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虹 钱思宇

(1.山西大学学术期刊社,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020年是“疫情防控”的一年。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病例仍时有出现，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号召民众“就地过年”，具体事项包括以下七点：合理有序引导群众就地过年、加强就地过年群众生活保障、做好就地过年群众管理服务、确保群众出行方便有序和货运物流畅通、保障就地过年群众工资休假等合法权益、积极营造就地过年良好氛围和落细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1]虽然就地过年意味着不能回乡同家人团聚，但许多异地工作和求学的人出于对国家疫情防控举措的理解、自身工作情况、返乡时间、经济成本及身体健康等因素的综合考量，还是响应了国家号召，纷纷选择就地过年。“据媒体报道，1月28日、29日和30日，春运头三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分别为308万、283万和296万人次，仅为上年同期水平的四分之一左右。”[2]仅从铁路出行方面就可以看出2021年春运的大幅“降温”之势。就地过年是在疫情防控态势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过年方式，此方式不仅意味着春运和疫情防控压力的减轻，而且牵涉到传统年俗、公共卫生、文化产业和民众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问题。从民俗学视角来观照，传统年俗在异地过年前提下如何在形式上被改变、就地过年人群在保持部分传统年俗的前提下又会产生何种新年俗、以及移风易俗过程中隐藏的文化心理，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时移事易——传统年俗的“新改变”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节日图景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媒体技术和商品经济在春节中以多种形式扮演的“新角色”也陆续被人们接受，尤其受到了年轻一代的普遍欢迎。2021年的春节，出于疫情防控形势考虑而新出台的“就地过年”新形式，更是对传统年俗的挑战。空间距离相隔甚远，亲友难以围炉夜话，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就地”春节中，传统年俗是否能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又会以何种新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

(一) 年货和年宴的“新亮相”

在春节前购买和制作品类丰富的年货，除夕当天与亲人欢聚一堂，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共同的过年记忆。在2021年这个特殊的“就地”春节中，年货的准备和年宴的筹办也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1.年货准备的“新样态”

在汉武帝时期，规定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春节的日期沿用至今。汉代最重要的年货是饺子和爆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年货日趋丰富。在传统年俗中，年货的置办是每年春节前的重头戏，年货食物的制作则更是重中之重。这些食物不仅是年节期间家庭的储备粮，更是节日期间亲友宴饮的必需品。人们在准备年货食品时，常常会选择带有吉祥寓意的食物，如谐音“兜福”的豆腐，以及有着“年高”之意的年糕。虽然年节食物存在着地域差异，但食物中饱含的对新年的祈愿和期待都是相通的。年节食物的准备一般都是家庭成员协作，大致包括原料采买、手工制作和后期加工等环节。虽然过程较为烦琐，但一家人共同动手，齐心协力的快乐是无法比拟的，准备年节食物是对亲情的维系和家族观念的巩固。年节的氛围在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家庭食物供给活动中逐渐升温，带给每一个参与者节日的欢愉与温暖。

而在当今人们日常生活中，年货的准备越来越转向有别于“自给自足”的“外家庭性”购置，年货“商品化”已成气候。每逢年节，超市和商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在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和“少聚集，不扎堆”思想的指导下，年货购置活动又有了新变化：线上年货选购热度急剧上升，线上选购下单，然后仓库出货配送。在春运规模急剧收缩的这个春节，“快递新春运”为春节传情送物，被签收的每一份年货快递，都是来自异地的温暖和惦念。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线上年货的流通不是单向的旅程，而是双向的流通。电商渠道购买的年货是在外工作的儿女对家中父母的思念和孝敬，而“年货从家乡向一二线城市的‘反向奔跑’”则是家中父母对在外儿女的记挂和担心。[3]就地过年的年轻人虽不能返乡过年，但他们依然能追寻儿时春节记忆，利用线上购物平台购置一些带有童年春节记忆的“特殊物品”，如家乡特产、特色儿童玩具和节日服装等。虽然是一种简单的购物行为，但实则是千千万万难以归家的游子为营造“归家春节”氛围所做的努力，是远在他乡的游子对家乡的思念。那些春节记忆中的物品营造出的节日气氛，也是对游子思乡之情的精神慰藉。在线上年货选购向好之时，线下店铺也不甘示弱，纷纷“开启‘社群触达’‘多线出击’模式，小程序弹窗点对点推送惠民信息，争取‘5分钟商圈’顾客”[3]，发挥社群消费短平快优势，为线下消费开辟出一条创新之路。除传统年货品类外，今年家居清洁、厨房餐饮等产品销量走高，这表明在“就地过年”背景下，在不便频繁出门拜年走访亲友的时期，人们对居家生活质量的关注度提升，通过家居清洁、厨艺提升等方式，寻找新的趣味生发点，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向往。[3]

