻工作不同于政治工作,兼具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教育工作)和职业工作(信息传播工作)的多重角色;第四,新闻工作的目标具有稳定性和时代性特征。总的来说,新闻工作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所形成的本土性概念和观念,其产生、历史实践及其制度化过程,彰显着浓厚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成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GZH043)

注释

[1][53][54][55][56][5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8、14~18、337~342、182~183、183、181~189页。

[2]有学者考证,“新闻舆论”这个概念在1949年以前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文件里几乎没有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舆论”概念在媒体和学术文章中逐渐增多;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新闻舆论”概念呈现出对网络时代党的宣传工作重点转移的认识。参见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5~176页。

[3]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2页。

[4]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页。

[5]陈平原:《学问家与舆论家——老北大的故事之三》,《读书》,1997年11月。

[6]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增订版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216~224页。

[7]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8]陈力丹、孙曌闻:《列宁论著及宣传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新闻界》,2020年第12期。

[9][10][12][25][2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第10~16、28~33、45~46、29~30、156~158页。

[11]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6~140页。

[13][49]《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年,第95、165页。

[14]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15]“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是指1929年后形成的斯大林模式中的新闻经验,属于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参见吴艳玲:《单向度的学习:1949—1956年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移植》,《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16][47]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4、142页。

[17][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65页。

[18]陈崇山、陈日浓:《安岗新闻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8~77页。

[19]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88~691页。

[20]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730~740页。

[21]刘继忠:《“集体的组织者”:一条列宁党报语录的百年政治文化旅行》,《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0期。

[2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2000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40~46页。

[23]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24][34]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1951年),《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5~15、11页。

[26]胡乔木:《把我們的报纸办得更好些》(1942年),《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447页。

[28]钱江:《人民日报的诞生》,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94~104页。

[29]《中宣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1948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201页。

[30]童兵、林涵:《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新闻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0~292页。

[31]吴艳玲:《单向度的学习:1949—1956年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移植》,《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期。

[32]王润泽、王婉:《党管媒体:新中国新闻事业管理原则的历史考察》,《现代传播》,2021年第4期。

[33]张琪如:《建党百年视域下“党的宣传工作制度”历史演变》,《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35]习仲勋:《党的宣传工作为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党的四中全会决议而斗争》(1954年),《党的宣传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1951~1992)》,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58~59页。

[36]《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的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1948年),《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1921~1949),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86~188页。

[37]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三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46页。

[38]杨光斌:《政治变迁中的国家与制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29~232页。

[39]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38~43页。

[40]胡乔木:《人人都要学会写新闻》(194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34~636页。

[41]毛泽东:《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942年),《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460~461页。

[42]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1~330页。

[43]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页。

[44]陆定一:《关于报纸工作的几个问题》(1954年),《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3~483页。报纸分类中,其中2种归属不同类别,为重复计算。

[45]童兵:《新闻传播学大辞典》,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49页。

[46]杨保军:《新闻观念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7~209页。

[48]《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0年),《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61页。

[50]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672页。

[5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255页。

[52]《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563~567页。

[58]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5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60]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

[6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基本概念(第二版)》,王修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9页。

[62][美]卡琳·沃尔-乔根森、托马斯·哈尼奇:《当代新闻学核心》,张小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69页。

责 编/张 贝

猜你喜欢

建党百年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颂
中国共产党何以拥有强大的群众组织力?
从党史学习中感悟化危为机的智慧
“建党百年”主题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线上免费开放
面临新时代跨越百年 新征程思考创新党建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市场经济对新闻事业的影响
新疆新闻事业发展概述(1911年-1978年)
论市场经济对新闻事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