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起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演义和探究王朝兴替一直受到历史文学创作者的高度关注，明亡清兴题材也不例外。早在明末清初，这类题材中就出现了不少围绕“魏阉”“剿闯”“辽事”“南明史”“抗清”等历史关节点的“时事小说”，出版过《梼杌闲评》《新世弘勋》《铁冠图》《辽海丹忠录》《樵史通俗演义》《海角遗编》《台湾外史》等代表性作品。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晚清吴趼人的《通史》和无名氏的《吴三桂演义》，以及现代文学时期阿英的“南明史剧”等作品，则显示出历代文人对这一题材领域的持续关注。当代作家也创作了不少明清易代题材的长篇巨制。姚雪垠的《李自成》以农民战争为中心和基点阐释历史的演变进程，刘斯奋的《白门柳》剖析易代之际士大夫的人生困境与价值选择，顾汶光的《百年沉冤》、凌力的《倾城倾国》、王占君的《崇祯皇帝》等作品由点及面地揭示明王朝覆灭的必然性，颜廷瑞的《庄妃》、穆陶的《红颜怨》则着力探究庄妃、陈圆圆等特殊历史当事人的人生命运与心灵隐曲。

林佩芬是台湾地区继高阳之后卓有成就和影响的历史小说家，在2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她聚焦中国历史上满族兴衰和明朝衰亡两条线索，创作了《辽宫春秋》《西迁之歌》《努尔哈赤》《故梦》《天问·小说明末》《天问·两朝天子》等一系列卷帙浩繁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问·小说明末》就是其中一部蕴涵丰厚、慨叹深沉的代表性作品。这部约137 万字的大部头作品，1996 年3 月曾以《天问·明末春秋》之名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1999 年更名为《天问·小说明末》，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编入“友谊版历史小说”丛书出版。《天问·小说明末》将冷峻的历史审视与深刻的人性探索融为一体，以匀称绵密、细腻饱满的叙事，全景性再现明末历史大变局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深入剖析王朝末世环境中的精神演变与人性蜕化，将王朝衰亡挽歌、人性蜕变哀歌和崇高人格颂歌等多重意蕴融为一体，成功地开拓了明清易代题材的审美新境界。

一 明清易代整体性诠释的意蕴格局

《天问·小说明末》（以下简称《天问》）的情节设计与意蕴布局，显示出一种“整体性研究和诠释”[1]447-448明清易代历史的审美视野。作品以大明王朝的衰亡及其缘由为主线，同时又设计了“东虏”大清的崛起、贫瘠陕北的“流寇”民变和富庶江南的复社士风三条副线，建构起总揽全局的意义框架。在对历史内容的具体描述过程中，作者由崇祯作出裁撤驿站这一导致李自成失去生计的决策写起，以崇祯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城之际追杀妻女和自缢于煤山收尾，时间跨度涵盖了崇祯王朝衰亡的整个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中，《天问》采用多条线索并行发展、相关内容交错叙述的“错乱体”“悬丝傀儡体”[1]448叙事结构，并表现出如下的叙事特征。

首先，在人物性格的审美塑造方面，《天问》表现出一种史实考辨与心理剖析相融合的特征。《天问》中存在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在不少章节的最后，作者都对情节内容所涉及的史实作出专门的“注释”；在第一卷和第三卷末尾，作者还分别就“袁崇焕的崇高与悲壮”“柳如是的才情、烈性与侠骨”“明末的复社”，撰写了专门的史实考证性文章作为“附录”；全书的正文之后，则“附录”了“明清之际简要大事记”。作者所下的史料功夫和“博考文献，言必有据”[2]的创作态度于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作者又希望“除了史实之外”，“使历史的诠释得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为此，她“尝试着采用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等‘现代人的学问’来探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领域，和考据上的求实结合在一起”[1]448，从而将对历史人物重大行为抉择的探讨，落实和深化到对于其思想基础与心理逻辑的分析之上。小说剖析崇祯皇帝的精神病态、李自成的心理演变、袁崇焕“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情怀，均属基于这一审美路径的精彩笔墨。作者热衷于对人物的早年记忆与心灵创伤进行追溯，诸如周延儒早年的贫寒与奋发、崇祯早年的宫廷地位及其心理积淀、张献忠的出身商贩之家和在四川的童年记忆之类，都在作品中被反复提及，其中所运用的也是典型的“精神分析法”。历史材料辨析与人物心理探索相结合，使得《天问》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感悟与见解，显得既深刻独到，又合情合理。作品中探究钱谦益和柳如是独特姻缘、张溥与周延儒政治交易的成因，就由于丝丝入扣地展开了他们曲折、复杂的心理逻辑与观念基础而显得格外的丰满与贴切。

