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凯华，廖婧文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国家，是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虽然国小人少，但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文学创作在国际上拥有盛名。自1949 年中阿建交至20 世纪60 年代末，中阿关系逐渐亲密，两国互派留学生进行学习交流。同时，阿尔巴尼亚文学的汉译传播也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几乎每年都有诗歌、戏剧、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大量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因此被中国人民所熟知，如阿列克斯·恰奇、拉扎尔·西里奇、斯泰里奥·斯巴塞、雅科夫·佐泽、彼特洛·马尔科、泽瓦希尔·斯巴秀、伊斯梅尔·卡达莱、德里特洛·阿果里等。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20 世纪70 年代初中阿两国关系破裂，文化交流也大量减少。但自2012 年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以来，中阿两国互动频繁，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 年4 月，中国新闻出版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双方签署了《中阿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协议》，为中阿两国文学作品互译传播提供了又一次巨大机遇。其中，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德里洛·阿果里的诗集《母亲阿尔巴尼亚》作为“中国- 阿尔巴尼亚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 引进的首部作品，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德里特洛·阿果里是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小说家、政治家，其多部作品翻译传入中国后，引起了巨大影响。其长篇小说《梅茂政委》和报告文学《党的儿子》分别被改编成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和《广阔的地平线》在中国播放；能“反映阿果里诗歌创作全貌”[1]的100 首短诗和5 首长诗也由郑恩波先生翻译后整理成诗集《母亲阿尔巴尼亚》出版。当下，学界对《母亲阿尔巴尼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首长诗《德沃利，德沃利》和《母亲阿尔巴尼亚》，对其短诗少有关注。本文主要研究了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进程及汉译概况、德里特洛·阿果里《母亲阿尔巴尼亚》诗集的汉译及传播情况，并对德里特洛·阿果里的短诗进行阐释，以挖掘其背后蕴藏的深远意义。

一 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进程及汉译概况

（一）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章正博在其《那些光辉岁月的真实写照——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揽胜》一文中，把阿尔巴尼亚的当代文学分为三个阶段：从1944 年全国解放到20 世纪50 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20 世纪60 年代初到80 年代末国家政情发生剧变之前为第二阶段，1990 年发生政情剧变至今为第三阶段[2]。在这里，我们也采用这种三种阶段划分法。

第一阶段，是1944 年全国解放至20 世纪50年代末这一时期。此时，阿尔巴尼亚刚刚经历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全国解放，民族热情高涨，这一时期其文学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人民革命胜利的历史性转折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出来的新面貌。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斯巴塞的《他们不是孤立的》（1952）、加塔的《毁灭》（1954）等。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文学界涌现出一大批青年作家和诗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德里特洛·阿果里（1931—2017）、卡达莱（1936—）、荻·祝万尼（1943—）、纳·普雷弗蒂（1932—）、阿里·阿布迪霍扎（1923—）等。

第二阶段，是20 世纪60 年代初到80 年代末国家政情发生剧变之前这一时期。此时，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面临极大的困难，这一时期也是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精神最为振奋的30 年，其文学作品充满爱国主义精神，人民群众的形象在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卡达莱的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1963）、《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阿果里的长诗《德沃利，德沃利》（1964）、《母亲，阿尔巴尼亚》（1974），法·阿拉比的长诗《血的警报》（1966）；穆萨拉依的长篇小说《黎明之前》（1965），德里特洛·阿果里的长篇小说《梅茂政委》。

第三阶段，是1990 年开始，阿尔巴尼亚经历政局剧烈动荡后，从社会主义国家变为多党制国家这一时期。这一时期，阿尔巴尼亚文坛既有一部分作家全盘否定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变成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应声虫，也有一些作家仍然坚守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如德里特洛·阿果里、斯巴塞等人。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发展停滞不前。

（二）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汉译概况

1949—1954 年，中阿两国建交初期，并未在对方首都互设代表机构，彼此交往甚少。

1955—1971 年，两国关系亲密。1954 年9 月，两国开始互派留学生进行文化交流，文学方面的交往变得十分密切，大量作品被翻译出来，如《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屠珍、梅绍武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年出版）、《渔人之家》（苏里曼·皮塔尔著，杨敏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年出版）、《丹娜》（法·吉亚泰著，林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出版）、《他们不是孤立的》（斯巴塞著，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出版）、《河静敌未清》（法·吉亚泰著，谌国章译，东风文艺出版社1959 年出版）等。

