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肖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中共十九大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日趋成熟，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如何在日常生活领域提升人民的生态幸福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观照。列斐伏尔（1901—1991）作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巨擘，描绘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崭新图景，从20世纪50年代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到六七十年代对都市化的系统反思，在其思想推进中存在着一个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底色下人与自然现代性批判的逻辑线索，能够为当前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一、人与自然的资本逻辑语境

哲学史上现实生活的革命是由马克思开启的，马克思经由人的对象性活动将哲学焦点从天国拉到了现实人间，奠定了生活世界的本体论地位，深刻启发了列斐伏尔。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现代性对日常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列斐伏尔续写了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思想，将个人实践活动的感性场域指认为日常生活，即“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1］90。与马克思更注重人类革命实践的社会生活世界不同，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列斐伏尔强调的是个体的、平凡的日常琐事。在列斐伏尔看来，作为个体生存层面的日常生活是与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原生领域和基元单位，个体生存和生活意义只有在时刻接触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结果，人自身及其社会关系的百样姿态与自然的多重样貌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充分显示其丰富性。基于此，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日常生活现象及人纠缠于其中的各种基本关系的哲学反思与现实批判。人与自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一脉，也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问题式。列斐伏尔试图揭示布展于现代日常生活的资本逻辑，撕开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被神秘化了的人与自然的外表。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界呈现出一种内生性的矛盾关系：“人最初是自然的一个卑微的片段，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最赤裸的生物。但是这个最软弱的人却勇敢地进行战斗，他成为一个从自然存在中分离出来的、既脆弱又强大的‘要素’。这种分离是根本的；人不再是自然界，但又处于自然界之中。这种矛盾在人们克服它的实际过程中得到了再现，而且愈演愈烈。”［2］136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遍布着的资本逻辑一味强调自然的“有用性”，将自然纳入交换价值的领域，使日常生活堕落为“包含着对自然本身进行普遍的买卖”［3］31的异化状态，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丛生。至此，列斐伏尔拓展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现代性批判，独辟蹊径地从被边缘化的日常生活领域发现了人与自然异化了的、非统一的关系，并尝试从此处探寻生态问题的出路。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压迫和革命的品质的混合物。虽然现代日常生活中生态异化无处不在，但在日常生活的深处同样潜藏着人与自然解放的革命性契机。他提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源头语境中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还原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真面相。诚如列斐伏尔所言，对人与自然的分裂和资本逻辑的超越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这个人、这个后天的人、这个培养出来的人，成为自然的人”［1］88。

20世纪是现代化进程急剧加速的阶段。工业力量的暴发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自身主体力量的认可，人类一改往昔对自然界的崇魅态度，将自然界疏离于被征服的客体地位而肆意控制、侵占和破坏。在法国，消费社会掀起的欲望制造运动引发自然资源短缺，都市的迅速扩张导致自然空间不断缩小，机器工厂的数量爆炸带来大气和水资源污染加剧等环境问题凸显都成为触动列斐伏尔敏感的生态理论神经的现实导火索。在列斐伏尔心中，自然始终作为一种诗意的符号存在，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经济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惯性模式却加速了生态环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显现，“事实上，污染、环境、生态与生态系统、发展及其发展后果，把关于空间的问题粉碎并掩盖了”［3］2。他痛心人类的工业行迹给自然界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伤害，强烈指责人在享受生存空间极速扩展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在品尝着自然美景不断消逝、环境不断恶化的生态苦果。在他看来，现代日常生活是遭遇生态危机最直接和最深重的领域，也是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场所，“在从自然中来、在自然中诞生并在生命结束后要回到自然的人类之中，通过人类本身，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的自我破坏”［3］40。在这里，列斐伏尔秉承了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关系的逻辑，强调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人通过日常实践活动改变了自然界的原初形态，并把自身及其自身创造的“存在物”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导致了人与自然界、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割裂，引发了人与自然界的激烈对抗，使人和自然界蒙受了巨大的不幸。正是在这种忧思中，列斐伏尔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关怀为思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列斐伏尔认为，虽然日常生活的琐碎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异化的直观性，但并没有排除日常生活所潜藏的引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特别是资本逻辑作为抽象的一般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中不断结合新的变量——消费主义、空间扩张与技术聒噪，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最寻常不过的图景。在列斐伏尔看来，尽管资本逻辑不断结合新的外在因素以维系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但其否定性因素正从日常生活内部不断生长出来。只有戳穿日常生活华美的伪装，才能深刻披露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控制特质和运行机制，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占有。他不断尝试从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内部寻找人与自然的裂缝，并从文化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条革命路向构建了人与自然节奏一致的思想愿景。

