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莉莉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政治仪式是承载特定政治信仰、价值目标和权力关系，由政治权威主导的一种规范化、象征性的政治行为，是仪式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和表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抗战周年的纪念，不仅积极筹备纪念活动、发布宣传口号，而且多次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公共纪念仪式。本文在系统梳理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的发展历程及纪念大会仪式展演程式的基础上，探讨“七七”纪念大会仪式的多重功能，以期从“七七”纪念大会仪式维度探究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并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历史轨迹和内在逻辑。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的历时性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开始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其中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纪念活动当属“七七”抗战周年纪念。1937年“七七”事变吹响全民族抗战的号角，为鼓舞全国军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当时的国民政府将每年的7月7日定为抗战建国纪念日，并规定在7月7日当天“全国各省县市连边区及沦陷区域在内，应该举行追悼大会，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公祭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1]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边区民众坚持抗战，也在每年的7月7日这一最具现实意义的“国定纪念日”当天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1938年7月7日“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国共两党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七”抗战纪念既与国民党主导的“七七”纪念保持一定程度的统一，又具有鲜明的共产党人特征。尤其是在一些年份将“七七”抗战纪念与“七一”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合并形成“七一”——“七七”纪念周，通过一系列仪式展演将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

1938年6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印发《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提出“七月七日为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2]，决定组织“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2]，在纪念宣传周内“要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各种群众团体中与广大群众中，采用各种口头的，文字的，绘画的，墙报的，戏剧的，歌咏的，会议的，座谈的，群众大会……等宣传方式”。[2]延安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还商定“每日由各单位负责进行各种扩大宣传”[3]，将7月1日到7日分别定为工人日、学生日、抗战运动日、妇女日、青年儿童日、商人日、自卫军日，并由工会、陕公、抗大政治部与体育委员会、妇联会、青救会、市商会、保安司令部及后方政治部分别负责各日的组织宣传和晚会等。这是历史上的首次“七七”抗战周年纪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发布建党周年纪念的文件，第一次举行群众性的纪念活动来纪念党的生日。1938年陕甘宁边区的“七一”——“七七”纪念宣传周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及抗战一周年这一仪式时间及其所蕴含的政治知识通过一系列纪念大会的仪式活动融入边区各界群众的历史记忆。

陕甘宁边区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虽然没有像1938年那样明确提出将中共诞辰纪念与抗战周年纪念合并为纪念宣传周，但边区各地在组织纪念大会时也常将“七一”和“七七”并提，既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也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并积极开展抗战动员，使广大群众在仪式参与中增强对中共抗战的认知和情感共鸣。如1940年合水县举行“七一”“七七”纪念大会，发言中既阐发“纪念抗战三周年与纪念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的意义”，[4]也回顾“中共英勇奋斗的历史”；[4]陇东分区党政军民各界举行抗战三周年及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大会，会后举行了数千人的游行示威，“这样的盛况，在陇东以前是很少有的”，[4]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热情和情感支持。194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在宣传要点中强调：“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5]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第一个在党内党外全面开展“七一”纪念活动的指示。显然，“七一”纪念借助“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的大规模仪式展演拓展中国共产党在党外群众中的影响力。

194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暨抗战五周年之际，陕甘宁边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盛大纪念，各部队、机关、学校继7月1日放假1天后又于7月6日、7日、8日放假3天(工人7月7日放假1天)并举行会餐。虽然在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中没有明确提出“七一”——“七七”纪念周，但延安市俱乐部协会、青年俱乐部等团体“为庆祝中共二十一周年及纪念抗战五周年”特组织“七月活动”招待各界，7月2日、4日晚上7时到9时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杂技晚会，7月3日晚7时开始在南门外操场举行广场晚会，7月5日、6日晚上举行跳舞晚会，[6]实际上形成了共同纪念“七一”“七七”的舆论氛围。纪念活动的高潮是7月7日下午4时在延安南郊广场举行的抗战五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延安党政军民各界1万余人参加，“全场肃穆庄严，为延安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集会”。[7]