1972—1985 年，两国关系破裂。1973 年后，两国双边来往大幅减少，阿尔巴尼亚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逐渐变少，只有《阿果里诗选》（1974，德里特洛·阿果里著，郑恩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年出版）、《火焰》（1975，斯巴塞著，李化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年出版）等少量作品被翻译出版。

1986—2011 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但阿尔巴尼亚的翻译作品已不常见，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作品，如《亡军的将领》（伊斯玛达尔·卡达莱著，郑恩波译，作家出版社1992 年出版）等被翻译出版。

2012 年至今，两国关系进入稳定发展期，双方频繁互动，阿尔巴尼亚的文学翻译作品也日益增多，其中伊斯梅尔·卡达莱和德里特洛·阿果里两人的作品被翻译得最多，典型者如《接班人》（李玉民译，花城出版社出版2015 年出版）、《梦宫》（高兴译，花城出版社出版2015 年出版）、《谁带回了杜伦迪娜》（邹琰译，花城出版社出版2012 年出版）、《长城》（孙丽娜译，重庆出版社2016 年出版）、《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郑恩波译，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年出版）、《藏炮的人》（郑恩波译，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年出版）等。

二 《母亲阿尔巴尼亚》汉译与传播情况

德里特洛·阿果里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德沃里，从小便对诗歌创作有莫大的兴趣，曾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受到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化的熏陶。他在《人民之声报》工作了近15 年后，进入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担任文学方面的秘书长，直至退休。

德里特洛·阿果里一生写了大量的作品，小说方面著有短篇小说《往昔岁月的喧声》、长篇小说《梅茂政委》（1970，改编成电影后取名《第八个是铜像》）、《藏炮的人》（1975，郑恩波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年出版）、《居辽同志兴衰记》（1973，郑恩波译，重庆出版社2009 年出版）等。诗歌方面著有短诗集《德里特洛·阿果里诗选》、长诗《德沃利，德沃利》、《母亲阿尔巴尼亚》（在《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时为1400 行左右，后出单行本时扩充为3000 余行）等，这些都是在阿尔巴尼亚乃至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他的作品讴歌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赞美辛苦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弘扬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

德里特洛·阿果里成为《人民之声报》的记者后，深入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汲取写作素材，写下了大量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短诗。1958 年，他出版了诗集《我上了路》，其后又陆续出版了《我走在泊油路上》（1961 年）、《山径和人行道》（1965年）、《中午》（1969 年）几本诗集。1972 年，以这几本诗集为基础，他编选出版了《德里特洛·阿果里诗选》。与德里特洛·阿果里有着近50 年的友谊，并曾在阿尔巴尼亚留学的优秀翻译家郑恩波翻译了《阿果里诗选》，并于1974 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主要收有《在劳动党纪念馆门前》《劳动工地纪事》《高山峻岭架线忙》《坦克》《我的幸福的村庄》《政委》《德沃利、德沃利》《父辈》《共产党人》等9 首诗歌，其也是诗集《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的前身。

后来，郑恩波先生在《阿果里诗选》的9 篇诗歌的基础上进行增补扩充，从德里特洛·阿果里的15本诗集中精选并翻译了短诗100首、长诗5首，汇编成《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2012 年在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用以纪念阿尔巴尼亚独立100 周年。

2013 年9 月和10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 “一带一路” 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2015 年4 月，中国新闻出版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双方签署了《中阿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协议》。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郑恩波先生受到邀请翻译一部阿尔巴尼亚当代诗歌选，于是就有了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年出版的诗集《母亲阿尔巴尼亚：德里特洛·阿果里》，这也是“中国- 阿尔巴尼亚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的首部作品。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加深我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文学、文化的了解，它不仅仅是中阿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见证，更是为中华文化和中东欧文化的沟通注入新的活力。