其次，在人物关系的艺术处理方面，《天问》表现出一种各类人物形象及其精神蕴涵之间相互对比和映衬的特征。在《天问》中，各类人物之间的对比与映衬关系是相当明显的。“大明”“大顺”和“大清”几大政治军事阵营及其人物基本特征的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全书整体性的对比和映衬。在明王朝崇祯阵营的君主与大臣、朝堂大臣与疆场将帅之间，存在着这种对比和映衬；在“流寇”李自成的阵营中，这种对比和映衬既存在于李自成与不沾泥、张献忠、曹操、高迎祥等各路首领之间，又存在于李自成与高杰、李岩等部下之间；在复社名士与江南名媛之间，用徐佛的痛苦对照张溥的蜕变，用杨影怜的失望衬托陈子龙的困境，以名媛整体的高洁反衬名士群体的堕落，对比和映衬关系表现得更加鲜明。在具体的故事情节如袁崇焕冤案中，袁崇焕的赤诚与朝廷上下的心怀鬼胎形成了对比；在袁崇焕的周围，也是既有追随者程本直以豪杰相许、义不独生的正面衬托，又有谢尚政卖身投靠、“势利”诬告的反面衬托，还有祖大寿鸣冤的愤激和孙承宗精神传承的坚定相映衬。正是诸多角度的对照，才使袁崇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崇高人格显得更为令人景仰。《天问》这种错综复杂的对比和映衬关系或客观形成、或主观建构，充分发挥了区别人物的性格与精神、丰富文本的艺术蕴涵之作用。

通过这样的整体布局和叙事策略，《天问》对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综合考察的思想视野与问题境界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在审视大明王朝的政局衰变及其复杂缘由这一情节主线方面，作者围绕崇祯的统治行为与人生状态，全面展开了大明王朝在朝堂、后宫、疆场、市井等江山社稷的各个场域所体现的衰变景观。相关描述广泛而又深入，但其中又存在两个关注焦点。其一是点面结合地展开了对朝堂政局的揭示。作品广泛勾勒了满朝文武谄媚贪婪的人格品质、敷衍塞责的谋国态度和平庸无能的朝臣器局，又着重剖析了权臣周延儒和温体仁之间贪腐狭隘、权争内斗的丑剧。这种官场风气与政体的专制和君主的平庸、乖戾一道，导致了明末朝政腐败、暗昧而苟且的生态特征。其二是描述了众多浴血疆场的国家栋梁的悲剧性命运。作者首先详尽地剖析了袁崇焕的冤死及其复杂成因，揭示了大明王朝自毁栋梁的黑暗政治局面；随后一环紧套一环地描述了祖大寿“易主”、曹文昭枉死、孙承宗和卢象升尽忠等一幕幕悲剧；对于洪承畴与杨嗣昌，作者谴责了他们独当一面又携私腐败的封疆大吏特征，也用惋惜与遗憾相结合的笔调，揭示了他们在无能为力的绝境中历经内心“天人交战”的煎熬、最终只能走向投降和自杀的末世权臣之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江山社稷局面和栋梁倾覆、人心尽失的王朝衰亡气象，就这样深刻、有力地呈现出来了。

