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琦 朱紫墨 王和平

（1.舟山海关，浙江 舟山 316022；2.杭州外国语学校，浙江 杭州 310023；3.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舟山，在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后亦称定海。定海之名系清康熙帝御赐，取“海定则波宁”之意，其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是沿海航线北上南下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通商的重要商埠。在英国等西方商人的视野中，海上交通便捷，又靠近华东繁华城市苏州、杭州、嘉兴、湖州及宁波等地的舟山，是进行海上贸易的理想之地。而海关则是对外贸易及关税的专管机构，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对清早中期浙江海关从宁波移关定海的缘由进行考述。

一、浙江海关的建立及其移关定海的动议

清朝初期，为了防御郑成功和张煌言等联合沿海民众抗清，朝廷大规模迁徙沿海居民入内地，史称“迁海”。与此同时，禁令“寸板不许入海”，严禁商民船只私闯入海，史称“禁海”。直至清朝廷收复台湾，消除来自海上抗清据点的威胁后，才解除海禁。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沿海四省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江海关、江海关四个海关，正式以海关名称取代过去的“市舶司”名称。首任浙江海关监督于康熙二十五（1686年）年到任。据《宁波府志》记载：“海关行署，在府治南，旧理刑馆地。中为正厅五间、檐厅三间，两旁廊房各五间，前为仪门，又前为大门……东北内署前后共八间，系旧清军署地。”[1]27浙江海关是负责处理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海关”也被称为“钞关”，其主要职责是管理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事务，并征收往来商船的税收。当时，外商需要的生丝、茶叶主要产于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外商在广州采购物资，需要经过长途运输，成本随之增加。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希望在广州以北的通商口岸开辟市场，拓展对华贸易,而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三江入海汇合处的舟山群岛则是他们的首选。

当时，浙江海关的驻地在宁波府城，而外国商船大多往返于舟山，这给双方开展贸易带来了诸多不便。依照规定，外国商船到宁波贸易，商船抵达舟山后，需要前往宁波报税、给票，因两地相距较远，而且蛟门水急礁多，极大地限制了外国商船前来贸易的热情。基于上述原因，在时隔十余年后，即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浙江海关监督常在向朝廷奏请移关定海:“初设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故驻扎宁城。凡商船出洋回洋，出入镇海口，往返百四十里，报税、给票，候潮守风。又蛟门、虎蹲水急礁多，绕道涉险，外国番船至此往往回帆而去。请移关定海，年可增银万余两”。[1]27但朝廷认为，浙江海关总部由宁波迁移定海后，不仅关署需要另建，而且会影响宁波商业的发展。朝廷一贯“重农固本”，而定海平素以“渔、盐之利”纳缴税收，是为正税，对外贸易的发展无疑会使当地百姓弃渔盐而就“末商”(工商业称为末商)，最终必导致农本不稳、正税收缴困难，故未予采纳。[2]26-28两年后，浙江海关监督李雯又奏请将浙江海关迁移至甬江口的镇海，并建设一座负责接待和理事的场所“红毛馆”，为外国商船到舟山和宁波贸易提供便利，但结果仍未成功。两年后，浙江海关监督张圣诏再次奏请朝廷：“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自愿设法捐造衙署一所，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可增税一万余两，府城廛市仍听客商贸易，不致毁坏。”[3]这次奏请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张圣诏始请移关定海，部议从之”。[4]于是，浙江海关关署移设定海钞关弄。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浙江海关先建“行署在府治南旧刑厅馆地”，“又榷关公署在定海县城东，康熙三十七年海关监督张圣诏建”。[5]

钞关弄是定海的古老弄堂之一，旧时地处芙蓉洲河西岸，其形成得益于芙蓉洲河的水运便利，与城西的柴水弄一样，当时运送木柴、大米等大宗货物的船只通过南城墙的水城门进城，并就近形成了木柴集市。因此，钞关弄也称柴行弄,[6]清雍正年间的《定海县治图》中清楚地标绘着“海关”地名。同年，在定海南道头西侧，建立了一处西洋楼，俗称“红毛馆”。

