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杰

近代工业化冲击下的衰落事实，迫使中国被动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以机械大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模式，成为近代中国传统手工业摆脱落后困境，寻求复兴之道的重要选择。作为外向型手工业生产的景德镇瓷业体系，亦同样面临转型压力。为此，以复兴景德镇瓷业为圭臬，近代改良群体提出了“以西为师”的改革方案，即采取机械大工业体系取代传统手工生产。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生产实践还是知识群体的改良主张，均无视景德镇传统产业模式合理性和瓷业社会的特征，并未取得预期效果，也难以发挥示范效应。景德镇瓷业近代化历程中遭遇的困境，也折射出当时中国传统手工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

作为以瓷业为主导的千年手工业城市，早在宋朝，景德镇便初具规模化的瓷业生产体系。明清时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世界性贸易网络的形成，景德镇依托有竞争力的产品优势和发达的手工生产体系，在全球瓷业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商品贸易的优势又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促使景德镇形成了前工业化时代独特的生产模式。这一模式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亦工亦农的生产模式，也有别于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是一种高度分工协作的精细化手工生产模式。依照生产工序和长期形成的行业规范，不同生产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完成瓷业生产和贸易。但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以机械化为代表的瓷业生产模式逐步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引领地位，曾经的世界瓷都景德镇逐渐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进而影响到自身的产业发展。

近代以来，在瓷器贸易衰退的局面下，景德镇瓷业陷入困境，其原有产业模式也受到各方的质疑。“洋瓷输入中国岁达百余万之多，景镇瓷业大承其弊。若不亟行设法改良，将来数十万工人必有失业之患。”［1］基于此，近代的一些有识之士以追求瓷业近代化为目标，学习模仿西式大工业生产模式，试图在景德镇建立新型机械化陶瓷产业体系。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推动力量、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可行性改革举措，无论是官方主导的改良实践，还是新式知识群体提出的改良主张，对近代景德镇瓷业转型发展影响相对有限，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基于此，笔者选取改革路径的视角，对景德镇瓷业近代化历程中采取的举措及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探究其改革理念与影响因素，以期揭示中国传统手工业转型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官方主导的瓷业改良

在景德镇瓷器贸易量衰减和传统产业体系竞争力下降的情境下，复兴瓷业成为景德镇相关利益方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江西地方政府官员和进行新式改革实践的实业家。官方主导的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学习西方，引入机械化生产模式，创办新式工业陶瓷企业，是官方一以贯之的改革理念。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传统手工业模式的落后，提出了全方位“以西为师”的复兴路径。在此历史背景下，景德镇也开启了近代瓷业改革的历程。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代江西士绅提请清政府支持创办新式瓷业公司，并给予相关税收特权：“现拟集股兴办，惟成本钜而运费多，必须官为扶持乃能兴鼓舞，拟请除中式瓷器经行关卡仍照例完税抽厘外，其有创造洋式瓷器统归九江关出口，援照烟台制造外洋果酒之例，暂免税厘数年。”［2］（P784）以此发端，是否采用机械化生产模式成为研判景德镇发展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随后，尽管历任江西主政者均希望通过创办新式公司，改良瓷业，挽回利权，但在晚清内外交困的历史局面下，不属于关乎国计民生发展关键产业的瓷业，其近代化历程步履维艰。直到1908年，才由康达等人集股创办新式瓷业公司，企业模式也由最初设想的官商合办改为商办。“光绪三十三年初，商办江西瓷业公司发起人曾铸、张謇、袁蔚章、陈作霖、许鼎霖、朱佩珍、樊棻、瑞澂等八人联名向农工商部禀文，申请将原官商合办瓷器公司更名为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3］（P8）新式瓷业公司成立以后，便开启了使用新式机器生产阶段，并附设学校，培养新式陶业从业人员。“又与饶厂附设陶业学校，以养专门人才，并派学生出洋学习，且与两厂养成艺徒，期归实用，事事求根本之刷新，不仅务皮毛之仿似。”［4］（P11-12）与此同时，公司还在全国设立分销机构，采取新式营销模式。在产品方面，除了传统的日用品生产以外，瓷业公司还开发各类电瓷产品和各种新型实用品等。“江西瓷器为我国之冠，而电用瓷器座者无有。自去年该处公司张工程师来京与交通部联络并招去股本二万元，拟研究制造电报用瓷头等类，今已将瓷头做出若干送部考验闻极合法，交通部拟即采用云。”［5］