二、节庆狂欢：人与自然解放的文化革命

早期的列斐伏尔更多地遵循马克思人道主义传统，将人对自然的控制和占有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关键。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列斐伏尔详细论述了人从自然界中剥离、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以及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扭曲的现实。“社会的历史就是人占有自然界和自己的自然界的历史。社会劳动和经济活动是这种占有的手段，是人的本质的基本时刻”“这些手段和时期本身并不是人的本质。经济的人应该被超越，以便被显示总体人的自由。‘作为总体的人……人具有多种本质（全部东西）’”［2］139。因此，对总体人性的恢复成为列斐伏尔人与自然关系变革的主要策略。这种策略首先嵌涵进列斐伏尔的节日理论中，构成他关于人与自然解放路径的最初考量。

列斐伏尔试图融合尼采的狂欢精神与马克思的革命概念以恢复和重建属于人和自然流光溢彩的共歌场景，反抗启蒙运动以来对日常生活的遗忘和对人本质的片面理解。列斐伏尔在《一个周日在法国乡村写下的笔记》中表达了对古代农村感馈自然的节日的怀念。他认为，乡村节日打破了日常生活的泛泛无奇，能够将人与自然连接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一方面，返祖传统，营造创造性瞬间构成了列斐伏尔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田园牧歌式想象，也构成了恢复人的总体性本质的方案。节日活动中人的感性和欲望的释放能够使人摆脱日常生活中繁琐的规则、严格的等级和意识形态的钳制，从而打破日常性的抽象化、组织化控制，克服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和琐碎性，实现人的精神复苏。人们在“有芦苇的地方，靠近树林、山冈、泉水和河流”［1］186的地方进行节日的狂欢，充分感受着自然的独特魅力，人的线性发展的单调模式被生动的自然节奏所弥补，人对金钱需要的病态本质被优美的自然场景所治愈。人成为具有个性和丰富需要的生命体。节日不仅能够消除人自身异化，也能克服主体自然界与客体自然界对立，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真正的一体化。这样，人与自然、人与日常生活的冲突实现了暂时和解。在反对宗教和集体组织如国家把节日、仪式神秘化和整合化，特别是把自然的馈赠标识为上帝和国家的施舍，不仅排除了自然，也排除了人的情感的真实性、总体性实质。而节日作为非暴力的文化策略，能够有效强化人与自然的联系。这是因为按照传统，人们在乡村节日庆典中常常宴食、祭祀，“为大自然的恩赐而欢欣”，表达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感恩，而自然则回馈以五谷丰收。列斐伏尔认为这本质上体现了作为个体的人能够通过劳动与自然界自由地、重新地联合。正如他所言，“每个瞬间都是一个局部的总体……包括社会与其自身的辩证关系，以及社会的人与自然（在其内部和其周围的自然）的关系”［4］。作为异化了的日常生活的拯救策略，节日是摧毁性、颠覆性、革命性力量的集中爆发，能够打破社会的枷锁和对人性的禁锢，唤回人的本真情感和总体性。但事实上，依托节日狂欢达成瞬间革命的文化策略只不过是怀旧的人道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再现，是面对人与自然深度异化无助的精神寄托，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真正解决。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在既没有自然、又没有宗教来供人们赞颂或使之仪式化的时代，如此梦想又怎么可能实现呢？……它不过通过表现‘革命’假装成生气勃勃的样子罢了”［5］。

三、消费社会、空间生产与技术批判：人与自然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列斐伏尔晚期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愈加悲观，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已经被资本逻辑全面渗透，资本社会再生产与日常生活已经紧密同步，特别是消费社会、空间扩张以及技术更新构成资本主义幸存的核心要素。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规束与诱导使得人们无法反抗，日常生活正在沦落。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才能揭示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的统治策略，因而列斐伏尔开启了不同于文化批判范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向。