《宁波风物述旧》详细描述了红毛馆建筑式样，“定海红毛馆在定海西道头，是一座高大的西式建筑物，面南背北，宽约15丈，深5丈，两层结构，四周筑有砖墙，每个小间也是砖墙，不用一柱，上架桁梁。窗户高敞，檐牙高啄，涂以粉色，给人壮观之感。南面辟有小园，短篱围护，花木繁盛，凿池蓄鱼，为架笼饲鸽，虽具体而微，却十分幽邃”。[7]“红毛馆”门上还悬一方匾额，上书“万国来同”四个大字。“红毛馆”作为外国客商和船员接待场所，实为当时清政府设在浙江定海的一个对外办事机构。[8]

二、浙江海关移关定海后的运行情况

定海未设“红毛馆”时东西洋船全部停泊在甬江,浙江海洋移关定海并建立“红毛馆”后，外国商船纷至沓来，定海也有了市廛。当时定海港不仅对外商提供便利，市廛生意也十分红火，宁波港对外贸易因此受到了影响，特别是那些市侩、牙人不甘心自已的利益受损，官司打到浙江巡抚那里。为避免区域之间的利益之争影响正常的对外贸易，经闽浙总督调和，浙江巡抚宣布“东西洋船，愿往宁波者，听其驾赴宁波，愿往定海者，听其停泊定海”[9]，各级地方官员不得干预，并在宁波府和定海县两处“勒石永禁”。从此，外洋番舶停泊宁波或定海完全由外商自主选择。

英国商人对定海情有独钟，其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捷足先登。清廷开海禁后，东印度公司派遣大批商船赴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十一月，“麦士里菲尔德”号等商船前来定海贸易。据统计，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共有8艘英国商船抵达东南沿海，其中“萨拉”号、“中国商人”号、“麦士里菲尔德”号、“联合”号及“罗伯特与纳撤”号等5艘抵达舟山，“海王星”号抵达厦门，“海津”号、“日出”号抵达广州。从这一统计中我们可以发现，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商船中大部分是通往舟山的。英国商人还携带了25万英镑作为投资，其中投资舟山和宁波高达172 224英镑，占总投资的68%；投资广东为46 876英镑，投资厦门为36 486英镑。可见，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舟山寄予了很大希望。

究其原因，定海的地理位置和港口优势是英国等国商人考虑的首要因素。当时中国出口英国等国家的商品主要有茶叶、丝绸及土布等，茶叶为主要品种。舟山周边地区的华东五府均是著名的茶叶产区，钱塘江水系又流经浙、赣、皖三省，其毗邻地区就是著名产茶区。茶叶如从浙江定海港出口，商船出海道即可，不仅节约了大量的成本，还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这是广州口岸无法比拟的。如从鄱阳湖入赣江，越大庾岭再南下广州，不仅路途遥远，且运输成本大增。一些商品尤其是绿茶，贮存时间也有特殊要求，时间一长，质量就难以保证。另外，杭嘉湖一带的丝绸、瓷器等，从定海出口，运输成本等自然比广州低。加之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广州也不太受欢迎，而在舟山、宁波等地的销量要比广州大，因为决定产品的销路往往与气候相关，毛纺织品就是一例。

定海能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的税率和规费要比广州、厦门低。如英船进入广州交易，管理费、规礼银要比定海口岸高得多。[10]1689年，英国商船“公主”号到厦门时，也碰到了类似情况，故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逐步从广东、厦门口岸向定海转移。

三、东印度公司定海事务所的建立及贸易兴盛与衰落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在定海拓展商业贸易，决定在定海设立英国东印度公司定海事务所,[11]并派遣喀恰浦（Allen Catchpoole）为第一任监督，同时，英国国王任命其为总领事，以求在定海开创对华通商的有利局面。第二年，他们又派出一艘商船前来定海，以101 300英镑作为投资，可见他们对定海通商寄予了很大希望。正是由于在定海贸易有利可图，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英国方面又派出大量的商船前往定海贸易。据统计，这一年先后到达定海港的商船就有10艘，当时的定海港成为东南沿海最繁荣的外贸港之一。[2]33