新成立的江西瓷业公司，无论是工厂组织模式、生产设备、产品类别等均有别于景德镇传统瓷业体系，进行了全方位机械大工业的有益尝试。但在传统“惯性”的巨大压力下以及面临新问题、新挑战的背景下，创办新式公司遇到了诸多困难和挑战，要处理好与各方的关系。首先，建立新式公司、进行瓷业改良，需要巨额资金。江西瓷业公司最初设想是筹集资本40万元，但实际只有20余万元。［1］资金的不足，影响到公司最初设想的实现，进而影响到瓷业改良的持续深入。其次，企业发展和改革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社会运作体系，而近代中国多舛的社会环境难以保证产业改良的正常进行，江西瓷业公司也不例外。公司创办不久，就遭遇危机和压力，饶州分厂被迫停产。“公司经壬子之变，劫后余灰，本无改良之能力。时前总理正在病中，筹款为难，虽其时惟仰赖江西政府拨款维持，两厂得以恢复。嗣遭癸丑政变，续请拨款中止，饶厂因此停工。”［4］(P13)再次，采取新式生产模式需要大批掌握新技术的产业工人，这些产业工人培养成本会大大超过已有的成熟传统模式下工人成本。尤为关键的是，要操作机械制瓷设备，就要接受相关职业培训和教育，这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相悖，许多人不愿意接受教育后再从事相关的体力劳动。最后，生产体系改革要因时、因地、因势进行，景德镇瓷业改良既要借鉴吸收西式机械化生产模式的有益因素，也要从自身实际出发，要依据景德镇自然条件、人力资源、瓷业关系等制定发展政策。对于新成立的瓷业公司而言，要打破原有产业体系的影响力，展示自身的先进性，需要对新式技术体系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知，而在近代仓促的历史语境下，官方主导的瓷业改良群体显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1904年，安徽祁门县花费数十万巨资购买的新式瓷土加工机器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被迫弃之不用的现象就是例证。［6］诚然，这是任何改革都要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关键是，主张改革的地方政府和实业家在遇到上述问题时缺少有效的应对策略，自然会影响到改革的成效。作为景德镇最早创立的新式瓷业公司，江西瓷业公司在其近半个世纪发展历程中一直惨淡经营，并没有发挥其引领性作用。此后，景德镇也先后进行了多次新式瓷业公司的尝试，都无法达到其改良目标。

设立瓷业改良机构，进行原料改良和新式产品试制，以期引领景德镇瓷业发展。景德镇传统瓷器种类以日用瓷、陈设瓷等为主导，这种产品体系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相适应。与之相配套的是，瓷业生产体系也是经验型的原料开采、加工和产品烧制一体化的生产模式。但近代以来，生活方式也发生变革，需要各种新式产品。为了提升景德镇瓷业市场竞争力，当时江西地方政府设立瓷业试验改良机构，进行原料配制试验和新型产品研发。江西工业试验所成立以后，专门设立窑业部，进行各类试验。［7］(P137)但由于距离景德镇比较远，窑业部的试验无法与瓷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基于此，1928年，时任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周贯虹提议在景德镇设立陶业管理机构，专门负责瓷业改良。次年1月，江西省政府在景德镇设立陶务局，对陶瓷釉料、原料组成等进行化学实验和分析，邀请日本瓷业专业人才参与瓷器烧造实验和改良，并就景德镇精品美术瓷烧造提出了改良计划：“设立一规模最完整、设备最完全之正式制瓷工厂，以杜绝外瓷之侵入，而谋国际输出之发展，同时更设一美术品原料精制工厂，及建造新式瓷窑，以供美术品制造之需。”［8］(P76)但由于经费以及江西政争等复杂因素，1932年，陶务局再次并入江西省工业试验所内，其瓷业改良陷入停滞。1934年，杜重远应邀到景德镇进行考察，并在时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支持下再次进行改革。不同于前期改革者仅从生产和技术视角着手，杜重远以设立陶业管理局为核心，从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诸方面进行全方位改良，以期实现复兴。在生产方式层面，杜重远依旧认为传统手工生产模式是景德镇衰落的根本因素，主张以机械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为此，他提出应由政府出资建造新式原料精制厂和模范瓷厂，以起表率和示范作用。“设一原料精制厂，所有原料均由政府设法用廉价购入，用机器精制后，再以廉价售与坯户。同时再设一模范瓷厂，示以制瓷方式，合作利益，改烧煤窑，减轻成本。”［9］(P93)在地方政治改革上，杜重远认为，景德镇地方官员多人浮于事，并不真正了解和关心瓷业生产，要振兴瓷业，必须实现政治改革与产业改革相统一。“自民国以来，纯属放任主义，由地方官放任管理，而地方官不熟陶业情形，遇事敷衍，不肖之徒反而为发财渊薮，故景镇县长及公安局长素有肥缺之称。”［9］(P93)为此，杜重远举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阎模闿担任浮梁县县长，试图通过“立体化”的模式将改革理念推行下去。再次，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理念上进行思想变革是杜重远改革着力最多之处。为了培养新式人才和训练工人，陶业管理局设立了工人训练所和露天演讲所，宣传科学文化，提升瓷业工人素质。根据陶业管理局创办的《民众月刊》来分析，1935年，在景德镇设立的工人训练所分散为4处，共有1695人接受培训。由于诸多细节相关史料并未进一步披露，笔者无法确知其实际效果。但据陶业管理局设立的书报阅览处的实施效果来看，实际效果与期望目标应还有一定的距离。为了鼓励民众阅读书报知识，管理局以发放大众同乐会入场券为激励举措，但实际情况是，许多人为了得到入场券而到阅览室去。这种现象既妨碍真正阅读者，又因为入场券分配不公引发诸多怨言。［10］(P54)随后不久，杜重远卷入政治纠纷，且随着日本侵华加剧，其在景德镇的瓷业改革也于无形中停止。