伴随着后福特制的兴起，20世纪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物质丰裕的黄金时代，日常生活已经被大众消费的休闲时尚所介入，个体作为消费者被纳入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所编织的时尚次体系之中，各种次体系相互勾引、关联，共同构成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列斐伏尔指出，消费社会的控制形式不同于传统社会控制的暴力手段，而是强调以广告媒介、语言符号、欲望编码等无意识操纵实现对人和自然界控制的隐蔽化、精致化和恐怖化。通过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组织结构的分析，列斐伏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压迫已经由生产领域转至消费领域且遮蔽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已经沦为资本主义组织化消费社会新的控制对象。在这一过程中，消费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炮制时尚和人的需要的瞬间性与过时性，对人的欲望和需要进行重新编码，创造了大量的非本真的需要。列斐伏尔指出，“当需要被那些导向满足的认同装置所诱惑时，需要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缝，被掏空了内容，并被消费和消费品所填充着，直到饱足为止”［6］，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强化了人的欲望和对消费的依赖。另一方面，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借由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断裂，赋予商品链接社会意义的任意性，商品物的质性被抽离，其真实指涉逐渐消失代之以符号象征价值，导致社会意义趋于零度化。这样，通过对人的需要制造和商品符号意义的赋予，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7］的环节，从而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而消费作为不断让人满足而又不断制造新的匮乏的欲望和不安，必须依靠大量商品的生产与供给方能实现，这必然会带来消费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有限性的矛盾，导致隐藏在消费社会背后的生态困境和人的主体困境彻底暴露和激化。正如列斐伏尔所言，“今天出现的自然作为一种资源和来源……巨大的但是不是无限的”［8］343。非理性的消费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并隐匿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非生态的本质——“大量消费—刺激生产—商品过剩—鼓励消费”的运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攫取、浪费和重新占有的循环过程，加速了自然资源的紧俏。更为恐怖的是，在资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宣传下，消费满足被等同于幸福和自我价值实现。人们心甘情愿地参与到消费意识形态的阴谋之中，不自觉地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续的关键环节。列斐伏尔这一观点也影响了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鲍德里亚指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通过广告媒介、关切神话等构造了丰盛和福利的幻象，把消费行为等同于“获取、祈求完全舒适与幸福的方法”［9］。而在“幸福”的消费盛宴背后，人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合谋者最终只能走向导致生态环境毁灭的穷途末路。而在现代消费社会解放路径上，列斐伏尔受索绪尔语言学和罗兰·巴特符号学的影响，认为书写语言的刻板性和强制性造成了人的欲望与消费的勾连、拟象与现实的分离。因此，列斐伏尔强调以诗性语言的革命——口头语言，唤醒人的真实诉求和日常生活的生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的过度积累性危机逐渐显露，资本主义必须拓展新的市场以遏制、缓解生产过剩的趋势，“空间”就成为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结构调整的新的出发点。正如戴维·哈维所指认的“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隐含在进步概念的本身中”［10］。空间为消费向日常生活的投射和资本逻辑依托全球化扩张提供了可能，从而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作为空间转向和都市革命的代表学者，列斐伏尔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堕落为商品的过程，指明了空间生产与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随而将理论视角转向了空间生产的政治与生态批判，认为揭示资本主义现代化秘密的关键在于理解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可以说，空间生产批判是列斐伏尔晚期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入推进。他指出，过去学界对空间物理特征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空间所代表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实质。与消费官僚制社会在本体论意义上被解释为符号—欲望统治的抽象不同，空间在本体论上被列斐伏尔视为资本主义现实的社会关系。空间和空间中的一切被赋予了功利性和工具性属性，空间作为商品进入生产领域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战略规划。在列斐伏尔看来，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构成了人的现实存在环境，而充斥了资本逻辑的社会空间不断侵占自然空间，必然引发空间生产的生态矛盾。这一过程表现为空间中物的生产与空间本身的生产双重运动：一方面，自然空间因其景观和资源的独特性、稀缺性特征被当作生产力纳入交换和消费领域参与市场买卖与资本主义再生产，列斐伏尔指出：“土地、地下资源、地面上的空气都纳入生产力及其产品之中。”［8］347原本被不屑一顾的自然资源突然获得了“价值”，成为生产性和生活性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对象。人类不断地将触角伸向自然界索要生产和生活资料，严重地消耗了自然空间的能量，自然空间越来越成为人类日常生产、生活和消费的要素。另一方面，空间本身的生产也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人类不断地通过空间扩张以满足日益膨胀的发展需要，空间的扩张直接表现为社会空间对自然空间的侵占——即都市爆炸性外延，都市化以粗暴地中断自然空间为前提，“历史的力量粉碎了永久的自然性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积累的空间”［8］49。自然空间的碎片化和消逝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自然空间面临着解构的风险。同时，资本主义现代都市由都市设计者通过技术进行规划与再造，都市成为同质化、抽象化和等级化的场域，都市不仅正在剥离自然的丰富性，丧失美感的多样性，也在巩固和强化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正如商场周边是餐馆一样，空间再次强化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沦为资本主义控制日常生活的手段。正如苏贾后来的评论，列斐伏尔对“现代性空间化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而是正是这一切，才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11］。这样，列斐伏尔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通过占有空间和不断生产新空间的辩证运动指明了空间已经成为资本再生的新路径。可以说，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批判理论是在资本主义都市扩张、国家垄断和消费社会共谋的新阶段，对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生态批判逻辑的沿袭，准确摹画了当时日常生活空间全面异化的景象。但列斐伏尔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事实的描述和对现象的批判层面，他关注到生态型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方法，提出“空间的生产与突出‘自然’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事物的物质性）并行不悖”［8］349－350，强调人类要摒弃自然有用性、交换性的传统思维惯式，形成需要占有空间的价值观念，以恢复空间的“第一自然”特征，达成空间解放的可能。