对于李自成队伍和皇太极阵营，《天问》主要是通过揭示他们的演变历程与精神气象，来阐发其兴衰成败的内在必然性。

早期的李自成不过是个憨愚蛮野、“饥寒起盗心”的安善良民，被逼无奈才落草为寇、亡命天涯。从投靠王左桂到转投“不沾泥”，他逐渐学会了变通。再次转投“大哥”高迎祥之后，他希望“重新做人”。他不仅赤诚相见、屡屡自告奋勇打头阵，而且还从寿州发粮后饥民大量追随的事件中体会到了拯救黎民于水火的正面意义。待到招兵买马过黄河，与张献忠会合时，李自成逐渐发现了“兄弟不及人马枪”的江湖“硬道理”，于是学《水浒》、学宋江，其身上英雄豪情也慢慢蜕变为奸雄作风。随后，从车厢峡献计到避让张献忠，再到荥阳大会时用武力控制会议、以突然杀人的方式威逼张献忠，直到谷城会给张献忠“下套”，李自成的霸道与阴狠日趋明显，“既要面子，也要里子”成为其行为的要诀。玩权谋杀掉罗汝才、打开封使用灌水毒计、背弃恩主高迎祥、挖掘明王朝凤阳祖坟等等残忍阴骘之事，则表明李自成已沦入“顺昌逆亡”的霸道境界，并无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王道”人格。作者还着重刻画了高杰和李岩两个人物形象。高杰作为极受重用的早期兄弟，却从多方面背叛了李自成，他的形象从“流寇”队伍道德氛围的角度，揭示了李自成后期人格的社会基础。谋士李岩始终与李自成话不投机的状态，则在对比中显示出农民军胸襟、眼光和政治智慧的局限性。这两个人物形象一正一反的衬托，更强烈地体现出“流寇”队伍缺乏大格局与大气候的根本性缺陷。由此，“大顺”王朝兴亡倏忽的根源就得到了一种独特的解释。

对皇太极阵营，作者持基本肯定的价值立场。作品以渲染大清朝野的蓬勃生机和清明气象为基础，通过容忍祖大寿降而又逃、反复无常的故事，展现了皇太极虚怀若谷、收揽民心的宽广胸怀；通过铸红衣大炮、邀大明降将训练水军的故事，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眼光远大的英主品格；通过伐明目标由“开疆拓土”到“廓清天下”的国策转变，表现了他的勃勃雄心。作者也如实地表现了大清所经历的种种惊涛骇浪，但往往由此更显示出领导者控制局面、克服困难的智慧与魄力。一个新兴国家必将乘风破浪走向远大前景的历史风范，就在作品简要而中肯的描述中展现出来。在大明王朝衰亡已成定势的前提下，李自成队伍和皇太极阵营间的成败必然性，也在这种对比性的描述中得到了鲜明而集中的体现。

《天问》还独具匠心地设计和展开了复社文人活动的情节线索。虽然从东林党到复社，剧烈的党争和士大夫指斥朝政之风是明末的一种重要政治现象，但这种现象毕竟只存在于明王朝内部，并不具备与三大政治、军事集团相抗衡的实力，所以从考察天下兴亡大势的角度看，将复社活动作为与明朝衰亡、清朝崛起和陕西民变同等重要的历史内容呈现于审美境界中，似乎是不合逻辑的。历来明清易代主题的创作也少有这种理解与认知思路，但《天问》的匠心独具之处正在于此。作品大量地描述了复社文人的活动，展示了他们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环境中眼看天下糜烂却报国无门、走投无路的心理痛苦，在拯世济民和功名利禄之间的精神挣扎，以及由此导致的以学术、舆论影响政治的精神道德传统的蜕变。张溥由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领袖群伦，逐渐转为热衷权势、以团体清誉为个人私器，最终沦为了政治利益集团党派之争的工具；吴伟业功名高中，却在权势集团的夹缝中庸庸碌碌、虚度年华；懦弱而迷茫的陈子龙，最终彻悟应做“真正对百姓有贡献的人”，但只能选择在书斋中校订《农政全书》的道路。以张溥为代表的复社文士“萎靡不振、迎合当道、功利挂帅”的情怀，以及读书人阶层普遍的苟且迷茫、进退失据的状态，实际上体现了整个时代精神无可挽回的衰变。如此病入膏肓的王朝，自然不再有起死回生的可能。由此，《天问》对明王朝衰亡缘由的探索，就从功利考辨深化到了对时代精神品质进行审视的层面。