设立国窑厂，恢复景德镇瓷业昔日荣光，为景德镇瓷业生产树立榜样，也是官方孜孜追求的目标。景德镇瓷业因民窑而兴，因御窑而鼎盛。明清时期，由于专门为皇家生产瓷器的御窑厂设立在景德镇，从而奠定了景德镇精品瓷的历史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景德镇瓷器成为彰显尊贵身份的象征符号，许多达官贵人均以拥有或者馈赠景德镇瓷器为个人地位的代表。清朝末年，御窑厂停产。民国时期，各方均希望利用御窑厂的品牌影响力，设立具有象征意义的国窑厂。1915年，袁世凯任命郭葆昌为九江关监督，并负责瓷器生产就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御窑体系的延续。［11］(P275)1936年，江西地方政府提出在景德镇设立国窑厂主张，并得到了各方支持。“刻闻赣当局为挽救瓷业计，拟依以前御窑厂制，设立国窑厂，以作示范指导之重心。此项国窑厂经陶业局拟定计划，咨送实业部审核，闻正由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促其成立。”［12］(P12)但后来由于日本发起侵华战争，时局多变，设立国窑厂，挽救近代景德镇瓷业的设想也无疾而终。

二、知识分子视野中的瓷业改良路径

近代景德镇瓷业衰落，同样引起了新式知识分子的担忧，他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分析景德镇瓷业衰败的原因，并就此提出瓷业复兴路径。大体而论，新式知识分子从地理位置、生产体系、技术系统、行业组织、瓷工素质、瓷业贸易等多视角分析了传统瓷业生产体系的局限性，认为要实现景德镇瓷业复兴，必须以新式的产业体系取代原有的手工模式。具体如下。

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和区位优势不明显是影响近代景德镇瓷业进步的外在原因。景德镇地处赣东北，周边群山和发达的水系保证了传统瓷业生产需要，无论是瓷业生产还是瓷器贸易都与景德镇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依托地势、因地制宜地进行瓷业生产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典型特征。但在新型交通模式和新式瓷业生产模式兴起后，区域优势不足成为限制景德镇瓷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许多人都提出了将景德镇瓷业转移到他处的主张。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应将景德镇瓷器生产转移到鄱阳湖附近，依托其发达的水系，实现原料、设备和瓷器运输的便捷：“景德镇磁器工业应移建之于此地。盖以运输便利缺乏之故，景德之磁常因之大受损失，而出口换船之际，尤常使制成之磁器碰损也。此地应采用最新大规模之设备，以便一面制造最精良之磁器，一面复制廉价之用具。盖此地搜集材料，比之在景德镇更为便宜也。”［13］(P149)这与江西瓷业公司的新式公司设立在鄱阳的设想是一致的。邻近长江水系的九江也成为各方改良景德镇瓷业的选择地，杜重远在江西瓷业改良过程中成立的光大瓷业公司就设立在九江。诚然，在交通便利的地区设立新式瓷业公司能够规避景德镇交通不利影响，但景德镇庞大的生产体系也促使各方考虑直接改善当地交通状况。有论者指出将景湖公路改为轻便铁道，以方便瓷器运输和降低成本；疏通景德镇到鄱阳湖的昌江水路，以便利水上运输等，实现景德镇陆路和水路交通的改善。［14］(P32)独特的地理位置是成就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的重要因素，在近代语境下，交通不便利已经成为影响景德镇瓷业进一步发展复兴的重要原因。但全部迁移到其他地方，放弃景德镇原有瓷业体系，也是需要考量和深思的问题。