译者郑恩波先生是我国著名记者、作者、翻译家、文学史论家。郑恩波先生196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到阿尔巴尼亚留学。他对阿尔巴尼亚感情深厚，留学的经历使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和风俗文化了如指掌，是业界公认的该语种最优秀的翻译家。回国后，他陆续出版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史》《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南斯拉夫戏剧史》等著作，并与他人合著《东欧文学史》一书。他翻译了《阿果里诗选》、塞尔维亚诗人茂玛·迪米奇诗选《吉卜赛母亲》，以及长篇小说《重新站起来》《亡军的将领》《居辽同志兴衰记》等大量作品。同时，郑恩波与德里特洛·阿果里有着多年的友谊，可以说，他是翻译其作品的不二人选。

正因如此，《母亲阿尔巴尼亚》一书的翻译十分成功。其一，译者与作者是多年好友，对作者的性格特点十分了解，所以其翻译能够贴近作者心理，将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情绪十分精准地翻译过来，让读者真正走近作者内心世界，体悟到作者的喜怒哀乐。

其二，郑恩波先生留学阿尔巴尼亚多年，对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对当地的文化渊源、风土人情相当了解，所以他在翻译时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阿尔巴尼亚语的原意，不会因为不懂当地的历史、传说、典故而闹笑话。郑恩波先生曾经在《译诗感悟——从翻译阿果里诗选〈母亲阿尔巴尼亚〉 谈起》一文中感叹：“文学与历史是一对孪生兄弟，要译好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非了解该国的历史以及与此相关的世俗典故、风土人情不可。”[2]

其三，郑恩波先生的翻译力求“信、达、雅”，并且注重诗歌的音韵和谐。在翻译过程中，他尽力做到不随意增减一字，对译出的每个字、词、句子都反复推敲，力保整体内容的完整准确，在传神的同时，做到写意。同时，他还根据每首诗的具体内容，选择合适的诗韵译法，使翻译恰到好处。高莽先生在为《母亲阿尔巴尼亚》所写的序言中提到：“文学翻译不易，诗歌翻译尤其难。它要求译者要具备较高的汉语与被译语种的语言文学修养，最好自己是个诗人。如果不是诗人，但起码也要懂得写诗作歌的常识，其中诗歌的音乐感尤为重要。”[3]7由于郑恩波先生的努力，《母亲阿尔巴尼亚》的翻译在国际上也获得了赞誉。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库依蒂姆·扎尼先生在以《衷心的祝贺》为题的序中夸赞道：“这部最新的诗集，就译文而言，无疑是最高水平的作品。他全力以赴、埋头钻研精神，是很令人赞赏的。他对阿尔巴尼亚语言的热爱令人感动，叫你心悦诚服。”[4]

同时，国内学界，冯振翼《行云流水韵味浓——读郑恩波译著〈 母亲阿尔巴尼亚〉》、涂途《“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感动〈 母亲阿尔巴尼亚〉》、雁翎《融通中阿文脉的杰作》、罗红娟《处女地、田垄和鸟儿的歌者——浅论阿果里的诗歌创作主题》等文也对《母亲阿尔巴尼亚》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 《母亲阿尔巴尼亚》短诗的主题及艺术特征

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是他对历史时代作出的反映，映射着阿尔巴尼亚的社会主义事业从崛起到崩塌的历史巨变过程，以及人们在这一过程中心态和行为的转变。我们可以通过对其不同时期短诗的研究，探寻其诗歌写作的特点和背后隐藏的社会现实变化轨迹。结合阿尔巴尼亚的历史进程，我们将德里特洛·阿果里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正和章正博《那些光辉岁月的真实写照——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揽胜》中所分的三个阶段相契合。

（一）第一个时期（20 世纪50 年代末——80年代末）

第一个时期是阿果里进入《人民之声报》工作后到20 世纪80 年代末，这一时期对应了章正博划分的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正处于解放后激情共建社会主义的时期。当时，人民爱国主义热情高涨；第二阶段是国际共运内部发生严重分歧的时期。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面临极大的困难，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精神。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表现出当时的时代特征，爱国主义精神的抒发是其诗歌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生活为其诗歌的主题，社会主义新人是其诗歌的描写对象，富有时代朝气和生活气息是其诗歌的语言风格。