二 人性和人心视角的王朝衰败解读

《天问》的情节主线和审美重心，落在大明王朝的衰亡缘由方面。作者以“宏观历史，微观人性”[3]的思想眼光，深刻地揭示了大明王朝朝野上下精神蜕败、人性堕落的状态，从而以人性阐释历史，有力地展现出其必然衰亡的历史趋势。

《天问》对于朝廷重臣和复社名士两大精英群体人格状态进行了尖锐而沉痛的揭露，深刻地揭示了大明王朝政治和社会精神基础的衰败。

在明末官场生态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温体仁、梁廷栋、周延儒和洪承畴。温体仁身为首辅，却将“千里做官只为财”当作人生的信条，挖空心思地贪腐和弄权，甚至还有过给崇祯送礼的“创举”。梁廷栋本以“颂圣”起家，却在谋害忠良、谋取私利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周延儒青年时代曾贫无立锥之地，却有过传奇般的娶妻和中举经历。入仕以后，因为“善体帝心”，也一直升迁顺利。正因为如此，他曾有过积极、奋发的人生状态，还有过上书崇祯为袁崇焕辩冤的壮举。秉持正义的努力失败之后，周延儒的精神产生蜕变，逐渐走上了毫无顾忌的贪腐、奢靡之路。“读书、科考、做官，所为何来呢？”经过如此这般的一番参悟之后，保住生前的功名富贵成为了周延儒的人生要义。洪承畴作为崇祯最为倚重的疆臣，精明而贪婪，将个人的功名富贵放在了首位。从剿张献忠到剿不沾泥，他屡屡“放水”，“剿贼不除根”，以便有“剿匪大臣”的位置供他长久稳坐；从污蔑总督杨鹤“主抚误国”到提防曹文诏“除恶务尽”，他对异己者毫无顾忌地进行诬陷和压制。大明的江山社稷和个人的人格信仰，早已被这些手握重权的大臣置之度外。

读书人人格的蜕变，以复社领袖张溥最为典型。张溥作为文士领袖，早年秉承东林党人的精神传统，存拯世济民之心，有“欲上青天揽明月”之风，颇具个体人格的魅力。“只为了‘不甘为人后’念头太强”的他，在会试中榜后的居京生活中又遭受权贵压制，于是走上了假公济私、门派争斗之路。争斗失败、离京回江南后，张溥马上召开虎丘大会，大摆复社领袖、“文坛霸主”的威风，精神品质也随之发生了更严重的蜕变。他唯我独尊、顺昌逆亡、热衷权力、自大嚣张，不仅把持科场、坐收名利，而且不择手段地迎合当道，甚至发展到为贪腐大臣周延儒复出“政治献金”、试图结党左右朝政的地步。功名利禄“观念的形成，远比十万名盗匪还要可怕”，张溥就这样由意气昂扬、声望昭著的士林领袖，迅速地蜕变成了利欲熏心、不择手段的权奸之徒。其表面看起来气焰熏天，实际上已经走上了精神人格的穷途末路。