列斐伏尔在消费社会批判和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技术能够有效缩短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和拓展空间生产限度的功能，从而开始对现代技术进行反思。众所周知，对技术的生态追问并非始于列斐伏尔。从文艺复兴以来，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目的的科学和技术是标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里程碑，但其内在的理性精神气质也将自然界视为外在于人的纯粹物化的客体领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史和自然史进程。列斐伏尔对技术反思的独特性在于其觉察到技术对日常生活的介入与合法化。他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参数的阶段，技术作为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直接参与了消费社会的控制与空间生产的过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手段，成功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也使得资本积累和经济剥削更加隐蔽，在极大程度上延续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同时，他也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压过了物质自然的加速的技术进步”［12］向日常生活的扩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性的异化以及自然发展的连续性的断裂。他指出，技术原本作为价值中立的一般力量却在现代化过程中充当了资本主义统摄和控制自然界的工具，致使现代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具有一种难以克服的非生态性症候。特别是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联姻，缔造了经济无限增长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技术变成了经济增长的显性推手，同时人也服从于效率和利润的需要，被驯服自然、控制自然的膨胀欲望所驱赶，把自然作为技术的客体存在，随意攫取自然资源和侵占自然空间，忽视了自然的有限性和承载力，引发自然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空间不得已的萎缩。正如列斐伏尔所说，“自然被当成了认识的材料，被当成了技术的对象，它被统治、征服了……它也就远离了我们。然而，人们突然发现，在被征服的过程中，它被破坏了，面临着毁灭的危险”［3］38。不仅如此，技术理性借由电视、网络等媒介渗透到人的消费、休闲等私人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对人们进行着规训，把人们牢牢固定在技术的神话中。这样，作为进步力量的技术反过来成为导致生态问题的新桎梏。但这并不表明列斐伏尔是完全否定技术合法性的悲观主义者，他承认技术在帮助人摆脱受制于自然的命运和提升日常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如何实现技术生态化发展的方法上，列斐伏尔提出“让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认为要想摆脱技术理性对日常生活中人和自然的殖民统治，必须让“技术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这个创造性源头”［13］，回归满足日常生活中人和自然合理需要的生态价值观，让技术为恢复人性光辉和维持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提供支撑。