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后，浙江海关的监督一般由浙江巡抚兼任，时任巡抚李卫兼管海关事务。此时，前往东洋贸易的船舶数量巨大，李卫要求在沈家门设立巡检，并于雍正七年（1729年）向朝廷奏报，“再，定邑之东沈家门乃洋船出入之所，南为乌沙门，直接大洋，东连普陀山，外即洛伽门，为定邑之咽喉，最为紧要。且离县城七十余里，查向有宝陀司巡检驻扎此处。缘本朝初年迁禁海界，将巡检衙署折毁……若令驻扎沈家门，实为要地，应请设立沈家门巡检，以资巡缉，实为防范海疆之要”。[12]朝廷同意这一奏请，沈家门宝陀巡检司是因“洋船出入”而设。康熙、雍正年间几次颁布律令，规定“各处商船往东洋者，必由定海镇所辖之要汛挂号而出”，说明浙江海关加强了缉私、边防管理工作。由于定海港对外贸易管理上的规范和严格，英国商人要求直接进入宁波城府交易，被当地官员拒绝。1737年，当时准备驶往定海贸易的“哈里森”号商船闻讯后，改变计划，前往广州。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英国商船来定海贸易次数逐年减少。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人放弃了对定海这个贸易良港的渴望，他们时刻都在寻求机会，希望能重新回到定海。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重新开展对定海的贸易，一方面希望再次在华东区域开辟更大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广州贸易，经常受到粤海关敲诈勒索。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二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大班哈刺生与翻译洪任辉（詹姆士·弗立特）等58人，带着24 000枚银圆、1 560瓶英国酒和2箱蜡烛等货物，乘“霍德尼斯”号和“格里芬”号商船到定海，购买和换取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获利巨大。武进升提督上奏：“查红毛船只多年不至，今既番入境，自应体恤。”[2]32-33从提督的奏折看，英国商船久未来浙，要求地方官员替他人着想，在交易中提供照顾和帮助。清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七日，英国商船“荷特奈斯”号到达定海，商品主要有黑铝等货物，还随带银圆200 000枚，准备采购大量货物。由于当地官员的重视，双方交易十分顺利。尔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哈德威克”号、“切斯特菲尔”号、“格里芬”号、“翁斯洛”号等商船先后到达定海港，定海口岸的贸易进一步扩大。

与此同时，与浙江贸易复苏的状况相反，广东贸易呈下降的趋势。两广总督杨应琚向浙江总督喀尔吉善提出，应增加浙江海关关税，使船钞同粤海关拉平。他们联名向朝廷提出此建议，被乾隆帝认可，并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二日谕令定海浙江海关税提高到“就粤稍重”，其主要目的是限制英国来定海的商船数量。由于在定海商品售价要比广州低，即使浙江关税提高了，也没能影响英国商人到定海交易的热情。既然加重关税也无法阻止英国商船赴定海贸易，乾隆帝经过权衡，决定改变以往用经济手段把英商逐回广东的策略，谕令定海关税不可过重，并要加强浙江海关督理。乾隆帝于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二十日谕令：“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补援宁台道，督理关务。约计该商所获之利，在广在浙，轻重适均，则赴浙赴粤，皆可惟其所适。”[13]当时四个海关中，只有粤海关由内务司员督理，乾隆帝谕令定海关照粤关之例，说明当时浙江海关在对外贸易中地位之重要。

据《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所述，当时不仅浙江海关曾有过一关两署即宁波、定海，而且福建也有过福州南台与厦门，广东有过广东与香山县澳门，江南有过华亭漴阙与上海。设立衙署并非易事，均需报请朝廷批准。凡海关监督衙署所在地，均为该省沿海地区通商要口，[14]这一观点，作者表示认同。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浙江海关闭关呢？由于当时海盗猖獗，浙江离北京又近，海疆稳定是乾隆帝考虑的首要问题。原两广总督奉调闽浙总督的杨应琚以粤民生计和浙江、福建海防为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端，故乾隆帝予以采信，放弃了先前的“不禁之禁”之策。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乾隆帝下令外国商船只准到广州一地贸易，浙江海关管理进口贸易职能消失。次年，关闭定海浙江海关及“红毛馆”。至此，四个口岸关闭了三个，一口通商成为定局，英国等西方国家商船只允许在广州贸易，而被迫退出浙江定海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