温体仁之流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根源实在于崇祯的庸劣与纵容。温体仁给崇祯本人送礼，竟然也被收下；梁廷栋的人品朝野皆知，却由于逢迎有术而一路升迁。温体仁在文震孟和刘宗周、复社、钱谦益、周延儒等各路人马的先后夹击下“四面楚歌”，却仍然做成了“不倒翁”，只因与内臣曹化淳互斗失利才最后倒台；梁廷栋也是因崇祯的一念、一言而大起大落。洪承畴贪婪、谄媚、阴险而目无君国，崇祯却对他长期重用、不断妥协，导致“纵一人之心、失天下人心”的局面。周延儒在又一次黯然下台、被赐自尽时觉得满腹委屈：“皇帝爱拍马屁，敢不做佞臣；做了佞臣落得这样的下场！”他因此从心底里诅咒这个时代。凡此种种，均可见专制体制中“乱自上作”的特征。

在此基础之上，《天问》重点揭示了崇祯这一大明江山掌控者的庸劣品质、病态人格与亡国之君气象。

首先，作者以崇祯作为社稷功利掌控者的先天局限性及由此形成的精神病态为基础，对其内心隐藏着的人性之恶和“灵魂之魔”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崇祯才具平庸，出身卑贱，登基又存在着偶然性，因而存在着浓厚的“心虚”“与自尊心纠结、夹缠不清的自卑”心态，形成了狭隘、敏感而脆弱的性格病态；身处天下主宰者的高位，却又给了他极度自尊、自负和恣意妄为的条件。于是，每当难题或危机来临时，崇祯虽然缺乏摆脱困局的心气与能力，却“深恐被人瞧不起”，不能也不愿重用良策、广纳雅言，只能神经质一般地紧张与恐惧，实行毫无章法的独裁；在束手无策之时，则往往寄希望于神灵，采用取内帑祭祖、作法诅咒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每当危局过去之后，他又不愿理性地自我反省，而总是以牵强的追责和无辜的杀人来宣泄内心的焦躁与恐慌。因为国事每况愈下、毫无转机，崇祯内心的人性之恶也就在一次次类似的行政过程中循环爆发，成为无法摆脱的“心灵之魔”。

其次，作者着力展现了崇祯的“家天下”观念及由此形成的“孤家寡人”猜忌、寡恩的思想人格特征。崇祯的“家天下”观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恩赐意识。崇祯对待大臣的普遍观念，就是“朕给他做大官，给他隆恩”，大臣就应当“知恩图报”，“国事解决不了”，就是大臣们“看不起我”“不尽心”，因此“罪在臣躬”。二是猜防贤才和任人唯亲。崇祯在内忧外患面前，表现出鲜明的“猜防”之心，生怕大臣“要挟”他，甚至认为外敌不足道、内敌遍朝野，担心权力被削弱胜过了担忧江山受损伤。既对群臣存猜防之心，自身又眼光局促、智能平庸，崇祯自然只能依据大臣给予他的表面态度乃至相貌观感来识人、用人。依照这种逻辑行事，崇祯长期亲佞臣而远贤人，甚至在决策过程中习惯性地以怀疑和杀戮为主导，也就并不意外了。袁崇焕冤案，就是崇祯以相面感受和权力猜忌始、以听信诬陷“虐杀”终的典型例证。对于善于吹牛拍马的梁廷栋和心理上的亲近之臣周延儒，崇祯却给予了不断的升迁和无原则的偏袒。正是“家天下”观念的这种恶性演化，决定了明王朝大厦将倾之际栋梁湮灭、“国中无人”的态势。

再次，作者以寻常百姓的假设作为映衬，着力表现了崇祯身处帝王之家天伦之乐的匮乏，揭示了他人性扭曲、心性失常的心理情感基础。作者反复渲染了崇祯因国事如麻、心烦意乱而欲借后宫的天伦之乐消愁解闷却于事无补的精神状态，深刻地表现了正常的人性、人情在这个失意君主身上的日渐缺失。作者还错落有致地描述了周后和田妃等人只能“以色事人”而常怀恐惧之心的宫廷人生状态。她们一辈子为争宠、为身世清白与否、为可能的老死冷宫而费尽心计，甚至痛苦不堪。在勾心斗角、亲情味寡淡的后宫生活中，田妃最终抑郁成疾而病逝，周后则患上了“失语症”。这类描写既为崇祯心性失衡、患上“失心疯”提供了充分的铺垫，也有效地强化了大明王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4]的悲剧氛围。正因为如此，帝王之家的众多人物都屡屡生出“不如寻常百姓家”的人生感慨。

