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建忠

[山西师范大学，临汾 041004]

“辞尚体要”一语最早出自伪古文《尚书·毕命》篇，其言云：“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孔颖达曰：“商之旧俗靡靡然好相随顺，利口辩捷阿谀顺旨者惟以为贤。”(1)孔安国 传，孔颖达 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754页。商朝末年，纣王无道，阿谀逢迎、巧言无实之风盛行，“辞尚体要”是周康王册命毕公之语，是针对“商之旧俗”提出来的。 从近些年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文心雕龙》“体要”的阐释。其实，“辞尚体要”说对宋代以迄清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几乎付诸阙如。本文在阐释“辞尚体要”含义的基础上，主要围绕“辞尚体要”说与宋代文风的嬗变展开论述。

一、“辞尚体要”的内涵及其文章学价值

何谓“体”？何谓“要”呢？汉代孔安国曰：“政以仁义为常，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孔安国将“体要”解释为“体实为要”。唐代孔颖达曰：“为政贵在有常，言辞尚其体实要约，当不惟好其奇异。”(2)孔安国 传，孔颖达 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第754页。孔颖达将“体要”解释为“体实要约”，显然与孔安国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与孔安国不同的是，孔颖达将“要”解释为“要约”。但究竟何谓“体实”？二人均未作出更明确的阐释。到了宋、明时代，这种疑惑才逐渐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答。宋代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卷三《文类·大体》曰：“体如人之有体焉，四支与身皆体也。又作屋作文，皆有大指，如曰‘辞尚体要’是也。”(3)程大昌著，张海鹏订：《演繁露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页。宋代蔡沈《书经集传》卷六曰：“趣完具而已之谓体，恒体所会之谓要。”(4)蔡沈：《书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明代王樵在宋人的基础上，对“体要”二字作了更详细的诠释，其《尚书日记》卷十五说：“趣谓辞之指趣也，趣不完具，则未能达意，而理未明，趣完具而不已，则为枝辞衍说，皆不可谓之体。众体所会之谓要，人身上有领，下有要，乃体之关会处，事理之有要亦犹是也。”(5)王樵：《尚书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45页。宋、明人探本溯源，指出“体”“要”都与人的身体有关，颇中肯綮。许慎《说文解字》云：“体，总十二属也。”段玉裁指出十二属即顶、面、颐、肩、脊、手、足等人体的十二个部位。(6)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广雅·释亲》云：“体，身也。”(7)王念孙著，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03页。体，全身的总称，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趣”是指旨趣，文章所表达的旨趣有序、切实、完备谓之“体”。孔安国、孔颖达都将“体”解释为“体实”，就是指言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

《说文解字》以“要”为“腰”的本字：“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素问·痿论》注：“要者，身之大关节，所以司屈伸。”殷仲文曰：“以一管众为要。”(8)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08页。腰在人的身体中部，乃“身之大关节”，“体之关会处”，后引申为要领、要点、关键。综合以上各家之说，在《尚书》中，“辞尚体要”是指文辞表达的旨趣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

“辞尚体要”说被真正运用到文章理论之中，当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在《文心雕龙》中，“体要”一词共出现了9次：

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征圣》)

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诠赋》)

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奏启》)

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风骨》)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序志》)(9)本文所引《文心雕龙》语均出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以下不另注。