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中就有年夜饭的记载，除夕之夜备酒食邀请亲人，称之为别岁。年夜饭素来在国人心中很重要，是一场千里迢迢也要赶赴的团圆宴。年夜饭，称“团年饭”“宿岁饭”，是农历腊月三十即除夕夜晚阖家团圆共同庆祝的一顿饭。年夜饭实则源于岁末大祭，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记载：“用金银米为之，上插松柏枝，缀以金钱、枣、栗、龙眼、香枝，破五之后方始去之”。[4]96这里的“年饭”主要用于祭祀，而现在普遍意义上的“年夜饭”，是指祭祀之后家人团圆的盛宴，是一顿“人神共进”的晚餐。至于年夜饭的主食，南方地区多食年糕，而北方地区则更盛行吃饺子。饺子，常有“更年交子”之说，形状类似元宝，有些地区在包饺子时还会将钱币包进去，吃到包有钱币的饺子意味着来年财运亨通。丰盛和团圆是民众心中公认的年夜饭意蕴。其实相比于食物本身，年夜饭寓意着亲情和温暖，代表着一种不可或缺的“共同”的仪式感。

在今年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下，“就地过年”人群的年夜饭也与往常不同，多数从大规模团圆宴改变为小规模庆祝宴，人数有所减少，烹饪方法与原材料的需求量和需求种类也发生了改变。要在菜品数量减少、烹饪方法简化的同时保持年夜饭的精致性和仪式感，是许多就地过年的年轻人面对的难题。但这样的难题实则为餐饮业带来了隐藏的商机，今年“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餐饮服务企业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督促引导餐饮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积极开发适合外卖的年夜饭套餐、半成品预制菜，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多元化、高品质的餐饮服务。”[5]在2020年春节餐饮业一片颓势的情况下，今年春节期间则因为这种隐藏的商机意外地为餐饮行业带来一个“回暖期”。线上年夜饭订购同样火热，“数据显示，今年线上供应餐饮品牌比去年同期增长164%、参与门店激增260%，供应的套餐数量更是同比增加近3倍”。[5]在这种稳定的、定制化的餐饮服务供给之下，今年无法归乡的年轻人也可以根据自己具体的需求来定制年夜饭，享受一顿不失仪式感的“年终宴”。虽然亲人远在家乡，但一顿合口味、量适中的年夜饭也能为在外打拼的游子增添几分温馨的暖意，春意已至，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总体而言，年货置办和年夜饭筹备的商业化趋势已非常明显，在“就地过年”背景下线上购物更显强势，品类更丰富且定制化服务到位，为留驻工作地过年的年轻人创造了方便、快捷且贴合需求的年货物品供应，可以使工作繁忙的群体在异地享受到春节的温馨、欢乐的气氛，且不会耗费太多时间。相比传统年俗，这些环节在当时更多地表现出商品化、快捷性和流动性等特点。快递物流行业的坚守也为千千万万个因疫情无法团圆的家庭传递了亲情和关怀，人不能团圆，但心可以“团圆”。

(二)其他年俗的“新面貌”

春节传统习俗仍然是节日的血脉和基因，人们传承传统年俗的热情并未因今年的特殊情况而有所减退，反而借助各种媒介技术和手段，让传统年俗产生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1.春联福字的“新生命”