最后，作者着力表现了崇祯的身心崩溃过程，有力地折射出大明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的生命气象。在众多矛盾与问题无休止地恶性循环、把明王朝急速地推向毁灭的过程中，身陷其中的崇祯精神心理也在不断地崩溃。从裁撤驿站导致李自成起事，到杀袁崇焕导致第二次戒严时北京守城乏人，直至福王被杀、松山城破，随着大明王朝的灾难迭起，崇祯的“中兴”之梦和“天纵英明”的自我感觉也在逐渐破灭。由当初以“看不起我”为名杀正派大臣，到因疑人不尽心而正派与非正派者都杀，他对待大臣的猜疑与恶意揣度之心也越发加剧。到了对李明睿的迁都之议患得患失时，崇祯实际上已经耽搁了挽救大明王朝的最后机会。召驸马进宫问计备兵、在噩梦中“召袁卿”之类的举措，则是他黔驴技穷的最后表现。在外在压力与内心矛盾的长期折磨中，这个不过是坐了特殊位置的庸常之辈，甚至面对陈圆圆的美色也出现了生命力衰竭的情形。最终，崇祯走上了杀人、自尽的末路，与之息息相关的大明王朝也就随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一个政权、一个时代的根本基础，实际上在于其精神品质，“人心中一旦道德沦丧，恬不知耻，那么，整个时代在精神上就已经腐败、灭亡了”[1]320。以崇祯为枢纽和核心形成的这种人心溃败、人性堕落的局面，既给大明王朝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伤，本身也是大明王朝江山易主的根源之所在。《天问》以人性与历史互证的审美思路，使得文本审美境界呈现出王朝衰变挽歌和人性蜕变哀歌兼而有之的精神品格。

三 名将品格和名媛情怀的审美崇高化

面对王朝衰变过程中“行将消灭的一切悲剧”，《天问》遵循同时“暴露它的缺陷与德性”的审美原则，既谴责社会各阶层道德的沦丧、人性的蜕变，也对浴血疆场的大明将帅和洁身自好的江南名媛给予了充分的正面关注。通过描述他们的悲剧命运，揭示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操守和生命情怀，作品也就既展现了历史的“沉重的悲哀”，又深入发掘出其中“壮烈的努力”和“浑沌的骄傲”[5]，增添了崇高人格颂歌层面的丰富蕴涵。

首先，《天问》描述了以袁崇焕及其追随者为中心的明朝将帅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在“天道不公”的命运绝境中为江山社稷而力挽狂澜、死而后已的精神气节和生命情怀。