首先，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是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的主旋律歌，歌颂劳动人民是其诗歌最明显的特征。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不乏对祖国爱意的直接表达，如《地里人》中，“祖国啊，你已看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有时我感到有些疲劳，就一头扎进你的怀里养养精神。”[3]22直接倾诉了对祖国的依赖之情。通过对劳动人民生活的描写，表现出他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他诗作中描写的辛勤劳作的人民形象，大致可分为四种：战士、工人、农民和妇女。

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离不开战士们的奉献，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战士们英勇前进的身影。如《政委》这首诗就主要描写了在吉尔-库萨尔的峭壁旁，政委在战斗中中了敌人的子弹而牺牲的故事，“政委，为了自由，你瞄准了敌人，七颗子弹叫八个敌人完蛋。我站在你的旁边，把那干式手枪和子弹带在腰间，我是如此地悲痛，仿佛苦汁在血管里把血水替换。”[3]11诗歌深刻体现了战士在战斗中的英勇和人们对其牺牲的悲痛。此外，他还创作了《永不忘怀的姑娘》《烈士》《纪念碑》等诗歌，表达对战士们的怀念和赞美之情。

工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德里特洛·阿果里有多首短诗描写了工人们在恶劣的境况中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形。如《劳动工地纪事》，“这时候，猛烈的山风像沙石一样迎面扑来，同志们却在山坡上英勇无畏地艰苦工作，他们拦住滔滔江水，开垦坚硬的土地，推倒悬崖峭壁，将高耸的堤坝建设！”[3]30又如，《高山峻岭架线忙》，“崩塌的雪层和呼啸声滚下山岗，仿佛是穆依和哈利利横冲直撞，好像河流中的浪涛汹涌奔腾，也好像冬季里的回声在山谷中回档。我们和电缆工彼得向前行进，大家就像挂满白雪的黑松，背着行囊；我们要学他那样做个模范，把电线和绝缘器拿在手上。”[3]35阿尔巴尼亚的建设依靠工人们的努力。也许工人们不像战士们一样冲锋陷阵，但他们同样工作在“第一前线”。德里特洛·阿果里在对工人工作环境的描绘时通常花费大量笔墨，力求用艰险的环境衬托工人们奋力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奉献精神。

农民是德里特洛·阿果里了解最深的人群，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的儿子。在他的笔下，有“拖着沾满烂泥的山民鞋蹒跚而行，敞开宽广的胸膛自由地呼吸”[3]6，翻山越岭进城看在大学学习的儿子的山民，有“与鸟雀和牲畜结伴为友”“在地里整天辛苦劳作”[3]22的地里人，还有幸福村庄中像蜜蜂那样勤劳的姑娘和如同山鹰一般坚强的小伙子。在诗人笔下，在阿尔巴尼亚的新时代，农民们勤奋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由和幸福的新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在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歌颂的劳动人民中，妇女形象尤为突出。他不仅写了《为我们的妇女而歌唱》这样的诗篇来赞美她们的美丽，“她们是那么漂亮、美好……她们正鲜花怒放，重新变得俊秀年少！”[3]8同时也写诗表现妇女们的辛劳，“在妇产院里生后代，在家中操持家务十分辛劳，在田野，在山坳，把砍柴、撒种的担子肩上挑。”[3]9他的诗歌反映出阿尔巴尼亚独立后女性地位的提高。

其次，动物也常常成为德里特洛·阿果里笔下的描写对象。他有多首诗歌赞颂动物，如《乳牛》《我对马的偏爱》《小羊羔》《小马驹》等。他甚至在诗中声称“没有乳牛我就写不了诗章”[3]56，“变成马再好不过”[3]73。他偏爱动物的原因出人意料的简单：其一，他是土生土长农民的儿子，他的整个童年都与这些动物有着亲密接触。《小羊羔》一诗对这一点有直接的表现：“我也要撒欢地跟你一起咩咩叫几声，因为我特别思念美好的童年……”[3]77在诗人的眼中，这些动物都带着梦幻童年的美好滤镜，是陪伴他度过最美好时光的、可亲可爱的朋友。其二，这些动物同时也是帮助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好帮手。在阿尔巴尼亚历经重重磨难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人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可以用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建设自己的国家。人们热爱劳动、歌颂劳动，连带着这些作为好帮手的动物们也因能帮助生产而得到尊重、热爱和赞美。