大致来说，刘勰笔下的“体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继承了《尚书》中的意思，刘勰《序志》篇主张“宜体于要”，就是指文辞要切实完备且抓住要领，如《镕裁》篇说：“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刘勰直接用人体作喻，指出各种情趣有序地会合成一篇文章，就像人的许多关节组成身体一样。还有《章句》篇曰：“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又曰：“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中的“体”都是指一篇完整有序的文章，就像身体一样。“总义以包体”与“意穷而成体”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指一篇文章所表达的旨趣有序完整才能“成体”。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没有原封不动地搬用“辞尚体要”说，第二层含义是指刘勰从文体的角度赋予了“辞尚体要”以新的含义，使“辞尚体要”说的内涵有所拓展。左东岭先生在解释《征圣》篇中的“体要”时说：“后来所有的文体, 都源于经书, 所谓‘百家腾跃, 终入环内’。按照这个思路, 则刘勰的体要其实也就是体‘经书’之要了。因为‘文能宗经, 体有六义’。这是刘勰将《尚书》的体要向文体的体要所做的一次引伸。”(10)左东岭：《〈文心雕龙〉范畴研究的重构与解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85页。左先生的见解很合理。毋庸置疑，刘勰对文体十分重视，《文心雕龙》的20篇文体论，刘勰称之为“文之纲领”。他写文体的四项内容中，其中的“敷理以举统”很重要，“敷理以举统”是指每种文体遵循的根本的写作规范，若能按照规范来写作，刘勰称之为“正体”，否则就成了“变体”“谬体”“讹体”。刘勰将“敷理以举统”往往称之为“大体”“大要”“枢要”等，有时甚至直接称之为“体要”，如前文所引《诠赋》与《奏启》篇中的“体要”。在《文心雕龙》中，“要”大多是指要点、关键，(11)参见周振甫：《文心雕龙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13页。如《奏启》篇说：“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刘勰总结“奏”的体制要求，其中之一是“治繁总要”，整理繁杂，抓住要领。总之，从文体学的视角来看，刘勰所谓的“体要”，主要是指各种文体在情志、事义、辞采、气势、风格、宫商等方面的规格要求，(12)参见陈博涵：《释“体要”——〈文心雕龙〉“体要”范畴之重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16页。这就是“刘勰将《尚书》的体要向文体的体要所做的一次引伸”。(13)刘勰的这一观念，影响了后代的人，如宋代李廌《答赵士舞徳茂宣义论宏词书》曰：“故训、典、书、诏、赦、令、文、赋、诗、骚、箴、诫、赞、颂、乐章、玉牒、露布、羽檄、疏议、表笺、碑铭、谥诔，各缘事类，以别其目，各尚体要，以称其实。”李氏列举二十多种文体，并指出“各尚体要，以称其实”，意谓每种文体都要遵循各自的写作规范。

刘勰为何如此重视“辞尚体要”说，与他所面临的文化背景有关。首先是南朝以来文风的渐趋诡异讹滥，即《通变》篇所说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定势》篇所说的“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稍晚于刘勰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也说：“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14)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9页。文章追新逐异，“言隐于荣华”，使作者的旨趣不能完整、准确地通过言辞表达出来。其次就是东汉以来文体学的逐渐兴盛，当代有学者指出：“东汉以来文体学繁荣。……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到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直至刘勰《文心雕龙》，文体分类和文体批评开始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式。”(15)参见吴承学、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第28页。由于人们对文体愈来愈重视，辨体观念也就随之产生了，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刘勰针对“文体解散”之弊，又重拾《尚书》中的“辞尚体要”以“详其本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辞尚体要”说的重新强调与阐释，赋予了“辞尚体要”说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二、“辞尚体要”说与北宋古文革新的成功

“辞尚体要”说的文章理论价值经刘勰揭橥之后，对宋代的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唐代，明确指出“辞尚体要”的人并不多。可以说，“辞尚体要”说对唐代的文风几乎未产生影响。与唐代相比，宋代很重视“辞尚体要”说。由上述可知，从“辞尚体要”说最初提出的背景来看，它就与帝王、朝廷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后代帝王和朝廷利用“辞尚体要”说以扭转浮华不实的文风所继承。北宋初年，杨亿等人所倡导的“西昆体”风靡一时，其诗文宗法李商隐，语辞华赡，崇尚对偶，“极一时之丽”。(1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07页。大中祥符二年，宋真宗下诏禁文体浮艳，曰：“夫博闻强识，岂可读非圣之书；修辞立诚，安可乖作者之制？必思教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遵体要。……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素风。”(1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六册，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第341页。“无尚空言，当遵体要”，指的就是“辞尚体要”。真宗此诏实为杨亿等人的诗歌寓含讽意而发，但未必不是针对整个文坛风气的。宋真宗的诏书，强调为文要有助于教化，重视实用，反对浮靡空洞的文风。宋真宗本人也欣赏体要之文，《职官分纪》卷十五记载：“祥符三年，直史馆陈靖上《祥符超古颂》，因对言：今三馆学士，皆年少俊迈，恐见而贻诮。上谓宰臣曰：自古为之，风格随时而变。今之词人，志尚体要，有古雅之风。”(18)孙逢吉：《职官分纪》，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9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7页。宋真宗还说作文：“当戒于好奇而尚浮靡，好奇则失实，尚浮靡则少理也。”(1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94页。这是宋朝皇帝第一次直接干预文风，也开启了宋代帝王和朝廷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文风的先河，为古文的发展做了很好地准备。