《天问》对于袁崇焕形象的刻画，从命运遭遇和精神世界两个层面同时展开。在命运遭遇层面，作者围绕袁崇焕的冤案，由他进京勤王但崇祯不许入城、无知百姓在京城危急时形成民怨开始，展现了陈继儒等为挟私报复而制造谣言、锦衣卫密报“以战胁和”策略造成崇祯误解、梁廷栋奉旨核查、皇太极利用被俘太监施行反间计的过程；又用不断“闪回”的艺术手法，勾勒了袁崇焕长相粗犷而又缺乏“仰体圣意”的能耐、擅杀大将毛文龙、早期主张议和而随后又不应命出战等等曾使崇祯产生隔阂、疑惧心理的往事；还从思想观念的层面，揭示出满朝文武除了“汉贼不两立”“看边小夷不承认”等迂腐观念之外不知“边事”为何物的情形，从而全面、深入地阐释了冤案的来龙去脉与前因后果。与此同时，作者深刻地揭示了袁崇焕为了家国天下勇于牺牲自我的精神境界。在冤屈重重的人生绝境中，袁崇焕虽然“功高明主眷”的愿望落空，不由得悲凉地感慨“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固然是一种悲哀”，却义无反顾地坚持“尽其在我，奋尽全力而后已”，期待着人生“无愧”“心苦后人知”。作者还以“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的反诘，从民族精神传承的高度，对袁崇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其心”的精神气节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袁崇焕“天柱倾覆”，大大瓦解了镇守疆场的大明军队的精气神，但秉承袁崇焕人格精神的大明将帅们，仍然在痛苦而矛盾的心境中为了边疆平安而前仆后继、死而后已，以期“使时代破败的脚步减缓”[1]449。孙承宗和卢象升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都遭受着贬斥与冤屈，却仍然忧心如焚，在悲愤与绝望中孤军奋战。高阳城破，孙承宗满门尽忠；巨鹿之役，卢象升力战而死。他们以悲壮的毁灭，展现了生命个体在江山社稷的危局中所可能具有的“人性的尊严”。作品中有关袁崇焕效法于谦、杨继盛、熊廷弼，卢象升自比岳飞、李广之类的描写，则从源头追溯的角度，强化了其精神品格的崇高性。

其次，《天问》描述了以徐佛、杨影怜为中心的江南名媛形象，在与复社名士的鲜明对比中，赞颂了她们在“天道不仁”的无奈命运中“独善其身”的高洁情操。

归家院的徐佛与爱儿（后更名为“杨影怜”“柳如是”，笔者注）主仆是名媛线索的表现重心，这一情节线索的审美功能有二：其一是通过描述徐佛与张溥、杨影怜与陈子龙的交往及其失望、痛惜之情，在鲜明的对照中表达对整个明末“士”阶层的深切批判；其二是通过描述徐佛与杨影怜的人生追求，展现个体生命在整个社会精神失落的末世环境中进行心灵坚守的可能性。

徐佛从迷恋复社领袖张溥开始，就在“入了烟花，只能认命”和“人定胜天”、扭转命运的矛盾中挣扎。张溥经历了从意气昂扬到利欲熏心的人格蜕变，徐佛对张溥的情感也相应地经历了由暗自依附到失落痛惜的演化。作者细腻地描绘了徐佛暗恋张溥的内心隐秘和柔肠百结的精神矛盾，充分揭示出一个弱女子在乱世的人性泥淖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生命运。徐佛自比《红梅阁》的李慧娘，质问人性的脆弱、理想的变质，最后脱籍从良时情愿坠入庸常，也不愿选择心仪已久的张溥，则将其对张溥的失望与蔑视，哀婉动人而深切有力地表现出来。正是在对张溥情感心理的演变中，徐佛“独善其身”的精神操守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杨影怜的情感和人生经历更为复杂。她既有早年被致仕大臣周道登强买的惨剧，也有成为宋征璧风流艳事当事人的经历，还有与陈子龙由心心相印起，却以失望绝情终的痛苦。无论是陈子龙的真心，还是宋征璧的艳羡，都无法让她摆脱凄苦的命运。但在“天道不仁”的命运遭遇中，由徐佛的丫鬟“爱儿”到才名远播的名媛“杨影怜”，再到另寻新路的“柳如是”，杨影怜的才艺、精神乃至生命力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出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与成长。这无疑是“独善其身”的更为意气昂扬的表现形态。

再次，《天问》还深入揭示了当事人在历史大变局中的人生困惑与价值迷茫，并从“生灵何辜”的社稷、黎民意识和“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的民族文化原则出发，充分肯定了他们“尽其在我”、对黎民苍生“施以仁心”的个体生命的精神崇高性。