再次，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语言率直激昂，富有叙事性和音乐性。当时，正值阿尔巴尼亚解放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汹涌，致力并奋斗于社会主义建设。德里特洛·阿果里受时代环境影响，其诗歌语言激昂直切、直抒胸臆，对国家、共产党、民族澎湃的爱意常常抑制不住地在短短一句的诗行中涌出，他直接高呼“祖国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阿尔巴尼亚人！” 但他直白的抒情并不显得单薄，他的诗歌继承了阿尔巴尼亚诗歌通过叙事抒情的特色。他的《在劳动党建党纪念馆门前的思考》一诗叙述了1941 年11 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使阿尔巴尼亚开启了新时代，诉说了共产党人为了民族崛起是如何带领人民群众冲锋向前，把胜利的时代带到身边的历史事实。他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在叙事的同时，歌颂党的伟大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他直抒胸臆地呼喊：“我们从此站起来了，拥抱土地和河山，在贫穷的祖先们的山野里，把伟大的事业创建。”[3]14阿尔巴尼亚古典诗歌和绝大多数现代诗歌很讲究押韵，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作也十分追求音乐美，他的诗可以说无一首不押韵。郑恩波先生在翻译时为了体现这一点，根据他每首诗的内容选择不同的“宽韵” 和“窄韵” 进行翻译，每首短诗一韵到底。因此，这些郑恩波先生翻译的德里特洛·阿果里短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

最后，德里特洛·阿果里诗作在对意象的把握中融合了非凡的想象力。涂途《“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感动〈 母亲阿尔巴尼亚〉》一文中提到：“阿果里非常善于发现和捕捉诗意的具象，巧妙地、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各样的诗的意象和意境，将它们概括化和典型化，旋转式地以不同镜头，伸延着它们那多姿多彩的内蕴和丰富复杂的内核。”[5]德里特洛·阿果里的几乎每一首诗歌中都运用了大量的意象，如群山、田野、平原、树林、风雪等，它们都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核，或是祖国、故乡，或是挫折、磨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德里特洛·阿果里在对各种意象、意境的把握中结合多种修辞手法展现出了他奇异的想象力。《山民》中短短一句“紫罗兰色的群山将山峰抛洒人间，杏树林里用泉水为他解渴充饥”[3]6，描绘出夕阳下群山的壮阔和树林间淳淳小泉的清丽。诗人通过拟人的手法，使群山拥有了人的意识，洒脱地将山峰“抛洒”；杏树林也善解人意，特意献上泉水给人们解渴充饥。又如《高山峻岭架线忙》：“我们在你屋里的天花板上装好电线，像木瓜那般大的灯泡闪烁着白光，让甜梦在电灯下展翅飞舞，像溪水那样发出淙淙的音响。”[3]36诗人使用比喻、通感等手法来表现通电带给人们的喜悦之情。灯泡明明是小小的一个，但在人们的眼中，却因其带来光明而显得有木瓜那么大；甜梦也像鸽子一样展开希望的翅膀飞舞；白光甚至能够发出淙淙的流水声。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在多意象的使用、多意境的营造和多手法的运用中，通过对日常生活语言进行有组织的违反和创造性的破坏，即通过文学语言的陌生化，唤起人们奇特的艺术感受。

（二）第二个时期（20 世纪90 年代初—21 世纪10 年代）

第二个时期也正对应着章正博所说的第三个阶段。1990 年岁尾，阿尔巴尼亚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变成了多党制的国家，之后的近20 年的时间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文学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有一些作家对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社会主义文学全盘否定，狂热地吹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有相当多的作家虽然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举社会主义文学的旗帜，但实际上依旧在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继续发表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生存的作品。德里特洛·阿果里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即使处于艰难的境地，也顽强地坚持阿尔巴尼亚文学传统。不过，此时他的诗歌情调变得低落伤痛，他在字里行间都诉说着诗人对祖国的担忧、对动荡社会的忧愁和对世风日下的不满。