宋真宗虽然倡导“体要”，但效果并不明显，“自景德后，文字以雕靡相尚，一时学者向之”。(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482页。至宋仁宗初年，文风未发生根本变化。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曰：“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21)吴曾：《能改斋漫录》，商务印书馆，1941年，第418页。宋仁宗执政后，曾多次下诏，反对浮华靡曼之文。景祐五年，宋仁宗下《谕天下士勤修学业诏》：“贡举人等，自今当研覃古义，景慕前良，为学务于资深，属词尚乎体要，宗师雅正，斥去浮华。”(22)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295页。此诏明确指出为文要“尚乎体要”。宋仁宗庆历八年，针对自庆历二年以来“国子监生，诗赋即以汗漫无体为高，策论即以激讦肆意为工，中外相传，愈远愈滥”，礼部贡院言：“古今文章，务先体要”。(2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946页。国子监生的诗、赋、策、论是指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与科场的一种文体，即“太学体”，以石介为代表。石介于庆历二年起担任国子监直讲，不满于杨亿等人的西昆体诗文，起而矫之，但又形成了一种奇涩怪诞的文风。石介希望通过“太学体”纠正当时的文风，但他并没有给古文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所以礼部贡院针对“太学体”之流弊，又不得不推出“古今文章，务先体要”加以引导。据《宋会要辑稿·选举》记载，当时以张方平等人为代表的贡院打击“太学体”，得到了宋仁宗皇帝的认可，后来又经过欧阳修的“痛排抑之”，“太学体”之弊端才摈黜殆尽。(24)参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36页。

宋神宗时期，“初置大理寺，命李清臣为记。清臣以谓王者立政，以诏天下，必辞尚体要，则《书》为近”。(25)李攸：《宋朝事实》，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4页。李清臣，字邦直，历官至中书侍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说：“欧阳公(修)爱其文，以比苏轼。”(26)陈振孙著，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8页。宋神宗时期，初置大理寺，命李清臣为记，李清臣认为王者临政，其诏书应学习《尚书》“辞尚体要”的风格。宋哲宗绍圣元年，贡举科目置宏词科，据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卷二记载，绍圣四年，宏词科的试题是《诫谕学者辞尚体要》，(27)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63页。这大概是古代科举学史上最早明确以“辞尚体要”命名的试题，与以前由朝廷直接降诏提倡“辞尚体要”说不同，这次是以试题的形式出现于考生的面前，更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毋庸置疑，它对于当时文风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章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宋哲宗本人也赞成体要之文，吕陶代拟的《起居郎姚勔可中书舍人仍赐紫金鱼袋制》曰：“夫辞以体要为尚，庶几助风化之纯。”(28)吕陶：《净德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页。姚勔，字辉中，曾在宋哲宗年间担任中书舍人。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不仅北宋的帝王和朝廷强调“辞尚体要”，就是文人臣子对“辞尚体要”也十分重视。宋代古文革新的领导者或参与者大多主张作文须体要。欧阳修《回贺集贤韩学士启》称赞韩绛曰：“学通今古之渊源，言合质文之体要。”(29)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5册，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635页。曾巩《知制诰制二》曰：“维能守其所闻，可以辅予不逮；维能明于体要，可以见于文章。”(30)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72页。黄庭坚《朝奉郎通判泾州韩君墓志铭》赞扬韩复曰：“庄重寡言，作文词务体要”。(31)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8页。由欧阳修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苏轼，后来成为了宋代古文革新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苏轼说：“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32)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184页。“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33)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第87页。等等。还有王安石，出于欧阳修的门下，主张文学“务为有补于世”，他说：“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34)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页。二人虽然未明确主张“辞尚体要”说，但这些表述都与“辞尚体要”说的内涵很接近。