贴春联是春节期间年味最浓厚的民俗活动之一，“春联，亦名‘门对’‘春帖’，即阴历新年用红纸写成贴在门上的联语。源出于古代桃符”[6]。相传先秦时人们用桃木棍驱鬼，东汉时期在桃木板上画上擅长捉鬼两兄弟，即神荼和郁垒的神像，下书“左郁垒，右神荼”，桃符便这样形成了。到五代后蜀时期，五代后蜀主孟昶在桃木板上写下“新年纳余庆，佳节贺长春”，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幅春联。到明清之际，用来驱邪避鬼的桃木板早已演化成带有祈愿祝福之意的春联，贴春联已经成为盛行节俗，成为喜庆的节日一景。《燕京岁时记》中曾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4]95春联要用红纸写就，墨色要亮，字也要写得好，故每到年终时，善书法者常能收到许多托写春联的请求。旧时春联不仅仅要贴到大门上，角门甚至是灶门上都要贴春联，贴春联的活动一般在除夕上午进行。

《蒲团》的创作时间是明治40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日本的现代化的速度变快了。生驹夏美在论文中如此写道。“也就是说，即使不能否认明治维新要将日本变身为西洋的近代国家而出发了，但这一想法并非等同于大家的共享，而且，西方的压力和思想也广泛流传下来了吗？正是因为他们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和反动，所以也产生了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存在的愿望吧。当时的日本无论是技术还是外表都是西洋化的，但内心的根本就是日本式。日本的封建思想又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封建思想的力量很强。当时的日本人崇尚西方文明，但它只停留在行为和服装等水上。由于日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本不同，西方文明也无法彻底接受。

贴春联的习俗流传至今，其中驱邪避鬼的功能和意义已不明显，取而代之的是祝祷和祈福，拆下旧春联，贴上新春联，也被普遍认为意味着“除旧迎新”。时至当下，春联和福字仍是家家户户新年必购的年货，多种样式琳琅满目，任君挑选。当春联和福字逐渐成为春节前购物篮中必有的商品时，自己手写春联和福字的传统似乎慢慢淡出人们视线，只有部分中老年人及书法爱好者还在坚持手写福字和春联，春意和福气都由自己挥毫而就。而今年的“支付宝集五福”活动却意外地为广大年轻人开辟了一条“创作之路”：往年“集五福”的方式是扫描福字，而今年支付宝推出了手写福字得福卡的活动，即每个人都可以在手机上自己书写一幅福字，书写完成就可以得到一张福卡，至于自己的“墨宝”，可以保存在手机里，也可以打印出来张贴。在手机上书写福字时可以选择福字模版临摹，还可以添加吉祥图案，留下属于自己的落款，趣味横生，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爱。虽然活动的本意应是吸引更多人参与“集五福”活动，但确实也让大家体会到自己动手的喜悦，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了与手写春联福字传统的一种对接，使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也在线上感受到了传统年俗和传统书法的魅力。

2.压岁钱的“新方向”

在汉代出现了压胜钱，或叫大压胜钱，是铸成钱币形状佩戴玩赏的避邪品，非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压岁钱就变成了流通货币。在每一个孩童的春节记忆中，压岁钱一定是令人兴奋的年俗。压岁钱是指在年夜饭后，长辈坐在上首位置，小辈给长辈拜年，道新年吉祥语，长辈赠予小辈的一些钱物，也有“压祟钱”“守岁钱”等称谓。古时给压岁钱是很讲究的，“钱要讲究大钱、新钱，还必须用新大红线串穿起，或用红线将钱穿成鲤鱼形、如意形，也有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者，即谓‘钱龙’之意”[7]。无论压岁钱的数量多少，以何种形式下发，本质都是家中长辈对家中小辈的疼爱，对他们未来的期待和祝福。