1943年的“七七”纪念大会是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抗战周年纪念仪式的一个重要转折。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趁机叫嚣“取消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8]并由胡宗南统一指挥部队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延安“七七”纪念大会“是一个严肃热烈紧张愤激的大会”，[8]朱德在演讲中明确提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抗战的胜利”，[8]会场3万多群众群情激奋，高呼“动员起来，拥护共产党，誓死保卫边区！”[8]鼓掌声与呼口号声震撼山谷，大会持续5个多小时，有13人相继演讲，“每一演讲，均与台下三万群众之紧张心情，联为一气，掌声口号声，震天动地，此呼彼应，犹如浪潮起伏，循环不绝，演讲者时时被打断，群众情绪之激昂，为任何大会所未有”。[8]“七七”纪念大会成为拥护共产党、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成为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反共气焰的誓师大会，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鼓吹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之际，明确喊出了“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救星”。[8]其他地方的纪念活动还注重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例如陇东地区将纪念“七一”“七七”两个节日与生产和整风两大任务相配合，“以达到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两个节日的目的”。[9]

1944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战时国共谈判也到了最为关键的一年。随着中外记者团访问陕甘宁边区、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以及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为更好地配合阶段性中心工作，1944、1945年延安的“七七”纪念大会在规模和规格上有所降低，一般采取分区分部门举行纪念大会的形式。纪念大会参加人数一般有千余人，由延安市市长或部门负责人宣布开会并讲话，程序减少，内容以演剧为主。

总之，自1938年始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日开始纳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念日谱系，在纪念日当天举行边区党政军民各界广泛参与的纪念大会仪式成为陕甘宁边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周期性操演的“七七”纪念大会仪式建构了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时空，并在日积月累中形成了规范化的仪式操演程式。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的操演程式

仪式通常是指“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10]1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七七”纪念大会在全面抗战周年纪念日这一象征性时间，通过反复使用饱含情感影响力的象征符号，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仪式操演程式。

1938年7月7日上午10时，在延安南门外大操场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大会是“七一”——“七七”纪念周宣传活动的高潮。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筹备处负责人齐华宣布开会，到会群众一万余人全体起立唱义勇军进行曲；2.推定大会主席团，并由主席恭读总理遗嘱；3.主席团代表洛甫致开会词；4.举行公祭，在司仪柯仲平指挥下，鸣炮23响，奏哀乐，主祭高岗领导全体群众向抗日阵亡将士灵位行三鞠躬礼，胡守愚朗诵祭文；5.举行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奏哀乐，大会主席团向死难者呈现花圈(之后原定的首长训话及群众团体代表演说因大雨省略)；6.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委员长的通电、宣言及推定向蒋介石献旗的代表，闭会。[11]其他地区的纪念大会仪式相对简略，如洛川的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军事操作检阅；2.大会主席向群众解释大会的意义；3.宣读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朱彭总副司令的祝贺电文；4.呼喊口号；5.会餐；6.游艺大会(唱歌演剧比赛)。[12]

1939年7月7日，在延安文化沟大操场举行“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二周年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奏乐开会，全体万余人肃立唱国歌；2.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报告开会程序；3.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4.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开会词；5.向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祭，全体肃立，奏哀乐，林伯渠恭读总理遗嘱，在场人员低头静默三分钟以示哀悼，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敬献花圈；6.第三次奏乐，恭读追悼阵亡将士祭文(边区主席林伯渠主祭)；7.王明讲演；8.邓小平讲话；9.宣读大会致国民政府电、致八路军新四军电，会场一致举手通过；10.曹力如领导高呼“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等口号，散会。[13]其他地区的纪念大会规模小且仪式不尽相同，如安定县中区的“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大会到会数百人，仪式操演程式是：1.会前对各学校学生进行政治测验和检阅自卫军；2.大会开始后推举主席团；3.大会报告开会意义；4.讲演；5.高呼“纪念七七加强生产和学习”等口号；6.游艺晚会。[14]庆环分区的“七七”纪念大会到会一千多人，仪式操演程式是：1.主席报告纪念抗战两周年的意义；2.保安司令部司令员、保安科科长等讲话，指出两年抗战的经验教训，更指出“投降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3.通过大会致前线将士的通电；4.呼喊口号，散会，会后由农村剧校演剧。[15]关中分区一千余人参加“七七”纪念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主席报告开会意义；2分区党委书记报告目前的政治形势；3.友方副官讲话；4.晚会游艺节目。[16]总体来看，报告开会的意义以及组织演讲，是各地纪念仪式的固定环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助仪式活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形势的努力。