综上所述，在宋仁宗之后，历经英宗、神宗、哲宗(主要指元祐年间)几朝，经过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的不懈努力，北宋的文章创作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汪藻《苏魏公集序》曰：“宋兴百余年，文章之变屡矣。杨文公倡之于前，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至元丰、元祐间，斯文几千古而无遗恨矣，盖吾宋极盛之时也。”(35)汪藻：《浮溪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4页。北宋的文章创作之所以能渐趋繁盛之局面，古文革新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有诸多因素使然，包括科举取士的标准以及文人的审美旨趣与创作追求等，尤其是帝王和朝廷利用诏书的干预也起了重要作用，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评宋初的文风曰：“诏册施于朝廷兮，万里雷风；灏灏噩噩兮，始扫五季之雕虫。”(36)陆游著，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0页。“辞尚体要”说以其语出五经之一的《尚书》，在其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指导性作用。

三、“辞尚体要”说与北宋末年、 南宋初年文弊的反思

绍圣元年，宋哲宗亲政后，开始贬斥元祐党人。宋徽宗执政后，蔡京擅权，又紧承宋哲宗之后，禁锢“元祐学术”，三苏及门人文集遭禁。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云：“时禁元祐学术甚厉，而以剽剥颓闒熟烂为文。”(37)陆游著，马亚中校注：《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第313页。何谓“元祐学术”，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无疑包括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思想言论和文学，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一种健康的文风。宋徽宗时期，韩驹屡次进策论文，其《论时文之弊疏》指出当时的文风是“纂错以为工，繁杂以为美”，(3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1页。其《请慎择司文以风动天下疏》曰：“前日陛下制诏多士，词尚体要，使复三代之盛，甚大惠也。”徽宗初期，朝臣所作之诏书辞尚体要，但科举取士“违明诏，失圣意”，士人以浅易之文应选，“烦言碎词，刊落不尽”。韩驹又说：“仁宗之复古风，神考之立经义，比于陛下之欲词尚体要，可谓难矣，士犹勉力以副科举，而顺上之好恶，何则？利之所在，固众之所趋也。”(3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第373页。韩驹认为“辞尚体要”之文风能否再次出现，与“上之好恶”有关。韩驹主张将“辞尚体要”与朝廷在科举取士方面的引导结合起来，恢复三代之文风指日可待，其《论文不可废疏》说：“至体格卑弱者，又曾不屏黜，此固宜其不勉者矣”，(40)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第370页。《请慎择司文以风动天下疏》说：“欲士之深于文，则亦择司文者而已”。(4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1册，第374页。韩驹的建议得到了一定的回应，如宋徽宗政和四年，葛胜仲擢国子司业，科场文风有所改变。章倧《葛公行状》曰：“四年，(葛胜仲)擢国子司业。时兴学久，成均之士为文转相模仿，率一律，公恐其渐入卑陋，每考试必取卓然不群者置之上列，文格翕然大变。”(4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86册，第187页。但这种改变是暂时的。政和六年，宋徽宗又有《学校士能博通诗书礼乐置之上等御笔手诏》：“士牵于宾贡，蔽于流俗故习，尚秦、汉、隋、唐，而不见尧舜三代。比阅时文，观其志趣，率浅陋卑近，无足取者。”(4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65册，第178页。

宋徽宗时期，除了韩驹，还有李纲拟写的《诫谕学者辞尚体要诏》：

朕之待士至矣，比览贡士程文，猥酿不醇，气格卑弱，刻意以为高者，浮诞诙诡，而不协以中；骋辞以为辩者，支离蔓衍，而不根于理。文之不振，未有甚于此者，朕甚羞之。岂子大夫平日所以讲贯之者未至欤！抑偷取临时，务应有司之求，而怵于得失欤？夫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为之卫翼；本之固者，其发为英华必茂；源之深者，其流为波澜必远。子大夫其思所以完养意气本源者，博极古今，根柢仁义，《六经》之书、诸子百家之说，必深究而明辨之，则见于文辞者，体要兼备，宜有可观。朕有好爵，与尔縻之，可不勉欤!故兹诏谕，想宜知悉。(44)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460页。

李纲批评贡士之文章“猥酿不醇，气格卑弱”，“支离蔓衍，不根于理”，李纲继承孟子的“知言养气”、韩愈的“气盛言宜”，还有杜牧的“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等观点，指出作文应注重道德修养，以仁义为本，以辞采为辅，崇雅黜浮，体要兼备。北宋末年，国家日益衰弱，文章也步入衰世。杨万里《杉溪集后序》称宋徽宗时期“崇奸绌正”，以元祐学术为邪僻之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45)杨万里著，王琦珍整理：《杨万里诗文集》中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04页。陈亮《书欧阳文粹后》说：“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46)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7页。政和、宣和属于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时期之文弊,于此可见矣。