而如今活跃在人们节日视野中的压岁钱，也早已脱离古时“红绳结串”的阶段，焕发了新的生机。习俗流传至今，压岁钱的内涵已经拓展：不只是除夕长辈给予小辈的钱物，年初一开始拜年走访的亲友给予小辈的钱物也都统称为压岁钱，并常常以红包的形式出现。在现代社会，红包基本已经成为压岁钱的代名词。这里的“红包”指的是压岁钱装入印有吉祥图案和祝福语的红色信封状纸袋内，再赠予小辈，比直接赠予钱物婉转，也增添了几分喜气和年味。而这种纸质红包加纸币的组合也有新的发展，如果在异地线上红包取代压岁钱也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算不得是新年俗了。“微信红包和支付宝‘集五福’由传统压岁钱和红包的形式身体在场的严肃仪式转为线上，将身体的聚集转为互联网结集。这不仅带来了形式的改变，也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7]以互联网结集的方式发压岁钱，这在无法与家人同时在场的2021年春节表现得格外明显。微信红包的运用方式并不仅仅只有传统压岁钱式一对一的财物流动，更多地表现为一对多的随机金额分配，即大众俗称的“抢红包”。在同一个微信群聊中抢红包，既可以异地多人参与，又没有诸多规矩限制，娱乐性强，是一场淋漓尽致的“线上狂欢”。对于在异乡过年，难以与亲人共度佳节的游子来说，与家人共同参加一场“红包大战”，既是年节的狂欢，也是对思乡之情的慰藉。受“红包”的灵感启发，众多线上软件都开始举办诸如“微博新春集福牛 除夕分一亿”的线上随机红包分配活动，完成一些收集任务即可参与分红包，让全民都参与春节网络狂欢的大潮。但这种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营销手段，固然也能够增添节日趣味，但与传统压岁钱的内涵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娱乐色彩和商业意味更加明显。

3.守岁拜年的“新途径”

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中就有守岁的记载，除夕之夜通宵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守岁和拜年是最能凸显“辞旧迎新”表征意义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是度过旧夜、迎接新晨的过程，而拜年则是为了传递新年的第一份祝福。守岁即全家人在除夕夜围坐娱乐，等待天明，通宵不寐。守岁也叫“熬福”，即越晚睡来年福气越旺之意。这种传统年俗也常出现在文人骚客笔下，如杜甫《杜位宅守岁》：“守岁阿咸家，椒盘已颂花”。除夕夜为守岁而长明的万家灯火，是春节最温暖的颜色。待至天明，旧岁已除，新春已至，人们穿上新衣，开始走访拜年。许久未见的亲朋故旧互道新年祝福，有的还要吃一顿年酒，宾主尽欢，好不热闹。春节拜年的顺序也有着不成文的规定，如初一拜本家、初二回娘家等，顺序因各地区风俗不同会有所差异。

“云团聚”和“云拜年”则是2021年“就地过年”背景下催生的新兴拜年方式。网络一线牵，即使远隔海角天涯两方也可以相见。在异乡过年的儿女与远在家乡的父母在云端“团聚”，看看屏幕那端的亲人容颜，谈谈生活，话话家常，再道一声祝福，尽力弥补不能回乡团圆的遗憾。许多工作单位将这样一场“云团聚”作为惊喜送给春节期间还在工作的员工：“合肥海尔工业园策划‘云年夜饭’活动，让员工与屏幕另一端的亲人一起吃年夜饭”，让员工在工作地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8]除利用网络视频与家人“云团聚”外，运用拜年视频等形式进行“云拜年”也成为人们的拜年方式。“抖音发布的《2021抖音春节数据报告》显示，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四，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在抖音上发布了1.3亿个拜年视频，同比增长11倍”[9]。这表明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拜年社交圈已经不仅限于亲朋故旧，而是在线上扩展到全民范围。拜年的形式也不止步于祝福语，视频、动画等多维度的参与，使拜年更具趣味，更加欢乐。而守岁对于睡眠时间普遍越来越晚的年轻人来说已不算是一种需要克服身体困倦的挑战，他们更倾向于找到除了与家人漫谈之外的守岁方式。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和玩手机游戏已成为守岁消遣时间的常态，而今年在外工作的年轻人多选择就地过年，在无法归乡的情况下，公司同事成为彼此最合适的守岁伙伴。在“就地过年”甚至是独身过年背景下，一些年轻人也倾向于另一种形式的“团聚”：与同事或朋友以桌面游戏或其他形式共同守岁。与家人“云团聚”，和朋友“云拜年”，参与线上“红包狂欢”，单身者与同事和朋友共同守岁，在游戏和欢笑中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可见即使是“就地过年”，年轻人也能将年过得欢乐祥和，并不孤独。这实则是当代年轻人对“独身过年”“单人守岁”等状况的一种应对和反馈，过节方式有了多种选择和调剂的可能，家不再是节日欢聚的唯一港湾。