近代传统瓷业生产体系在与机械化生产体系竞争中处于劣势，无法适应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是新式知识分子认为景德镇瓷业衰落的根本因素。针对落后的技术体系这一核心问题，他们提出近代中国制瓷业落后的原因就是沿袭传统瓷业生产模式，制作成本高、烧制方法落后，尤其是景德镇一直坚持原有的生产体系，长时间以来都不愿意进行改良。“我国磁器之制造，自昔皆用人工，迄今相沿，犹未改良。故出货迟钝，而成本綦重，兼之旧法烧窑，火候不匀损失尤重。而外磁皆以机制，迅速便利，整齐美观，万倍于我，国磁难与抗衡，不言而知。”［15］在整个瓷业生产体系中，窑炉烧造是关键环节，但近代以来，景德镇烧窑户为了自身利益，不断扩大窑炉面积，造成烧制不好和各种倒窑事故，对瓷业生产也是严重的破坏。“窑窠尺寸视火力周到为准，向者窑多而材足。三日一窑著为定式，故火候匀而坯不至于搁置。今窑数既远不如前。欲出财之多，惟有将窑窠扩大之一法。而以木材缺乏之故，火力所到与窑窠之尺寸不符。欲十日半月始出一窑，欲求其不生熟相间，不可得也。”［9］(P57)类似这样的观点是掌握话语体系的知识分子对景德镇瓷业进行批判的主要体现。在他们看来，要复兴景德镇瓷业，就要抛弃传统的生产模式，引入机械化生产体系。在此过程中，他们对于传统产业体系和从业人员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任何为传统生产者进行辩护者也被归入被批判行列。在此语境下，尽管传统瓷业从业者依旧主导着景德镇瓷业生产，但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作为生产的主体，他们对改革并没有多少话语权。这种新旧理念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景德镇瓷业改良的成效。

保守封闭、落后守旧的瓷工素质和僵化的行规是阻碍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作为区域性移民城市，景德镇瓷业从业者都是来自于周边地区，并依照不同地域和生产工序结成不同的地缘和行业帮会。但近代以来，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中的弊端也被认定为影响瓷业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瓷工生性好斗，动辄以罢工和械斗解决劳资冲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里的工人，大都没有知识的，赋性好斗。他们全然不知道劳资关系为何物，所以在昔时一到了四五月生意发旺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纠同的良机。他们的这种举动不只出于要求增加工资，有时因甲行的工人与乙行的闹意见，有时因他们自己的伙伴里打架，有时因其他原因，都足促使他们的‘逞窑’——即停止烧窑，以资威胁、要挟。”［16］(P233)在新式知识分子看来，瓷工只重视狭隘的自我利益，无论是生产旺季还是淡季，这些工人都不会专心生产。其二，工人不重视学习，墨守成规，难以适应新社会发展需要。“景镇工人，墨守旧法，不知改良，已为瓷业衰落之铁证。且所制物品，只求仿古，不求应用，故不合社会需要。”［17］(P26)在知识分子群体看来，景德镇传统瓷业工人只能不断模仿，因循守旧，难以意识到近代瓷业的快速发展变化以及新的知识体系在生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依靠这样的产业工人，是无法实现近代景德镇瓷业复兴的。只有通过新的知识体系培养现代产业工人，才能让景德镇赶上近代瓷业发展的步伐。因循守旧的行业机制也会阻碍近代瓷业发展，如：“瓷器施彩之普通法用绘画，而其特别法则用印画。印画者渗颜料于蜡纸作花鸟形，由纸直印于瓷器，此法功省而美观，实工业之一进步，向例只用之于略见烧坏之瓷器，以稍掩其窳枯。七八年前，忽有人施之于良瓷器，群工大哗，谓将夺绘画者生计也。罢工相要，甚至斗殴杀人，酿成大祸。”［18］由于新的贴花工艺影响到自身利益，彩绘业出现全行业的抵制，在景德镇传统从业者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知识分子群体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他们认为新的工艺有利于推进景德镇瓷业发展，就应该被大力推广，使其得到广泛传播。又如：“查景镇瓷业分类，尚属细密，果能本分之旨，力求进步，当见日就发展，更何兹有日趋退化之现象，惟考其内容，每以各专其业，各事操纵，同行中多以把持手段，以作渔利之张本。如做坯者之限制板数，即遇营业发达，需要赶造，亦仍泥守成规，互相监制。”［19］(P17)基于此，知识分子群体提出必须对景德镇传统行规和生产体系进行全方位改变，引入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

