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兰兰，刘 衡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曾指出，“话语只是被词语符号所表象的表象本身”[1]，这表明，话语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是一种思想的直接传达，话语权就是说话的权利和话语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话语权的形成必然伴随着相应的历史情境，主流话语权一定都是以国家政治、民族文化、时代情境为底色的。可以说，“对时代主题回应与否和回应的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政党和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决定了其所拥有的话语权。”[2]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二字贯穿报告始终，共出现了203次，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各方面建设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开。由此，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核心话语正式确立，而其话语权的形成则是通过主体性建构、价值性建构及实践性建构共同实现的，并始终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

一、话语权的主体性构建：从“民惟邦本”到“以人为本”

在话语权的伦理建构中，人们对一种话语体系的自愿接受和认可是话语权得以建立的关键性因素，这使得话语权的主体是谁、代表的是谁的物质利益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指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来说，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3]698可见，话语权是具有阶级性的，而阶级性作为共同物质利益关系的群体在诸多领域中共同诉求的属性，直接决定了话语权的话语性质与阶级利益，决定了某一对象能否得到人们自觉地服从。对此，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话语权在继承并超越传统文化基因“民惟邦本”的前提下，进一步明确了“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定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我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关切[4]，是封建统治者源于政治统治实践而得出的政治价值信念，也是古人经历了“天命论”“天道观”等本体探索后，面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百姓自由意志的觉醒，意识到“君权神授”“奉天承运”已经不能成为安抚与奴役民众的思想武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神本”思想的管束，开始把关切的目光转向现实的“人”，认识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5]。封建统治者逐步让渡出一部分权利与利益，效施“仁政”“德政”，从“敬天保民”“勤政爱民”，到“富民易治”“民惟邦本”，以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助民等举措来实现“本固邦宁”，是我国传统“人本”思想的基本形态。这种以民为本的共同体智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的生存环境与权利实现，如轻徭薄赋、广分农田、兴修水利等，也带来了我国历史上税法制度的不断革新，达到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民惟邦本”依然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在主体性地位的内涵、价值上带有极强的历史局限性。在主体性地位上，“民惟邦本”中的“民”是一个与“君”相对的概念，尊卑等级是君民关系的核心要素，“民”充当着“君”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而非现实的独立的个体的“人”，“君”所提出的“民惟邦本”代表的物质利益主体表面看似是“民”，实质上是“君”，“民”承担着对“君”与王公贵族乃至整个国家的奉养；在主体利益的认知上，“民惟邦本”主要建立在天命论、天道观这样的世界观基础之上，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依赖的是自然农业生产下的经验与观察，全社会的认知主体多是以“神”的存在为本，普遍认可君主是上天之子，具有神性与天然的优越感，即以天然的不平等为根本原则，这使得“民惟邦本”难以超越“神”与天之子的约束，其究竟采取何种措施为“民”具有偶发性或随意性，往往依赖“神性”或“君”的德性进行合理性的论证，进而沦为“驭民之术”。在主体权益的实现上，“民惟邦本”更多的是停留在一种施政理念上，并无切实的制度作保障，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6]百姓并无参政、议政等哪怕是保障自身基本利益的权利，这意味着“民”所享有的“本”从本质上没有现实质化和标准，甚至更多的是“君”的一种怜悯或者德性的施舍。

而“以人为本”在继承“民惟邦本”重民、爱民、利民等优良核心精神的同时，进一步实现了对“民惟邦本”局限性的超越。一方面，“以人为本”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以“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社会关系的本质、基础”[7]118为根本出发点，认识到“民”既不是群体性概念也不再是相对的概念，“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153这个“人”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概念，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体，人与人之间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认可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人人平等地享有并承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可以确切无疑地说，“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思想与现实国情融为一体的突出表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有关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重大理论突破。”[8]14另一方面，“以人为本”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的物质利益，而非哪一个个体的利益，认识到“人民当家作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出发点，从根本上确立“人民”才是国家话语的主体，也是国家话语的利益享有者，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文化制度以及道德建设等各方面为人民的利益保驾护航，社会各项事业建设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全面的发展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9]，人民权利的实现不再依赖上位者的德性高低与否，而是以客观公正的法律为保障。这也就决定了“以人为本”的客观性以及科学有效性，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话语权的主体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使主体权益有了政治保障，也使话语权的形成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意愿，促成了主体性的伦理建构。

二、话语权的价值性构建：从“为人民服务”到“造福于民”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178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之所以能同时拥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说明了意识形态必然是与经济政治发展的水平相一致的，这决定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话语叙事范式和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从为人民服务”到“造福于民”，不同的话语本身总是承载着与其时代相适应的特定的价值观念。

“为人民服务”的雏形出现在马克思1835年发表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当中，青年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选择了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青年马克思之所以有这样的职业理想，与当时目睹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是分不开的，当时只是一个初步的理想。在随后的社会主义思想探索与斗争实践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直到《法兰西内战》的发表，马克思正式提出“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这一科学论断，基本确立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特性就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其产生的重要原因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异化劳动”使现实的人丧失了基本的自由与权利，“为人民服务”在这一时期的价值追求主要是推翻剥削，争取人的基本权利。在继承马克思关于“人民服务”基本论断的基础上，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保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10]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与探索进程中，苏联作为第一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刻处在资本主义的审视当中，领导人提出“为人民服务”这一话语论断，更多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属性以及其合理性、先进性和科学性。