列斐伏尔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模式和控制策略的新变化，立足于个体人的具体实践和生态解放，通过节日复兴和对消费社会、空间生产与技术理性所暴露的生态弊病的揭示，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制度批判扩展至微观日常生活的祛蔽与救赎，成功开启了资本主义新的生态批判方向，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列斐伏尔窥探到资本主义日常生活中异化了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根源，但其对生态革命的判断却过于谨慎，这使得他区别于马克思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关系为目的的内在性、原则性批判，从而转向了对总体人的生成、诗性的语言革命、平等性空间置构以及技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强调，这也决定了其后期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解放设想难以逃脱文化革命和浪漫主义的窠臼。

四、反思与启示：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现代化发展必然面临的理论问题，也是关涉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问题。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过程，使中国不得不面对类似于列斐伏尔所处的历史语境和所批判的现实矛盾。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化还未充分展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面临更多的困境和风险，例如人的经济价值观与自身生态需要凸显的矛盾、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稳定经济发展增速的关系、政府生态治理主导与公众日常参与的关系等。列斐伏尔认为，缺乏日常生活维度的哲学是没有现实的理性，同样缺乏日常生活维度的生态现代化是没有现实关怀的价值悬设。马克思也说，“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14］。这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着眼于日常生活才能够有效推进。

其一，注重以人的价值观转型促进总体人的生成。列斐伏尔强调，只有超越经济人属性，培育具有多重本质与丰富需要的总体人才能克服人与自然界的主客体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真正的内在统一。总体人作为列斐伏尔人与自然关系解决的核心文化方案，深受马克思“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思想影响。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都服膺于这一需要。为了实现追求利润的目的，不惜把自然视为金钱、把人变成消费机器，把全球变成市场。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对现代化蓝图作出了描绘：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5］。这指明随着社会历史发展，人的需要层次和结构中的生态维度凸显，这一需要不能仅靠货币和资本实现，还须经由人的需要体系和价值观转型，以丰富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态需要代替片面的物质需要，恢复人的多样本质，消解人对自然界的功利主义态度，实现人对自然的道德和理性自觉。尽管列斐伏尔关于节日复兴的文化策略无法根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并非一无是处。在中国，生态节日有利于唤醒人们对自然的关注，培养人们对自然界的审美情趣与共存意识，吸纳和调动公众介入日常的环境治理，在全社会重构生态生活模式和营造生态文化氛围，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也值得重视。

其二，坚持以人民主体、生态效应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整体性现代化模式。列斐伏尔所指责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正是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和生产逻辑所主导，以过度城市化、工业化、高消费和技术工具主义为典型特征的生态短视、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坚持“经济主义”和“唯生产力论”的意识形态，不顾自然界的承载力和有限性，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激烈对峙。尽管当前中国并不存在列斐伏尔语境中引发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但由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很难避免资本逻辑的渗透。同时，由于现代化的后发性，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完善的生态制度等叠加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因此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方面需要总结和吸取西方现代化的失败经验，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本国国情，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6］。基于生态整体性发展和生态治理全局性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从微观日常生活与整体宏观架构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与具体部署。具体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必须摒弃经济主义价值导向，“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生产取代单纯的经济增长”［17］，全面调节社会生产；同时科学引导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绿色消费的行为习惯；观照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避免对自然空间的粗暴侵占；引导科学技术的绿色应用，让技术发展为人的生态生活服务，多拳并举营造天蓝、水清、宜居的生态空间。

列斐伏尔一生经历了多次思想转变，但基于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阐发人与自然关系始终是其重要的理论线索。列斐伏尔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消费社会引发的生态困境、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的冲突性、技术理性的非生态性的反思与批判，从日常生活的内部出发，发现了实现人与自然节奏一致性的革命出路，为总结和借鉴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理论资源，也为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视为生态问题解决的新平台，通过文化革命破解日常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异化以改善人的主体困境和恢复自然之魅，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颠倒为关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生存论革命，没有真正撼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内在根基，也不能彻底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审慎对待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生态思想，吸收借鉴其合理成分的同时，自觉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价值遵循，在立足于中国生态现状的基础上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