二、如日方升——新年俗的“新生发”

当过年团聚化为泡影，与亲人线上互联似乎也难以抚慰独身过年者的空虚和孤独，于是在这个难以团圆的春节，许多精神文化方面的新年俗应运而生，无疑成为“就地过年”人群的精神慰藉。

为了满足单身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文旅行业2021年推出了一系列针对该类人群的旅游方案和旅游产品，相关部门全力完善旅游保障措施。“同程旅行发布的《2021年春节出行出游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春节，旅客倾向于短周期、近距离、慢节奏的出游方式。”[10]在无法回乡过年又尽量不离开工作学习地的双重考虑之下，这种特殊出游需求应运而生。在2021年，“短途游”“省内游”“近郊游”等短距离出游方式成为今年春节旅游行业的主风向，诸多类似马蜂窝的旅游网站和旅行社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及时推出了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反响甚好。在这个不能进行长途旅游的节日假期，本地的特色景区、打卡景点、商业综合体、户外活动场所等地都成为新的旅游地。政府部门也针对这种旅游热潮的到来做了相关安全提示，出台并践行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以山西省为例，2021年“2月2日，省文旅厅发布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做足防护出行，健康出游、错峰出游、平安出游、文明出游，非必要不安排出境旅游，切勿前往中高风险区。”[11]在疫情防控工作仍然不能放松警惕的情况下，这样的提示或者说警示是很有必要的。除此之外，为保证市民顺利、开心出行，“过年期间，太原市经营性停车场免费开放，蒙山大佛景区、太原动物园、太原植物园、碑林公园对留并过年人员免收首道门票。”[12]这一措施实则是鼓励民众的短途旅游，让不能回乡过年的人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放松心情，感受年节气氛。除“短途旅游”等新兴旅行方式外，“云旅游”也成为春节热点活动，足不出户观赏万千风景，响应了疫情防控期间“少出门，少聚集”的倡议。“特殊的春节催生‘宅经济’，今年飞猪旅行直播观看人次同比增长近1000%，除夕夜乐山大佛推出‘零时抱佛脚’、灵隐寺推出线上敲钟。”[13]由此可见，数字化手段也成为文旅行业新年俗产生的有力推手。

除风景旅游区外，各地博物馆也组织了展示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年俗或节庆非遗的展览，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牛事如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展示了许多与“牛”相关的文物，十分贴合“牛年春节”的主题。山西省博物馆为迎接新岁同开两展，分别是“香魂——中国古代香文化展”和“牛转乾坤——辛丑(牛年)新春生肖文物图片联展”，新年伊始即为游客献上“香气萦绕”和带有“牛转乾坤”吉祥寓意的节日大礼。各地书店也纷纷举办读书活动，吸引无数读者。与旧年俗相比，增添了春节的文化学习氛围。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电影行业今年表现不俗，“数据显示，2021年正月初一全国电影票房超过17亿元，刷新了2019年创造的14.43亿元的正月初一单日票房纪录”。[14]而在一年一度的大型票房争夺战中，电影《你好，李焕英》成为今年春节档当之无愧的黑马。电影《你好，李焕英》“截至3月11日下午3点，累计票房超51.69亿元，目前位列国产影史票房榜第二，仅次于《战狼2》(票房56.93亿元)”。[15]一位跨界新人导演的喜剧电影处女作能取得如此成绩，足以引起影坛和评论界的瞩目。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失去母亲的女演员贾小玲穿越时空，回到了母亲李焕英的青年时期，以母亲表妹的身份参与到她的生活中去，想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直至最后贾小玲才惊觉去世前的母亲早已对女儿的心愿了然于胸，并且也穿越到了同一时空，暗暗配合贾小玲所做的一切改变和努力，正印证了那一句“你的父母远比你想象中更爱你”。影片前半段搞笑风趣，后半段感人至深，将“感伤喜剧”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除去影片本身高质量的叙事艺术和拍摄手法外，今年这个“特殊的春节档”也为票房奇迹贡献良多。影片中深厚而又自然的亲情流露与“就地过年”人群内心的思亲之情达成了奇妙的契合，形成了一种感情上的谐振。在今年选择“就地过年”的年轻人观影之后，切身感受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伤和父母对子女的无言之爱，自然会想起未能团聚的父母，从而与影片故事形成了高度共情。在这个特殊的春节期间，虽然有各种技术和数据的支持能够使身处异地的亲人实现“互联式”团聚，但往常团聚一堂的亲情已然成为奢侈。这大概是“亲情”成为今年春节档电影取向的主流，也是《你好，李焕英》这部“亲情基调”电影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短途旅游”“展览过年”等成为“就地过年”背景下衍生的过年新风俗，而电影也一如既往地在春节期间扮演着丰富民众文化生活的贺岁角色。多种文旅产品的供给，让这个“特殊”的春节丰富多彩，人们在享受各种精神文化盛宴的同时，思乡思亲之情也能得到些许慰藉。