宋室南渡后，宋高宗时期，文风基本上沿袭北宋末年的余风。宋高宗重用权相秦桧，又制造了“绍兴党禁”，文坛弥漫着谀佞之风，出现了所谓“文丐奔竞”的现象。(47)所谓“文丐”，顾名思义，以文讨乞，以谄诗谀文乞取官禄。参见沈松勤：《从高压政治到“文丐奔竞”——论“绍兴和议”期间的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第64页。这一时期，朝廷中的有识之士继续重申“辞尚体要”说，如翰林学士周麟之上奏曰：“今肄业之士服勤有年，秋试不远，臣愚欲望圣慈申饬儒臣，慎劝士类，戒志尚之不一，革文体之未纯，毋好髙以异论相矜，毋因陋以陈言自蔽，毋泥迂僻之习而失其正，毋纵浮靡之说而溺于夸。坯冶一陶，圣风云靡。将见四方俊茂试于有司者，无不丕应徯志，咸知以体要为宗。文弊既除，而文格益胜。用之以黼黻一代，羽翼六经，实斯文之幸。”(48)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7册，第155页。周氏指出了当时的文弊，希望朝廷自上而下地“革文体之未纯”，“咸知以体要为宗”。

总之，北宋末年、南宋初年，一些文人臣子虽然继续重提“辞尚体要”说，但由于政治生态、文化环境、学术氛围以及科举取士政策的改变，尤其是帝王对文学的态度，会一定程度地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如宋徽宗本人“好雕虫之小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49)陈次升：《上徽宗论豫戒六事·稽古》，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9页。这些都是造成文章衰落的因素，改变了北宋以来古文健康发展的走向。

四、“辞尚体要”说与南宋文章的中兴与衰落

到了宋孝宗时期，自宋徽宗时期所出现的文弊才有所革除。宋孝宗好文，尤喜好苏轼文，称苏轼为“一代文章之宗”。他作为一代帝王，也提倡“辞尚体要”，其《进读正说转朝请郎告》赞扬木待问曰：“尔思好深湛，辞尚体要”。(50)崔敦诗：《崔舍人玉堂类稿·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1页。再加上宋孝宗本人励精图治，并下诏打击科场的谀佞之风，文章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有人冠之以“小元祐”的称号，(51)参见周密：《武林旧事·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如叶适的散文继承了欧阳修、苏轼的文风，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成就。宋孝宗时期所出现的文章中兴的局面，一方面与帝王的提倡有重要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有宋以来一直未中断的“辞尚体要”的呼声有关。

宋宁宗嘉定七年，曾从龙知贡举，疏奏：“比来循习成风，文气不振，学不务根秪，辞不尚体要，涉猎未精，议论疏陋，缀缉虽繁，气象萎薾。愿下臣此章，风厉中外，澄源正本，莫甚于斯。”(52)脱脱等著：《宋史》第3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48页。除此之外，“辞尚体要”在皇帝的诏书中也时有出现。如宋宁宗嘉泰二年：“朕践祚以来，再取士矣。今虽嬛然在疚，复遴选侍从台省之臣典司文枋，士有抱负，彪为词采，必刊去浮华，体要为尚，基异时之实用。”(53)潜说友原纂修，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第4册，据清道光十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43页。宋度宗咸淳七年：“近年士风盛而古意衰，习竞浮华，辞昧体要，真才不足以胜謏闻，雷同反得以蔽颖出，朕甚非之。”(54)潜说友原纂修，汪远孙校补，《咸淳临安志》第4册，第148页。这两则诏书均对当时浮华的文风提出了批评。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的变化与时代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宋史》卷一百五十六曰：“理、度以后，国势日迫。”(55)脱脱等著：《宋史》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54页。随着南宋末叶朝政的日趋腐败与没落，文章萎靡之势已无可挽救，即使“辞尚体要”说仍被朝廷和臣子屡屡提出或强调，但它所起的作用已微乎其微。“辞尚体要”作为一种文章创作观念，它能否被付诸实践，并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客观因素，而且也与帝王的好尚、作家自身的理论修养、胸襟气魄以及审美兴趣等因素有关，只有当这些主、客观的条件都具备之后，“辞尚体要”说真正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有宋一代，“辞尚体要”说继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宋代的帝王和文人臣子，或提倡“辞尚体要”说，或利用“辞尚体要”说批评、纠正当时的文风，使“辞尚体要”说一直回荡在宋代的文坛上，可谓不绝如缕。“辞尚体要”说与宋代的古文革新尤其是科举制度密切相关，而科举考试是历代文风变革中的一个重要指挥棒，“辞尚体要”说便成了反对空疏浮华文风的一个有力武器。宋人所倡导的“辞尚体要”说，比诸刘勰所面临的社会文化背景更为复杂。