在吸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1]。随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提出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加快中国革命的进程，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2]，并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作党的建设坚决满足的基本要求，将“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不难看出，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到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都处在起步阶段，“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更多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服务于解决温饱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为人民服务”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宗旨，几代领导人把经济社会解放作为社会发展的时代任务。以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为中心任务来落实“为人民服务”，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更是领导中国人民富了起来，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更侧重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人民生活不断改善。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3]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价值观和“一切向钱看”等腐朽思想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也逐渐滋生，这必然会对共产党人的公仆精神造成强烈的冲击，要牢固地树立公仆意识，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4]55。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强调我们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人民，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更没有任何私利，明确了新时代背景下服务的内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注重如何全面的、现实的“造福于民”，如何全面与充分实现社会发展，保障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双实现，这是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相适应的。对于如何造福于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为官之道”时说：“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的官的本质区别。造福于民要大公无私。只有无私才能无弊，无弊才能为政公平，使民安居乐业。造福于民，还要与民相知心，就是要切实改进领导作风，深入群众，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主动、及时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为民办实事。”[15]可以说，从“为人民服务”到“造福于民”，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刻价值取向，是同我们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与正在进行的奋斗相契合的，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出发点与价值理念。

三、话语权的实践性构建：从“创造”到“共享”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135“以人民为中心”话语权的建构就是一种政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在本质上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政治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实践与根本做法，这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时代需要的实践性回应。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命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提出的，但却以此为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话语写道：“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6]明确肯定了“人”才是“人类史”的创造者，正是人的主体性和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开创了人类史本身。这一时期的实践性建构主要体现在以革命实践探明谁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如何创造历史上。

对于谁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与完善总结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是一个“含混的概念”，“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1847年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中马克思写到，“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然而这时候的“人民”与“群众”，存在着利益不同的阶级区分，随着革命实践的推进，马克思认识到“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3]410-411，而现实的革命实践中若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则需要无产阶级联合更广泛的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并且“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104，这里的“群众队伍”既指的数量上的增加，也包含了群体种类甚至不同阶级的加入，也就是无产阶级及其联合体，指明了“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力量，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3]411。对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马克思也有着较为全面的相关论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主体内容的继承与发展，也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如何创造历史，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118这种创造并非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669，即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与潮流的创造。马克思在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另一方面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才能够完成创造历史的使命，进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始终代表和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坚定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正确把握人民群众的自觉性、自主性，才得以实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恰如毛泽东所说，“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7]在创造历史的实践中，清醒的、科学的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坚持“人民群众”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与成败就是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8]为标准的。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稳固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在奔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更加充分相信和依赖人民群众，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这既是基于和平年代尤其是社会发展进入“强起来”这个历史背景之下的治国重心的调节，又是基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必须积极应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科学的理论认知，更是中国共产党运动的、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思考与实践社会治理理念的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认识到什么程度。”[14]933概括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就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的丰富与发展。

“共建”就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社会事业建设、社会法治建设以及社会力量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19]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利益诉求愈加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社会事务变得更加复杂，更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坚定“共建”的核心就是人民群众亲自参与，使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主动参与到社会制度建设、事业建设中来，才能更好地应对改革发展新时期的各种挑战与机遇。可以说，“共建”既是为了满足人民加入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奋斗中去，也是出于适应国内外社会现代化等方面的建设需要。

“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低到高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随着物质的日渐丰富，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维持温饱，而是对美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人民对社会治理的规范性、科学性有了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对实现社会治理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有着普遍性的迫切意愿，人民对个人价值的实现和满足也更加关注与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必须尊重人民“共治”的权利，“既要注重解放人和开发人，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与舞台、政策与规则、管理与服务，又要努力做到使人们各得其所”[8]20。应该说，“共治”是对个人需求层次的满足，对现实的“人”的尊重与全面发展。

“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是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思想内涵的进一步发展。它强调的是，“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应当是享有创造成果的对象，“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既要积极为劳动者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又要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8]20这里的共享不仅指的是物质成果的共享，还包括公共利益、价值、精神以及社会治理成果的共享，更是充分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努力逐步减少家庭之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群体之间差距的实践考量。简而言之，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然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是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0]。这表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价值理想，这个最高价值理想的实现必然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任何时代的发展都应当以这个最高价值理想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当作基本出发点，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上，认识到理论的形成必须坚持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也就是说，既要与时代本身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还要与未来的最高价值追求相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理论的提出，正是我党在继承历史经验与文化理论的同时，始终不忘对最高价值理想的追求，始终以人民性为根本出发点，以群众路线为基本行动指南，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为根本价值追求，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话语权的伦理建构，做好了通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理论准备，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必然的阶段性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