不难看出，无论是传统年俗的改变还是新年俗的产生，都彰显着“就地过年”背景下这个春节风俗的变化。其实近年来，春节整体民俗早已向信息化、娱乐化、商业化等方向发展，今年“就地过年”使年俗产生了新的变化只能算是这种大趋势主干上的一个分支。这种变化的优劣暂且不论，虽然这种变化是疫情防控形势、现代信息技术和商品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从民俗主体即民众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也是主体自身文化选择的结果。

三、深藏不露——移风易俗背后的文化心理

传统年俗的变与不变，实则是年俗承担者在节日场域、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变迁中进行自觉或不自觉选择的过程。或许民众自己也并未察觉，他们在践行年俗时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多种隐晦的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深潜于每个人意识深处的文化心理，或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留存，或由现代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裹挟而来，外化于主体每一个行为选择中，并对主体产生着较为持续和稳定的影响，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疫情防控期间，在移风易俗的背后，主要表现出以下传统与现代的民众文化心理。

(一)“辞旧迎新”的美好憧憬

传统年俗的深层内涵大致可概括为三类：祭祀、禁忌与祈愿祝福。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在“新旧之交”这个具有跨越意义的时间节点下生发的。祭祀是礼敬先祖，将一年之中家族内大小事务告知先祖并祈求先祖继续保佑的仪式，禁忌是为防止给新的一年带来不幸而提前设置的言行禁地，而祈愿和祝福则都是对新一年的期待和愿景的表达。简单来说，传统年俗的形成和传承都是为了与旧一年不留遗憾地告别，然后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即所谓的“新年新气象”。对于这一点，萧放在其《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的“鸟瞰篇”首章即论述了春节与传统社会的时间意识，并认为传统春节的两个主题即为驱旧和迎新。[16]而传统年俗历经千年风雨后传承至现代社会时，其祭祀和禁忌的内涵在大城市已逐渐淡化，祈愿和祝福成为各项年俗所奏响的“主旋律”。虽然祈愿祝福更多表达了“迎新”的重要性，但现代人包括年轻人对除夕至正月初一这个“新旧之交”带有跨越性质的时间点仍然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从年俗的改变中也可以看出：守岁虽然可能不会守全夜但至少要守过正月初一的零点，春节联欢晚会在新年来临的最后十秒会设置倒计时以便全国观众共同庆祝，零点时分要吃饺子等等。从除夕夜二十三时五十九分至正月初一零时，虽然只是一分钟的流逝，但却是旧年向新年的跨越，是全年“最具仪式感的一分钟”。这场一年一次辞旧迎新的狂欢，即使家人不在身边，也想与同事或朋友共度。新年第一天要穿上新衣服，实际上也是以全新面貌迈向新一年的具象化表达。在今年代替了回乡拜年的“短途游”、逛展览、看电影等活动，无非也是落实“新年好心情”的具体行动。一洗旧尘，总结过往；改头换面，迎接未来。“辞旧迎新”，仍然是国人对春节最普遍也是最深层的憧憬。