五、余 论

宋代为何重视“辞尚体要”说，其缘由有四。

其一，与宋代好议论之文风密切相关。明清人士对宋人的议论之风甚为不满，明代杨慎《辞尚简要》批评说：“吾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几，岂能阅之终乎？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万字。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56)杨慎：《升庵全集》，见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2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04页。《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卷一六〇《应斋杂著》提要说：“宋人奏议，多浮文妨要，动至万言，往往晦饰其本意。”(5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379页。宋代文人好议论，这势必造成文风枝蔓繁芜，冗长拖沓，而“辞尚体要”说实为一剂对治之良药。

其二，宋代的文人在论及“辞尚体要”的同时，往往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推崇三代的文风。(58)关于宋代推尊三代的政治理想，参见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69页。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不仅推尊三代，就是作文也推崇三代的文风。范仲淹《赋林衡鉴序》云：“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复两汉，由两汉而复三代。斯文也，既格乎雅颂之致；斯乐也，亦达乎韶夏之和。”(59)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54页。苏轼《谢欧阳内翰书》曰：“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60)苏轼著，李之亮笺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第351页。南宋的杨简也推崇三代淳厚质朴之文风，他指出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文章异乎三代之文章，他说： “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书》曰‘辞尙体要’而已。后世之为辞者大异，冥心苦思，炼意磨字，为丽服靓妆，为孤峰绝岸，为琼杯玉斝，为大羹玄酒。”(61)杨简著，董平校点：《杨简全集》第9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192页。南宋末年陈宗礼《南丰先贤祠记》曰：“宋以文治一兴，涤凡革腐，几与三代同风，而士以文名者称之。”(6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50册，第7页。范、苏、杨、陈四人都以三代的文章为最理想的文风。以《尚书》等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三代文风的集中体现，也是“辞尚体要”的典范之作，再加上《尚书》记录的是治世之言，颇为符合宋人的政治理想。宋代崇尚三代文风的志趣，直接催生了“辞尚体要”说的被重新重视。

其三，宋人普遍重视文章的实用性，(63)参见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9页。而“辞尚体要”的内涵之一就是针对时弊，有的放矢，反对空言不实，正与宋人重视文章实用性的观念产生了契合。

其四，与宋代《尚书》学的兴盛有一定关系。宋代的《尚书》学著述有500部左右，较之汉以来一千多年时间的《尚书》研究著作，数量多了数倍。(64)参见王小红：《宋代〈尚书〉学文献述评》，《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49页。“辞尚体要”出自《古文尚书》，南宋虽然开始有人质疑《古文尚书》的真伪，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疑古考辨之风更促使了不论是《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的流布与传播，“辞尚体要”说在宋代受到重视也与此有一定关系。再加上宋代印刷术的广泛使用，刊印书籍较为便利，使作品以及文学观点能得到更迅速的传播。

综上所述，“辞尚体要”从在《尚书》中首次出现，到成为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再到成为宋代文坛上一个被反复拈出的说法，在这三个时段中，虽然各自面临的时代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辞尚体要”说的提出或受重视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是由其客观现实所决定的。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辞尚体要”已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经典性的命题，并对明清时期的文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刘象愚先生在谈到“经典”的问题时，曾说：“经典应该具有时空的跨越性”，“过去任何时代的经典，其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它总是现在时，总是与当代息息相通”。(65)[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总序(二)》，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页。刘先生谈的虽然是著作的经典性，但对于本文所探讨的“辞尚体要”说也甚为合适。“辞尚体要”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经典命题，它不仅在矫古代文风之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当代文章的写作与当代文论的建设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