徐佛、杨影怜和袁崇焕、孙承宗等人的命运，虽然与末世环境中人格蜕变、人性堕落的生命境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这些生命崇高意义追求者的内心世界中，同样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与困惑，作者对此进行了洞烛幽微的揭示。徐佛和杨影怜二人在从良过程中之所以举棋不定、犹豫反复，既源于情感的牵挂，也源于价值取向的犹疑，徐佛最后的“剃度”，更将其失落与困惑以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孙承宗在对国事的绝望中选择“尽其在我”、为抗清而英勇就义，虽然达到了人生“庶几无愧”的境界，但“华夷之别重，还是百姓性命重”“争伐所为何来”之类更深层的意义困惑，却始终萦绕着他。曹文诏清晰地看到了大明的“气数”，却只能不断地“剿贼”，虽英雄一世，却难掩如此下去大明将成“空无一人之国”的内心恐慌，于是他不得不满怀疑虑地反躬自问：“可无愧了？”祖大寿在袁崇焕冤案之后满怀愤激与委屈，深感“没有天理”。他在经历了出奔辽东、被俘出逃等种种波折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清朝。虽然作者从顺应天下大势的角度将他的行为理解为“易帜”，也从大节与大势的比较中承认他的人性尊严，但他本人的内心中岂能无愧无悔？更具根本性的困惑还在于，袁崇焕冤案已清晰地显示出，大明王朝已经处于一种国事败坏、奸臣弄权、君心错乱、百姓疯狂的状态，那么，一个“连百姓都已疯狂的国家还能挽救吗”？一个观念解体、历史必然性与功利合理性都不再明晰的王朝末世，生命意义的崇高性与正义性还有可能存在吗？

这显然是一个极富思辨色彩和哲学意味的问题。对此，作者从“生灵何辜”的社稷、黎民意识和“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的民族文化原则出发，给予了有力的阐释和充分的肯定。对于“水淹开封”时“原有八十万人口，一场人为的洪水泛滥之后仅余十万”[1]450的巨大灾难中的芸芸众生，对于弱小无辜而常怀忧生之嗟的长平公主，作者都进行了倾注着无限同情的艺术聚焦；对于陈子龙的精神迷茫、吴伟业的进退失据、宫廷后妃的心理恐慌与痛苦等等，作者也给予了洋溢着同情、体谅之心的笔墨；作品中甚至还借母猫为保护自己而吞噬幼猫的故事，对外在世界的危险与诡异所导致的心理惊恐，进行了充满寓言与象征色彩的渲染。由此，作品就形成了一种对无辜的黎民苍生满怀悲悯之情的艺术氛围。在此基础之上，作者笔下的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等，无不深深地感叹“生灵何辜”，进而思考着在这样的乱世环境中“读圣贤书，所为何事”的文化原则问题，并将其转化为“尽其在我”、对芸芸众生“施以仁心”的个体人生选择。作者则通过情感鲜明而颇富思辨色彩的艺术描写，对此表现出高度认同与赞许的审美态度。

由此出发，作者以一种透彻而通达的思想眼光审视历史乱象，对不同战争阵营中体现出拯世济民之“仁心”的人物，都表现了充分的理解、尊重和肯定。袁崇焕在大明国之将亡的境遇中激发出生命的光辉，卢象升哀民生之多艰、“求仁得仁”，作者讴歌其人格的崇高；范文程以耶律楚材自许，立志无分夷夏、挽救天下苍生，在大清国之将兴时燃起奋发的斗志，作者同样表现出由衷的景仰；李岩因为攻打洛阳、传唱歌谣而产生过“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辅佐感觉，于是虽然在水淹开封时曾质问上天“生灵何辜”，却还是心甘情愿地寄身闯营、为其制定典章制度，这种人生选择也获得了作者的理解与敬重。这样一来，《天问》就进入了“从‘人’和‘仁’的角度”[1]450探王朝兴亡、哀人间乱世的艺术境界，深具人道色彩的历史哲学意识和充分的审美现代性，也由此鲜明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