首先，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出现的主要人物不再是以往的劳动人民，而多是一些底层人物，如被抛弃的村妇、出没于小巷的盗贼、像牲畜一样大吵大嚷的乞丐、每天卖身四处游荡的妓女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漂泊无依、无家可归。由于时局的动荡，社会环境也变得混乱复杂，大量失业者不得不去偷去抢，女人们甚至靠出卖身体来维持生活。德里特洛·阿果里践行着作品应真实反应时代的创作原则，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时代的变化。描写对象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热爱祖国和人民，只是他的爱意表达已经从直抒胸臆的赞美变为赤裸裸的担忧。他通过描写底层人物的不幸遭遇，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国家分裂带给底层人们的灾难。

德里特洛·阿果里的短诗虽多描写底层人物，但偶尔也会描写上层人物，这些“大人物” 通常都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的伪君子。譬如《这位大人物》这首诗，就专门描写了一个看起来“小心谨慎，虔诚可信，稳稳当当，与人友爱”，并且“讲起话来，爱国主义时时成为他的口头禅”的“高贵的人物”“男子汉”[3]126，但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不知羞耻地喋喋不休地把人欺骗”[3]127的虚伪之人。当人们在为祖国张贴传单时，他在镜子前打扮自己；当人们参加游击队时，他却流连妓院取乐；当人们邀请他一起上山作战时，他嘲笑人们太天真了。德里特洛·阿果里之所以描写这一惺惺作态的伪君子形象，是为了表达他对这类人的鄙夷和对其人格品性堕落的痛心。

其次，德里特洛·阿果里的诗歌语言变得沉重急躁，并多用暗色调颜色词。他的语言依然是直率的，但与前期的昂扬激动不同，这一时期他的诗歌语言沉重而忧郁，其使用的形容词多是“发疯的”“疯狂的”“撕心裂肺的”“腐烂的”“痛苦的” 等等，如《人与时代》中“发狂的人们在羊肠小道上蒙头转向地行走”“疯狂的世界又跳舞又开枪”[2]144这样的语言，就显得疯狂而又危险。语言情绪的转变是诗人痛苦不堪的心情的映射。诗人已体会到破碎的国家无法自拔的疯狂和悲哀，他企图用这样的方式宣告这一社会异化的严重后果。同时，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也出现了更多的暗色调的颜色词，其主要是灰色和黑色，如《灰色》一诗中，江河湖泊、天空、房屋、水珠、邮递员，甚至报纸发出的音色都是灰色的。他的另外一些短诗中也出现了黑猫、黑云、铅灰色的云、灰色的羽毛等带有暗色调的意象。这些词语烘托出一种灰暗的社会氛围，将诗歌的意境拖入无边的绝望之中。

再次，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的意象选择具有奇异性。此时德里特洛·阿果里诗歌中出现的意象多为恶心阴郁的代表，比如虫子、老鼠、疯狗、毒蛇等动物意象，还有诸如女人的乳峰、大腿等带有感官刺激性的意象。动物意象通常出现在他形容国家和时代的诗行中，如《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中，“我落到这步田地：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而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在一座处处是虫子和老鼠的城市里，在湿漉漉的表皮剥落的墙壁中间惨度时光。”[3]146又如《人与时代》中，“夜里，一只疯狗在大门下狂吠乱汪汪，那狗疯得跟我一个样。一条蛇从塌下来的泥土里露出来，弯弯曲曲地爬行，那蛇就跟我一个样。”[3]144诗人通过这些意象，营造出破碎时代下人们变异的疯狂心理。德里特洛·阿果里诗中带有感官刺激性的意象多使用夸张的手法进行描述，如“乳峰在人行道上颤晃发出悠长的声响，女人的大腿送来充满性感的风光。这是所有人都发疯的时代，所有人的思想都变得肮脏荒唐”[3]129。其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感觉，要么变形，要么疯狂，折射出时代变化下人们精神的异化。

阿尔巴尼亚文学在当今世界文坛上已经十分边缘化了，但其曾经也是一朵璀璨灿烂的奇葩。作为阿尔巴尼亚文学的代表，德里特洛·阿果里的作品映射了社会主义在阿尔巴尼亚从崛起到崩塌的历史过程，其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不乏启迪和警醒作用，不应该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