1940的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由于下雨推迟到7月9日举行，下午五点半在延安文化沟大操场宣布开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宣布大会开始，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2.大会主席高自立讲话；3.宣布全体同志起立向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哀；4.朱德讲话；5.边区宣传部部长李卓然讲话；6.日本友人多田好夫讲话；7.宣读大会致全国电，致全国抗日军人家属电，致八路军新四军贺电；8.主席高呼“坚持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会议在雄壮的歌声中散会。[17]

1941年的“七七”纪念大会于7月7日下午5时在延安文化沟体育场举行。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宣布大会开始，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2.朱德讲话；3.国民政府军委会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周励武讲话；4.叶剑英讲话；5.日本人小林代表日本在华士兵反战同盟延安支部讲话；6.通过致前方将士及全国人民、致八路军新四军、致抗日阵亡死难将士家属、致苏联人民及斯大林同志等的通电；7.呼喊口号，散会。[18]

1942年的抗战五周年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于7月7日下午4时在延安南郊广场举行。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鸣炮开会后，通过大会主席团；2.大会主席林伯渠领导向国旗、总理遗像暨抗日阵亡将士行三鞠躬礼；3.恭读总理遗嘱及祭文；4.全体肃立为殉国烈士默哀三分钟；5.朱德讲话；6.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讲话；7.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讲话；8.国民政府军委会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周励武讲话；9.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分别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敬献“东方列斯”“旷世英名”锦旗，由林主席代收；10.通过致蒋介石委员长暨全国抗日将士电、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电；11.高呼口号，散会。[7]

1943年的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因雨延期于7月9日下午4时在延安文化沟体育广场举行。大会仪式操演程式是：1.大会主席林伯渠恭读孙中山先生遗嘱；2.为抗战死难将士默哀三分钟；3.林伯渠致开会词；4.朱德、贺龙、高岗、李鼎铭、吴满有、萧劲光、刘少奇等13人演讲；5.通过大会通电；6.呼喊口号，散会。[8]

1944年延安的“七七”纪念大会于7月7日在延安分为东、北、南三区进行，下午3时在市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者达3千人，会前先由保安处秧歌队演出四个节目，宣布开会后延安市市长讲话，讲话完毕，民众剧团演出秦腔剧。北区由留政宣传队下午5时在文化沟演出六场活报剧；东区方面，东关下午由延大鲁工团演出歌舞活报剧“敌后军民团结打日本”，后又在桥儿沟延大第二部演出一次，两处观众皆有千人左右。[19]

有机水果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生产技术标准要求较高，在果树栽培过程中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生物调节剂。有机果树施肥应该以有机肥为主，禁止使用化肥，有机肥主要选择完全腐熟的农家肥，或沼气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沼液沼渣，有条件的种植户推广使用生物菌肥。

1945年“七七”纪念于7月7日下午在延安新市场举行，商人子弟学校演出“一把米”“金耳环”等备荒秧歌剧，晚间除各机关、工厂、学校分别举行纪念晚会外，并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群众大会，到会有延安各机关代表及延安市群众千余人，延安市市长讲话，最后，大会向八年来为抗战而牺牲的死难将士致敬。[20]

由此可见，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七七”纪念大会的仪式操演程式主要包括通过大会主席团名单、致开会词、恭读孙中山总理遗嘱、向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哀、中共领导人讲话、国民党方面代表讲话、通过大会致全国抗日将士电及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电等通电、呼喊口号等。陕甘宁边区其他地区的“七七”大会仪式没有恭读总理遗嘱、向阵亡将士致哀等环节，主要包括推举大会主席团、报告开会意义、讲演、高呼口号和游艺等程式。中国共产党在每年的7月7日抗战周年纪念日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重复操演相同的仪式，这些“重复性的仪式行为有时看似冗长，但这些因素也正是引导情绪、形成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的重要手段”。[10]12事实上，“频繁的群体集会，飘扬的旗帜，嘹亮的歌声，群情激昂的口号，振臂如林的高呼”[21]甚至成为延安知识分子回顾延安岁月的核心记忆。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的政治功能