(二)根深蒂固的团圆观念

“享天伦，共团圆”是中国自古流传并奉行的家文化，团圆意识流淌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炽热又深沉。无论是白居易《自咏老身示诸家属》中“家居虽获落,眷属幸团圆”流露出苦难后的自足，还是苏轼《水调歌头》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传递的思念，都彰显了民众对“团圆”的无比执着。古人秉持着“天圆地方”的朴素观念，认为“圆”是吉祥的代名词。“久而久之, 人们对圆的理解形成了心理上的谐振, 凝聚成难以分解的向心力, 也迸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文化认同感”。[17]正是因为这种对“圆”强烈的文化认同，形成了他们“圆”的处世哲学，具体到家庭这个基本单位上，表现出的就是对“阖家团圆”的期待和希望。这种根深蒂固的团圆观念是扎根于炎黄子孙内心的一棵根系丰富的大树，难以撼动。春节是团圆的节日，再多阻碍也无法拦住在团圆路上归心似箭的游子。即使在2021年“就地过年”的特殊背景下，在外游子也在努力地实现团圆的心愿。每一个发往家乡的年货快递都是向“团圆”的奔赴；“云团聚”“云年夜饭”都是寄托在云端的思念，即使在线上也渴望着与许久未见的家人“团圆”；与家人在同一个群聊中“抢红包”，都感觉是一种“团圆”。而与朋友共度的守岁亦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家人未见，与友相聚，有人陪伴，聊以慰藉。“就地过年”并不是一刀切的政策，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情况下，还是有许多人踏上了归家之路，尽管要提供种种证明，接受一种种检查。相信在疫情态势逐渐好转的将来，人们都会陆续回家，每一个等待中的家庭，都能迎来迟到的团圆。

(三)新生活方式的接受与迎合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经济与技术的渗入也早已波及民俗领域，无论是节俗还是日常民俗都在这颗变动的齿轮上或快或慢地转动，无法停止。如果说被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裹挟下的年俗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就地过年”影响下年俗的变化不过是一抹新绿，是刚抽芽的嫩枝，可能以后会逐渐生长，成为可靠的粗干。也就是说，传统年俗实则本身已经在不断更新变化的进程中，“就地过年”的影响不过是一个意外的插曲，而这个插曲影响下产生的新年俗，或许以后也会成为常态。这就要从民俗承担者的转换上来溯源。董晓萍教授指出：“民俗承担者是指传承民俗事象的群体, 也指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个体成员。民俗承担者是民俗环境的天然主人, 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由于出生和出身的关系, 他们与民俗环境唇齿相依”[18]。随着长者的逐渐老去，年轻一代成为筹备春节的主力军，成为新的年俗承担者，扮演年俗中的各种角色。例如，他们成为年货的准备者，年货准备就从原先的自给自足走向了家庭之外的“商品化”。究其根柢，是因为他们是与商品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共同成长的一代，传统在他们的骨血里只是一种文化记忆，是以他们在接受诸如网络、商品这一类新兴事物时并不抗拒。无论是“淘宝拜年”还是“视频拜年”，都不是2021年“就地过年”形势下衍生的新产物，而是早已蔚然成风。作为未来年俗承担者的年轻人，可能一开始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只是感到好奇，进而了解，逐渐接受甚至迎合，他们所承担的那部分年俗，自然也会朝“网络化”“娱乐化”和“商品化”的方向发展。至于“就地过年”所衍生的“云团聚”“云拜年”等新年俗，或许也会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近年来，已有许多年轻人因工作或其他理由不能回乡过年，2021年围绕“就地过年”衍生的这一系列新年俗，正好为年轻人提供了“单人过年，线上团聚”的新过节模式。新一代年俗承担者对社会转型中新生活方式的快速接受和迎合，会成为加速传统年俗变化的助推器，未来的春节民俗图景将是何等面貌，依然需要时间来描绘。

四、结语

“就地过年”是为稳定疫情总体局势而提出的合理倡议，为了社会稳定和人民健康，每一个不回家的人和每一个等待中的家庭都为国家的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民族的凝聚力令人感动。基于“就地过年”背景下一系列年俗的新变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则是社会各行各业在后疫情时代针对如何过节所做的预案，这种预案促进了传统年俗和新年俗交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转型，春节节俗样态和观念还会处在不断变迁甚至重构的过程中，传统节俗文化和新兴“节日经济”的交融和博弈也将一直维持在进行时状态，这导致了年俗在场性和仪式感的淡化，但2021年年俗的变化对疫情期间人民的身体健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