此外，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繁重的税收、洋瓷倾销和原料缺乏等也被认为是景德镇瓷业衰落的原因，这些也都是景德镇瓷业各方关注的焦点。但传统瓷业生产体系被新式知识分子认定为阻碍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他们坚定认为需要变革之处。

三、从目的论检视改良路径的实践困境

近代景德镇瓷业衰落的事实引发了有识之士的关注，进而提出了各种瓷业改良路径。从复兴瓷业和实现生产转型的视角来看，这种以“富强”为目标进行的生产体系改革理念无可厚非，也是近代瓷业复兴的必由之路。但无论是实践派的“身体力行”，还是知识分子“理想化”的改革主张，均未对近代景德镇瓷业体系产生根本性影响，传统生产模式依旧在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改革者所遭遇的困境。那么，是什么促使改革者坚持这种立场？新式改良群体忽视了什么？改革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是什么？对上述疑问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首先，激进改良主张与实践困境的二元冲突，延缓了瓷业改革路径的现代化进程。以民族复兴和追求现代化模式为圭臬的新式改革者，在对机械化生产体系“移植”过程中，因为过于急切地追求成功和依赖机械化产业模式的作用，忽视或者无视传统景德镇瓷业体系合理性与有效性，消减了其作用和影响力。新型改良群体多具有理想化、激进主义色彩，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现实的复杂性意味着社会改良既要有宏大目标，更需要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而后者恰恰是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群体最缺乏的，这使得新式改革陷入被动恶性循环模式之中，难以达到改革者所设想的目标。对此，《申报》曾有精彩的评论：“改良过急之失败。见外瓷输入额数日增，急起仿造，以图挽救，于是表里兼营，百务齐举，种种试验耗费合计不资，迨至效有可期，则又力难为继。西人营业计远利，不计近功，一切阶梯经验之资虽多不惜，我国人求利心切，一至旷日无功，则资难续集。”［20］改良群体并没有意识到近代西方国家成功背后的一整套复杂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模式，只是简单将甚或自己都认知得不成熟的改革理念引入中国，这种现象在近代景德镇瓷业发展过程中比比皆是。以江西瓷业公司为例，其创办新式瓷业公司耗资巨大，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面临着公司运营、产品风格、营销策略和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且不说改良群体是否意识到这些问题，至少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难度要远远超过预期设想。

其次，对传统瓷业从业者及其生产模式全方位否定，既不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更无法赢得他们的信任，给改革徒增难度和压力。改良群体对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模式全方位的否定，势必将传统瓷业从业者推向了改革的对立面，这无疑增加了改革的压力。费孝通曾提出新技术的引入要关注传统从业者的利益：“在一个充分利用体力劳动的经济里，引入一种新的动力，必然会有许多出卖劳力的人失去出卖劳力的机会。没有人应当主张维持体力劳动的经济，对于新技术自没有反对的理由，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新技术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组织相配合，也极可能引起对人民生活上有害结果。”［21］(P447)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发展模式，瓷业手工业城市景德镇是以“利益”为主导的社会结构和产业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融合了复杂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城乡关系、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等。貌似脆弱的生产模式背后蕴含了稳定的社会结构。任何调整和变革都会引发原有社会组织形式的改革，进而影响各方利益诱发冲突，前述由于贴花工艺的改良而引起的各方争端即是例证。