仪式行为作为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重要方式，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儿·涂尔干指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22]而群众大会则是展示大众支持、传递象征性讯息、塑造特定形象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的仪式展演通过一系列象征符号在塑造政党形象、唤起思想共识、建构历史记忆、激发情感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政党形象

随着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参加到全民族的抗战中来。“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抗战的大旗，而举办规模宏大的“七七”抗战大会则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塑造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政党形象提供了契机。

1938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在《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就强调“一年来的抗战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正确”，[2]在宣传要点中要求“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斗争中的伟大贡献，特别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现时抗战中的作用”。[2]在纪念周的宣传活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抗战贡献是宣传的重点，如1938年的“七一”——“七七”纪念周，抗日军政大学在筹备宣传动员时专门拟定“抗战一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抗战一周年中的八路军”[23]等主题，西北青救会也拟定在7月5日的青年日宣传活动中热烈的讨论“中国共产党在今天抗战中的作用及地位”。[24]193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的《抗战二周年纪念宣传要点》强调“二年来的抗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到底，为彻底的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政党，是坚决拥护与实行国内统一团结的力量，是主张与实施抗战的各种正确政策的模范”。[25]1943年面对国民党掀起的新一轮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上，会场“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6]等标语口号，也明确传递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尤其是朱德号召边区军民起而自卫的讲话后，“会场的情绪更加激动了”，“‘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口号，在全会场怒吼着，延长了十余分钟”。[8]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会场群众的高度认同和积极响应。

在“七七”纪念大会上，除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外，还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战绩进行公布，如1939年全面抗战二周年之际公布两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击溃敌军十一万六千八百余人，俘获日军五百余人，俘伪军一万两千七百人，缴获步枪二万六千八百余支，轻机枪六百二十余挺，重机枪一百十余挺”；[25]朱德在延安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打了一万多次仗，消灭了十几万敌人，缴获了各种新式武器”[17]等战绩；1943年朱德在延安纪念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上也强调：“我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他们打击了敌人在华的半数兵力”。[8]共产党在对敌作战中的英勇行为和艰苦抗战中的牺牲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持抗战的政党，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保障。正是由于忌惮“七七”纪念仪式的巨大宣传动员能量，陕甘宁边区一些国民党县长甚至阻挠举行“七七”纪念大会的仪式活动，“令群众从七一起天天早熄灯早睡觉，迟起床，不准随便上街行动，违者受罚”。[27]

(二)唤起了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思想共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举办的“七七”纪念大会虽然具有鲜明的共产党人的特征，但也融合大量国民党的政治符号，意在唤起国共两党团结合作的思想共识，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大会仪式操演程序上，由中国共产党的大会主席带领大家向国旗、总理遗像及国共两党抗日阵亡将士行礼，恭读总理遗嘱及祭文，为阵亡烈士默哀三分钟，最后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的通电、宣言等，既与全国其他地方的“七七”纪念仪式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统一，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纪念仪式的主导作用。

在纪念大会的发言环节，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致开会词和讲演，也特意安排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发言，如1938年延川举行的“七七”纪念大会依次由国民党县长和中共县委书记分别报告抗战一周年经过及中共十七周年历史；[12]1939年三边的“七七”纪念大会上“演讲者除各机关代表外，并有友军长官”，[28]关中的抗战两周年纪念大会也安排“友方某副官讲话”；[16]1942年延安的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上，除朱德总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相继讲演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周励武亦在大会上发言等等。国民党代表在陕甘宁边区的“七七”纪念大会上发言，不仅象征着国共两党正站在一起共同抗日，也向边区民众传递着国民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政权、肯定中共抗战贡献的重要信息。

在纪念大会的仪式口号上也凸显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题。如1939年7月7日，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二周年追悼阵亡将士大会结束时，全场高呼“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13]“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13]等口号，与会场外南城墙上白粉黑墨的大幅标语“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反共活动”[7]交相辉映，烘托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浓厚氛围。在1942年延安抗战五周年纪念大会上，会场上悬挂的题为“加强团结，渡过难关，光明就在眼前”[7]的一幅巨画最为引人注意，画中为“两兄弟军人，一着呢服皮鞋，一着布服草鞋，结结实实地，互相挽着两腕，挺步前进，左右前后有无数的盟国军人团聚期间，而轴心三鬼，则都爬伏在他们面前”。[7]画中结结实实互相挽着的两兄弟军人，显然是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形象的隐喻，而国共两党紧密团结与同盟国一起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正是“参加大会者的共同期望与信心”。[7]