诚然，在近代化语境下，景德镇的衰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社会实际运转中，需要解决和处理的矛盾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近代中国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和西方的成功，使得早期改良群体主要全方位照搬机械化生产体系，但在长期分工协作中形成的传统生产模式也有自身的合理性，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命题。诚如任放所说：“由于历史机缘、地理及人文环境、区域经济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命题。”［22］具体就景德镇瓷业发展而言，其在长期的分工协作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此过程中，瓷业从业人员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自我调节”，构筑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模式。在整个瓷业社会运作中，技术革新是关键性要素，但绝非唯一的要素。“技术的改进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须的条件，一个社会的生活程度也决定在生产力，但是单就技术上求改进却并不一定能提高社会上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因为这里还包含着一个分配的问题，那就是，从新技术中所增加的生产结果不一定能分给社会上大多数人民。”［21］(P447)换言之，如果把整个瓷业复兴单纯寄托在技术革新上面，本身就是对工业化的一种浅显的认知，自然会削弱改革的成效。

再次，缺少强有力、持续的改革力量，影响到瓷业改革成效。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中国近代化历程是学习模仿其他先进国家的历程，曾经在世界上具有引领地位的景德镇传统瓷业转型亦是如此。对于景德镇而言，要实现改良群体提出的目标，既要有强有力的国家力量，也要有雄厚的资本支撑。但在近代中国多舛的历史语境下，二者均不具备。就近代不同时期各方提出的景德镇瓷业改革模式来看，有大同小异之处，无非是设立新式工厂，进行技术改良，采用机械化设备生产。但在时局动荡的近代中国，当时的江西政府也无法持续地将改革举措推行下去，经常由于人事变动而影响改革的持续深入。1911年以后，江西瓷业公司附设中国陶业学堂多次因为经费问题而被迫停办，瓷业公司的经营也因此受到影响。杜重远在景德镇进行的改革亦是如此，因为卷入政争而戛然而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力量支持，改革成效自然大打折扣，甚或无疾而终。这种情况对后发追赶型的国家消极影响甚大，毕竟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强大国家力量支持，就无法实现既定目标，这从景德镇多次新型瓷业生产改良的效果不佳就可得到证明。此外，设立新式瓷业公司，进行瓷业改革，最为关键的是技术和人才，二者均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过程中，官方投入能力不够，民间资本不积极，自然影响改革的深入发展。深入探究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也与景德镇传统瓷业生产模式有密切关系。“窑户不须大资本，有数百元千元即可，开办而获利厚且速，一二年间千金可立致。”［20］对瓷业生产者而言，这种低投入的特征会避免因为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失败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如同弗兰西斯·福山论述的那样，“唯有在市场需求量大到足以利用最低效益规模时，经济规模才能够显现作用。除非确知投资成本能从未来大量销售产品而回收，否则小公司绝不会投下巨资去订做昂贵的工具机来生产某种零件”［23］(P346)。但在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者的设想里，多是动辄几十万的投资，而这种大规模的投资也就自然将传统生产者排斥其外。这也就意味着众多改革方案多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

总之，景德镇瓷业近代化的历程，是中国传统手工业乃至近代中国工业转型的缩影。改良群体在追寻瓷业近代化历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有力证明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命题。费孝通在对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提出了极具启发意义的观点：任何社会变迁过程必定是一个综合体，社会制度的成功变革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为此，费孝通主张，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变迁过程中，传统力量和新的动力是同等重要的，只有有效地将大家组织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目的。［24］(P3-5)这一论断也非常适合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从本质论的视角出发，近代瓷业改良群体把握住了造成近代景德镇瓷业衰落的根本因素是传统产业体系的落后。但在路径选择过程中，因为过于急切地追求成功和依赖机械化产业模式的作用，既忽视或者无视传统景德镇瓷业发展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影响到传统瓷业从业者的利益，使得新式改革理念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这与改良群体的初衷以及景德镇近代瓷业发展目标都是相悖的。诚然，采取机械大工业生产模式，推动瓷业发展转型是实现景德镇瓷业复兴的必然之路。笔者基于路径改良视角的论述，绝非否定改良群体为实现景德镇瓷业复兴而做出的开拓性贡献，只是力图进一步揭示近代景德镇瓷业改良的复杂性。如果改良群体基于景德镇传统发展模式特征进行改革，进而为瓷业转型提供合理化的路径，或许又是另外一番情形。在传统产业转型的历程中，结合不同地域和行业发展特色的多样化路径才是改革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