(三)建构了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历史记忆

周期性的仪式操演有助于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建构并传递历史记忆。保罗·康纳顿指出：纪念仪式“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它们重演过去，以具象的外观，常常包括重新体验和模拟当时的情景或境遇，重演过去之回归”。[29]陕甘宁边区“七七”纪念大会的仪式操演就为中国共产党回顾自身革命历史，建构中共英勇奋斗的历史记忆提供了绝佳的平台。

借助纪念大会的仪式语言回顾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为了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历史，强化了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信赖。“仪式语言特别是充满韵律节奏的标语口号，经民众的反复朗诵和传播，使中共的革命主张、纲领、路线等抽象化的政治话语通俗化为民众的日常用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政治认知和态度，从而很好地发挥了仪式语言的规范效力。”[30]1938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就公布了“拥护十七年来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31]“拥护最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31]“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忠实执行者的中国共产党”[31]等纪念口号。在1943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延安“七七”纪念大会上，朱德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的历史后指出：“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全边区人民的救星，是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8]会场3万群众情绪激昂，“鼓掌声与呼口号声震撼山谷”，[8]大会仪式唤起边区民众强烈的心理共鸣和历史记忆，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拥护达到了高潮。

(四)激发了边区军民投身抗战的情感力量

仪式对参与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借此人们时常沉浸在热血沸腾的集体情感中”。[32]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也认为仪式是“具有增强作用的集体情绪和社会整合现象”。[3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七七”纪念大会在边区群众的全情参与中唤起强大的情感力量，极大地激发了边区广大群众建设边区、投身抗战的热情。

《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提出在纪念周要通过宣传使边区民众“清楚认识边区已成为直接抗战地区，要使各方面工作，都时时刻刻战斗的准备着、迎击日寇的进攻”。[2]1938年7月4日妇女日游行示威的队伍高呼“发扬边区妇女的英勇精神，为保卫边区而斗争”！[34]7月5日青年日“全城满布鼓励青年积极参加抗战，及呼吁全国青年运动统一的标语传单”。[11]7月6日商人日的纪念大会号召商人们“应该紧急动员起来，进行抗战动员工作，帮助政府筹集抗战经费，坚持抗战到底！”[11]7月7日抗战建国日张闻天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上呼吁“全边区的同胞，不分党派阶级，不分男女老少，应该更加紧密的团结在边区政府的周围”，[35]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尽一切力量去参加神圣的民族抗战”。[35]1940年延安抗战三周年纪念大会上，大会主席高自立指出“过去边区人民及延安各界对抗战工作尽了最大的力量，作了全国的模范，今后更应发扬优点，克服弱点，继续努力于神圣的抗战事业，我们一定能得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7]1943年，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传要点中强调：“要大大宣传今年边区生产运动的伟大成绩，使边区军民生活不仅日益改善提高，而且奠定了丰衣足食的基础，并更有力量来援助前线”，[36]并印发了“干农业的同志们，努力锄草，多锄、细锄，增加收成，向劳动英雄吴满有看齐！”[36]“干工业的同志们，开展赵占魁运动，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数量！”[36]“机关学校部队工作人员们，关心自己的菜地，努力业余生产，多养猪，努力节约，保证‘丰衣足食’！”[36]等纪念标语，纪念大会“至八时多才散，群众情绪愤慨”。[37]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背景下，陕甘宁边区的“七七”纪念大会通过充分发挥政治仪式的教育功能和情感渲染功能，大大激发了边区群众建设边区、保卫边区的热情。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年“七七”纪念大会上对抗战阵亡将士的追悼，“将牵挂死者的群体情感转化为普遍的情感和行动”，[10]76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抗战士气和投身抗战的热情。

政治仪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理解政治生活不能忽视仪式维度的重要性。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仪式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从1938年的“七一”——“七七”纪念周，到此后每年在抗战周年纪念日当天举行的“七七”纪念大会，成为陕甘宁边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件。周期性操演具有规范性、重复性、象征性和神圣性的仪式安排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成为表达政治诉求、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和平台，进而将当时尚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与全民族抗战以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